马兴智

“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韦拔群，启明星子带福照，革命带来好福音！”这是广西艺术学院推出的大型民族歌剧《拔哥》中的一段歌词，这段主题曲不断在笔者的脑海里回旋萦绕，久久挥之不去。剧中震撼心灵的戏剧场景、“拔哥”感人至深的理想追求、优美动听并极具广西民族特点的音乐旋律、高度还原历史的舞台风貌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它整体艺术品质上所达到的高度在近年众多广西原创舞台作品中脱颖而出。

一、整体艺术定位求真、高尚

歌剧艺术的发源地是在西方国家，20世纪初引入到了中国。歌剧艺术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一直面临着如何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原创歌剧在剧本创作的叙事方式、音乐旋律创作的民族性以及舞台的艺术呈现上都要找到属于我们本民族的艺术特质，要讲述一个民族英雄的革命事迹以及“全部世界观的客观实际情况”[1]同时还要把这些特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这样的要求对于非专业艺术团体的高等艺术院校来说，原创歌剧创作可谓十分不易。

首先，歌剧《拔哥》的创作选择了一个真实而崇高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熟知的英雄先烈为我们的幸福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韦拔群就是其中之一。韦拔群是广西东兰人，壮族，由于深受各族人民的敬爱，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拔哥”。邓小平曾为韦拔群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这部歌剧的剧本创作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深度挖掘了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之一，壮族人民的好儿子韦拔群同志的革命史。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韦拔群“散尽家财为革命，一生为改造旧世界，谋求光明建立平等的新社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的传奇革命故事。突出重点，通过几个篇章有机地串联，艺术性地的再现了韦拔群同志“开展武装斗争”“创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三打东兰”“共产共耕”等历史事件。同时，在“拔哥”咏叹调中大胆地引用韦拔群同志原话，并巧妙地运用《国际歌》的旋律作为穿插，使当年回响在列宁岩中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在舞台上重放光辉。

其次，展现民族风格，追求唯美、壮烈的艺术呈现。歌剧《拔哥》的创作体现的艺术美感是真实、美好、乐观、悲壮。主创人员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那个硝烟弥漫的历史时空，在壮美的八桂大地上一曲抗争、悲壮的英雄赞歌。广西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地，自古有着“歌海”的美称。莫军生、曾令容作为广西土生土长的作曲家，对于广西原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在歌剧中每一幕的唱段，无论是原生态唱法的引入，还是广西彩调剧中的对歌、东兰山歌“莲花调”以及合唱部分红水河音乐的主题动机的发展，都凸显出广西音乐风格特色，使整部歌剧民族特色鲜明，别具一格，意境深远。舞美设计在有限的舞台环境下，准确的把握住了故事发生地的特征，运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把舞台实景与LED与投影特效融为一体，使列宁岩、魁星楼、壮族房屋建筑，以及具有象征英雄的红棉树在舞台上唯美呈现。

二、整体艺术创作精致、大气

歌剧《拔哥》整体艺术气质表现上乘，来自于歌剧所包含的编剧、作曲、导演、舞美、服装等各个主创环节整体艺术创作水准的高追求、高标准、高水平，在整体艺术创作上呈现出精致、大气的风格。如果说编剧、作曲把握住了该剧整体审美品格的话，那么其他各创作主体在这一审美品格的要求下，各自完成了其所属艺术门类的创作。全剧从前期的剧本音乐创作到舞美服装设计，再到主演、群演、交响乐团以及灯光录音等各个环节都由广西艺术学院独立完成，体现出广西艺术学院作为综合类艺术高校，其各个院系之间的协同配合，资源共享的优势。

在戏剧的叙事结构上，歌剧《拔哥》遵循故事情节集中，以事件表现人物的结构模式，紧紧抓住韦拔群同志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表现劳苦大众艰苦奋斗闹革命的同时，也展现了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将韦拔群、张云逸、陈洪涛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春妹、小勇、蓝老爹等艺术创作的虚拟人物相结合，保证作品真实性的同时也为剧本的艺术加工留出了创作空间。在“拔哥”这个人物的创作中，除了表现他的英雄事迹外，也加入了他对爱人的思念，对同志的关心，使其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从讲学革命理论到组织农民武装，再到百色起义整编红七军，在革命的历练中完成了心路历程的成长，升华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行为，直到最后牺牲。

蓝老爹是歌剧中的线索人物，在剧情的展开、推进的重要节点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一开场对地主恶霸的控诉到两个儿子的英勇牺牲后更加坚定了革命斗志，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瑶族老人身上展现了革命斗争精神。全剧的结尾以蓝老爹的咏叹调《唤君还》收场，韦拔群同志牺牲后头颅被砍下示众，蓝老爹冒死用竹篓背回了他的尸体，以悲凉的唱腔唱出“竹篓背君猿鸣哀，杜鹃啼血动心怀，苍发苦泪共冷月，长啸千山唤君还。”咏叹调由低沉逐渐推进，最后以高亢并伴有哭诉的唱腔表达了对拔哥怀念，使听者潸然泪下。

在音乐创作上，莫军生、曾令容两位作曲家准确地抓住了全剧叙事性、抒情性的情感特征，注重音乐创作的现代性。钱中文先生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和启蒙精神。”[2]在歌剧创作中可以理解为是作曲技术与审美意识相融合的一种表达。作曲家认真研究每个角色剧中的定位、身份、年龄以及心理状态，通过每一位主人公推动剧情的叙事性表达和内心情感的真挚抒发，唱出了人物的灵魂。如“拔哥”演唱的《仰天长啸裂苍穹》《入党誓词》；秀梅演唱的《化雁随风去》；蓝老爹演唱的《唤君还》；二重唱《多么渴望》；合唱《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等，都将特定情境下主人公的情感抒发到了极致，这些歌曲雄浑大气、深情优美，既有个体小我的情感表达，也有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理想的讴歌。音乐变化多样与剧情结合紧密，时而柔美，时而恢宏，有战争胜利的欢快，也有同志牺牲的挽歌。另外，该剧在音乐创作上进一步拓宽了创作思路，在人物的唱腔设计上做了大胆的尝试。歌剧《拔哥》的主要角色的唱腔，都是从人物的身份、性格出发，演唱不再拘泥于西方传统歌剧以美声唱法为主体的单一声种声音组合方式，以及中国民族歌剧以民族唱法为主的声音组合方式。而是融合了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等多种组合唱法，充分体现了现代感和民族元素。同时，为保证剧情发展的流畅，采用了台词和宣叙调结合的方式，整体剧情过渡和谐自然。

舞台美术为剧情的展现和人物情感提供了展示空间。受制作成本以及演出场地条件的制约，舞台美术设计在简约的基础上并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一方面运用舞台高低层次的变化表现东兰群山的地貌，按比例实景还原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原貌；另一方面，通过象征性符号勾画出壮族山寨建筑的形象。在服装设计上高度还原当地壮族、瑶族服装样式，无论是面料、色彩的搭配，还是帽子、头饰设计处处细节独具匠心。

三、演唱表演与戏剧场面处理彰显艺术功力

舞台艺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导演对于戏剧场面的处理以及演员在舞台上的精彩呈现。《拔哥》的导演曾诚、龚坚对戏剧场面的处理，极大地提升了该剧的艺术品格。《文心雕龙》所言“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3]曾诚作为总导演的同时也是该剧编剧之一，在剧本创作之初就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于全剧的剧情发展，每个人物角色的设定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导戏过程中对戏剧冲突、演员情绪、台词唱腔等方面的排演细致入微，常常为台词中一个词的语气、唱腔中的一段情绪而反复斟酌，以达到尽善尽美。对于戏剧场面的重视是龚坚的一贯追求，他大胆运用写意手法，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了“拔哥”的革命精神，序幕中一条从天而降的红绸即代表了红色革命基因，和投影中的红水河融为一体，瞬间将观众带入剧情之中。两位导演相互配合把戏剧表演与舞台场面处理精美呈现，展现出了导演的基本功，令人叹服。《拔哥》中诸多戏剧场面犹如电影定格镜头一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拔哥”不知道自己的爱人秀梅已经牺牲，被困山洞疾困缠身他思念自己的爱人，在这一场景处理上导演让秀梅站在纱幕后面虚化出场，通过光线的变化，让现实中的“拔哥”与牺牲的秀梅展开一段阴阳两隔的凄美二重唱，优美的旋律中唱出心中美好的渴望，这样的处理有力地提升了主人公此刻的情感抒发，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众所周知，电影电视作品是导演的艺术，而舞台作品则是演员的艺术。导演的构思，作曲家的音乐变化，所有的戏剧冲突舞台呈现都需要演员来完成。歌剧《拔哥》的成功上演与全体演员不计得失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这部剧主演全部来源于广西艺术学院优秀的声乐教师。男一号“拔哥”的扮演者仵威，是一位出色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参演过多部歌剧具有丰富的演出经历。在这部歌剧中，“拔哥”的戏份贯穿始终，几首咏叹调都极具难度，是对男高音的一次挑战。仵威出色地完成了演唱的同时，在表演上也可圈可点。尤其是“拔哥”被叛徒出卖，中弹牺牲前的一段咏叹调，既要表演“拔哥”中弹流血将死时的虚弱，又要表现“拔哥”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英勇就义的光辉形象，那一瞬间的回光返照式眼神与动作变化，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有力地催发了戏剧情感和戏剧张力，把全剧推向高潮。另外，剧中反派角色“刘三”的扮演者沈明春老师，通过不断地研究剧情、揣摩人物，把一个阴险狡诈的地痞恶霸刻画得入木三分，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作品存在的不足与思考

歌剧《拔哥》，作为一部由艺术院校打造的原创作品，在艺术品质与舞台呈现上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同时，笔者作为执行导演和演员之一也深刻认识到作品还存在一些不足与改进的空间。

首先，剧本还需要更加凝练，使故事更加合理，戏剧矛盾更加突出，人物的塑造要在故事情节之内，才能真实感人；在修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剧本的格式完善整理；除了台词需要更加准确精炼外，歌词成为故事的载体的同时还要增加艺术性。其次，音乐在一些场景中的表现还可以更加准确，例如蓝老爹得知两个儿子在攻打东兰牺牲后，音乐的渲染和情绪的转化都略显生硬。反面角色军阀“韦龙虎”的唱段音区偏高，唱腔过于雄壮，没有把反面角色阴狠毒辣的性格表现出来，唱腔可以调整的更低沉阴险；独唱与合唱在该剧中占有大量篇幅，尤其是男主角“拔哥”的独唱部分过多，从音乐与剧情的角度来看减少独唱的同时重唱部分的篇幅还需要有所增加。最后，戏剧表演层次与细节把握方面以及舞台工种之间的配合还有待提高。音乐剧不同于话剧，必须在音乐的律动节拍中完成戏剧的表演，这对于演员的要求就更高，由在校学生担任的群众演员在表演上还比较欠缺，需要在表演课中继续提高。音乐剧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需要灯光、音响、道具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这一方面艺术院校与专业戏剧院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需要不断打磨以形成默契。

结 语

歌剧《拔哥》从确定主题到创作排演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主创团队以饱满的热情和斗志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把韦拔群同志的光辉事迹屹立在舞台之上。《拔哥》能够入选第四届中国歌剧节并荣获优秀剧目奖，不仅是广西艺术学院发挥优势，开展艺术实践、课程思政、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学校用生动的艺术语言讲述建党百年的革命先烈、党史人物、感人故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重温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在缅怀先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抚今追昔中激发昂扬斗志而推出的艺术精品。相信经过不断的打磨，民族歌剧《拔哥》一定能在更高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注释:

[1]刘大先.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关于《人世间》的札记[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6):94—100.

[2]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1999(02):5—19.

[3]范文澜.文心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