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歌研究方兴未艾。既有樊祖荫、江明惇、黄允箴等民歌研究前辈珠玉在前，又有周青青、乔建中等学者在既有成就基础上继续深耕，区域民歌研究、少数民族民歌研究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江南民歌作为区域民歌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亦受到诸多关注。倪淑萍教授所著《江南民歌研究》一书突破学科领域限制，将江南民歌与各类艺术形式熔于一炉，不落前人之窠臼。该书以江南民歌发展为脉络，以音乐史为本位，杂糅文化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知识，串联受江南民歌影响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将史学构建、时代风貌、文本解读融于对江南民歌的梳理，兼具文本厚重感与可读性。文本中对于江南民歌二重属性的剖析与江南民歌“三千”宇宙的初构颇具新意：前者二重属性的提出可为江南民歌史研究提供新视角，而后者“三千”民歌宇宙的构筑可为江南民歌坐标大系建立工作提供借鉴。

一、定位与视角：江南民歌的“三千”世界

《江南民歌研究》开篇明义，在序言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江南民歌中的“三千”世界——“千里江南”“千年江南”“千人江南”[1]。江南民歌作为江南音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借由“三千”世界这一概念得以全方位地展现。作者何以用“三千”这一概念串联“绪论”？窃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江南民歌蕴含丰富，其中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本出于佛教用语，《长阿含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等皆有延用，是指“十界、十如是、三世间相乘出来的法数，也是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的称谓。”[2]“三千大千世界”即泛指宇宙。《江南民歌研究》一书遵从以江南民歌的缘起、形成、发展、转型、延续与近代化为线索进行编排设计，虽以《江南民歌研究》命名，但并不囿于江南民歌这一细脉的梳理，而是以其为引线，将江南民歌置于社会历史、情感表达、民俗文化等多领域进行考察，串联起受江南影响的诸多音乐形式。汉魏晋时期的相和歌、南北朝的吴歌西曲、唐宋时期的竹枝词以及明清时期的戏曲说唱，《江南民歌研究》揭示了江南民歌在各时期与江南音乐、文学乃至文化的相互联系，展现了江南民歌的审美水平及其思想理论发展，勾勒出千年时光之下千里江南的民歌宇宙。

其二，江南民歌叙事多维，尝试构建民歌研究“三千”视角。与既往研究相比，《江南民歌研究》在纵向时间上尝试通过不同视角多维度阐述江南民歌的多样形态。汉魏三国时期(形成期)，论者以汉乐府、相和歌至清商乐的发展为典型案例，论述江南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江南民歌诗性审美的形成；隋唐、宋元时期(发展期、繁盛期)以民歌的世俗化与艺术化两条线索分别还原雅俗嬗变中江南民歌发展的不同路径；明清时期(转型期)则沿江南民歌文本发展的独立与寄生两路进行阐述；近代时期(近代化时期)，江南民歌在新旧争端中裂变形成传统民歌与新民歌，继续其近代化进程；当代时期(创生期)则根据江南民歌当代样态进行横向对比叙事。江南民歌发展的主要矛盾随着历史演进与自身成长不断发生变化。治世与乱世、倡扬与打压，不同历史时期江南民歌的影响因素自然各不相同。

民歌叙事的宽定位、多视角拓宽了江南民歌史的著史格局。《江南民歌研究》注重民歌叙述的宏大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细密论述。“千里江南”“千年江南”“千人江南”的概念分别对应了江南的人物活动、社会情状与思想发展。这与著名史学者陈其泰论述《史记》时，针对历史编纂方向问题提出的新观点——“多维历史视野(即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3]颇具共通之处。《江南民歌研究》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人物情感、民俗活动、社会历史环境丰富历史维度，创造性地完成了江南民歌的新阐释、新概括：“千年江南”以时间为线索记录民歌历史传承中的爱情意味；“千里江南”以民俗为主题勾勒千年震荡变迁间流淌的水乡吴韵；“千人江南”以思想为落脚点概括江南的诗性审美与千年追求。“三千”世界作为一种开放式的江南民歌著史观点，后世对江南民歌研究的探讨，皆可置于此格局之下。

二、特色与新意：雅俗互化与学科破壁

关于民歌研究，有注重史料爬梳与横向比较者，如樊祖荫、赵晓楠的《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2005)，有从旋律角度研究民歌结构特征者，如苗晶的《汉族民歌旋律论》(2002)，而《江南民歌研究》融通雅俗、破壁学科，兼及对曲式结构与文本表达进行艺术分析。该书有以下两个特点：

突出江南民歌的雅俗互化。《江南民歌研究》从文本体例安排上遵循以江南民歌史的发展情况为明线，但实际上始终有一条暗线贯穿江南民歌的发展始终：战国以来至魏晋前的江南民歌紧贴江南儿女的劳动与情感生活，处于民间自足的发展状态，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歌中迎来发展的小高峰。而南北朝之后，江南民歌沿着雅俗两条不同的路径分流而下，既滋养了文人诗词歌与后世艺术歌曲，又丰富了杂剧、传奇等唱词的表现形式。

民歌的世俗化属性历来百喙如一，但雅俗文化的交互影响最初论者似乎不多，近年来开始渐渐被学者提及。《中国美学雅俗精神》言：“‘雅’文艺最初都是由‘俗’文艺而来。”[4]从江南民歌发轫期与其他文艺形式杂糅的懵懂混沌，到发展期民歌本体地位确立后雅俗影响的渐次清晰，再到繁盛期的以俗为雅、雅俗互化，《江南民歌研究》首次梳理了江南民歌在某些时段内雅俗交互影响的嬗变路径，可为不同艺术形式的交叉研究提供思路。

文本撰写体现多学科融合。从以往研究看，作者有意打破学科特性所决定的研究取向偏好，实现民歌史研究的学科破壁。倪淑萍曾在论述江南音乐时言：“通过现代学者对江南地理、文化的研究来诠释江南音乐文化的丰厚，以略见江南音乐的历时状态和知识体系。”[5]大约即是此意。《江南民歌研究》在论述某一朝代的民歌发展形态时，往往结合宗教、文学、民俗等多个领域，既涉及民歌演唱形式、词曲形态、技术风格，也注重对已经“失声”的江南民歌进行诗性解读或美学探索，从词曲中挖掘民俗历史，以还原民歌本义。江南民歌与文化、历史等学科交叉，有利于打破既有学科知识铸就的信息茧房，将江南民歌从音乐的单一维度拓宽到外界，形成从多学科融合角度观照江南民歌及其传承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民歌研究》以江南民歌的二重属性作为立脚点开篇立意，这在江南民歌研究上颇具新意。众所周知，对于江南音乐的属性问题，“婉转轻盈、柔媚秀丽”为学界所公认：早期吴歌研究专家朱海容将其定义为“温柔敦厚、委婉缠绵、玲珑细腻、隐喻双关”[6]，民族音乐研究杨和平2016年出版的《江南音乐史》也承袭传统观点，指出江南音乐“尚文不武”[7]的文化气质。《江南民歌研究》跳出传统窠臼，打破对江南民歌陈陈相因的认知，将近年江南文化的研究成果融入民歌研究，提出“江南文化能柔能韧、外柔内韧的二重属性内化于江南灵动多样的艺术形式之中，赋予江南文化与艺术以共同的灵魂”[8]。

江南文化的二重属性问题自江南文化学者徐茂明在1997年《学术月刊》提出后，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江南文学研究对于此观点也多有从者。江南民歌的二重属性正是作者倪淑萍打破学科壁垒后，将江南文化与江南民歌相互参照而得出的结论。“民歌为多源共生，民歌由多元同构，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起源的情况不尽相同”[9]，也就决定了任何对江南民歌单一维度的认知必然存在偏颇。历史演进中的江南民歌，从江南文化的二重属性中脱胎，受不同社会历史文化反复锻打，形成了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的特性。

江南民歌特质有两种理解思路：一是根据现存民歌中分析特质倒推解释江南民歌，二是从民歌形成源头出发还原其特征。现有对江南民歌的特征认识往往建立在现存江南民歌的理解上，从民歌形成的源头文化入手对民歌发展进行细细探索的研究方式受知识阈值影响，在江南民歌研究中极少被提及。而《江南民歌研究》落脚音乐、对接文化，引用例证定调证明，构筑了自己的民歌探索范式。

三、意义与价值：民歌研究与当代传承

江南民歌好比《诗经》中的“风”，传唱记录着世代江南人民的人情世态。早在江南民歌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江南地区民歌的采集工作业已展开。《江南民歌研究》作为首部以江南民歌研究为母题的著作，在资料整理研究基础上继续开拓深耕，对民歌研究与民歌传承都有重要价值。通观全书，其意义与价值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民歌研究价值首先体现在江南民歌史的初创与中国民歌史研究的更新上。《江南民歌研究》在整合江南民歌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将江南民歌的历史演变作为研究主题，串联中国历代文化下江南民歌发展脉络，复刻江南民歌发展轨迹，完成了江南民歌研究的史学建构。以往对江南民歌史的研究多置于中国民歌史研究之下：或如杨和平《江南音乐史》，作为地域音乐类型有所提及；或如红霞《江南民歌特色研究》，从单一维度探讨江南民歌的结构特点与思想；有的甚至只是立足自身学科特性与喜好一笔带过。《江南民歌研究》作为江南民歌的第一部区域通史，完成了江南民歌史的从无到有的体系建立过程，确立了江南民歌作为中国民歌体系中的重要“分子”之一的独特地位。中国民歌史的完善建构建立在对各个地域“分子”的充分认识上，江南民歌的整合与查究对民歌体系的准确建立有着重要作用。《江南民歌研究》在江南民歌领域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中国民歌大系的研究。

其次，对江南音乐研究的丰富完善与其他地域民歌的辐射影响。江南音乐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器乐、佛乐、俗乐历经千年更迭而不褪色，江南民歌更是其中独具魅力的一支。《江南民歌研究》打破不同艺术体裁之间的区隔界限，多维度探讨民歌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对我国江南民歌的探究和整理，塑造江南音乐研究史与中国民歌研究史中江南民歌的艺术坐标系，对于其他区域民歌史研究亦有借鉴意义。另外，《江南民歌研究》完成了江南民歌与其他地域民歌之间关系脉络的搭建，为后续研究提供富有生机、与历史文献相互影响关联的翔实史料。《江南民歌研究》论述民歌音乐时，多有提及不同时期荆楚、安徽等地的民歌，体现了江南民歌对周边地域的强势输出与辐射作用。事实上，其他地域民歌“入侵”后，也在有意无意中改造着江南民歌。随着中原地区数次南渡裹挟而来的北方曲风与宫廷音乐，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左右了江南地区的音乐风尚。当代大部分地区民歌采集与整理工作已卓有成效，但区域民歌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尚是一片蓝海，江南民歌研究也存在这样特点。该书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

最后，从民歌发展而言，《江南民歌研究》有利于促进江南民歌的当代传承。民歌艺术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需要不断地通过口头传唱、整理研究等方式与当代社会达成互动与沟通，为民歌注入生命力与活气。然而，民间音乐的边缘化现象却愈加明显：地方文化趋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大势所趋；城市化进程完成了大量农民的身份转化，也吞没了原本用于种植民歌的“土壤”。《江南民歌研究》作者亦借由本书表达对此问题的担忧：“倘若不加以重视干预，各地民歌将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被更强势的音乐形态有意无意地浸染、蚕食，甚至吞并取代。江南民歌的动人声线与柔曼温厚可能最终将化成单薄的文字符号躺入史籍。”[10]江南民歌史的建立有利于提高人民对民族音乐的价值认可，加强本地区人民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度与自豪感，为民歌传承工作提供系统性了解的范本。通过该书勾勒江南民歌整体风貌、列举不同发展进程中江南民歌范例，也能满足江南民歌研究迈向应用的持续性需要。

余 论

民歌研究有什么好处？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说的很有意思：“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11]相较于经过时间反复淘洗、精致雕刻，并与其他地域文化不断重组的文学曲艺等艺术形态，民歌之中积淀了大量独属于江南的原始信息。从存储文化信息的性能讲，未经大量巧饰、服从于灵魂真实的民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文学、戏剧等其他艺术形态。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人，曲艺歌舞的创作主题是艺人，而民歌的创作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徜徉在自由精神与诗性审美之间的江南民歌，是服从于江南人民心声的最真实表达。江南人民的原始朴素性格赋予了江南民歌不假思索的新鲜风格与惊人的真实性，也决定了江南民歌搜集整理与研究发掘工作的重要性。

文有伪真，民歌无假。在艺术的真中寻找、构筑江南民歌的诗意与真意，这便是《江南民歌研究》的价值所在。

注释:

[1]倪淑萍.江南民歌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1—8.

[2]慈庄法师.法相[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9.

[3]陈其泰.多维历史视野与“立体式”著史[J].史学集刊,2016(03):94.

[4]李天道.中国美学雅俗精神[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192.

[5]倪淑萍.简论江南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J].音乐探索,2018(01):64.

[6]朱海容.古吴春秋(中)[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4:15.

[7]杨和平.江南民歌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6.

[8]倪淑萍.江南民歌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10.

[9]倪淑萍.江南民歌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24.

[10]倪淑萍.江南民歌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321.

[11]刘半农.刘半农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