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鑫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0

一、明代德化及其周边地区的制瓷业概述

明代德化地区制瓷业发展蓬勃，到了清初达到鼎盛。据考证，该时期德化制瓷业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优势。首先，随着明代初年拨军屯田政策的施行，德化成为泉州地区最大的军屯点，其所拥军屯数量共占据泉州地区军屯总量的3/5，在此背景下，大量江西将士流入德化[1]。这些来自江西的将士中不乏精通制瓷技术者，他们的流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制瓷技术，使得明代德化地区生产琳琅满目且造型精美的瓷质器皿、塑像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观音岐作为德化瓷土的重要产地，所生产的瓷土质地细腻，氧化铁含量低，加之明代匠人们成功地使用氧化焰烧制技术，一改明以前德化窑瓷色白中泛青的面貌，增加了胎体与釉层的白度。在这般相互作用下，明代德化地区所烧制的瓷器细腻精致，胎体细腻无杂质，釉色莹润，呈白中泛黄的猪油白抑或是白里透红的孩儿红，品质极佳。在此背景下，结合了模印、雕塑、堆塑、刻划等工艺的白釉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孕育而生。

二、明代德化窑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器形概述

明代德化窑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基本特征为：壶身呈直筒式，中部系有绶带，壶嘴与执柄皆为蟠螭龙造型，其中作为壶嘴的蟠螭身体紧贴壶体，头部上昂，张口，作出水状，作为执柄的蟠螭俯首向下，头尾紧贴壶身，身形拱起；两蟠螭首尾相应，游戏其中，怡然自得，神秘莫测；执壶有盖，盖顶有钮，或为蟠螭纹钮，或为圆形钮，或为柱子形钮；壶底有圈足，外沿与壶身同宽。

图表1 白釉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明，德化窑，顺美海丝陶瓷历史博物馆藏

图表2 白釉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明，德化窑，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此类壶根据壶身高宽比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主要特征为壶身高宽比较小，整体上较为矮胖；另一种类型主要特征则为壶身高宽比较大，整体上较为高瘦。值得一提的是，两种类型之间还可根据壶盖、绶带、蟠螭的差异分出诸多样式。如图中顺美海丝陶瓷历史博物馆藏明代德化窑白釉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壶盖、盖钮为一匍伏状蟠螭，壶嘴蟠螭前肢平行放置于身体同侧，后肢分布于身体两侧，立于壶身，执柄蟠螭前足将执柄内部空间分为均等两份，壶身中部绕有两道凸弦纹，为绶带，绶带垂落的两端经塑贴而成，作随风飘荡状。而图中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明代德化窑白釉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壶盖、盖钮为一蹲坐状蟠螭，壶嘴蟠螭前肢作交合状，后肢分布于身体两侧，贴于壶身。执柄蟠螭前后足位于首位两端，使执柄所围成的内部空间更具完整性。

三、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器形溯源

直筒式蟠螭纹执壶造型最早可追朔至元朝时期僧帽沿、龙形柄、“S”形流的多穆壶。“多穆”原意为盛装酥油的桶，藏语里称为“mdong-mo”。早期，多穆壶口沿只是普通的挡板，壶嘴与执柄的造型也较为简陋，实用功能为其主要功能。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审美元素与龙图腾的融入，僧帽沿、龙形柄与“S”形流的造型基本定型，至此，多穆壶的礼制功能日趋明显，且随着八思巴于元至正元六年（1269年）被忽必烈封为“大宝法王”，并被尊奉为国师主政宣政院，管理全国的佛教及藏区事物，[2]藏传佛教一度成为元代最主要的宗教，由此，多穆壶也逐渐由西藏、蒙古一带流进中原。

图表3 青白釉多穆壶，元，景德镇窑，首都博物馆藏

明朝取缔元朝以后，明太祖通过宗教安抚政策对藏蒙地区进行统治与管理。对此，《明史》记载：“洪武初，太祖惩唐世止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内遣使广行招谕。”[3]在此背景下，有记载：“万历皇帝曾在英华殿设置番经厂，用以供奉藏传佛教的神像和佛像，并时常举办坎恰、法会等藏传佛教宗教仪式。此外，在明代宫廷旧藏及景德镇官窑地层中，也均发现有明代不同时期藏传佛教的完整器具或残片”[4]，可见，以礼制功能为主导的多穆壶在明朝依然在部分地区盛行。

从德化窑口考古报告结果来看，类似多穆壶造型的直筒式执壶并未出现在明朝以前，显然，直筒式蟠螭纹执壶在明代德化窑的盛行属于异军突起的情况。在通过比较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与多穆壶器形后，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二者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首先，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上未见僧帽沿。其次，多穆壶龙形壶嘴多为龙头造型结合圆柱形二弯流，而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壶嘴则是蟠螭的一部分。再次，相比元朝景德镇官窑烧制多穆壶而言，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以绶带造型取缔了多穆壶壶身由酥油桶铜箍所演进出来的圈环，更有别于清朝多穆壶壶身普遍以彩绘不同色带替代浅浮雕状的圈环。最后，多穆壶执柄的龙造型设计仍更多考虑实用性，而对龙体进行简化，至于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执柄，其更多保留对蟠螭造型的理解与想象，更具写实性，从而在整体气息上更为神秘莫测，精彩绝伦。

如此看来，明代德化窑直筒式蟠螭纹执壶造型显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多穆壶，成为一种独立的器形。然而，从明代德化窑考古报告结果看，这类独立的器形缺乏传承与发展的过程的中间产物。可见其从发展至定型的过程是极为短暂的。

对此，通过考证，导致明代德化地区以短暂时间继承与发展多穆壶器形并形成独立样式的原因有二：首先，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其二，由于周边窑口中制瓷匠人的流入，景德镇窑一举成为全国众窑口中的佼佼者。关于瓷局的性质与任务，有三种观点：一是税收机构；二是烧造宫廷及官府机构用瓷；三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兼烧贸易瓷。[5]如此，景德镇瓷匠为满足元政府举办坎恰、法会等藏传佛教宗教仪式时的诸多礼器需求，必定了解藏传佛教礼器形制并掌握其制作手法，在此背景下，明代早期，大量优秀景德镇瓷工因拨军屯田政策迁入德化，这种人口的迁入势必带来文化与技术的汇流，从而解决了多穆壶在德化发展过程中的继承问题。

第二，明代德化窑直筒式执壶之所以塑贴蟠螭纹而并非多穆壶上的龙纹，与德化及其周边地区的视觉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该区域早在明之前便已发展出成熟的工艺美术氛围，这其中包括永春漆篮、永春纸织画、惠安石雕、泉州木雕、仙作木雕、泉州花灯制作技艺等，到了明朝，原本在汉代之后便进入发展的停滞期的蟠螭纹重新大量出现，并在该时期诸种工艺美术门类中普遍应用。与此同时，随着明代德化窑制瓷技术的提升，这类蟠螭纹同样出现在了瓷质器皿上，如胆瓶、投瓶、印章等等。对此，有记载该时期的蟠螭纹已然失去了原有的神圣含义或气魄宏大的壮美意识，逐渐成为民间盛行的吉祥纹样之一。[6]可见，明代德化窑直筒式执壶蟠螭纹的应用并非先例，而是时代性与地域性的体现，是由于该地区民众特有的视觉文化所决定的。

四、小结

明代德化窑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是以景德镇入德瓷匠为主导，结合明代德化及其周边地区的视觉文化以及工艺美术营养所形成的。在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多穆壶所代表的蒙满文化同蟠螭纹所代表的汉文化在明代德化地区的完美融合，通过对明代德化窑塑贴蟠螭纹直筒式执壶研究，让我们进一步窥见明代德化地区在文化上的兼并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