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萍李瑞雪朱亚成

（1.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咸阳 712082；2.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2）

自17世纪以来，现代赛马不仅是国王的运动，还被社会地位最高、财富最多的群体垄断。阶级是一种历史产物，是由各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经验所塑造的，赛马以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为前提，常常助长精英主义和严格的阶级表现，与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象征性遗迹有着悠久的联系，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遗迹是赛马活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点，对劳动力的剥削也被认为是赛马业的惯用手法。从历史上看，赛马一直是精英文化的活力因素，赛马场地为精英进行社交活动提供了环境资源，赛马文化成为英国文化的代表，赛马会更是汇聚国际国内的精英人士，随着阶级特征的淡化、赛马会质量的提高，赛马运动面向所有群体，促进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因此，鉴于英国赛马在20世纪以前与精英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赛马全球化发展的变革现状，以及鲜有学者对此进行详尽的耙梳，借此契机，梳理赛马在社交形式中的功能价值，对精英参与赛马的发展意义进行研究，对英国赛马与精英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耙梳赛马在社交形式中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在一个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社会里，赛马是英国精英社会性和整个精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绅士的生活和整个精英文化非常重要。印刷品最早的广告用途之一与赛马有关，间接表明了赛马在后复辟时代的重要性，同时，极大促进了18世纪系统化和商业化的赛马，成为了第一个由国家认可的商业组织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在宣传和商业化方面，也为斗鸡、板球等娱乐活动开辟先河。

1.1、为上层阶级拓宽社交大道

从18世纪末开始，贵族阶级成为了赛马的领导者，因此有学者认为，赛马是上流社会专门为自己创造的一项运动。在1711年和1740年，人们普遍认为赛马运动排斥穷人且不鼓励大众参与赛马，商业化进一步强化了赛马的等级制度，预示着只有拥有土地和贵族出身的人才能进入赛马场的看台，正是在土地贵族的统治下，赛马和繁殖在商业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与后复辟时代的赌博倾向密切相关。到了18世纪晚期，纽马基特的专属会议已经延长到3个月，赛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型赛马服装由著名的贵族成员提供，包括波顿公爵、坎伯兰公爵、德文郡公爵、格拉夫顿公爵、诺森伯兰公爵和昆斯伯里公爵，以及阿宾登公爵、克莱蒙特公爵、埃格勒蒙特公爵、格罗夫纳公爵等贵族。他们已经建立并继续在赛马俱乐部中繁衍生息，赛马俱乐部对赛马运动的管辖权也不断扩大，甚至有贵族在纽马基特附近购置了房产便于出席赛马会。1800年菲茨·威廉勋爵每年花费1500英镑用于赛马，3000英镑用于文特沃思的赛马场，1820年乔治·本蒂克勋爵仅仅为了他的赛马和赌博目的就投资了30万美元。后来随着绅士阶层的衰落，逐渐失去对赛马的霸权，就地方一级的组织和参与而言，赛马是上层阶级的专属财产，上流社会作为赛马运动的支柱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世纪之交赛马形式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赛马的观众价值，从而吸引了人群，虽然在铁路的助推下才得以爆发，但赛马仍然是上层阶级的运动。因此，正是在贵族阶级的赞助下，赛马和育种呈现出了新的经济规模，赛马相关行业如训练、育种等逐渐成为一项全职工作，威尔士亲王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将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转变为社交场合，并有助于使名人参加赛马会的活动合法化。

1.2、是中产阶级借以上升的绳索

在绅士统治赛马的时期，“纯种马”一词才得以出世，赛马在经济和组织上对绅士的依赖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的黄金时代。沃里克当地赛马会的早期历史也很有启发意义，赛马比赛于1694年大火之后，在沃里克伯爵布鲁克勋爵的赞助下，为了吸引上流社会回到城镇而发起的，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时尚的娱乐活动，其中突出的是圣玛丽公共场所的赛马，定期的赛马活动因此得以建立。18世纪后期，九月会议包括舞会、社交、赛马比赛等，成为中产阶级年度社会活动的焦点。中产阶级的“绅士和伪绅士”认为，赛马不仅仅是上层阶级的运动，其流行程度稳步增长，也是中产阶级日益富裕以及喜爱赛马的结果，在18世纪，赛马是绅士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绅士们是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皇室赛马运动发展起来的现代赛马形式的主要力量，虽然皇室对赛马的资助仍然很重要，但是绅士们打破了皇室对这项运动的垄断，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创造了这项运动。在狩猎和射击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娱乐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和组织性的时候，赛马会和随之而来的社交活动继续吸引着大量的绅士，即当地的赛马会变成了社交活动的焦点。赛马运动在19世纪晚期达到了成熟，正是由于一直以来贵族对赛马运动的赞助，所以普遍认为赛马象征着上流社会，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的众多手段之一，因此中产阶级也极力将赛马运动纳入中产阶级的运动。

1.3、娱乐消遣活动之一

随着通信的发展和更广阔的技术视野，20世纪见证了休闲形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及填补社交空间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截至20世纪末期，根据消遣活动的类型及其受欢迎程度大概表现出以下几种：最受欢迎的体育活动是高尔夫，在1976年几乎占据了企业精英队伍的20%-25%；赛马运动与传统的野外运动并驾齐驱，而射击运动显然仍然是上流社会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捕鱼的重要性很难评估，因为不可能区分野味捕鱼和普通或园艺捕鱼，前者可能比后者更有意义；狩猎和游艇是公认的支持，但人们对此有了更专业的追求。就高尔夫来说，许多商业交易是在高尔夫球场的关注下拼凑起来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当地的消遣，享有声望的高尔夫俱乐部有明确的等级划分，这为展示身份和相互祝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这种社交活动似乎在当地商业社区一级更为重要。就赛马活动来说，事实上，在狭义的战略性上层阶级中，如，企业经济精英阶层中，有10%的人在休闲时间积极参与赛马活动，这种活动涉及相当大的开支，而且由富人主导，这一事实可能被视为意义重大。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赛马所有权是一种对赛马活动兴趣相当严格的衡量标准，仍然是是典型的上流社会消遣活动之一。

2、探索精英参与赛马的发展意义

从历史上看，赛马一直是上层阶级文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元素，为精英文化提供了社交环境的资源，研究通过探讨赛马所有权的理论意义、精英文化发展的实践意义、参与赛马活动的社会意义等方式探索精英参与赛马的发展意义，评估赛马在英国上流社会和精英文化中的重要性。

2.1、探讨赛马所有权的理论意义

尽管在19世纪赛马运动由土地财富（即企业经济精英）主宰，但在这项运动的边缘总是有小业主的空间，20世纪后期的暴发户、辛迪加组织（企业联合组织）、海外业主以及公司自主成为新的赛马所有权来源。暴发户模式取代传统所有者的概念，人们认为，大型养殖和赛马公司的地位已经下降，土地财富的主导地位将被新一代业主所取代。暴发户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投资马匹的社会回报是首要考虑因素，尽管“社会”原因是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动机，但财务考虑也非常重要，所有者并不期望在赛马比赛中赔钱，在考虑对比赛进行可取的改革时，以个人问题为主，而不是整体比赛组织的问题。赛马规则的变革使得辛迪加所有权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后来占据训练马匹的1/3以上。辛迪加所有权是非常分散的，通常只是代理所有权，并受到中层收入分配变化的资助与支持。税收优惠已累积到公司所有权，无疑使许多中小型公司的潜在所有者能够放纵自己的利益，同时将成本与公司开支相抵消。尽管海外所有者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后来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所有权来源。相关数据表明，80%的马主是男性，大多数是中年人，其中一半可能是因为家族长期以来对马或赛马的兴趣。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常见的职业群体是以财务为基础的业主，包括公司董事和主席、合伙人和经纪人等。换句话说，在任何层面上，商业、金融和工业都是所有者的中流砥柱，全面参与世界赛马所有权虽然越来越广泛，但总的来说仍然局限于上层和中产阶级。

2.2、精英文化发展的实践意义

马丁·维纳对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精英文化发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维纳认为，英国独特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模式，受到有土地的资本主义精英的严重限制，催生了一种精英文化，最终彻底阻碍了资产阶级工业精神。这种反工业主义文化是英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的观点被夸大了，但新兴精英文化的特征与本研究的论点是一致的。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新兴布尔乔亚价值观，在本世纪中叶面临着一种新的绅士文化。源于土地贵族和上层绅士的文化，很快被放大为以田园乡村价值观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虚幻的、返祖的物化。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价值观、进步价值观、科学主义价值观等从未被完全淹没，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精英文化采取了明显的反工业化路线，主要体现在文学、建筑和政治修辞上。这种资产阶级价值的中产阶级化因此产生了一种专注于过去的文化，以及一种将其等同于“国家”的英国观点。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维纳没有明确讨论社交的作用，但这种文化环境会再次批准通常与国家相关的休闲活动。19世纪之前和期间各种社会控制和社会封闭过程的发展，意味着这些追求也必然是那些通常由土地上层阶级主导的追求，例如，狩猎、射击和赛马。资产阶级工业利益被这种精英文化吸收的过程也意味着，除了获得土地和地产外，富有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也自然而然地被国家和绅士的消遣所吸引。19世纪后期的赛马已经获得了明显的城市联系，因此，它是在精英文化的普遍联系中进行比赛的地方，吸引了有志者和上层阶级的成员，虽然相当缓和，但这种文化的象征性遗产远未发挥出来。

2.3、参与赛马活动的社会意义

以下4种过程有助于英国上层阶级中企业和社会精英的再生产。首先，有两组可称为“核心”过程：其中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以下可互换的元素：根植于财产的上层社会的成长，与企业界和更广泛的上层社会有联系；有中学或更高层次精英教育的经验（尤其是有更高层次精英教育经验的人，允许非上层的候选人加入）；学术或技术证书和资格以及在相关活动领域的证明能力 （确保那些具有正确素质的上层阶级出身）；其次，存在机构间联系。这些包括由公司企业逻辑构成的公司间联系，通常这些机构与其他机构领域的知名组织有联系。除了这两个基本过程之外，还有一些有用的属性和精英成员的特征，但它们本身既非必要也非充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主要的协会场所或者俱乐部巡回赛、持有大量财产以及家庭关系；最后是一系列提供会员身份和上层阶级身份的外部标志的过程。因此，这一层次涉及意义，由公众参与若干精英或精英文化习俗的构成，这些习俗包括各种相当独特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例如，担任文化机构、咨询机构等的领导职务。如果这些进程可以用一系列以核心进程为中心的同心圆来形象化，那么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交和文化活动与阶级结构的相关性是最不重要的。尽管如此，包括赛马所有权的活动，为整个阶级结构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提供了重要的成分。因此，诸如赛马之类的活动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即以吸引上流社会成员作为社交和娱乐的媒介，以此展示和确认作为上层阶级的地位和身份。赛马提供了许多替代身份的徽章，使上层阶级的某些部分能够识别自己和彼此并重新确认他们的身份。此外，赛马还为商业名人提供了与上层阶级互动的条件，参与的程度代表着赛马及其他娱乐活动，作为一种交流渠道起到整合经济或社会精英的作用。

3、结语

一直以来，赛马由上层阶级所赞助，被赋予吸引精英展示自我、进行社交的社会意义，其主要面向的群体也具备阶级性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各个阶级、群体联系愈渐密切，赛马会也越来越完善，赛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突破种族、跨越阶级面向所有群体开放，成为英国人尽皆爱的群众运动。从1809年建立第一个赛马看台，伴随着相应社交功能的赛马会举办次数增多，在整个19世纪仍然是一个吸引大众的重要推力，在当时，沃里克的比赛也赢得了广阔的场地和良好的出席率以及显著的声誉而广受大众欢迎。对此，1844年博彩业委员会认为，应该维护赛马运动，因为它符合长期以来确立的民族品味，有助于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将全国不同地区的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并促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赛马运动的阶级性减弱、与基层的联系逐渐加强，以及赛马运动和骑手质量的提高，吸引了农民工等群体的迅速加入，参观人数迅速增加。综上所述，英国赛马不仅在精英社交和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象征着英国民族和人民，代表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以及活力，直到今天，它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