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三峡大学 科技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占卜者》是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封笔之作,马纳瓦卡五部曲的压轴篇,讲述了主人公莫拉格探索地理归宿的寻根之旅、寻求精神归宿的内心朝圣之旅。她的一生曲折坎坷,童年遭受耻笑和羞辱,青年身陷婚姻的牢笼,中年不识前路孤苦彷徨。但不论人生的求索如何跌宕起伏,她始终孜孜以求地寻觅心灵的真正归属,无论身处何种困境,总是努力保持最本真的信念和最深切的追求,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女性艺术家成长的自画像。

后结构主义解域理论由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心理学家加特利共同提出,解域具有浓郁的解构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它对中心的解构和对两分法的否定。解域的意义精髓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富有‘战争机器’的功能,对文化代码进行冲击、破坏;另一方面它在破坏之后不是要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而是要实现对中心的解构或形成背叛二元思维的‘根茎’。”[1]100传统文学作品注重时序,而解域则倡导打破时序。从解域的视角来看,小说中人物角色在空间或地理位置上的位移表现了人物与传统的对抗,也揭示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因此,人物角色的解域通常表现为“转境”,即空间的迁徙或地理的转移;当然有时也表现为“转心不转境”或“静止的旅行”,即没有空间的移位,但人物却经历了精神上的成长与提升。其实,解域的关键在于对于传统文化的解码,这“意味着背叛主流社会的道德,打破文化代码对我们的约束,并放弃自己在社会框架内约定俗成的地位和身份。”[1]100

莫拉格的解域是全方面的,既转了境,也转了心。首先,她通过地理位置的迁徙,与传统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定域进行抗争,在不断的解域和归域中,认识了自我,寻觅理想的地理家园。其次,她通过“静止的旅行”,即文学创作,笔耕不辍,不断审视内心和过往,反思人生,获得精神上的归域。

一、空间的解域与归域

定域、解域和归域彼此关联,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定域,即国家机器将人们局限于传统文化代码之内;解域则通过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进行对抗,力图冲破传统文化代码的禁锢,但解域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归域相互包含、相互依存。德勒兹和加特利在《千万个高原》中用兰花和黄蜂的关系生动形象地阐释了解域和归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根茎”关系。兰花通过模仿雌黄蜂的外形,引诱雄黄蜂为自己传授花粉,极似黄蜂的兰花是对黄蜂形象的解域,黄蜂成功被吸引,它归域了兰花。归域的同时,黄蜂被解域,它成了兰花授粉的媒介;通过传授花粉,黄蜂又归域了兰花。“黄蜂和兰花,作为异质元素,形成了一个根茎。”[2]10

与游牧民族一样,莫拉格地理位置的迁徙就是一个不断解域和归域的过程。她总是不断地进行地理位置的跃进,不断地探寻自我身份,体验生命的本质。她的人生经历与地理跃进紧密相关,不同空间体现了她不同的生存状态,空间迁徙一方面体现了她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对理想生存空间的寻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对自我根源的寻找。

1.逃离马纳瓦卡,解域社会空间的定域

童年的莫拉格所生活的马纳瓦卡小山街,“坐落在小镇下方,都住着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小山街的居民都是些流浪汉、烂崽和小混混。”克里斯蒂的家是“一幢四四方方的两层楼的木头盒子……门廊地面上的木板已经到处开裂,经不得人踩。院子里垃圾成山……”[3]26满屋子都是臭烘烘的,总是散发着比牲口棚更臭的尿臊味。除了忍受恶劣的生存空间环境,莫拉格还承受着心理空间的压抑,上层社会的耻笑和漠视,小镇居民的闲言碎语和指手画脚。莫拉格成长在如此不堪的环境中,直至高中毕业,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马纳瓦卡。邻居女孩埃拉因为婚前性行为而不幸怀孕,极其害怕和恐惧的她自行堕胎导致血崩。埃拉的遭遇触发了莫拉格的解域势能,“什么也不能妨碍她离开马纳瓦卡。她要按自己的方式过活,而不是镇上的方式。”[3]157

马纳瓦卡的等级制度是按种族和经济状况来划分的,作为苏格兰移民后裔,克里斯蒂一家无疑属于社会最底层。贫穷和卑微的社会地位使童年的莫拉格遭遇歧视和偏见,被定域为阶级边缘人。社会阶层的定域给莫拉格带来无尽的恐惧和不安,但她内心是拒绝马纳瓦卡的身份定域的。克里斯蒂讲述的风笛·甘的传奇故事激发了莫拉格强烈的家族自豪感,她深信,这才是她的归属,于是下定决心去寻找自己的苏格兰文化身份代码。离开马纳瓦卡,莫拉格成了战争机器,试图解域国家机器,即马纳瓦卡主流社会等级制度对社会底层的定域。来到多伦多,莫拉格却只是从社会空间的定域转移到家庭空间的定域。

2.逃离婚姻,解域家庭空间的定域

小说第三部分题为“锡安的圣殿”,基督教徒心中的圣地,象征着莫拉格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莫拉格以为她和布鲁克的婚姻是她毕生所求的理想家园,其实不然,布鲁克来自英国,欧洲文化的中心,代表着备受敬仰的大陆文明。作为男权社会观念的代言人,布鲁克的大男子主义深入骨髓,他看重女性的外表仪态,期望莫拉格体面贤惠,却并未把她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尊重,“他只想自己的妻子优雅端庄,能令他脸上有光。”[3]267在男性凝视下,莫拉格沦为丈夫的孩子和宠物,绝非一个有独立权利的个体。

布鲁克对莫拉格的要求代表了男性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代表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域。这段婚姻只是莫拉格想象中的完美家园,她努力隐藏自己真实的经历和内心沧桑,自欺欺人地扮演着布鲁克期望的天真少女,“只要他开口,无论什么她都不会拒绝……她会将所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掩藏起来。她将绝口不提克里斯蒂的粗话。”[3]202所有的内心沧桑和痛苦记忆都成了她急于隐藏的污点,邋遢卑微的克里斯蒂成了她最致命的耻辱,最可怕的隐痛。最终她发现,真正的自我压抑得太久,已濒于沦陷,“自我分裂的感觉愈来愈炽”,终于,“她清楚自己不想同布鲁克生活下去。”[3]274

莫拉格与朱尔斯在多伦多不期而遇。而布鲁克却嫌弃朱尔斯喝了他的威士忌,甚至认为给印第安人喝酒是违法的。朱尔斯被视作低人一等的“他者”,而布鲁克对待朱尔斯的这种粗鲁态度和种族主义歧视再次解锁了莫拉格的解域势能。因为莫拉格从朱尔斯身上看到了自己,朱尔斯就是她拉康式的“镜像”人物。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布鲁克的所有物,作为女性的她一直被布鲁克看低一等。于是,莫拉格离开了布鲁克位于市中心的宽敞时髦的顶层公寓,选择了朱尔斯简陋寒酸的分租房,怀上他的孩子,正式脱离婚姻的牢笼和统治。

事实上,婚姻是彰显女性家庭地位和确立主体身份的最佳场所。然而,莫拉格的婚姻却如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自己的姓氏被遗弃,过去被抹煞,内心的声音被压制。从外形到内心,莫拉格按照丈夫的期待被彻底重塑,这便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域。离婚让莫拉格摆脱了传统家庭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定域,解域了主流社会文化代码对家庭主妇的定域。

3.空间的回归,解域后的归域

冲破了婚姻的牢笼,莫拉格放弃了她原本追求的体面阶层的生活,踏上了未知的人生之旅,温哥华的生活是个未知数。莫拉格从一个“现成的、既定的、父权制创造的空间,向一个不确定的、完全陌生的、有待于自我构建的空间转换。”[4]26莫拉格就像德勒兹和巴赫内在《对话》中所阐释的青草一样,没有就地扎根,而是热衷于解域或跃进,这恰恰体现了游牧式战争机器的运动轨迹,也阐释了文学作品的解域特征。

DENG Li-bin, GUO Jin-xu, MA Peng-juan, WANG Gang, LONG Gang

来到温哥华,莫拉格追求的是她的写作事业和她成为母亲的夙愿,但生活却不尽人意。和夜总会舞女范·布雷迪的交集让她意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普遍困境。虽说夜总会并非高档场所,但范坚称自己是专业的舞蹈演员,而且坚持每天训练。范意志坚强,内心洒脱,但生活不易,她赖以表演的蛇死了,立刻被炒了鱿鱼,迫不得已只有退回老家,同时莫拉格也决定去英格兰。范是莫拉格的另一个“镜像”人物,折射出莫拉格的影子,同为女性,她们凭一己之力,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渴望立足社会,但骨感的现实却让她们颠沛流离,无从扎根。

莫拉格带着憧憬来到英伦岛。她“上这儿来的最主要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多年的梦想——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3]374另一方面,她渴望回到自己的根之所在,英格兰的萨瑟兰,甘氏祖先居住的地方,探寻真正的自我身份。但英伦岛并非莫拉格所期望的灵感之岛,她结识的作家朋友寥若晨星。相反,英伦岛的生活是孤独的,莫拉格独自带着女儿皮珂,上午上班,下午写作。一边为了生计而奔波,一边为了理想而奋斗,但若是女儿生病,她便措手不及,分身乏术。虽然莫拉格已经渐渐习惯英伦岛的生活,但她心中有数,这儿不属于她。在伦敦唯一与莫拉格有交集的是丹·麦克雷斯,他是一位画家,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来到了伦敦。丹是莫拉格又一个拉康式的“镜像”人物,映射着莫拉格对艺术的追求,在指引莫拉格的人生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丹与莫拉格的感情纠葛让她参悟出了自己的根之所在。伦敦,丹的流浪之所,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克隆姆布拉奇,丹的家之所在,根之所系,赋予了他艺术家的归属感。站在苏格兰的土地上,与祖先的栖息地萨瑟兰隔海相望,莫拉格恍然大悟:萨瑟兰“不是我的地方”,自己的归属地在马纳瓦卡:“那个克里斯蒂真正的家园,我出生的地方”[3]405才是自己的故土。终于,莫拉格回归加拿大,她开始重新接受马纳瓦卡,接受克里斯蒂和他讲述的甘氏祖先的传奇故事。马纳瓦卡的人们,尽管社会阶层不同,种族不同,但这就是马纳瓦卡,莫拉格的根之所在,情之所系。

和游牧民一样,莫拉格不断地迁徙,从马纳瓦卡到多伦多、温哥华、伦敦,最后回归马纳瓦卡。不同的是,莫拉格的地理迁徙呈环形,她在解域中归域了。莫拉格拒绝传统社会代码的辖域,但她也没有像传统的二分法那样,砸碎一个中心,树立另一个中心。她在归域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域,孜孜不倦地寻求理想的家园和归宿。通过不断地解域与归域,莫拉格让女性得以回归历史舞台,开拓了女性的文化主导地位。虽不曾彻底砸碎否认女性的文化代码,却消解了二元思维的传统,形成了一个“根茎”,也体现了解域与归域相互依存的关系。

传统空间理论认为,“流动性、自由性和开放性表征了一个男性化的世界,而稳定性、局限性和封闭性则用来定义女性化的空间。”[5]127通过莫拉格对空间的解域,小说的作者劳伦斯也对传统性别代码进行了一次“根茎化”,解域了传统空间理论对女性的定域。

二、写作:静止的旅行

“历史上,游牧民并非一定像移民一样迁徙。相反,他们并不迁徙;然而,游牧民保持在同一个地方,却不断地规避定居者的编码。”[6]149因此,德勒兹的游牧运动并非特指现实的运动或地理位置的迁徙,他在《对话》一书中也指出“跃进可以是就地发生的,静止的旅行。”[7]37“静止的旅行”这一矛盾的短语,指内心和心理的转变,思想与精神的旅行。虽然没有地域或空间的转境,但它却创造出了去主体、去中心化的游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多元化,以块茎为战争机器解域国家机器对游牧生活的定域。

1.笔耕不辍,实现女性书写

莫拉格成长为作家的经历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在别人眼中,“这份工作不大像正儿八经的事,倒像是工作之余的副业。”[3]100但莫拉格儿时便清楚地知道,写作是她此生唯一热衷的工作了。莫拉格九岁时便有了第一个创作:《风笛·甘的女人的故事》。她出版了四部小说《天真的长矛》《普洛斯彼罗的孩子》《约拿》《伊甸园的阴影》和一部短篇小说集《神灵》,“莫拉格以一种不受制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对男性主流文化进行着解码,拒斥自己成为传统道德理念的牺牲品,以手中的笔作为战争武器追寻着自己的梦想”[8]94。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写作是有符号印记的。写作以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最具压倒性的方式被力比多和文化经济所掌控,也因此被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掌控,这一点远比人们怀疑或承认的范围广、程度深,而写作也正是女性压迫得以不断延续的核心所在。”[9]879因此,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要克服更多困难才能实现写作的目标。但无论身处何种困境,莫拉格始终坚持创作。在温哥华,莫拉格身怀六甲,独自一人租住在荒凉小筑的阁楼里。为了生计,莫拉格足不出户,在阁楼上疯狂写作。然而,对莫拉格来说,这阁楼并非生活局促的象征,也并非禁锢疯女人的牢笼。相反,这阁楼是展现女性自强不息、施展拳脚的天地,是真正属于女性的“一个自己的房间”。莫拉格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和顽强的坚持,实现了自己成为母亲和作家的双重梦想。莫拉格创作的过程便是她精神上的“静止的旅行”,通过创作与社会、男权、夫权进行抗争,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域,谋求心灵的自由,在人生的得与失中寻求自己的根之所在。

在父权文学传统中,女性角色大多处于沉默和失语状态,女性的主体性和话语权遭到否定,她们是陪衬,是依附男性和顺从男权的他者。但莫拉格通过写作,解域了女性这一被动状态。写作是她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武器,通过不断地自我探索,自我分析,莫拉格对男权社会环境下的女性代码提出质疑,女性艺术家的敏锐和气质逐渐生成。

2.女性书写,解域男权

西苏认为,女性自小被男性传统下的女性代码所定域,因为缺乏思考,女性的身体逐渐变得僵硬,头脑逐渐变得麻木。而要打破女性代码的定域,书写是唯一的解域方式,也是改变女性他者命运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书写“可以激发颠覆性思想,也能预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革。”[9]879因此,女性必须拾起语言的武器,书写自己,书写女性,并引导女性书写,把女性写进文本,写进历史。

莫拉格践行了西苏的女性主义理念,通过写作,凭借自身努力突破重重障碍,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谱写了一首女性作家探索独立自我的战歌。莫拉格的处女作《天真的长矛》的出版具有重要的解域意义。小说创作于莫拉格的婚姻困境期,由于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苏醒,自我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折磨着她,将她逼近精神分裂的边缘。正是写作赋予了她一个心理宣泄的出口,让她独立思考,认真审视自己的婚姻,以艺术创作的方式实现了“静止的旅行”,心灵的转境。

布鲁克代表了男性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权威,莫拉格的写作是她突破男性辖域、重获自我、重获天堂的方式。小说的出版赋予了莫拉格女性的权威,当她的权威与布鲁克的男性权威相左时,其婚姻也就破裂了。

《天真的长矛》出版时,莫拉格并未采用布鲁克给出的修改意见,署名也并未采用夫姓,而是使用自己的甘氏本姓,她成功解域了男权社会的文学理念。写作展现了莫拉格独立的女性意识,赋予了她挑战以布鲁克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力量,并助力她成功“掀开了试图将她限制于传统女性角色的那层屏障。”[10]106

3.书写自我,升华自我认识

写作不但赋予了莫拉格解域父权体制和男权文化的能力,也反映了她的内心之旅,对人生过往的反思,对父女关系的剖析,对自己主体身份的探寻,对自己根之所在的答案的寻找。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复写,同时又超越了个人经历的局限。《天真的长矛》以儿时的好友伊娃为原型,反省了自己以为逃离马纳瓦卡便能逃离过去的年幼无知。《普洛斯彼罗的孩子》以自己的婚姻为蓝本,讲述了女主人公抗拒丈夫,争取自我独立的故事。《约拿》则是关于一个窝囊的鳏夫老头与女儿卡罗尔的故事,是莫拉格对自己和克里斯蒂关系的反思。《伊甸园的阴影》再次回顾克里斯蒂讲述的风笛·甘的长征故事。莫拉格用她的创作之笔不断地解读过往,解读养父克里斯蒂,也正是在她艰难却酣畅淋漓的自我解读中,莫拉格对于自我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对于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她读懂了过去:过去虽令人心酸寒栗,却是她生命中不容忽视也无法逃离的组成部分;她读懂了克里斯蒂:一个粗俗荒诞的拾荒者,却给予了她深沉且不求回报的父爱;她读懂了马纳瓦卡:无数次迫切想要逃离的地方,却是她的理想家园,根之所在。

莫拉格的艺术创作日趋成熟,逐渐成长为颇有建树的老作家。写作让她“就地飞翔”,心灵经历了一次“静止的旅行”。旅程解域了传统女性代码对她的定域,解域了父权文化为她设置的藩篱,让她获取了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自由和独立。

沃克心中的“妇女主义者”通常指具有“非同寻常的,有冒险精神的,大胆的,或不受约束的行为”的女性形象[11]331。莫拉格便属于此种新式女性形象,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学创作天赋,像游牧民一样不受地域和现实的辖域,通过地理位置的迁徙和文学创作解域了传统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对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定域。

三、结语:马纳瓦卡之地理和精神上的归域

莫拉格浪迹天涯,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苦旅,最终带着女儿以女作家的身份回归故里,定居在麦康纳尔附近,“一个跟马纳瓦卡一样小、有许多地方跟马纳瓦卡相似的小镇。”[3]369作为莫拉格曾经的诞生之地、成长之地、苦难之所,马纳瓦卡如今变身为她的归宿地和庇护所,她真正的理想家园。这是莫拉格地理上的归宿,也是她精神上的归域,她与过去和解,接受和认同了马纳瓦卡的人和物。莫拉格在不断的解域中归域了,但她的归域并非重新归附于国家机器的定域,或重新受命于文化代码赋予的责任和意义。德勒兹表示:“归域不能被混淆为回归到原始的或最初的定域。”[2]174归域并非对解域的否定,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解域应该被理解为完全积极的力量,它有层级和临界值,它总是相对的,归域是它的对立面或互补项。”“代码可以是解域,归域也可以是解码。”[2]54

马纳瓦卡意味着莫拉格地理和精神上的归域,也意味着一位女性艺术家的长成。她解构了男性对女性身份、男权社会对女性职业的定域,但她并未完全砸碎被定域的女性文化代码,或完全颠倒过来。因为解域并非意味着要砸碎一个中心而树立另一个中心,而是要形成一个“根茎”,打破二元思维和二分法,建立一个蹉跎岁月和沧桑之上的新秩序。

莫拉格的寻根之旅和成长之路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圆形回路格局,仿佛一条衔尾蛇,首尾相连。小说的这种圆周运动也意味着开始与结束的交织,过去与现在的交融,正如莫拉格门前那条双向流淌的河流,人生的回环,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