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雯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十二楼》中“楼”的运用是李渔的独创。虽然在一些篇目中,“楼”仅作为故事的背景而非主体出现。以“楼”作为故事的线索,故事中的“楼”往往承担了多重功能,它可以是家庙等私人性的场所,也可以是店铺、寺庙等公共领域,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楼”或是园林中的“楼”。这可能受到商业出版的局限①,却正好体现了李渔作为编纂者,试图用“楼”这一“功能性物象”②连接诸篇章的用心。除此之外,李渔个人的经历及明末清初复杂的时代风貌也影响了“楼”的功能性塑造和故事主旨③。

前贤对“楼”的研究主要将“楼”归纳为“园林”的一部分,观察《十二楼》中的园林文化和视觉文化特征,阐述《十二楼》各篇故事中大量存在的“观看”动作④。但“楼”作为园林的从属,其独特意义被园林所遮蔽。除了学者所强调的视觉文化和园林审美外,《十二楼》还通过其核心的功能性物象“楼”呈现了多重独特的文化转变,体现了其文化功能性。

李渔平生最喜园林,同时也精通造园,这些理念也投射到了《十二楼》的创作中。可以说,李渔已经将造园艺术与小说、戏曲的创作理念及手法融会贯通。李渔利用小说“造园”的行为带来了叙事意义上的新变。而李渔也并非一般读者印象中唯利是图的“职业书商”,他在《十二楼》中寄托了自己关于明清易代的许多思考以及政治隐喻,如李渔在《生我楼》中提到鼎革之世多乱离与会合之事。可见李渔并非不关心鼎革乱局,只知逸乐之人。而《十二楼》中,“楼”也对应了多重权力隐喻。

一、窥视:楼中权力场的生成

一些“楼”作为独立建筑存在,另一些园林中的“楼”的位置较独立,适合作为登高眺望的观景台。这正是李渔《十二楼》中“楼”的独特性所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提出“显者之居,勿太高广。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1]155,强调了显贵者的房屋追求建筑高度的行为并不实用。同时,李渔也在不止一个故事中,提到了高楼远眺对于他人隐私的侵犯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

《三与楼》中,虞素臣将自己的祖产——一座园林卖给玉川父子,但惟独不肯典卖三与楼,并扬言要在三与楼上终老或作为“恢复之基”。三与楼作为书楼,是虞素臣“一生最得意的结构”,因此他不愿意将之写在卖园的房契上,想要保留三与楼作为自己最后的容身之所。这随即招来了买家玉川等人的嘲笑:“卖不卖由他,何须强得。但愿他留此一线,以作恢复之基,后面发起财来,依旧还归原主,也是一桩好事。”[1]57实际上,三与楼对于虞素臣来说,有特殊的价值,可以抵半座宝塔。从文字来看,虞素臣保留的这座书楼结构精巧,可谓整座园林中第一得意的设计。而玉川父子在买园之后,对园中的构造进行了更改,但只起到了“变金成铁”的作用,被人评价为:“这座园亭大而无当,倒不若那座书楼紧凑得好。怪不得他取少弃多,坚执不卖,原来有寸金丈铁之分。”[1]57而虞素臣卖园之后,玉川父子又想买下他的三与楼,而买楼的借口就是害怕自己的家室被偷窥:“一所花园,住不得两家的宅眷,立在三与楼上,哪一间厅屋不在眼前?他看见我的家小,我不见他的妇人,这样失志的事没人肯做”。[1]59

《萃雅楼》中就有男子“居高临下”观看女眷的行为,只是发生在桥上。《合影楼》中,楼阁的特殊结构同样为府中女眷带来被窥视的隐忧,即使花园中有水作为地理相隔,甚至“也当得过黄河天堑”,但是多心者还是害怕有人在隔水间花处窥视他的姬妾,因此“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1]15。可以说主人为了防微杜渐而竭尽所能。《夏宜楼》中也暴露了女性被窥视的危险。夏宜楼本是所空旷、三面皆水的独有高楼。丫鬟们因夏日炎热,脱去衣服在水池内洗澡,后被小姐指责打骂。詹娴娴在夏宜楼的高处作为监视者,丫鬟和府内女眷的一举一动都收入了她的眼中。

《拂云楼》的情节是《夏宜楼》的翻版,俞阿妈替七郎到韦家求娶能红,未等俞阿妈说明原委,能红就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来意,让俞阿妈大为吃惊,这是因为能红在韦家后园的拂云楼中看到裴七郎的一举一动。韦宅的后园中,有一座高楼叫拂云楼。“楼窗外面又有一座露台,原为晒衣而设,四面有笆篱围着,里面看见外面,外面之人却看不见里面的。”[1]166能红正是站在露台上才可以窥到裴七郎的相貌丰姿。

《十二楼》中出现的这类从高处俯瞰园林的情节,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窥视”情节,高楼中的观看可以得知园林中所有人的活动,属于一种监视现象,这是《十二楼》的独特创新。李渔结合了园林自身的艺术特征,并将之内化成小说的叙事艺术。这种叙事实际上正体现了福柯所提出的“注视”与“规训”理论。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空间规训”理论主要反映了空间与权力的紧密交织状态。其理论阐述了空间的规划和塑造对个体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结构具有相应的影响。人们会在潜移默化中屈从于既存的空间规范,进而陷入规训的罗网。福柯认为,这种空间规训具有封闭性、分隔性、功能性、等级性等重要特征,并提出了最完美的模板——“全景敞视监狱”,即“圆形监狱”[3]209。圆形监狱的设计者边沁(Bentham)采用环形式样,在环形囚室建筑的圆心位置设立瞭望塔。通过逆光效果,瞭望塔里的监视者可以清楚地透过囚室窗户看到每个囚室当中在押人员的身影,但牢房中的囚徒却无法看到监视者。福柯认为,这种监狱的构造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效果,无论塔楼上是否真有人在那儿监视,被监视者都以为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中[4]21。

在这种状态中塔楼上是否真有监视者已不重要,谁来实施监视更是无所谓。只要作为权力中心的位置——瞭望塔被所有人看到,监视者的权力就已经在暗处存在。而被监视者则只能受权力的规训却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性,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是不可能被逆转的。明清易代之际成书的《十二楼》中,这类“监视”情节代表了在传统的规训方式——“封锁”女性闺房来保持道德外,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规训方式。被监视者每刻都作为处于权威性注视(Authoritative Gaze)[5]235之下的潜在对象,因此女性不得不随时防闲,并且不断地以“道德”规训自身。

面对这种监视时,前现代小说中的主人公只能以“神仙”来形容他们的存在。《拂云楼》中,能红对媒婆说出她所掌握的提亲之事后,媒婆感叹能红的本事,足不出户,都能知道他人秘密。能红回答“我是个神仙转世,你与他商议的事,我哪一件不知?只拣要紧的话说几句罢了”[1]165。由此,一个丫鬟通过偷窥拥有了“神仙”的能力。

《拂云楼》在描述能红与小姐之间的关系时,提到了她们在某一个时刻看似平等的,但实际上又有上下之别。能红和小姐曾在湖边遇雨,二人“都在张皇急遽之时,论不得尊卑上下,总是并肩而行;况且两双玉手同执了一把雨盖,你靠着我,我挨着你,竟像一朵并头莲,辨不出谁花谁叶,所以众人看了,竟像同行姊妹一般。及至查问起来,那说话的人决不肯朦胧答应,自然要分别尊卑。”[1]160

然而在《拂云楼》故事的结尾,和小姐同嫁一夫的能红已经取得了高于其应有身份的地位。这种权力转换的关键肇始于拂云楼上的俯视动作,人物通过“监视”这一动作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权力。

吊诡的是,这些监视者自身也因监视他人而潜在地处于被监视的恐惧中。如《夏宜楼》中,詹娴娴也属于那个被人从高处观看和监视的人。瞿吉人到高山寺租了一间僧房,以读书登眺为名,终日去试千里眼。他“望见许多院落,看过无数佳人,再没有一个中意的”[1]86。一天,他偷窥时,望见娴娴以及家中顽皮女伴一齐脱去衣裳下水,露出光光的身体,而后又多次进行偷窥。当他看到娴娴不知何故忽地张皇地把诗笺团做一把,塞入袖中。吉人这位假神仙惊疑万分,觉得娴娴却像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觑的模样,暗自忖度:“我在这边偷觑,她何由知道,就忽然收拾起来?”[1]88夏宜楼是整个詹家的制高点,瞿吉人所住佛寺,也可算作广义上的“楼”,是城市中地势的“制高点”。吉人却仍然担心夏宜楼中的人同样可以窥见他,夏宜楼和佛寺在此同时作为“被看”的对象。通过“看”与“被看”对象的多次转化,“楼”的现实属性被模糊化,因“楼”之高而具有“监视”的象征意义也得以彰显。

在这一意义上,权力的阶级性被部分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监视”动作带来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的松动。

二、公私:“楼”与权力边界的交织

《闲情偶寄》中李渔谓园林之墙为“人我公私之畛域”,且认为园林之美在“傍山邻水之处”[2]182方可彰显。李渔曾购买过三座园林,其中,伊园位于李村外的一座小山。芥子园位于金陵城外半城半乡的地方,虽然它处于金陵城外,但又毗邻热闹的夫子庙,属于闹中取静的园林。而位于西子湖畔吴山东北的层园,建在山上,远离闹市,空间层次十分丰富。李渔的多次购园经历也影响了“楼”的创作。

首先,《十二楼》中,“楼”的所有权和公私性关涉了李渔“不仕不隐”的理想和雅俗与共的文人意趣。美国学者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一书中,曾讨论唐宋诗人的私人园林,分析文人的物件交换与活动让私领域的园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公领域文化结构中开始挤压变形。他认为所谓“园林”的“内”与“外”绝对不是只有空间上的私领域与公领域的差别,还涉及在“公私”之间的价值、意识形态以及情欲种种的问题[6]。李渔《十二楼》中的“楼”也存在类似的公私特征。如《萃雅楼》中,李渔把“书铺、香铺、花铺”比作“俗中三雅”,加上“古董铺”凑成“俗中四雅”。在《十二楼》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处于半隐状态“不私不公”的高人。《十二楼》中,李渔对人物常有“中庸”式的评价,他笔下有“不夷不惠”如《合影楼》中的道学先生,“不私不公”如《夺锦楼》中的判官,“不上不下”如《归正楼》中的归正和尚。李渔似乎偏爱塑造这种“中庸”式的人物,而非以道德去批判他们。《十二楼》中“不私不公”的人物,是不想做或者说迫于时代背景不能做纯粹清苦的“隐于野”的高士,而选择更能发挥自己才华的“隐于市”,这一选择是为了彰显自身不外于庙堂的能力。混同“俗雅”与“公私”,体现了作者意欲在市井之中寻求某种心理慰藉,在朝堂之外做稻粱谋。

再如《闻过楼》中,李渔通过塑造顾呆叟形象来表达自己鼎革之后理想生活方式。故事开头讲述了呆叟追求山乡隐居之乐的理想。后来呆叟不顾朋友的劝阻,退隐山林。但乡绅仕宦都自愿出钱为其建造别业,并且设计让他移居城郊。这无疑体现了李渔理想中的生活,即“半隐”的状态。在保全声名的同时,又能顺利地结交乡绅仕宦以获取生存之资,但不主动结交,仅以自己的才华吸引乡绅仕宦登门“求教”。

其次,“楼”也是贵人与权势的象征与文人审美的展现。如《萃雅楼》中,萃雅楼的三位主人自命风雅文人,他们买卖货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如“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这说明他们本就财力雄厚,也有追求,不同于一般的经商作贾之人,反而眼界甚高,“没有一部奇书不是他看起,没有一种异香不是他烧起,没有一本奇花异卉不是他赏玩起的。手中摩弄的没有秦汉以下之物,壁间悬挂的尽是宋唐以上之人”[1]131。“楼”在此代表了一种价值、权力和地位,《萃雅楼》中,写到这间铺子的生意十分兴旺,从平民到仕宦,甚至是达官显贵,“没有一种人不来下顾。就是皇帝身边的宫女要买名花异香,都吩咐太监叫到萃雅楼上去。其驰名一至于此”[1]132。可见,萃雅楼是接纳形形色色的客人的,又有文人雅士自我的标准。凡是官僚仕宦,店家都会将他们请到楼上,奉茶后,再取货上去,待他评选。这些官僚仕宦因为萃雅楼楼房精雅,店主又是文人,都破格相待。作为没有功名在身的文人,他们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当严世蕃光临萃雅楼时,金、刘二人特地将楼下的货物搬入萃雅楼中,讨好贵人。严世蕃“是货都要看,不论哪一种,只把价高难得、别人买不起的取来看就是了”。金、刘二人于是“如飞赶下楼去,把一应奇珍宝玩、异卉名香,连几本书目,一齐搬了上来。摆在面前,任凭他取阅”[1]135。货物原本被展示在楼下,但为了迎合和讨好权贵,在“上楼”之后就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吊诡的是,二楼相较于一楼是更隐秘的私人化空间,但是权力却有向私人空间入侵的趋势。上节所述的瞭望塔楼中的“监视”行为,也体现相似的特性,当公权力在一个隐秘的私人空间中生成,其力量也随之增强。

最后,“建楼”的过程也体现了“公共性”与“私人性”为代表的所有权的混合。现实中,李渔在购买、搬家、修缮层园时,体会到了经济状况对造园的制约。李渔于康熙十五年(1676)决定归杭州养老时,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下的旧宅,就是层园的前身。这时的层园只是荒废的宅院,甚至没有供人暂时居住的房屋。李渔一家人在鼎革时期仓促到来时,由于宅院不能住人,只能修建几间茅舍作为临时住所。

在建造和搬迁的途中,李渔的境遇并不顺遂,因为他没有庞大的恒产,整个家庭又沉迷挥霍享乐。当李渔从南京搬到杭州时,为了还债,他除了卖掉金陵别业以外,连妻妾儿女的衣服首饰,自己的著作刻板都抵押殆尽。李渔经过这次搬家的折腾,忧劳成疾,随后又下楼失足,筋骨跌伤,卧床许久[7]18。李渔在“搬家”时,家私都一并卖出。在典卖家私后,他对家屋的概念与情感显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只有重新在现实中设计“家屋”,并在文学中想象“楼”,才同时满足了其肉体与精神居住空间的需求。

在修建层园时,李渔因为没钱致使层园的修建不得不一拖再拖。他在贫病交加时,写信给京城朋友,名为《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以此向京城故人求援。后来李渔终于在友人的资助下完成了层园的修建工作[8]232-243。

这类经历在鼎革时期的园林爱好者中应不少见。小说中也有类似情节。《闻过楼》中呆叟搬迁过程中,楼具有“公”“私”混合的性质。《闻过楼》中,呆叟迁居山中,殷太史多次派人劝说,想要让他回城居住,都被呆叟拒绝了。朋友们设计要他入县收粮,呆叟通过贿赂得以逃脱劳役。但呆叟后又遭劫,因此陷入一个极度缺钱的窘境。但他仍然拒绝进城求贷,不肯放弃他在乡间隐逸的理想。后有县衙公差上门捉他,言呆叟是为盗窝赃。这些劫难都需要钱去打点,呆叟无奈只得进城。进城后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殷太史和他朋友们的设计。众人已经共同筹钱在城外为他构造了新居。呆叟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入住。这一情节应是李渔基于自身经历所作的改编。故事中,由于这是求助于友人并获得资助,这座新居带上了集体营造的性质。其实他本有经济能力在乡间好好生活,并拥有自己的居所,但最后却不得不依靠朋友的资助,房屋的所有权事实上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

因“众人捐献”盖的“闻过楼”是“众人”的集体付出,是众人对呆叟的期望与“要求”,有很强的集体意识。与呆叟自己出资居住,蕴含自身隐逸理想的“茅屋”大为不同。《十二楼》中的各座“楼”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游走,间接表达了李渔生活境遇及其对权力的体认和关照。

三、知识:权力中心的生成与游走

在《十二楼》中,“楼”是被文化符号化的存在,“楼”的权力性还体现在其所象征的知识性上。欧洲人曾把明清“中国”作为“知识对象”来观看。法国的福柯围绕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及其发展历程展开过详细论述。他认为,权力假定了一种基于某些知识的关系,这种知识创造并且维持了权力;反过来,权力建立起了一个特殊的真理王国。福柯的“知识”广义上包含了一切思想,本文中的“知识”主要指“信息”“所有权”“儒家伦理”和“文化地位”等。如《夏宜楼》中娴娴对知识的崇拜,即展现了权力的生成过程,娴娴把千里镜供在夏宜楼,做了家堂香火,还不时地进行礼拜活动。而且“后来凡有疑事,就去卜问他,取来一照,就觉得眼目之前定有些奇奇怪怪,所见之物就当了一首签诗,做出事来无不奇验”[1]97。在故事的结尾,娴娴把曾被用来监视自己的千里镜供奉在象征道德监视意义的“高楼”中,又通过祭祀仪式神圣化了物品,物品也因和“楼”结合获得了权力。

《三与楼》中,权力的知识性则表现为主人公对于书楼每一层的题名。匾额对于园林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李渔事无巨细地描写了“三与楼”的匾额。“三与楼”每一层都有匾额。最下一层的功能是待人接物,所以匾额上题“与人为徒”。中间一层是供素臣读书临帖所用,因题“与古为徒”。最上一层非常空旷,是素臣避俗离嚣、绝人屏迹的场所,以供其精神上的追求,因此匾额上题“与天为徒”。可见,这一楼台是兼具了修身和交际的多重功能。因为有三种用处,所以合来总题一匾为“三与楼”。李渔还特地点出,在卖楼之前,这三种名目虽然贴合实际,但仍然是“虚设之词”。只有最下一层曾经发挥过实际的作用,承担着接待客人的功能。而上两层与自己精神修行相关的场所,却从来没有用武之地。然而在卖楼以后,素臣只剩下这座“三与楼”,他终日在此楼中读书避世,对应了“楼名”,并且体悟了“舍少务多,反不如弃名就实”[1]58的道理。

“三与楼”的命名典出《庄子·人间世》:“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9]19。庄子认为人需要“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如果可以顺天应人,以古之圣贤及其论述为师,即可与王侯天子同列。这对应了作为书楼的“三与楼”在园中的地位。作者特地点出命名背后的知识性含义由虚转实的过程:“未曾弃产之先,这三种名目虽取得好,还是虚设之词,不曾实在受用。”[1]58故事中,“三与楼”中的三块牌匾,实际上起到了沟通“天”“地”“人”三界的意涵。由此作者提示读者,“三与楼”在卖楼故事中生成的知识性意义。在园林的买卖让渡过程中,代表权力的知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让渡。

《十二楼》中,代表知识性的“书楼”不止一座。在呆叟乔迁后不久,太史也在新居之侧买了一所民居,将“闻过楼”匾移来挂上。从此朝夕相处,常得闻过。李渔特意解说了“闻过楼”的楼名用意和其他故事不同,“独此一楼不属顾而属殷”,并强调了自己“原有深心”,是由于这个故事的主旨,“不在主而在客”,所以“命名之义不属顾而属殷”。整篇故事围绕着“闻过楼”的几次迁移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次迁移不是“楼”的迁移,而是将匾额从城内迁移到城郊,因为殷太史还说声气虽通,终有一城之隔,不便往来,所以“又在他房之侧买了一所民居,改为别业”。值得注意的是,殷太史特地把“闻过楼”的匾额从城中移出,而非重题一块相同的匾额,又选择把它钉在别业之中一座书搂之上,用以让他朝夕相规,不时劝诫[1]290。这一情节的设置,代表的是儒家所提倡的“自省”精神从相对文明的城市向郊外田园和乡村逐步进行转移,显示了儒家知识对外于其势力范围的空间进行“规约”的过程。

《闻过楼》中以“楼”的选址和建造暗示了这一过程。友人为了劝呆叟不要隐居深山,为他在城郊建造了一座别业。而这座城郊的别院,实际上并没有一处可称得上是“楼”的设计,“楼”本身也与城郊乡村并不匹配。例如之前呆叟在山中购买的是几间茅屋,自述己志“要寻块避秦之地”,同时呆叟由于“性爱山居,一生厌薄城市,常有耕云钓月之想”,将隐居定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余里,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计”[1]227。

之后,由于呆叟多位朋友的设计,强逼呆叟从乡间搬回城郊,还特地出资为他置办了茅屋,目的是“既要遂我们密迩之意,又要成就他高尚之心”,因而大家“趁他未到的时节”,在半村半郭之间,替他选地、盖屋、置田,为他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呆叟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己隐居乡野的理想。呆叟在遭遇逆境后,同意接受帮助,于是“随了众人走进那村落之内”。朋友们虽是好心,但不免又有夺他人之志之嫌。这座新居颇具林下风格:“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农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1]282,为整个村庄带来不同的景致。虽然盖起茅屋导致乡村的景象已经大不如前,但村落中依旧没有楼阁。且楼阁也与村落风景不符,唯一名为“闻过”的书楼是殷太史搬来后所安置的。

现代都市主要的元素是中心和路径。以波多盖西的话来说,人最关心的是一个中心衍生的领域,或“场”。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圆形的广场被集中或系统的街道所环绕一样。一个“场”的特质是由中心,或一个规则而重复的结构的特质所决定[10]59。《闻过楼》中,这座“书楼”即处在了整个村落权力场的中心位置,是整个村落在地理以及文化上,最具知识性的建筑标志。在“闻过楼”中,书楼是知识的代表,殷太史所追求的儒家道德理想象征着权力。伴随着“闻过楼”从城市移至城郊,对应着权力场域的转移与扩大。

这篇故事挑选具有强烈儒家文化象征的书楼作为贯穿故事的线索,描写了知识性的传统儒家理想——君子之道和朋友之义由城市向城郊的转移。而呆叟在山中生活的失败以及他对全隐理想的放弃也彰显了这种权力扩张的成果。故事中人物对于山中、乡间、城市和安置别业的态度都具有“权力”的意味。只有呆叟移居到村落之中,处于城郊的位置,对应着“不仕不隐”的状态,殷太史才能够与之共住,并在村落中建造象征着儒家文化下个人道德的书楼。这座“书楼”处在整个村落权力场的中心位置,是整个村落在地理以及文化上,最具知识性的建筑标志。在《闻过楼》中,书楼是知识的代表,殷太史所追求的儒家道德理想象征着权力。伴随着“闻过楼”从城市移至城郊,意味着中心的扩张,正对应着权力场域的生成。

四、结论

陈建华认为,《十二楼》标志着李渔的个人风格的成熟,其笔下的“空中楼阁”是一个各种政治、美学与文化势力交汇竞争的场域。这种势力的交汇构成了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11]88。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注重各种权力关系在整体结构中的平行互动,形成“竞争场域”(Contested Fields)。这同样对应了福柯对于空间的诠释。

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及其文化意义上,这种势力场域实际上是立体而非平面的。《十二楼》的叙事内容与叙事结构均呈现“立体”的空间化特征。在明代物欲、视觉等文化的影响下,李渔的《十二楼》匠心独具,另辟蹊径,借助了“楼”在园林中特殊的空间结构,将相对平等的“偷窥”动作提升为居高临下的“监视”动作。同时,“楼”还呈现了公私领域与儒家精神理想交织的特性,“楼”的“公私”属性中亦穿插了权力。“楼”的结构和性质还带有文人理想和知识的属性,权力在此间生成,并随着建楼的过程而不断地扩展。

在李渔的个人经历、人生态度和明清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十二楼》中的“楼”从横向和纵向两种角度展示了多元文化的“竞争场域”以及知识性的“权力”空间变化两种不同的面向。李渔正是通过“造楼”,使《十二楼》传递出了立体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有学者认为《十二笑》和《十二楼》之间有承接的关系。一般认为《十二楼》模仿了《十二笑》的结构。但是“笑”是抽象的动作,而“楼”则是确切的物象。

② “功能性物象”是指古代小说中由具体物品担当的,用以加强小说内部结构,强化情节、叙事要素之关联,以及辅助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的重要艺术手段,形成于唐、宋时期,广泛运用于明清小说,构成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色。见李鹏飞《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119-128页。

③ 李渔在面对明清鼎革时,选择了不同于“仕清”或“抗清”的“中间”路线——隐逸。李渔经营家班,奔走于权贵之间以取得秋风之资,搞创作、搞刊刻、搞画谱、搞园林等等,无不为获取生存资本而为之。见王委艳《明清易代时期的士人立场:李渔的隐逸心态》,《唐都学刊》2020年第6期,第50-54页。

④ 陈建华在《凝视与窥视:李渔〈夏宜楼〉与明清视觉文化》一文中指出了“望远镜”在《夏宜楼》中的叙事意义及其代表的晚明视觉文化的新变。商伟的《逼真的幻象:西洋镜、透视法与大观园的梦幻魅影》一文中也有提及这一现象在明清小说中的应用。陈建华的《“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一文进一步指出了主要以文化势力的交织为切入点,从明清之际各种势力交集的历史节点来看“空中楼阁”,《十二楼》犹如一个呈现新旧文学文化激烈变动的“势力场域”,折射出各种文学与艺术类型之间互相较劲、协商与融合的景观。魏琛琳与李慧的《“第三只眼”:李渔小说叙事中对话场域的实现》则是运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观看”与偷窥动作的设置在实现作品对话性方面发挥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