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云，齐枭博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01

意识形态是一个哲学范畴的词汇，最早由法兰西学院院士特拉西提出，指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形式。之后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也略有不同，如马克思从阶级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两个方面揭示了“虚假的意识”形成的原因。列宁则是根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探讨意识形态，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现今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有目的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推动文化传承、凝聚政治认同、引导思想理念等，建构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思想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显现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愈加尖锐。

一、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国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国家冷战思维回潮，对我国进行全面打压遏制的势头不断加剧，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排斥敌视不断升级，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的渗透和攻击。突出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民族问题为由，以“民主”“自由”等名义公开对我国挑衅。美国已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恶意攻击我国治疆政策，同时涉藏、涉港、涉台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日益尖锐。二是以驻华使领馆为主，以官方会见、雇员自驾游、外交会面、境外媒体采访等方式，了解收集信息。如疫情期间，某国驻华使领馆雇员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情况、大豆科研情况、农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等进行了重点关注。三是利用学术交流活动、科研项目合作、宗教活动、慈善项目等方式，进行思想渗透，大肆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聚焦高校、民族、宗教、劳动用工、青年、妇女、留学生等重点领域和群体，通过资金扶持、教育培训、高规格接见等形式进行思想渗透，妄图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实现国家政权的内部瓦解，实施思想渗透和政治争夺。四是借涉“疫”事件对我国恶意炒作。疫情发生后，敌对势力借机组织反宣活动频次明显增多、攻击党和政府的行为明显增多、境外向境内的反动电话传真明显增多，炒作涉“疫”话题“带节奏”，散布谣言制造“信息疫情”，甚至鼓动涉疫利益受损群体线上联动、线下行动。五是利用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笼络所谓“公知”“美粉”“带路党”以及“台独”分裂势力、“港独”分子、法轮功邪教组织等勾连聚合，鼓噪反共反华大共振，大肆开展反宣活动。

(二)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加剧

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1.6%。尽管网民众多，但当前网络信息传播“西强我弱”的格局却十分明显，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突出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加紧对我国渗透破坏。西方国家操纵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利用网络大数据等技术暗中搜集我国各方面情报；利用人工智能大量制造假消息；利用算法推荐定向传播西方价值观；利用其在我国境内新媒体平台，开设各类账号发声搅局；精心培育国内“代理人”，攻击国内政府网站，等等。二是网络技术新应用极大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运用，隐蔽性更强的暗网、信息加密传输技术、镜像网站和新型穿透技术等的产生，各类网络应用社交功能的不断拓展，热点舆论可能瞬间实现跨平台传播，极易被利用炮制热点、绑架民意、操纵舆论，致使应急处置难度不断加大。三是非公有资本涌入新媒体领域“跑马圈地”“操纵舆论”的迹象有所显现。商业传播平台成为主要信息入口，大型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掌握海量用户资源，垄断信息传播渠道，操纵相关商业音视频、社交和直播平台成为舆论“策源地”“发酵池”，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四是算法时代个性化、圈层化推送加剧，不同群体在高热话题上的立场观点不断碰撞、交融和分化，社会心态情绪化、偏执化的特征日益突出。甚至个别网站导向出现偏差、内容出现差错、审核报批出现漏洞，加剧矛盾冲突，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五是年轻群体受网络亚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要防范网络亚文化消解社会主流价值。比如娱乐文化、网络流行语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消费主义、“躺平风”等新文化样态在网上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三)社会突发事件蔓延演变加剧

我国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越是到发展关键时期、重要时刻，敌对势力挖坑使绊越密集越猖獗。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受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影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社会、民生领域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在增加，易被敌对势力利用炒作，演化成意识形态风险。尤其是现实社会生成的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经过网络自媒体传播发酵，往往形成“现实社会—网络空间—现实社会”的恶性传播路径。当前此类风险主要显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均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一些前期被疫情压制或潜藏的风险将浮出水面，甚至集中显现；一些同疫情相关的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矛盾问题叠加，并向意识形态领域扩散；一些社会群体不断滋长悲观负面情绪，易引发极端行为。二是受敌对势力操纵，网络出现一些噪音杂音，质疑我国脱贫成果，散播所谓的“企业倒闭潮”“经济崩溃论”，质疑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成就，诋毁否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和潜力，侵蚀发展信心决心。三是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劳资、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司法等话题，鼓动利益受损群体、激进青年学生滋事闹事。四是一些无良“大V”散布传播错误思想观点已呈“职业化”、半职业化特点，极少数异见分子和传播平台已成为有害言论集中出口。

二、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原因分析

(一)意识形态斗争实质上是制度之争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加剧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而无产阶级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之下隐藏的是本质上的不平等。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一定要将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找到实现社会真正平等的实践道路，即把平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结合，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通过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人民对生产资料的共享、对国家管理权利的共享，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正如马克思指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性也就自行消失。”[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产生更先进生产力，能实现更真实的民主，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由于制度的根本区别，造成不同国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不同，形成了民族利益之争、国家利益之争、阶级利益之争，以及意图占领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之争。苏共拥有党员20万时夺取政权，拥有党员200万时打败希特勒，拥有党员近2,000万时却丧失政权，根本原因就是忽视意识形态建设，致使很多党员甚至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1991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苏联所谓“精英分子”中76.7%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仅9.6%的人明确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归根结底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上。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彰显出极大优势，“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下，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假想敌，中西方制度体系、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方面差异性、博弈性、斗争性凸显。

(二)网络信息技术存在落差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平台，形成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特别要看到，互联网已经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现在的年轻一代被称为“低头族”“数字原住民”，很少关注传统媒体，网络舆论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互联网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最前沿。世界上任何时间任何角落的突发事件，都会借助互联网这把“火”瞬间点燃，成为波及全球的舆论热点、舆情风暴，产生蝴蝶效应。

我国虽然是网络大国，但不是网络强国，网络信息技术依旧相对落后。相较而言，美国作为最早开发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国家，在网络软件、网络硬件、IP地址分配、通信主干线、域名解析规则等核心技术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比如全球13个互联网顶级服务器10个在美国，全世界95%以上的服务信息和80%以上的网上信息都由美国人提供，美国只需对根域名服务器进行简单配置，就足以使个别国家丧失网络空间。不仅如此，国际因特网中超过2/3流量来自美国，英文网络信息总量更高达90%，英文使用频率为84%，意味着现今绝大多数网络信息依旧被美国等英语国家掌控，这种强大的网络语言优势势必造成不同国家间的“信息鸿沟”，也必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信息垄断，造成其网络话语霸权的愈加巩固。从被曝光的美国“棱镜计划”来看，美国网络数据分析能力已达到令人咂舌的程度，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绝对优势对全球网络信息进行加工过滤，甚至二次加工，并遵循利益原则控制信息流向，进而操控网络舆论。相较而言，我国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实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3]。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借助网络信息优势使我国“变色”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在互联网这个主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站得稳、冲得上、打得赢，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三)意识形态工作有待加强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重塑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意识形态思维结构也同样发生巨大变化，仅靠过去那种单纯的行政指令和层级制的指挥链条难以及时应对突发性舆论热点。如何在全媒体和大数据时代有效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是必须抓紧破解的一道难题。面对严峻而紧迫的形势，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还存在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比如网上话题设置能力不强，主流意识形态彰显不够，吸引力感染力不强；管理跟不上发展，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方法手段相对滞后；个别人担心惹火烧身，不愿发声、不善发声，甘愿当“沉默的大多数”，有的对互联网不熟悉，交不上锋、对不上话、接不上茬；监管技术比较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足，有害信息监测、过滤、拦截技术还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人力、政策保障不到位，基层阵地“水土流失”，队伍战斗力不强；等等。

当前信息传播趋势和大众接受习惯更趋向于移动化、碎片化、图像化，传统主流媒体在传播领域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引导力不断弱化。面对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是“麦克风”、处处都有“转播站”的信息化浪潮，网络舆论生态逐渐呈现延展性、炒作性、非主流性等特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大多数新情况和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大多数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潮都以网络为温床不断生成发酵，一些网络言论常常逾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出现“极端化”“情绪化”“片面化”等错误倾向，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存在向政治事件转化的新动向。从文化传播手段来讲，大众文化、社会思潮传播的突出特点是以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媒为载体，商业媒体传播平台成为主要信息入口，非公资本大量涌入新媒体领域，导致当下话语内容和形式良莠不齐。相较而言，教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不高问题依然具有普遍性。具体来讲，会议式、说教式的传统工作方式依然没有改变，理论宣讲、报告研讨等形式正逐渐失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新闻宣传的议题设置亲民化、生活化不足，话语媒介缺乏分众化应用，话语影响力有所减弱，贴近百姓生活、群众乐于参与的载体较少。

三、新形势下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围绕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周密谋划防险避险的先手和应对处置的实招，打好战略主动仗。

(一)防止主导思想“虚化”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真理力量的科学理论，坚守意识形态阵地，首要任务是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坚持我国主导文化领域的精神标识，这也是在国际格局与全球化背景下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尺度之一。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导协调各种文化冲突，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用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观念，严防任何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来诠释解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行径。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利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等，不断健全理论武装工作体系，着力强化经典原著在理论学习中的基础性地位，继续推动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理论工作平台的主力军作用，注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充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各个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以生产生活实践为材料，构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二)防范敌对势力“西化”

事实证明，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然面对来自不同层面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方面。“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大肆宣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加大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宣传力度，把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更作为打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和平演变”愈演愈烈。必须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毫无底线的渗透、境内外非法宗教的渗透、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渗透，针对他们升级翻新的渗透手段，“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敢于亮剑敢于斗争，不断创新战法，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特别聚焦高校、网络、广大农村等重点领域，聚焦互联网、新闻舆论、文化出版、社科研究等重点区域，超前形成风险预警清单，分门别类制订应对预案，提升政治观察力和信息敏感度，提高获取精准情报的能力，抢占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先机先导，不遗余力斩断其组织渠道、资金渠道、传播渠道、载体渠道、活动渠道、外联渠道，让各种渗透行为“四面楚歌”。同时，要加强政策指导和培训，加强对高校、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形态渗透能力，确保顶得住进攻、守得住阵地、稳得住人心。

(三)防范主流价值“淡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融入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体的认知结构，使之内化成为社会大众的心理状态，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理性反思和情感认同达成行为共识与形成心理共鸣，进而影响每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这是一个外部活动或事物向社会主体行为动机转化的过程。价值观的培育不能仅仅滞留于“他人为我提出”的表层，需要经过社会主体的内化和思考，经过审问、反思、权衡、考量，切身认知核心价值的合理性。我们不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心理，更要最大限度转化为日常意识，融入人们在实际物质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各种认知、知识和经验之中，只有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程度的“下降沉淀”，才会形成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普遍的共识和最积极的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的方向引导，通过宣传教育，使之完全贴合产生社会心理的社会区域，触及社会主体心理要求最关心、最强烈的问题，由此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需要“自下而上”理性力量的凝聚，要注重提升社会主体公共理性精神整体水平，不断优化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不断构筑科学合理的社会思维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既是紧密结合的双向动态过程，也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融入社会大众日常思维的实践过程。

(四)防范虚无历史“丑化”

要加强涉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风险排查、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加强对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的技术监测，把握舆情热度、舆论态度、风险烈度，提高风险隐患的预判预警预防能力。持续推进对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清理、“清风行动”“扫黄打非”等专项行动，对列入散布涉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网站、平台、网络账号进行清理，对被列为非法社会组织、重点案件查办的要逐个清理查处，强化封堵管控。对那些炮制所谓“野史”“秘闻”的错误行为，对那些歪曲党的历史、否认党的执政地位、质疑党的执政能力、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荒谬论调，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结合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结合人民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那些活跃在网上的谣言“大V”、无良“大V”、汉奸“大V”气焰嚣张，危害极大,要坚决针砭他们的恶劣言行，揭露其虚伪本质，曝光其幕后黑手，揭露其伪善面目。同时，聚焦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热点难点，正向发声，勤于发声，敢于发声，切实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百姓思想上的“疙瘩”结合起来，积极主动为民众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在回应社会关切中纾解社会情绪，在服务群众中凝聚引领群众，不给错误思潮以可乘之机。

(五)防范网络阵地“弱化”

要着重巩固好网络阵地，一体贯彻“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方针，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建设主旋律昂扬、主基调鲜明的网络意识形态，合理利用“网言网语”“流行语言”阐述表达党的理论主张，旗帜鲜明地将正能量导入“野蛮生长”的网络群组中，着力创新转化，实现有效传播，在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要调动各类网络资源，运用多种新媒体形式，彰显时代特色，坚持可亲、可近、可感，不断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内涵，将实践成果升华为激励人们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成果。要树立互联网思维，构建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紧密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机融合、主流网站和商业平台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加大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力度，重点管好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新业态，规范算法推荐、弹窗推送等传播行为。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互联网超级平台管理。注重针对社会心态和思想舆论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快构建“感知—反应—回馈—改进”完整链条，不断提高网络治理效能。

(六)防范意识形态“泛化”

意识形态工作涉及人们对外界所有事物的价值判断、思想理念和具体感知，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和具体尺度，因此需要精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边界。比如不能把常规的学术主张之争、思想观念之辩升至所谓的“左右”之争，随便贴标签、下结论。要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会负面情绪和心理，利用社会突发事件的个案，刻意将一些孤立事件和经济民生问题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蓄意挑起舆论旋涡和意识形态事端，妄图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要理性对待思想争鸣，正确看待各种价值观与利益分歧的现实碰撞，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度效，出击之前要审慎研判、周密考虑，什么时候发声、以什么名义发声、以什么方式发声都要把握好，做到谋定而后动。要区别好不同情况、不同性质，对症下药，对待学术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待思想认识问题，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答疑惑等方式进行引导；对待重要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决不能模棱两可甚至沉默失语，促进意识形态领域充满正能量、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