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鹏，赵付科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长沙410073；2.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逻辑理路，从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发展思想，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对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

一、价值论：对“为什么要发展”的认识

“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旨在对发展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价值评判，属于价值论的范畴。从价值论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和中国这两个维度，主要从回应时代主题转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等四个方面对发展作出了评价。

(一)发展是对时代主题转化作出的回应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恶劣的外部环境一直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比较多地强调战争的危险，备战一度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根据当代世界战略态势和国际关系状况的特点，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国际上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从而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105邓小平不仅认识到这两个带全球性的问题，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南北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对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二者的关系作出了科学判断，进而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观点。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不断重申与强调这一观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化，“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

(二)发展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视角，阐释了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还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角度对发展的价值进行定位。邓小平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3]128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忽视了经济建设，致使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1]377的论断，强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要强大，体现优越性，关键在发展。江泽民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4]118基于此，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4]538。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强大，要体现其优越性，主要还得依靠发展。

(三)发展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14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历史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明确界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839基于这一主要矛盾和以往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839-840这样，就实现了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的有机统一。社会主要矛盾在本质上就是人的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无论是解决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人的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要靠发展。离开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将陷入空谈。

(四)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形成系统而全面的认识。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到20世纪末，我们已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举措是否得当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为此，胡锦涛再次强调指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6]

二、本体论：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认识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主要回答发展的内涵与特征等问题，属于哲学意义上以“是”为核心的本体论范畴。从本体论层面观之，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发展的速度、特征和目的等多重视角，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

(一)又好又快的发展

发展与增长紧密相关。虽然发展不等于增长，但是要实现发展，经济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是一种赶超型的发展观。既然是赶超，自然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基于中国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实国情，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速度的问题，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375。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255的论断。在他看来，“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225。要使社会主义真正够格，就必须加快发展。当然，邓小平所强调的“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稳步协调地发展”[1]375，以实现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内在统一。江泽民认为，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江泽民指出：“现在，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形势逼人，我们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都很紧要。”[7]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也强调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他说：“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8]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关系的认识。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而“实现又快又好发展”[9]1063-1064。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在阐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将“又快又好发展”改为“又好又快发展”，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0]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虽然只是“好”与“快”两个字顺序的变化，但含义十分深刻。从“快”字当头到“好”字当头，经历了一个实践深化、认识提高的过程。“快”首先体现在速度上，同时，快速增长也是付出了较大代价的，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这一传统模式展开和推进的。“好”不仅体现在效益上，还体现在质量上。“又好又快”使指导发展的方针更加符合实际，从而在经济建设上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升华[11]。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发展不单指经济发展，而是全面发展。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富强，属于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包含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反映出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由物质技术层面发展到制度层面；文明，特指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12]。江泽民对社会全面发展思想作了更为充分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13]。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胡锦涛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9]696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而是包含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等丰富的内容，是全面的发展。

第二，发展是协调发展，不是单打一。改革开放之初，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要“稳步协调地发展”的思想，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观点，如关于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要协调的思想、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发展的思想等。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277-278可以说，“两个大局”思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要协调发展的观点。1995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其蕴含的指导思想就是协调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突出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第三，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1983年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强调保护环境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的环境与发展战略方针。20世纪90年代，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基于此，1992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了《我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被列为十大对策之首。1994年，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主要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江泽民在会上也强调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4]4632002年3月，江泽民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可持续发展作出精辟的概括，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462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为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可见，从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确立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逐步加深。

(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要真正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批评了“为生产而生产”的理论，主张生产要满足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企图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138突出“社会主义”四个字，实际上就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四个现代化”的人民性。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255在他看来，如果离开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当然也就偏离了发展的正确方向。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助于”的标准，即“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23。“三个有助于”的标准核心就是“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在此基础上，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党的十四大把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规定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最根本的标准仍然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见，无论是“三个有助于”还是“三个有利于”，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标准放在突出的位置，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生产发展、忽视提高人民生活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将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世纪之交，江泽民再次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14]466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5]。实践证明，只有切实解决好发展成果共享问题，在共享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巩固和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方法论：对“怎样实现发展”的认识

“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重在阐明发展中应处理好的若干对关系，属于方法论的范畴。由方法论视角审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了怎样进行发展的问题。

(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事待举，但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两个凡是”的个人迷信，却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打破长期思想禁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推进。邓小平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43在邓小平的支持、倡导和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既强调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又强调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问题上，都既坚持了解放思想又坚持了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让广大干部、党员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问题上，应该说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引向深入。

(二)把先行先试与不搞争论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答案只能从先行先试的实践中来找寻，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372。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1]374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搞时人们并不踊跃，好多人都在看，“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1]155。邓小平强调，一定增强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374。他最担心的就是由于争论丧失了发展的机会。不争论，就是要抓住机会，认准后先干起来，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很明显，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了实践优先的观点，通过“拿事实来说话”，解决人们认识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同时，通过先行先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1]373，这也保留了中央决策者的纠错能力，避免了未通过局部试验就全面铺开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坚持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十分重视概括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然后将其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创造力的群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基层群众自治等都是农民创造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382。当然，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并非鼓励蛮干或一哄而起地搞改革，还要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发展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3]341-342。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又是它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四)把走自己的路与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结合起来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必须走对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条基本经验。当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并不否定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利用。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社会主义要利用好资本主义的这些成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73。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1]90。

四、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对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是在我国处于“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下提出的发展思想，主要是解决“欠发展”时期凸显出来的问题，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新时代是我国进入“发展起来以后”，进而走向“强起来”的时代。1993年邓小平同其弟邓垦在谈话中曾提出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仍然需要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在人民需要方面，“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美好生活需要”，不仅需求的外延拓展了，而且内涵也升级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要靠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更要靠发展。在社会供给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升级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更需要依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由“不发达”到“发达”毫无疑问仍然也要靠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一步凸显“中国制度”的优势需要不断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发展。可见，在新时代，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二)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现象和问题，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增长速度，而是强调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从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长效乃至成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是推进新时代发展的指挥棒和红绿灯。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

(三)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涉及发展的若干对关系，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一是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需要整体推进、协同发展。二是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一方面，要进一步探索发展的规律，大胆试验、大胆突破；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高发展的科学性、增强发展的协同性。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的关系。以往，我们主要是把“安全”放在“稳定”的语境下来阐释，实际上国家安全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必须把安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点，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等四者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安全是保障。当前，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已高度融合，只有改革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才有坚实基础。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安全是改革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只有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改革发展才能向前推进。要把改革发展稳定安全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