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武汉430205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四个自信”。在本质上，“四个自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整体，“四个自信”体现了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呈现出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明逻辑和价值逻辑。只有从“四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中，才能正确揭示“四个自信”的历史渊源、现实根据和价值指向，从而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根本前提和现实基础。

一、“四个自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

自从“四个自信”提出以来，理论界对其深刻内涵和内在逻辑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但总体而言，“分而论之”是主流，总体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总体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把事物的构成要素看作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存在，而是相互中介、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四个自信”具有总体性。“四个自信”不是彼此分立、并列平行的，而是一个相互交错、相互缠绕、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分而论之”固然重要，它可以使人比较清晰地把握“四个自信”的内容及其要求，但“统而论之”即总体性把握更重要，只有在总体性把握的基础上“分而论之”才有意义。总体性研究是把握“四个自信”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的正确方式。

“四个自信”的总体性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及其历史任务的总体性所决定的。“四个自信”一开始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统一起来。在党的十八大上，最早提出的是“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随着新时代的开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且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日益彰显出新的文化维度，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开显，不仅关系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而且还关系到国运兴衰，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或核心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明确提出，“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1]。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四个自信”，将文化自信纳入其中。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由“三位一体”上升到“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由“三个自信”上升为“四个自信”，体现出鲜明的总体性特征。无论是“三位一体”的“三个自信”，还是“四位一体”的“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不变的主题词或限定词，“四个自信”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四个自信”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四个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

从根本上讲，“四个自信”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任务的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历史任务总体性的呈现，而这一总体性又具体表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总目标。这是一个总体性的目标。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具有总体性。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缺一不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前途命运只有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能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有人民幸福。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离不开“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关键词，其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既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背景下展开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西方现代化则以物为本、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不变的理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物的现代化，而是人的现代化，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具体进路，以人民美好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指向，彰显出鲜明的总体性特征。

总之，理解和把握“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及其基本要求，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割裂或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也就是说，只有把“四个自信”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的总体性视域中，才能正确地把握“四个自信”的逻辑理路及其核心要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中，“四个自信”是四位一体，但各自在内容、地位和功能有所侧重，其中：

道路自信是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指的是道路，即中国道路，亦可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道路蕴含并表征着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它以中国理论为引领，以中国制度为保障，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动力，具有总体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首先是道路自信。道路自信就是对中国道路充满信心，坚信中国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美好期待的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之路，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此，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共同构筑了道路自信。当然，更重要的是，道路自信是一种实践自信。这主要有两个意思。其一，中国道路是在实践中开辟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相契合，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显然，这种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连自己开创的道路都不自信，那还能有什么自信。其二，中国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再到“四个现代化”和今天“全面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充分证明了中国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它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

理论自信是核心。理论自信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理论与旗帜、道路以及方向直接相关。“举什么样的旗”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它决定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主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性质，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或旗帜，从而以人民幸福、人类解放为目标、方向。因此，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信不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的正确性坚信不疑。这种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基因。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而，理论自信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信。理论自信实质上是一种实践自信：理论是否正确，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证明。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道路不断前行的科学理论。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的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因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这面光辉旗帜的引领，才有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接续奋斗，才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随着新时代的莅临，中国道路不断开辟新境界，脱贫攻坚、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小康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全面小康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顺利开启，“中国奇迹”不断创造，民族复兴伟业正在绘就，美好生活正在路上，前景光明、前途广阔，雄辩地证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理论自信更加坚定。

制度自信是关键。制度是理论的具体表现，是道路的规范保障。中国制度是中国理论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是中国道路的结构框架和保障机制，保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和有序前行。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中国制度是人民的制度，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独特而显著的优越性。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集中体现了这种优越性。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表现或必然要求。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践，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够完善，还远未达到成熟定型的地步，但在中国道路不断开拓和理论创新、文化创新不断推进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制度一定会不断地走向“至善”并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就是制度自信。坚持制度自信，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制度的设计者，也是中国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中国制度体现了党的性质、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他的奋斗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制度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决定着中国制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推动中国制度不断创新、完善并展现巨大优越性的根本力量。

文化自信是基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走中国道路，开辟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间正道，不仅需要制度保障、理论支持，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的统一体中，文化自信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中国道路是从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理论是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结果，中国制度是中国文化的逻辑展开和具体呈现。这样，文化自信的极端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没有文化自信，就断“根”失“魂”，就不可能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就不知道自己的来龙去脉，就会彻底地迷失自己，因而必须深深地扎下文化自信这个“根”。只有从文化自信这个“根”上不断汲取营养，才能不断地开拓中国道路、发展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自信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四个自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自信不是自负、自恋，而是一种自觉。“四个自信”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受，而是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实践自觉。实践性是“四个自信”的本质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者”直接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以“改变世界”为根本宗旨，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因而是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四个自信”正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探索一条人类走向现代化的新路，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离开实践，“四个自信”就无法生成，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四个自信”的真谛与要义在于推动和引领当代中国实践，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展现出鲜明的实践逻辑。

一方面，“四个自信”源于实践，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尽管“四个自信”是在新时代确立的，但其形成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四个自信”发轫于中国革命之中。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寻找一条中国道路，创立一种中国理论，变革中国传统制度，创新中国文化传统，开辟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大道。“四个自信”不能没有这个基础，否则就是无根之云，随风飘散。“四个自信”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确立。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可以将这个伟大实践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之所以将改革开放以前这个历史时期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来，原因很简单：自从我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探索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自己的许多特点”就是中国特点、中国特色。当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事实上也是无法割裂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时期，但两个历史时期还是有差别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前一个“实践探索”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时期，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时期，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走了很多弯路，但在总体上，坚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道路，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使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为后一个“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物质条件和制度保证。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全盘抛弃，而是通过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自我革命来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后一个“实践探索”，是在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走一条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虽然是从历史的复杂境遇中逶迤而来的，但无疑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正式铺开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中国道路仍然是“实践探索”。中国道路的鲜明旗帜是社会主义，但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以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依据，根据当代中国实际走出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既是“自己的路”，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探索。从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到“自己的路”，虽然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但绝不是简单的量变，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质变。这是一条与西方道路根本异质的新路，从来没有人走过，是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在新时代，中国道路之所以仍然是一种“实践探索”，是因为中国道路既然是一条新路，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任何时候都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二是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最鲜明的标识。在14亿多人的大国，进行全方位、立体的、深度的改革开放，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因而，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实践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就是在这种“实践探索”中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和改革开放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开辟的，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精神气质，二者互为前提、互为表征、相辅相成。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同时，在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开辟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探索和发展出一套与自己的道路相一致的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既具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品格，日益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四个自信”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用来推动和引领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的。从根本上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是要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四个自信”实践逻辑最重要、最本质的体现。

自信不是迷恋过去，而是在认识过去的前提下把握现实、面向未来，其正确方式只能是实践。“四个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趋势的明确把握和清醒认识，从而确立的一种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表现为一种高度的实践自觉。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是一场“改变世界”的伟大运动，其本质特征是实践性。在这个意义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实践，实质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这个“化”是动词，就是“改变”的意思。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四个自信”的实践性。

推动和引领新时代中国伟大实践，是“四个自信”实践性突出而集中的体现。这也是提出并确立“四个自信”的初衷。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都不是说出来、唱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而“干”需要正确的行动指南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四个自信”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四个自信”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四个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指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结果。没有“四个自信”，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四个自信”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定与信仰，更是一个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的实践探索。也就是说，“四个自信”的价值不是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必须通过实践体现出来。只有通过实践，“四个自信”才能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增强“四个自信”时，强调了12个字：“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3]14

“四个自信”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方向保证。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长久之道。换言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2]。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探索和开辟一条人类文明发展新路的事业，它只能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放中壮大。那么，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最大底气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坚定“四个自信”。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要“冒点风险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担心的最大风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那么，在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还有多少“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啃掉这些“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很多涉及一些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啃掉它们，不仅需要智慧和毅力，而且还需要勇气，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此，能否啃下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仍然是关系到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进入新时代，国内外还有人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休，随便将“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帽子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头上。这些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也确实给人们思想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义星丛和历史境遇中，要不要以及如何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就看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底气。这个信心和底气就是“四个自信”。只有坚定“四个自信”不动摇，改革开放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三、“四个自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品格、中国气派，但它绝不是只具有中国意义，其世界历史意义正在不断彰显出来，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9。实现人类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的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拓展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因而，“四个自信”的一个重要意蕴，就在于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存在不同的文明形态。根据历史逻辑，资本主义文明必将为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社会主义文明并不一定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消失之后才产生的，二者在时间上存在一个重叠期或交合期，二者共处于一个时空之中。由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存在，但不是一种独立而自在的文明形态，而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展开，呈现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根本在于它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展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态势，尽管它与西方现代文明在时空上共处，二者相互交流、互鉴乃至交锋、竞争。在西方现代文明模式广受质疑并在事实上日益与时代潮流相背离的今天，“致力于提出一种更具‘文明性’或‘超越欧美文明’的‘文明自信’，无疑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力量”[4]。事实上，以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为旨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四个自信”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也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因为中国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现实道路，从而展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呢？或者说，如何理解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自信呢？

以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为起点，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耦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文明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缔造的。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几乎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并成为一种文明典范，逐渐演化为一种普遍化、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可资证明的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使用“资产阶级文明”、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以及“文明民族”“文明时代”等概念，显然，这里所讲的文明是现代文明，亦即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世界仍然处于这一文明形态之中。由于资产阶级和资本具有同一性，“资产阶级即资本”[5]38，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文明，倒不如说是资本创造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实质上是资本文明。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文明。尽管资本制造了很多人间苦难，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现代的灾难”，但资本确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时代，集中表现为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随着世界贸易、全球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文明比以往一切文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因为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发展”[6]，从而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太”、一种“普照的光”，它将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都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中，而资本逻辑则是增殖资本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的逻辑，这就必然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156。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发展生产力，资本创造着“文明发展”的奇迹；另一方面，资本在疯狂地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用廉价的商品去征服其他一切文明，使之成为资本文明的一部分，从而使人类文明陷入资本逻辑设置的“陷阱”之中，并进而导致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这就意味着资本文明是“历史的”“暂时的”，终将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所代替。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就是社会主义文明。

在唯物史观中，科学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为指向，进一步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形态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7]689，是比“资本文明”更高级的一种文明形态。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明确区别开来，有时也将社会主义表述为未来社会，因而，二者指的是同一个历史形态，具有直接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尽管后来列宁将二者有所区分，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共产主义文明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资本文明为基础和镜鉴，但又是与之完全异质的文明新形态，其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实际上，资本文明在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给社会主义文明提供重要物质条件的同时，也“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以及“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阶级[5]38，其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莅临。“两个必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并最终取代资本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对这种文明形态的样子进行具体描绘，认为描述得越具体就越荒谬，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文明形态将呈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的人”，从而实现了对以物的价值增值和人的价值贬值为表征的资本文明的超越。对资本文明的超越，实质上是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必须面对资本，因为对于生产力发展而言，资本的文明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又不能受制于资本，成为资本的附庸。因此，只有在正视资本、利用资本和控制资本的基础上驾驭资本，才能实现对资本文明的超越。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史过程。如果试图在现阶段就彻底超越或消灭资本，那是愚蠢的。我们对待资本的态度，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文明的同时并存并相互借鉴是长期的，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改变。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文明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把共产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明这种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提出“两个必然”时，强调了“两个决不会”，深刻洞悉了这种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具体实践，因而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它以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抓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开辟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矢志不渝的初心，其伟大实践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已经莅临。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个文明”到新时代的“五个文明”，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正以“五位一体”的方式全面展开。因此，“四个自信”既非一般的理论抽象，也非狭隘的民粹主义狂躁，而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莅临的理性自觉。

必须承认，当今世界一定程度上仍处于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也不是对资本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探索。这两个文明形态将长期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以驾驭资本为重要前提，因而与资本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文明以资本为原则，以疯狂地、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则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为旨归。这就决定了资本在两个文明形态中完全不同的历史境遇。资本文明是以资为本，增殖资本是其矢志不渝的目的；社会主义文明则是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是目的，资本只是一种手段。因此，社会主义文明以超越资本文明为目标，但这种超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存在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资本。利用资本，就是把资本当作手段，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问题在于，在利用资本时，如何才能抑制资本的“魔性”而不为资本所控制？实际上，中国道路就是围绕着如何驾驭资本而展开的。驾驭资本是充分利用资本和有效控制资本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因而也需要利用资本。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消灭资本”，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利用资本不是放任资本，而必须把资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人控制资本，而不是资本控制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文明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因此，“四个自信”是我们驾驭资本的最大底气。

四、“四个自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逻辑

“四个自信”的文明逻辑是其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呈现，而文明逻辑又必然归结为文化逻辑。只有在文化逻辑中，才能深刻把握文明逻辑。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区分，重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和文明的辩证关系。人们常常把文化和文明看作两个相同或相近的概念，相互代替使用。其实，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尽管文化与文明在生成和发展问题上具有同根性和同源性的特点，两者都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表征，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前者侧重于“化”，后者侧重于“明”。“化”即化育，以文化人；“明”即显露，彰显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文明的底蕴或内涵，文明是文化的开显或具体化。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有灵魂的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文明形态彰显出来，都是文明形象的内在支撑。二是“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四个自信”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四个自信”在内容、地位、作用等方面是有差别的，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或混淆起来。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根本性，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由于价值观居于文化的核心或灵魂地位，因而，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价值观自信，文化逻辑必然归结为价值逻辑。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中，之所以群芳竞放、色彩缤纷、美不胜收，散发出不同的芳香，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文化拥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文明逻辑以文化逻辑为基础，文化逻辑又以价值逻辑为根基。

“四个自信”呈现出鲜明的价值逻辑。在唯物史观中，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体现出鲜明的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合规律性”是事实逻辑，是真；“合目的性”是价值逻辑，是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展开，也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自觉选择，因而深刻地体现了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一。实际上，“合规律性”也是一种善，遵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从而展现出强烈的价值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逻辑和“四个自信”的价值逻辑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即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这个价值目标不是一蹴而就、径情直达的，而是一个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是向这一目标的趋近。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终极价值目标以不同的具体价值目标呈现出来。“四个自信”深刻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逻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八个明确”[3]15，就是“四个自信”价值逻辑的具体体现。“四个自信”或“八个明确”的价值逻辑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展开的，呈现出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于中华民族的命运而言，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于世界历史的命运而言，探索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和平发展；于人类历史的命运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整体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四个自信”的价值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坐标。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四个自信”，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坚持“四个自信”的实质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不仅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3]35，也是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方向引领和动力之源。牢固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既是“四个自信”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的根本区别。改革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一些具体问题只有在“变”中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8]；否则，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就会改弦易辙、改变颜色，“四个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的莅临，意味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被历史性地提升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升级版，而是在“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基础上，人民的需要日益广泛，向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富有的人”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并不意味着“物质文化生活”可有可无或完全得到满足。在任何时候，“物质文化生活”永远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追求量的满足转型升级为高质量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美好化成为新的生活时尚。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质性的提升，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必须以共同富裕为前提和基础。一些人富有、一些人贫穷的生活绝不是美好生活。在美好生活中，共同富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呈现出层层递进、步步登高的三种状态：一是物质上的共同富裕。我们以前讲共同富裕，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意味着这种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二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就每一个主体而言的。只有物质上的富裕，没有精神上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而必然表现为一种“畸形人”或“单面人”。而在事实上，物质上相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相应提升，二者的反差仍然较为明显，“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现象并非个别。所以，这种共同富裕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富有的人”。“富有的人”是指人们丰富的、全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实现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我们的根本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只有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才能不断创造历史，也只有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精神才能充分彰显出来。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根本区别于其他的各种主义，就在于它把创造历史的活动看成是“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3]40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美好生活是等不来、讨不来的，而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都将成为泡影。这里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创新等等。毫无疑问，这是“四个自信”的价值中轴。在严格的意义上，“四个自信”就是人民对自己的自信：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的，中国理论是中国人民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制度是用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样的自信，才是最根本的自信，从而彰显出“四个自信”的价值之源。

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国外有一种声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针对国内而言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二者是冲突的。这种观点要么是别有用心，故意制造矛盾，要么是没有真正认清二者的本质。其实，二者并不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实现，而必须与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频共振、共创共赢。只有在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才有实现的可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在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是各个国家人民劳动创造的结果，其发展成果应该由该国人民共享，“剥削”“占有”“垄断”等皆不合乎人性，终将在历史潮流中被淘汰出局。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打破传统的地域界限，在世界历史视域中认识中国道路的前途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以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恰恰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和平发展道路，让人民群众享受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让美好生活成为世界各国人的共同期待，是构建人类命运体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世界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