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媛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据李纯一先生的《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发明年代辨证》一文考证，朱载堉(1536—1611)的“新法密率”发明于1581年以前，早于西方55年。作为最早的平均律理论，新法密率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直至清代，新法密率才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半岛。过去学界对于新法密率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关注较少，本文以新法密率在朝鲜半岛的传入背景为研究对象，在探讨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及背后的原因。

1 《诗乐和声》之前的朝鲜乐律理论

据金秀贤《<诗乐和声>的乐律论考察——接纳以朱载堉平均律理论为中心》所说，“朱载堉平均律理论……是在徐命膺以前的朝鲜社会所没有意识到的理论”[1]。可见，徐命膺是朝鲜半岛传播新法密率的桥梁式人物。在徐命膺编撰《诗乐和声》之前，朝鲜乐律理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2]。

第一阶段为世宗时期，约为1418年至1450年。世宗提倡“文化自立”，开始模仿中国古制进行礼乐建设，创作了雅乐乐章，修订了朝鲜音乐记谱法。“文化自立”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主要执行者是乐官朴瑌（1378—1458），主要理论著述是《兰溪遗稿》。该书记载了朴瑌根据中国乐书考证十二律算法再制造十二律管，并确定黄钟标准音的过程。可以说这是朝鲜以雅乐为中心的乐律理论的初创阶段。

第二阶段为世祖、成宗时期，约为1455年至1494年。这一时期，虽保留了世宗时期制作的乐器、乐谱，但开始出现“以俗乐代雅乐”的现象，并进入“雅乐俗乐混用”阶段。为了厘清雅乐、唐乐、乡乐的关系，成伣（1439—1504）创作了直至目前仍是朝鲜半岛影响最大的古代乐书《乐学轨范》。这一时间的乐律理论主要完成了对半岛固有音乐与外来音乐的对比整理工作，进入成熟期。

第三阶段为显宗、肃宗、英宗时期，约为1659年至1776年。这一阶段的乐律理论进一步成熟，成果数量明显增多。该阶段最主要的特点是由于实学的介入，乐律理论出现了对实际应用的强烈追求，如李恒祥（1653—1733）《乐学便考》、李万敷（1664—1732）《律吕推步》、朴趾源（1680—1764）《雪溪随录》、李瀷（1681—1763）《星湖僿说》等。

不过，这3个阶段的乐律理论著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蔡元定《律吕新书》极为推崇。例如，李朝世宗在经筵活动中讲《律吕新书》，“叹其法度甚精，尊卑有序”；朴瑌制作律管时“依蔡说制黄钟一管吹之”；郑麟趾“进讲《律吕新书》，亲算考证，以定其乐”。相较于蔡元定十八律的备受关注，朱载堉新法密率很晚才在朝鲜半岛受到重视。如果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载堉进献《乐律全书》算起，到《诗乐和声》作为第一次介绍新法密率的朝鲜乐律著作出版，前后相隔长达170年之久。

2 新法密率传入朝鲜半岛的时代背景

首先来看新法密率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年代和途径。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史中，明、清两朝在书籍交流的类型、数量、规模上都超越前代。据季南在《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中所述，中国书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传到朝鲜半岛：“朝鲜朝廷向中国要求下赐书籍，或者通过燕行使者直接购买，或者通过图书中介人购买，或者两国文人之间的赠送，以及继承家族藏书或借藏书家的藏书等”[3]。明末以后的江南出版物，除了在江南地区使用以外，一部分被转到北京的琉璃厂发售。当时朝鲜通过使行，从琉璃厂购买大量书籍，陆路运回。此外，也有向知识分子直接购买，或者知识分子之间通过交流相互交换的。

为何新法密率没有在中朝书籍频繁交流的明代就传入朝鲜半岛？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战乱。明代“万历三大征”时期恰与朱载堉进献《乐律全书》的时间重合。三大征与朝鲜有直接关系的是“壬辰倭乱”。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在1592—1597年间，登陆釜山侵略朝鲜，兵锋直指汉城，很快就将大半个朝鲜半岛纳入囊中。万历皇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出兵援助，经过持续数年的艰苦战斗，最终将侵略者赶出。对中朝两国而言战争消耗极为巨大，特别是对战事不断的大明更是如此。万历三大征“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4]。对朝鲜来说，壬辰倭乱中朝鲜国王出逃，国土沦陷，人口骤减，国家面临危亡。明代万历年间的史学家茅瑞征在《万历三大征考》中讲述了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二十四年四月，分遣巨酉行长清正、义智、伏妖、僧玄苏、宗逸等，拥舟数百艘，猝陷庆尚道，逼釜山镇。五月，潜度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王仓卒弃望京，令次子珲摄国事，奔平壤。已，复走义州，愿入属，倭遂渡大同江，绕出平壤西界，当是时，朝鲜八道几尽没，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鸭绿，则螫且中于辽请援之……[5]

在这种状况下，文化传播陷入停滞是可想而知的。据吴明微《清代朝鲜使臣在华音乐活动探究》一文所述，正祖时期的《内阁访书录》所购乐书目录包括朱载堉《乐律全书》。《内阁访书录》是正祖时期自中国购进书目的清单。《访书录》和《内阁访书录》不同，《访书录》是待购书目，“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卷……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6]。而《内阁访书录》是购进后所编，已是藏书目录。张伯伟认为，丙申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令购买之年。戊戌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图书购入之年。因此，受到战乱的影响，直到1778年，载有新法密率的《乐律全书》才被购入进入朝鲜宫廷。

然而，即便《乐律全书》已经进入朝鲜半岛，但朱载堉的乐律理论并未引起重视。目前所见在《诗乐和声》之前的相关记录仅零散地出现于各种“笔谈”与日记中。由于汉字是共同使用的官方文字，故而“笔谈”成为朝鲜使臣在中国与清人进行音乐文化学习交流的常见形式。清初，“朝鲜岁岁来朝，每次派遣的使臣人数少则一二百，多则四五百”[7]。这些定期前来纳贡的使臣活动遍布宫廷与民间，在音乐文化交流方面，主要是大量购买乐器、乐书，记录乐谱，甚至学习西乐。

例如，公元1778年（李朝正祖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文学家李德懋随使团出使清朝，并将整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以日记的形式写成《入燕记》。其中“正祖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云：“与在先因往唐员外馆论乐，盖从中指一寸为尺之说，以郑世子《乐书》为铁论。”[8]这里“郑世子《乐书》”，应指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

再如《鹄汀笔谈》载：“宗室大臣未见一河间献王，有谁？郑载堉。余问：郑是何代人。鹄汀曰：前明宗室郑王之世子，名载堉，著《律吕精义》。”这段话是燕行文人朴趾源赴京之时的语录，时间是1780年，也是《诗乐和声》的成书时间。从文中朴趾源不知朱载堉为何时人，并将其称作“郑载堉”，可见对于李朝正祖时期的燕行文人而言朱载堉及其著述、学说还是较为陌生的。

第二个原因是清王朝对朱载堉乐律学成就的刻意批判。和徐命膺同时代的乾隆皇帝，曾两次对新法密率进行了批判。乾隆认为祖父康熙《律吕正义》制定的十四律理论“尽善尽美，无以复加”。因此，他要将该书的“正律审音”“和声定乐”“协均度曲”等体系意义付诸实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乾隆组织官员在《律吕正义》的基础上编纂了《律吕正义后编》，对新法密率在内的前代音乐理论大加批判。该书中有一篇专论朱载堉新法密率的问答，直接称朱载堉理论为“臆说”[9]。这反映了清代官方学术界对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基本态度。

总之，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新法密率较晚进入朝鲜半岛的主要原因。如果单从这种背景下观察，《诗乐和声》作为朝鲜官方修订的乐书，打破宗主国的偏见，介绍并高度评价新法密率理论着实难能可贵。

3 《诗乐和声》对新法密率的介绍

1780年，徐命膺奉李朝正祖之命，以“复兴雅乐”为目的，编纂官修乐书《诗乐和声》。全书共有十卷，主要内容涉及乐制、乐律、乐悬、乐器、乐调、乐歌、乐舞、乐谱及度量衡等。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诗乐和声》十卷，……是以《律吕正义》《新法律数》等书为本，参证古今，稽考声乐”[10]。这一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律吕正义》作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定的官修乐书，于1741年由朝鲜燕行使传入朝鲜。这一时间虽然早于《诗乐和声》成书39年，但是在《诗乐和声》中却没有出现任何对《律吕正义》引用的内容，从两部著作对新法密率的态度也可看出二者的区别。《律吕正义》虽然承认朱载堉管律“倍半不相应说”，但坚定的反对“异径管律”和新法密率，认为“同径之说乃十二律吕之定论”“弦律非旋宫转调之法”[11]。而《诗乐和声》则没有任何保留地接受了新法密率，并提出“周围面幂积实皆从朱氏之论”的观点。

那么，为何徐命膺放弃了李朝学者推崇的“三分损益法”，首次将新法密率计算法计算的十二律数值引入朝鲜半岛？本文认为受当时朝鲜半岛广为流行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南相淑也曾指出，朝鲜后期之所以更注重乐律理论的发展，是学者们受“实学”经世致用的影响[12]。

徐命膺生活在朝鲜封建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时代。为了弥补“壬辰倭乱”对李朝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部分有识之士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旗帜的引导下，“抛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程朱理学”[13]，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潮——“实学”。

实学是从17世纪起，朝鲜半岛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实学从思想上批判程朱理学，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及自然学科。大体说来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以柳馨远、李晬光、李瀷为代表的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前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实学思想体系，开创了实学的兴盛时期。第二阶段是18世纪中后期，以徐命膺、洪大容、朴趾源为代表。这批实学家多次出使清朝，在学习借鉴中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之后，回国积极提议社会改革，除在货币、技术、土地、科举等领域学习吸纳并提出改革要求外，徐命膺主动将音乐理论引入实学的研究范围，开始运用中国的理论整理朝鲜原有的音乐理论。第三阶段是19世纪前半期。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是丁若镛。此人同样将音乐作为实学研究的主体之一，著有《乐书孤存》12卷。

朝鲜实学形成之时，中国同样处于思想理念产生激烈变革的时期。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宋明理学不断批判的同时受到西学传入的影响，逐渐形成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价值的思潮。这股思潮的鲜明特色，在中国传统自然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尤为突出。朱载堉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成果也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实学思想的代表。例如，辛冠洁在《明清实学思潮及其现实意义》中认为朱载堉“解答了不同进位制数的换算问题，比莱布尼兹解决二进位制与十进位制的换算要早100多年”[14]。正是由于新法密率理论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反映了实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徐命膺对朱载堉的音乐理论才倍加重视。

《诗乐和声》中完全引入了朱载堉《律吕精义》中使用新法密率计算的十二平均律数据。在《诗乐和声》“乐律本原”中，通过纵黍真数（九分法，黄钟正律长八点一寸）和横黍真数（十分法，黄钟正律长十寸），排列了三十六律的长度和外径内径的数值。（见表1）。

表1 三十六律长度、外径和内径数值

据此表可以看出，倍律、正律和半律是八度关系，正律是倍律的一半，半律是正律的一半，其计算方法使用的不是三分损益法，而是朱载堉新法密率理论数值。根据对比，表中数值与朱载堉《律吕精义》卷之五“新旧律试验”数值中只使用尺寸分毫相同。

不过遗憾的是，徐命膺没有详细说明计算方法，也没有说明此计算法是为了便于转调，而是直接根据朱载堉的平均律计算方法和结果如实记录了该数值，并只记录在小数点以后的三位数。这说明徐命膺对新法密率的“密”并不重视，金秀贤在《<诗乐和声>的乐律论考察——接纳以朱载堉平均律理论为中心》一文中指出：“要得出更多的位数则在量长度时需要精密度比较好的尺，但是金秀贤怀疑当时没有存在这种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朱载堉在《律学新说》中讲到“数乃死物，一定而不易；音乃活法，圆转而无穷”[15]。笔者认为理论和数据是两回事，有没有精密的尺和算出来的数据密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精密是一种原则，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追求。不过，《诗乐和声》精密度不足的记录，并不影响徐命膺对新法密率做出极高的评价。

一方面，徐命膺认为，律尺必取秬黍，如宋代胡瑗以中等大小的羊头山黍为准。而朱载堉则取羊头山黍的黍种，在自己家中种黍，择大而均匀者为准，并认为纵黍81分为黄帝之尺，横黍100分为虞舜、夏禹之尺。李之藻以测景所得之尺准之，分毫不差，证明了朱载堉定律理论的精密与实证。另外，朝鲜李朝学者一直推崇的蔡元定赞同吹管定律，朱载堉是累黍定律，相比较累黍更具有稳定性，也更接近于实学，这也是徐命膺更加推崇赞同朱载堉理论的缘由之一[16]。

徐命膺还谈到新法密率的产生背景：明初朱元璋计划制作雅乐不尽完善，后来明世宗时广求知乐之士，以朱载堉为代表的乐律学家才得以各抒己见，竞相著书。他认为对中国的乐律理论应当汲取各种不同学说之精华：空围损益可参照孟康、冷谦，音律正变遵蔡元定，勾股面幂积实取于朱载堉，侯气测景则参照李之藻。

另一方面，徐命膺对朱载堉“十二律围径不同”之说加以赞赏。《诗乐和声》“面幂积实”一节中，引用了朱载堉《律吕精义》中“不取围径皆同”理论，并指出“至于周径各异之说……是其为说皆得之实验，未可以说蔡氏之有定论，而遂废不行，故今于周围面幂积实皆从朱氏之论”。可见，徐命膺不仅熟知朱载堉的理论，并能加以运用，还在此基础上对朝鲜学者对蔡元定的推崇进行了批判。

4 结语

新法密率的理论没有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和民间音乐中得到实际应用和推广的原因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探讨。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朝廷复古、崇古，不能容忍新法密率对传统三分损益思维的取代；其二，当时本身的音乐实践对十二平均律的需要性是不迫切、不突出的[17]；其三，拥有王权地位的康熙“十四律”否定了新法密率的部分成果[18]；其四，按照十二平均律重新制造乐器，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19]；其五，缺乏政权的关注和支持[20]。

在朝鲜半岛同样如此，徐命膺虽说是第一位将新法密率传入朝鲜半岛的人，但继《诗乐和声》之后，如《乐书孤存》等，并没有继续研究新法密率理论，而是返回推崇蔡元定十八律的传统中去，可见朝鲜半岛乐律研究的局限性。但我们仍可以理解，所谓“应用”十二平均律和在数学上反复精炼该理论本身就是有所区别的。

总而言之，《诗乐和声》对新法密率的介绍，反映了古代朝鲜半岛对中国乐律理论持续引进过程中较为理性的一面，其意义不容忽视。但是正如中国本土的情况一样，缺乏应用环境仍然导致朱载堉这一杰出的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