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丽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南京 211172）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当前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不匹配，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存在着反差现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这为我们如何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指明了方向。政治话语体系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经验[2]。加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准确理解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其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政治话语翻译是对外政治话语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为全面了解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情况，该研究拟使用CiteSpace这一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近年来中国知网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厘清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现状，探究研究热点与前沿，把握研究趋势，总结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方向，以期为未来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具体采集过程如下：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上将“主题”检索命令设定为“政治话语翻译”，为实现论文收集量最大化，检索时间不做具体限定，检索条件限定为“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和“学术辑刊”论文，共检索到114篇论文，其发表时间集中于2003年9月—2022年5月。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经人工筛查剔除不属于上述领域的论文、会议报告、导语等无效数据，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有效论文104篇，将其全部转化成RefWorks格式导出后，利用CiteSpace V(5.0.R1)软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和相关统计图表，以此来厘清2003—2022年该领域研究的情况，探讨其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1.2 研究问题

本文拟研究如下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近20年来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整体情况，具体包括发文量，论文类型类别的数量分布，主要研究力量及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二是，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及日后的改进方向。

2 数据分析与讨论

2.1 发文量趋势

如图1所示，可知，近20年来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论文发文量整体上呈增长—暂回落的趋势。从发展历程上来看，大致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缓慢的萌芽发展期（2003—2015年）。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政治话语翻译领域关注度低，13年共发文13篇，占近20年来发文总量的12.50%。第二阶段是迅速增长期（2016—2020年）。从2016年起，与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相关的论文量开始迅速增加，2016—2020年总发文量达72篇，占发文总量的69.23%。其中，仅2020年一年的发文量就达25篇，是近20年来发文量的最高峰值。这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及党和政府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无关系。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3]。此外，2016年5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转载了《学习时报》上刊登的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话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范大祺撰写的《加强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一文，该文指出，现阶段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随后分析了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滞后的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创新传播方式，增强传播效果的具体方法。该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至此，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对外政治话语不再笼统地被包含在外宣翻译、外交话语翻译中进行研究，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发文量逐年增加，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也随之增加。本文收集的104篇论文中，有11篇是受该项目资助的研究成果，其中2016年以后发表的论文有10篇，占国家社科项目论文的90.91%。第三阶段是暂回落转向期（2021—2022年5月）。2021年发文量回落至12篇，2022年1—5月共发文7篇，发文量是否能反弹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据论文内容显示，这一阶段的研究已逐渐由基于各种翻译理论的政治话语翻译、国家形象视阈下的政治话语翻译转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中心的对外政治话语翻译策略研究及政治隐喻翻译策略研究等。

图1 2003-2022年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2.2 论文类型类别发文分布

通过对104篇论文统计发现，包括硕士和博士论文在内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共20篇，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和学术辑刊论文共84篇，分别占论文总量的19.23%、80.77%。84篇学术期刊、会议论文和学术辑刊论文中，发表在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共23篇(占比27.38%)，普刊论文61篇(占比72.62%)。整体来看，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比例较低。对刊载这些论文的核心期刊进一步分类统计发现，这些期刊多为翻译类、外语类、理论性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如表1所示)。

表1 核心期刊登载论文统计表

此外，104篇论文中，发文量、被引用量和下载量均位于前十的论文大多刊载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外语》3个核心期刊上，其2021年的复合影响因子分别为1.947、1.955、2.302。可见，在政治话语翻译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影响力强且刊文量较稳定的代表性核心期刊群。

2.3 主要研究力量

利用CiteSpace绘制作者合作图谱和机构合作图谱，通过这两个图谱可清晰地了解该领域发文量高的作者和机构，以及作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迅速地把握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力量。

如图2所示，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和字号越大说明该作者发文量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作者合作关系的紧密度。连线越粗，表明作者间合作次数越多。如图3所示，节点和字号较为突出的卢卫中、曾建平、邓钟敏、杨平、李涛、梁娜、谢莉等几位作者不仅发文量高，而且与其他作者亦有合作。邱大平、楚行军虽未与其他作者合作，但发文量较其他作者多，亦是政治话语翻译研究领域的主力军。整体来看，图2中各节点分布较松散，节点间的连线细而稀疏，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仅为0.005 7。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者们需创新研究思路与方法，多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展开合作，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网络，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促生前沿性、引领性的研究成果，助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图2 作者合作网络图

图3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从图3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来看，江西财经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江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节点和字号较其他学校和翻译研究机构更为显著，意味着其发文量更高，是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领域的核心力量。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计发文量最高，达6篇，可以说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政治话语翻译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机构。此外，部分研究机构的节点之间也有细连线连接，存在合作关系。但整体来看，节点分布零散，节点间的连线细而稀疏，机构共现网络合作密度仅为0.005 1，合作不够密切。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者应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应加强与身处业界一线的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中国翻译协会等专门从事翻译实践的权威机构或组织进行交流合作，构建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理论体系，提升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影响力。

2.4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与凝练。共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反映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4]，高中心性的关键词能够揭示研究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5]，反映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如图4所示，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不同的关键词。节点越大，意味着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所受研究关注度越高；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连线数量越多，其中介中心性越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图4中共有207个节点，413条连线。其中，最显著的节点是“政治话语”，其节点最大，共现频率最高。排在其后的依次是“翻译策略”“对外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宣翻译”“十九大报告”“对外翻译”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如表2所示是共现频率在4次及4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由该表可知，“政治话语”“翻译策略”“对外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宣翻译”“对外翻译”“政治话语翻译”“十九大报告”“批评性话语分析”为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由此可知，“政治话语”“翻译策略”“对外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宣翻译”“对外翻译”“十九大报告”“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些关键词既是近20年来国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核心热点，也是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中起连接作用的重要支点。结合上述分析及该领域的论文，可将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热点总结为如下两大方面。

图4 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表2 高频关键词及中介中心性

其一，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研究。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政治话语的翻译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就翻译学的发展规律而言，任何翻译现象的研究都会经历由里向外，从字句篇章处理到外部文化、社会制因分析的过程[6]，政治话语的翻译研究亦不例外。因此，政治话语翻译策略的研究必然是其翻译研究最早且持续时间最久的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来看，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研究又可细分为如下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政治话语外译的目的在于对外译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改变其在国际上“他塑”的国家形象。因此，国家形象建构视阈下的政治话语翻译策略研究在政治话语的翻译策略研究中占有不小的比例。梁洁、孙志祥认为在翻译涉及国家政治立场、路线、意识形态等内容时，应采用“以我为主”辅以“释+译”的翻译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中国特色，同时减少国外受众阅读和理解障碍，更好地传播中国思想理念[7]。谢莉、王银泉在论述中国政治话语特征后，提出“政治等效”是政治话语翻译的最高准则和基本原则，归化和异化是政治话语翻译的两大策略[8]。第二个层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政治隐喻翻译策略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不少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和政治隐喻，学者们以概念隐喻理论为框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迟梦艳、唐浩璇在分析总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旅行隐喻、生活隐喻和疾病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了隐喻保留法、隐喻转换法、隐喻舍弃法等翻译策略[9]。卢卫中等总结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八大隐喻类型，并提出喻体对等、喻体移植、喻体转换和喻体删除4种翻译策略[10]。第三个层面，是基于各种翻译理论的政治话语翻译策略研究。具体涉及的翻译理论有翻译米姆理论、政治等效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阐释理论等[11-14]。第四个层面，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党政文献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研究。司显柱、曾剑平在总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三大翻译原则后，将其英译本翻译策略总结为释疑解惑的融通策略、趋同目标语的修辞策略、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翻译创新三大策略[15]。针对外宣翻译，黄友义提出了著名的“外宣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原则[16]。

其二，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官方话语是批评语言学关注的领域之一。代表国家和政府立场、具有外交性质的官方发言和文件是典型的政治话语，因此政治语篇及其译文也常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聂亚鹏以温家宝总理在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的演讲为例，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意识形态对政治语篇翻译的影响[17]。唐韧认为政治语篇(包括译文)与权力密切关联，批评话语分析法可作为描述政治语篇译文的一个系统性的工具对政治语篇及其译文进行比较分析[18]。王彦对政治语篇翻译中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批评性话语分析对政治语篇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译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翻译语篇传达给读者的意识形态意义[19]。此外，政治等效、隐喻翻译、概念隐喻等关键词的凸显表明基于政治等效视角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翻译、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的政治隐喻翻译研究已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2.5 研究前沿

通过对104篇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论文关键词进行提取、聚类，绘制出关键词的时间线图(如图5所示)。图中，Q(Modularity)=0.725，S(Silhouette)=0.930 4。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可见该聚类结构显著且令人信服。图5直观地呈现了不同时间段内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热点主题。通过该图我们大致可以厘清近20年来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2016年以前，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基于关联理论、释义理论等对政治语篇、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及翻译策略研究。这个阶段的发文量不高，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够丰富多样。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积极建构对外话语体系，加强外宣，于是外宣翻译、中国关键词、新型政治话语、基于国际形象建构视阈下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研究对象的政治隐喻翻译、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研究等成为2016年以来的研究热点。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以来，虽然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不断深入，但各聚类下没有显著的节点和连线，关键词也没有形成共现，这说明该时间段还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

图5 政治话语翻译的关键词时间线图

如图6所示是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通过该图可迅速了解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由图可知，对外翻译、“一带一路”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隐喻翻译、翻译方法、语料库等是2016年以来的热点研究主题。从突现强度和突现持续时间来看，对外翻译最强，隐喻翻译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紧随其后。这与“十三五”规划以来，党和政府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视、国际社会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的关注，以及以十九大报告为代表的政治语篇中有大量的政治隐喻不无关系。将图5、图6结合在一起，可预测未来一段时间里，政治话语的隐喻翻译、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政治话语的翻译原则及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致辞将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图6 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

3 目前我国政治话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向

尽管我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缺乏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研究者、研究机构以及来自政治话语翻译实践一线的合作不够密切。政治话语翻译涉及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政治外交学等学科，但现有研究者多为从事外国语言学、翻译学的高校教师与硕博研究生，其研究成果多从本学科角度来探讨政治话语的外译，缺少与传播学、政治外交学的交叉融合。而且来自业界一线从事党政文献翻译、外宣翻译人员的研究论文非常少。随着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及其所在机构可加强与本校或他校传播学、政治外交学的研究者，以及身处业界一线的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国际部等集专业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专门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开阔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视野，促进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及影响力。其次，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成果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比较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以政治语篇、政治文本为主。未来研究可结合语料库、SPSS、CiteSpace等分析工具在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中进行信息挖掘与分析应用；尝试对国家领导人、政治人物的演讲、讲话及其译文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不断丰富政治话语翻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最后，现有研究成果的译出语多为英语，仅有个别的俄语、日语、西语和老挝语译出语研究，且研究焦点多聚焦在政治话语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和原则上，对翻译效果的实证研究非常少，不利于我国政治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未来的译出语研究应改变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丰富对小语种译出语及政治话语外译传播的实证研究，有效促进我国政治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与支持。

4 结语

本文对中国知网收录的104篇中国政治话语翻译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梳理了近20年来相关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历程，描绘了整体研究的样貌，分析总结了研究热点，预测了未来的研究前沿，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改进方向。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我国政治话语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且各领域相对独立，导致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结果呈同质化、碎片化。未来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需相关学科通力合作，以推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强国际话语影响力，最终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