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春

(西安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65)

“新帝国主义”论是指以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为重心、集中关注第三世界落后问题的系列理论。随着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新帝国主义”论阶段。“新帝国主义”论虽然冠以“新”的名称，但实质上并非完全继承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没有超越，而是在部分否定中拓宽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新帝国主义”论虽然发展了列宁的不发达殖民理论，拓宽了帝国主义空间研究，但并未跳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围困

众所周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研究垄断基础上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把“大国瓜分世界”作为一章进行论述;在谈到帝国主义的特征时，把“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1]作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与列宁的关注点不同，“新帝国主义”论则把视线转向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重点探究第三世界落后的原因。“新帝国主义”论在把重心移向不发达国家和不发展现象的同时，也把研究范围从欧洲中心转向了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依附理论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作“宗主—卫星”或“中心—边缘”的关系，世界体系论在致力于“一体化研究”的同时，则将依附论的结构扩展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式。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一致认为，以世界经济的“中心”为基地的国际资本控制了欠发达的“边缘”国家，后者总是受到前者的剥削。“边缘”国家因无法生产自己的资本、机械和技术，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对“中心”的依附。应该说，以资本积累不停顿运动的方式和经济的对外扩张手段为发展逻辑，“新帝国主义”论在研究内容上逐渐从拉丁美洲扩展到亚、非、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从一定程度上讲，“新帝国主义”论研究对象的转移是对列宁关于不发达殖民理论的补充，也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空间的拓展。其实，“新帝国主义”论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并不是新创，早在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就已经关涉到了该问题。列宁说，金融资本的发展必然导致对外殖民扩张，而“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2]647-648。显然，“新帝国主义”论中的“依附”概念与列宁所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罗纳德·H奇尔科特认为“巴伦根据列宁的传统(列宁写到俄国的不发达与落后——1956[1899]),认真观察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进程并区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国的资本主义。”[2]243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虽指涉殖民和不发达问题，但因时代的特殊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并未对该问题做具体的阐述。“新帝国主义”论从战后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及时地解释了列宁未能论述的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正如多斯桑托斯所言：“我们不能不认为，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者们的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列宁也好，布哈林或罗莎·卢森堡也好，这些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为数不多的涉足帝国主义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霍布森)，他们都不曾从依附性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3]306。由此可见，多斯桑托斯的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当然，在肯定“新帝国主义”论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列宁所涉及的国家间的依附，是建立在他对帝国主义内部因素的成熟研究之上的，是作为分析的逻辑结论呈现出来的，而“新帝国主义”论在谈论依附时好像并没有考虑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成熟分析，显现出来的更多是对“依附”现象的批判。正因如此，以第三世界为重心的“新帝国主义”论，在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时就缺少了应有的力度和说服力。以美国现代化经验为样板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自二战之后一直在欧美社会科学中占据支配性地位。虽然“新帝国主义”论的出现给西方现代化理论带来了挑战，但无论从资本主义的现实，还是从理论自身发展的生命力来说，“新帝国主义”论都没能走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围困。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态度，“新帝国主义”论既没有提出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没有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中反思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更遑论提供一种崭新的认知方法和价值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新帝国主义”论主观上努力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开拓一个新思路，但因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而始终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和方向，最终未能走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围困。历史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新帝国主义”论日渐式微，西方现代化理论依然是关注的焦点。

二、研究视角：“新帝国主义”论从历史、经济和国家视角深化了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但始终没有走出经济主义为中心的简化论

如前所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有着经济的研究视角，而且有着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的研究维度。因时代的特殊和躲避书报检查之所需，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从经济开始的，且侧重于经济研究。“新帝国主义”论是战后多种理论和学派的统称，在研究形式上呈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样态。具体来说，既有以经济为研究视角的依附理论，也有从历史层面出发的世界体系论和“霸权”的“帝国主义几何学”，还有关注国家调节作用的调节理论。依附理论从资本扩张的趋势出发，侧重从经济方面阐述了不发达国家对工业发达国家的依赖关系，认为在战后新形势下，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不再把军事干预和直接的政治控制作为重要途径，而是把跨国公司的经济方式看作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说列宁强调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则突出了以垄断和国际关系为基础的多国公司的一体化，“当代帝国主义被定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垄断性大资本的集中、联合、集权和国际化的广泛发展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而这一发展进程具体体现在它的组织细胞——多国公司的发展以及垄断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增加和深化上”[3]1。多斯桑托斯认为，造成落后国家依附的原因是经济的国际分工，这使某些国家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却使另一些国家越来越落后。应该说，依附论学者的平面经济比较的研究方法限制了其研究思维，使其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边缘地区落后的原因。正因如此，世界体系论提出用历史的研究方式来解释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别，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世界体系理论来自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方法论。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非常重视“总体史”的研究，其刊物《编年史》和有关欧洲资本主义的著作对世界体系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受年鉴派影响，倡导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大相径庭的方法，“我不采用多学科(multidiscipline 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是采用一体化学科的方法(unidiscipline approach)”[4]。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不同，作为“新帝国主义”论中的另一支派的调节理论，从国家层面展开了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剖析，关注了国家在帝国主义研究中的作用。该理论从国家在一国之内对生产方式的调节入手，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回答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自我调节度过危机而没有走向灭亡问题。

上述各学派以独特的研究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进一步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运用的经济、历史、社会和国家的研究视角，在“新帝国主义”论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虽然多样式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但因“新帝国主义”论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方法，使其研究自身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依附理论过度强调了经济的静态分析，忽视了从动态中寻找落后国家的原因；以“大历史”研究范式著称的世界体系论和帝国主义几何学对于历史数据收集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历史数据分析的理论抽象，明显带有重数字分析轻理论表述和过分重视细节的研究弱点；而素有国家调节之称的调节理论在试图调节“抽象”与“具体”之间关系时，却滑向了“具体”的经验主义。同时，上述研究也没有走出经济主义为中心的简化论。它们过分关注商品生产和流通，强调经济的作用而忽略了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性和依附性特征。“帝国主义几何学”把“霸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认为标志霸权变更的是金融扩张。调节理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不仅是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开始的，而且把经济领域作为国家调节的重要内容。这些理论不仅陷入经济主义为中心的陷阱，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趋于简单。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曾批评依附理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认为“依附理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发展’这三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5]。总之，虽然“新帝国主义”论从历史、经济、国家的多维度研究为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就单个学派和理论而言，依然没有走出经济主义为中心的单纬度简化论。

三、研究方法：“新帝国主义”论发展了列宁的不平衡理论，找到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但尚未找到摆脱落后的有效方略

众所周知，不平衡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列宁以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帝国主义理论。这种不平衡不仅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也是整个世界民族国家的存在样态。“新帝国主义”论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对“什么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上与列宁的看法一致。可见，“新帝国主义”论不仅没有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且把列宁关于不平衡的思想带入帝国主义扩张和落后国家的依附中。从世界资本主义诸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实出发，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将资本主义国家分为发达和不发达两个层次，并依此建构了“中心-边缘”结构体系，找到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不平等交换和不平衡的国际关系。依附论认为“中心-边缘”关系广泛存在于世界经济中，这个结构体系具有向心性，通过层层剥削，使剩余价值积累到中心，而造成这种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交换。沃勒斯坦从列宁的资本输出逻辑出发，强调资本输出作为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强化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衡性和两极分化。“霸权”的“帝国主义几何学”和调节学派，在运用不平衡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没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那样明显，但不可否认“霸权”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而国家调节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的不平衡。毫不夸张地说，“新帝国主义”论把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不平衡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的理论(如依附理论)就是对该思想的直接建构和发展。“新帝国主义”论是对落后国家发展困境的思考，也是对西方主流发展理念的一种批判回应。应该说，“新帝国主义”论的产生和发展在探讨当代发达与不发达关系问题上开创了一条新路，不仅有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和西方发展理论，而且找到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提供了别样的路径。然而，“新帝国主义”论对现实批判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其所有的政策建议都是合理的。虽然“新帝国主义”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如何解决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根源，但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切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这样一来，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矛盾的选择中，即开放容易陷入依附，而封闭又不能发展。客观地说，“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家们虽自诩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们并未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涵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真谛，不理解这一理论的历史使命是向旧世界价值观和制度的宣战，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因此，他们尽管发展了列宁的不平衡理论，找到了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但并没有给出解决落后和不发达的有效方案和可行策略。

尽管如此，“新帝国主义”论的来源和基础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不仅是因为“新帝国主义”论部分地借用了列宁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是因为“新帝国主义”论的发展没有脱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总体视域，如“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都承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说法”[6]。当然，“新帝国主义”论作为二战后的新理论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一方面，“新帝国主义”论拓宽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空间，把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帝国主义研究中；另一方面，“新帝国主义”论注重从历史、经济、国家等视角认识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霸权的根源，从而试图回答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当代实证性难题。应该说，“新帝国主义”论的拓展和创新在丰富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新帝国主义”论适应了二战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特征，揭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的关系；因学者们基于自己的学术专长，只注重从某一视角对帝国主义的研究，难免使这一理论拘泥于某一方面。今天来看，那些深深烙印着反殖民、反“现代化”的思维和语言已与全球化的图景不相称。无论人们从何种角度批判“新帝国主义”论，这种理论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毕竟为以列宁为代表的经典帝国主义论注入了新的养分，扩大了我们思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