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京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1 做饭与“做性别”

“社会性别”是嵌入日常互动中的“惯例性达成”[1]。在家庭日常生产活动中，“做性别”（Doing gender）就像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一样，在家庭结构中，所谓的劳动分工实质是家庭劳动和性别的联合生产，是家庭物质产品和象征产品实现的机制[2]。家庭劳动的生产行为不仅仅是家庭日常活动，更是妻子和丈夫的物质角色体现与由此衍生出的女性和男性在性别象征下的从属地位和主导地位。在家庭空间里，厨房作为建筑边缘的生产空间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厨房承载的性别意义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历史浸润中得到了体现。“君子远庖厨”的表层含义体现了生产空间性别分配结构，厨房作为家庭核心生产空间与女性的紧密关系也远大于男性，女性虽然不是“生而烹饪者”，却也被看作“常而烹饪者”，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也逐渐扩展至社会关系中。具有性别专业化区分度的工作凭借其性别性质而得已建立制度化框架，婚姻与育儿使得女性面临经济风险，女性对家庭的责任影响了自身的就业与晋升。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以男性为“重心”的媒介消费主义转变为以女性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商品“她”化和审美“他”化的社会图景[3]。但是，“她”和“他”的性别关系对立结构依然存在，男性的工作“公域”和女性的家庭“私域”界限在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具有明显边界。

“做性别”视角强调互动层面上性别的社会生产，本身是指“制造女孩与男孩、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是自然的、本质的或生物的。一旦构建了这些差异，它们便被用于强化性别的‘本质性’”[4]。性别可能会在各种看似具有传统表现力的情况下被塑造，性别不再是“是什么”，而是“做什么”，其更加强调互动中存在的“做”。那么，在厨房空间下的男女互动也就成为男性、女性的本质体现，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性别形象成为社会化规范嵌入家庭性气质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在家庭领域中“做”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现。“做性别”尽管在一方面强调了性别社会化的建构过程，但是其在另一方面更注意到了作为“后天做成”的社会性别会变为生理性别的刻板成像。家庭场域下的性别劳动分工将社会性别简化为生理性别，同时抹除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

厨房作为重要的家庭空间却往往成为被忽视的性别实践场域[5]。学者索菲·海尔曼（Sophie Harman）在关于社会再生产中存在“性别盲目性”这一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显而易见的不可见性”[6]。笔者在此将这一概念扩展至家庭关系中存在的性别忽视现象，烹饪工作一定程度上被称为“不可见性工作”，因为在家庭中，人们常常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女性家庭成员应该做的工作，而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女性也被称为“显而易见的不可见生产主体”，家庭单人分工在历史脉络中成为根据性别进行划分的主流规范式结构。尽管社会上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依然在进行，但女性依旧负责家庭中大部分的烹饪工作，这种不成比例的劳动分工被隐藏的性别偏差合理化了，厨房工作成为性别的表现形式。学者凯特·凯恩斯（Kate Cairns）利用“做性别”这一概念探讨人们对烹饪的分工参与是如何性别化的，研究发现女性参与烹饪工作已经成为女性气质的表征[7]。广告在展现“事实”的同时也在建构“事实”。在性别呈现的层面上，广告也能成为宣告“事实”正确与否的“掌权者”，其在将消费者卷入所建构的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在引导消费者自我建构一个“理想的”家庭性别结构。因此，本文将女性家庭分工和广告相结合，同时将视角放置于厨房用品广告，探讨该类广告之下是否蕴含了新的家庭关系描述，该类广告是如何增强女性与家庭之间的联结的。

2 研究方法

本文针对2010年以来的厨房用品电视广告，探讨其内容中所呈现的家庭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在爱奇艺、哔哩哔哩、优酷等视频平台依据广告关键词，如调料、厨房电器、食品等进行搜索，并从结果中选取10条广告作为主要案例，从内容出发分析女性在广告中的性别分工。广告呈现出的日常生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受众进入一种建构的真实社会秩序中并将其性别化。对于广告内容的性别化阐释能够探知社会对于性别的本质理解。

3 厨房用品广告分析

3.1 理想的厨房创想就是家的创想：性别的家庭空间分置

厨房小空间是家庭大空间的映射，樱花整体厨房的广告词“厨房——不止与烹饪有关”“家的创想”就体现出厨房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劳累一天的男性回到家后看见和收获的是女性已经做好的一大桌饭，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分工也由此展示出来。在厨房里，女性用广告中宣传的厨房用具独立完成复杂的烹饪工作，烹饪的技艺与家庭的幸福程度息息相关。在有关厨房电器的广告中，通过分析厨房空间设置可以发现，广告画面呈现的大多是小康家庭的场景，厨房多是白色、西式的装饰风格，明亮的落地窗和被阳光照耀的木地板，整体灯光明亮，画面整洁干净，回答了“什么是理想的厨房空间”的问题。这种舒适整洁的环境也暗示着在这里进行的烹饪活动和家庭互动都是温暖舒适的。以方太洗碗机的广告为例，开头是一个摆放整齐的白色长工作台，桌边趴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沙发上坐着休闲看书的爸爸，妈妈收拾洗碗机里的碗筷并开始洗水果，最后一家人在沙发上幸福地吃水果。广告中洗碗机隔开的两个性别空间分别是女性劳作的厨房空间和儿子与爸爸休闲娱乐的客厅空间。在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背后隐藏着相同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支撑着社会迷思[8]。厨具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社会迷思，就是当广告中的女性在厨房劳作时才能成为“家庭主妇”的表征。而这种社会迷思的背后是传承千年的权力结构，即父权制社会结构，女性的从嫁为人妇到成为人母的活动空间都限制在厨房中，角色也被界定为妻子和母亲。厨房作为女性空间被社会、经济、文化所影响，背后也隐藏着关于性别权力结构的支配。在理想的家庭空间中，女性依旧是男性背后的支持者和从属者。

3.2 为爱而做饭的情感维系：理想的家庭女性形象建构

在厨房用品广告中，厨房文化定义了什么是理想的好女人，即作为母亲、妻子的家庭主妇形象，家庭也必须是异性恋的男女组成关系。在厨房用品广告中，“爱”是广告语中重要的关键字，如方太洗碗机的“因爱伟大”、魅力厨房新米粥的“妈妈的爱”、欧派厨房垃圾处理器的“有家有爱有欧派”。将品牌与“爱”联系起来才能对女性消费者进行有效的说服，只有因为“爱”而日复一日的劳作才能不厌其烦。品牌方也正是利用女性与“爱”之间的情感联结来引导女性在家庭关系中要学会接受、学会照顾、学会爱家人，只有这样才能在无偿的家务行为中获得情感价值。例如，老板油烟机的广告词“结婚时，妈妈说，厨电，选老板吧，陪伴我们家这么多年”，家庭集体记忆最终成为两代女性的情感传承，其中维系的不仅仅是家庭之间的情感，更是女性之间的传统责任。海天黄豆酱广告则塑造了一个三世同堂的和谐家庭，以时间线来串起家庭中的“变”与“不变”，黄豆酱串起了母亲和女儿的做饭记忆，食物的味道被转化为家的味道和爱的味道，传承了一家人的温暖与爱。在突出强调产品特性的同时也将海天黄豆酱转化为历时性的情感传承象征，在平铺直叙中将食物转变为凝聚家庭的力量。在“味事达味极鲜酱油”和“魅力厨房新米粥”的广告中，女儿夸奖“妈妈的菜”，这些都是“妈妈的爱”和“妈妈的味道”，从而将会做饭的妈妈建构成一个恒常的、理想的家庭主妇形象。在太太乐原味鲜鸡精中，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在每一餐背后用心”，结尾以儿子和老公发出“好好吃啊”的赞美作为对女性厨艺的肯定。厨具广告中表现出来的特定女性形象类型，不再是呈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知识女性形象，而是向受众展示“炊金馔玉气自华”的劳作女性形象。“女性下厨”成为建构女性社会性别的动态化规范，而厨房——烹煮食物的场所，与女性的日常生活等密切相连，同时也逐渐演化成具有明显性别标志的空间。厨房成为凸显性别区隔的“第二性”空间场所，抑或是社会建构性别空间的一个重要场所。

3.3 第二斗争场域：关于女性的家庭权力网络

厨房作为一个完整的“舞台”在广告中得以呈现，受众可以清晰地看到厨房是如何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之下形成当下所呈现出的社会空间的，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在这个社会空间中展开的[9]。被叙述的画面和被隐藏的画面在两代女性之间的互动中延展开来。在万家乐自动烹饪系统的广告中，开篇就是婆婆对厨艺不好的儿媳一脸无奈，儿媳坐在餐桌上一脸尴尬不敢吃菜，加上画外音“不会做饭怎么办”，已经将做饭和儿媳的关系直接联结上，家庭主妇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不会做饭的女性是会在男方家里受到排挤的。而有了万家乐自动烹饪系统后，作为儿媳和媳妇的女性学会了做饭并获得了全家人的笑脸相迎。作为女性的被接受程度与做饭的娴熟度紧密相连，会做饭始终是女性家庭场域地位的前提条件。欧派厨房垃圾处理器广告开头的广告词“每个人都梦想有一个家，一个完美的家”建构了理想的家庭形态，而在美好背后不可忽视的残余垃圾处理却成了问题，画面也利用小女孩对着母亲“掩鼻”的动作引发了母亲对家庭劳动不合格的“羞愧心”。前者内容表现了女性在厨房这个空间下资源分配与劳动占有的关系网络，婆婆评价儿媳的烹饪能力是为了保证家庭生产活动的流畅运行，后者利用女儿的行为来显示母亲对不擅家庭劳动的羞愧，并将两代女性与厨房的关系联结起来。

4 讨论：厨房的性别空间承载

“性别”常常被区分为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经典箴言：“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性别不再是一个人的表征，而是一种制度的深层再现。在广告文本中，厨房与做菜不仅相关，更与“做性别”“做家庭”相关，其展现和建构的主流化性别阐述依旧影响着烹饪行为在家庭环境中的定义，广告文本中的性别也成为社会规范的体现。厨房用品广告背后建构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迷思，女性成为被禁锢的、理想化的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厨房中的时空行为在厨房用品广告中被具象化为一个理想的家庭状态，厨房这一家庭空间具有较强的性别倾向性。

从“做性别”角度来看，家庭劳动成为男性与女性对于各自性别劳动性质的期望建构，即厨房里的生产行为成为性别行为。厨房处于家庭空间的中心，是家庭与外界的联系点，在私密程度上，它介于客厅和卧室之间，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家庭中权力制衡和博弈的地方。厨房中的生产和消费实践活动，包括人与人、人与物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赋予厨房一种社会属性，并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社会空间，厨房里的生产活动是家庭空间中性别斗争的一个缩影。厨房空间里的性别隔离（Sex segregation）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更传统的性别规范环境中的个体应该专注于更多性别刻板（Sex stereotypical）定型的家务劳动[10]。随着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女性虽然还未能完全“走出厨房”，但已经不再视厨房为唯一的工作地点，也不再将烹饪作为唯一的工作，厨房的性别空间弹性也由此增强，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和家庭经验获取成为可以让她们在性别的角色中得以调整的资本[11]。厨房是承载性别分工的社会空间和权利博弈的性别空间，但同时女性在家庭工作和行为中的实践性意义，对家庭空间中的性别平等和民主化开始发挥积极影响。部分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家庭/厨房是实现性别进一步平等的基本地理单元，厨房不再仅仅是一个女性化的空间，而是一个展示和实践性别权力和性别（身体）重塑，并趋于性别平等和民主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