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玭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近年来，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纪录片不断“出圈”，有着600余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亦成为纪录片创作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故宫承载了明清两代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标志性的精神内涵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早期的故宫题材纪录片注重从官方权威角度出发展示故宫的雄伟巍峨，帮助观众建构历史文化认同，而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新事》《故宫贺岁》《我在故宫六百年》等纪录片则以更为具体的文化符号展现历史、文物和个人的关系，唤醒植根于民族共同体心中的身份认同，建构起观众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概念由德国的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用以说明文化的延续。阿斯曼将文化记忆视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它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实践和语言、文本中，还外化于各种文化载体中，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学作品等。文化记忆是集体共同拥有的关于过去的知识，群体将其独特性和一致性的意识建立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之上[1]。文化记忆具有代代相传的连续性，它与现代社会发展并行，能够不断地重新阐释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通过联结过去和现在，强化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文化记忆的建构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打造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故宫是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

1 以民族文化符号激活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建构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传播需要借助符号来完成。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指出：“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2]美国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斯曾提出图像符号、指索符号、象征符号三种符号类型，其中象征符号既是思想认知和观念的载体，又能表现具有文化属性的事物。在故宫题材纪录片中，故宫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华文化符号，片中所涉及的文物、建筑、景观等各类内容在视听手段的表现下，皆成为解密中华历史的文化密码。

1.1 故宫：功能性的记忆承载空间

文化记忆的建构需要以空间为依托。空间是人们形成并储存记忆的场所，在记忆建构中，空间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载体。故宫是具有空间隐喻的文化性和政治性场所，它是几百年来历史与文化的承载者，见证了历史的更迭与延续，因此具有承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延续性质。早期的故宫题材类影视作品多以大景别全景构图展现故宫的雄伟巍峨和威严，将故宫与国家形象挂钩。在人们的回忆空间中，故宫的权威性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性被深深植根，内化为深层集体心理。因此，当故宫这一颇具仪式感的文化符号成为记忆之场，便能够极大程度地激活人们的文化记忆，增强身份认同。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使得故宫强势“出圈”，引发了一股文物热，故宫题材纪录片也自此进入了创作繁荣期。《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钟表、陶器、木器、青铜器、漆器等各类文物的修复过程，刻画了修复人员细腻的内心世界和传统手艺的精湛。其中，焕彩生辉的屏风、俊逸的唐三彩陶器和精美灵动的塔式钟成为中华文化符号，为大众勾勒出了文化记忆的空间框架。2017年，由故宫博物院制作的《故宫新事》以一年更新一集的进度真实记录了养心殿的修缮工程，修复人员在四季的轮回中细细打磨一砖一瓦，使梁柱砖缝都焕发出新的生机。之后，《我在故宫六百年》以“丹宸永固”的秘密铺设悬念作为开篇，讲述了故宫60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和能工巧匠们将技艺代代相传以保护文物古建的动人事迹。全片细致刻画了古建部、工程管理处、考古部等部门的日常工作，以点带面地铺陈出对故宫的再探究、再发现。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记忆具有社会属性，个人的记忆构建需要在社会情景中完成，“情景”主要指个体身处的社会框架中的环境、物体等，这些元素可以作为记忆符号不断唤起个体记忆，甚至在记忆的不断激活中建构起新的记忆。故宫题材纪录片通过现代化视听手段鲜活展现故宫的历史，让故宫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记忆之场，大众以此为载体进行记忆的建构，而建构起的记忆又将故宫记忆场域中的记忆空白渐渐补全，不断激发生成文化记忆。

1.2 器物与古建筑：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相互置换

阿斯曼夫妇将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指的是主体通过和载体的联结，有选择地对过去建构起身份认同。存储记忆则是不定型的、杂乱的，指向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形式，属于记忆中的“他者”。但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言，一种文化如果不珍视历史中的“他者”，就无法为艺术、科学和想象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空间[3]。存储记忆一旦与某个主体产生关联，其中的部分信息便会转化为功能记忆，从而产生意义和价值。故宫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载体，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指示，能够使大众与其联结建构起文化身份认同。但大众对故宫的记忆并不是完备与统一的，有些是通过长期性的主动联结所建构的系统化记忆，有些则是通过偶发性的审美选择所形成的无意识记忆，较为碎片化。例如，故宫中的文物器具和古建筑原本都具有使用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演变，使用价值变成了更具历史意义的研究价值，现行社会中没有群体、个人能与之发生直接联结，在记忆场域中，这些文物和古建筑只是具有历史性的符号，其蕴含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失却了，因此大众对它们的记忆往往趋于碎片化。但是，故宫题材纪录片通过对这些文物、古建的艺术化呈现，将尘封于历史深处的印迹进行大众化传播，可以使其与受众建立有效联结，将碎片化的存储记忆激活并渐渐补全，使其成为更稳固、对个体有形塑意义的功能记忆。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文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影片以“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作为开场导语，在视频网站上引发了网友的大量回复，“已查收”的弹幕不断刷屏，第一时间与观众建立起“传播—接受—传播”的互动体系。影片摈弃了晦涩深奥的解说旁白，以简明的叙事风格将活泼和鲜活的元素注入其中，使原本冰冷的文物瞬间有了个性和温度，让观众得以从现代化的视角了解古代的文物。文物之所以能成为瑰宝，在于它们记录了历史的流转，延续了中华文明，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每件文物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碎片，通过这些历史碎片，曾经中华文化记忆的社会框架也渐渐得到补全。北京卫视播出的《上新了·故宫》通过大量纪实的镜头语言展示了故宫尚未开放的区域，“上新”既代表了对故宫历史文化的重新阐释，也代表着故宫文创产品的开发，节目将历史记忆披上时代新衣，迎合了观众的审美趣味，重新建构起文化记忆。

2 以微观叙事转向增强文化认同

2.1 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叙事转向

故宫向来被认为是国家形象的符号，在大众心里留下了权威、庄重、神秘等刻板印象，这缘于早期纪录片的宏观叙事手段的刻画。早期的故宫题材纪录片出于塑造国家形象的需要和传播历史的文化自觉性，往往着笔于宏大的历史脉络，根据历史时间线的推进，选取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讲述演绎，将宏大的历史空间浓缩于影片的视听空间。同时，多采用望远镜式的大景别构图和磅礴大气的背景音乐，以一种权威视角对故宫进行艺术化呈现和处理，力求表现历史的庄重浑厚之感。在这种宏大叙事的创作倾向下，纪录片更注重讲述历史，即使是对人物的刻画，也倾向于上升到人与天地的和谐共生的哲学高度。小人物和小事件在早期纪录片的创作中往往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对象，但他们能为宏大叙事的历史演绎提供更多真实生动的细节，为历史注入更多生命力，通过刻画小人物和小事件，也能够引发观众的历史想象，在历史和现在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想让古老的记忆再次鲜活起来，就需要借助大众媒介对其进行新的阐释。《故宫》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这座宫殿自明朝之初的创立到如今成为博物院的过程，影片从宏观视角出发，运用大量文献史料，表现历史的演变与厚重，展现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的精神重建和文化重建。《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通过讲述两座博物馆的前世今生，呈现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汇与不同，影片选取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史料来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引发观众更为丰富的历史想象。之后，《故宫100》将视角缩小到故宫的器物，影片采取“大事小说”的叙事手段，以文物和建筑为切口讲述其背后风起云涌的历史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使原本只是作为物质存在的器物重新焕发文化活力，增进观众对故宫和历史的了解。《我在故宫修文物》则完全舍弃了对历史的热衷讲述，将视角对准当今社会的个体，讲述“小人物”的小事情，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把文物工匠与故宫的故事娓娓道来。综上，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叙事重点从大历史到小器物，再到表现现代社会的小人物，这种叙事转向使得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联结得愈加紧密，更易促使大众对历史进行关注，加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从而对文化记忆的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2.2 以微观叙事的共情引发文化认同

“共情”隶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也被广泛运用于传播学领域。共情理论提出，人们生来就能够产生情绪共情，所谓情绪共情，指的是个体察觉到他人的动作、表情或声音等外部信息时，会自动地、同步地模仿，此时大脑中相应动作或情感部位也会被激活，从而使个体产生同形的表征共享[4]。在故宫题材纪录片中，个体的故事以一种微观叙事的方式被嵌套在国家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可以使观众对小人物、小故事产生情感联结和认同，继而将这种认同上升到宏大叙事的空间中，产生对国家和历史的认同，建构起文化记忆。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使一群文物匠人强势“出圈”，影片之所以引起热烈反响，就在于其将镜头对准了与大众有联结的真实个体，他们是使文物重获生命力的匠人，更是同大众一样的普通个体。影片以全新的微观视角对故宫作了另一番解码，展现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内容，并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从大众视角出发呈现他们工作中的快乐和乏味，建立起普通百姓和故宫之间有血有肉的联结。影片中，文物修复师曲峰说到：“玉就是一块石头，它能有什么德行啊，但中国人就是能从其中看出德行来，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借由修复师之口，道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朴素生活哲学，能够最大限度激发观众的情感，使观众真正进入影片所呈现的文化空间之中，细细品味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发挥情感对记忆的辅助功能，推动文化记忆的形成。

3 以网络媒介延伸记忆空间

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大众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传统媒介建构文化记忆的垄断性局面被打破，互联网成为文化记忆建构的另一场域，大众通过网络媒介的社交属性参与到文化记忆的建构中，并使其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美国学者李普曼曾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指传播媒介通过选择和加工造就的信息环境。近年来，故宫题材纪录片借助网络媒介对故宫和历史进行全媒体、多角度的解读，使得网络媒介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新场域，公众进入高度信息化的拟态环境中，在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中产生认同感，建构起文化记忆。

3.1 发力年轻群体，创新传播形式

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和杰奎琳·斯科特（Jacqueline Scott）在发表于1989年6月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中阐述了他们关于“世代与集体记忆”的研究，意图说明代际影响、生命历程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影响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时期的生活经历[5]。重大的公共事件可以在直接参与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在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传统媒体通常以图文、声音、影像等单一的视听手段来建构文化记忆，网络媒介的建构方式则显得更加丰富立体，在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下呈现出全媒体的特征，将文字、影像、H5动画等同时呈现在网络界面上，使文化记忆在数字化技术的编码下生成新的文化意义和群体认同。

故宫博物院上线了“数字故宫”小程序，搭建起数字化的掌上宫殿，依托微信小程序超5亿的日活量将文物和建筑进行数字化整合，给大众带来了较强的互动感和现场感。近年来，故宫题材纪录片也借助网络媒介，发掘了更多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以一种立体化、形象化的方式建构文化记忆。

《如果国宝会说话》采用“台网联播”的形式，选取在吸引较多年轻用户的哔哩哔哩网站进行播出，节目组还在官方微博平台发起“国宝反差萌”的创意海报征集活动，让网友自行发挥，将文物的特点与当下网络流行语结合进行文案编写，制造历史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碰撞，营造出“反差萌”的效果，激发了大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截至活动结束，共计1.9亿次的阅读量，极大地推动了节目在网络场域的传播。例如，辽宁博物馆的花树状金步摇在网友的创作下，被搭配上“上头”的文案，“上头”既说明了步摇是戴到头上的饰品，又是网络流行语，具有因为兴奋而有些失去理智的意思，表现了步摇的精美带给人回味悠长的审美体验。网友对文物进行“萌”系解构，使文化意义在“脑洞大开”中进行二次生成，历史元素与网络元素紧密结合，增强了节目的传播效果，也使得文化记忆的生成更为形象化。《故宫100》和《如果国宝会说话》都采用了微纪录片的制作形式，在每集内容的时长上做了短视频化的尝试，迎合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媒介使用习惯，以看似碎片化的微纪录传递了中华文化内核。

3.2 为个体赋权，文化记忆的公民化书写

网络媒介自兴起之初，就以开放性和平等性深深吸引着广大受众，它不仅给公民创造了自由表达的环境，也给公民与官方媒介共建文化记忆提供了平台，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民间场域。在当今互联网生态中，短视频平台以裂变式的传播特征成为网络平台矩阵的重要力量。基于网络用户的快消费式媒介使用习惯，对影视作品进行二次解读与二次创作成为各大短视频平台内容创作的风向标。短视频平台用户即内容生产者，往往在影视作品文本内容的基础上，选取片段进行重新配音解读，后期制作添加特效、字幕、表情包等制作短视频，完成对作品的二次传播。内容生产者倾向于选择故宫题材纪录片中最能引起受众情感共鸣和认同的片段，并在后期制作中有目的性地放大原有文本内容的看点和情绪点，引导其他用户与视频内容产生情感共鸣。

视频网站所具有的弹幕功能也为大众对文化记忆的公民化书写提供了可能。在观看节目时，随着节目内容的演进，观众可以实时发送弹幕来表达自己的观看感受和对节目的看法。屏幕上无数条飘过的弹幕汇聚一起，形成了一个建构文化记忆的线上虚拟情境，其他看到弹幕的网络观众就成为这个虚拟情境中的群体成员，并被形塑着关于节目的看法和认知。

4 结语

故宫经过600余年历史的洗涤，仍是中华历史文明中灿烂的一抹红。故宫题材纪录片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价值，让故宫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历史和现代的融合中，使国人重新建构起关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记忆。如今，目不暇接的各类社交媒体让个体被迫进入快餐式的信息时代，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故宫题材纪录片所带来的文化意义和心灵抚慰显得弥足珍贵，它能够缓解个体的文化乡愁和身份焦虑，以一种可以触摸历史的方式彰显了中国人的来处和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