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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热点
——基于2017-2020年《早期儿童研究季刊》的量化分析

2022-11-19

教育评论 2022年2期
关键词:儿童研究发展

●张 斌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将“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肯定了我国学前教育在“十三五”进程中的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也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每年公布的成员国学前教育发展情况相比,我国学前教育还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比较和相互借鉴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国际背景而独善其身。[1]美国作为OECD成员国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之一,其学前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和研究热点对提升我国学前教育研究质量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美国权威学前教育杂志《早期儿童研究季刊》(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的量化分析,对其研究现状及热点进行评析,以期为我国学前教育研究发展提供借鉴。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数据来源,以美国幼儿教育权威机构——全美幼儿教育协会主办的《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为研究对象,以2017-2020年为时间范围,选取了404篇相关文献,通过CiteSpace(版本5.7.R2)软件删选,最终选取文献403篇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可视化分析法,通过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对文献中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方法、关键词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并将结果以数字化图表的方式呈现。二是内容分析法,结合图表呈现出来的信息对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现状、热点进行分析,总结其值得借鉴之处。

二、 研究基本情况

(一)研究者与研究机构特点

1.研究者

研究者作为推动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研究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学前教育研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对核心作者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把握美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大致情况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根据VOSviewer软件对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频次进行可视化处理的结果,在2017-2020这4年中共有1353名作者在《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上发文,单个研究者发文量最大值为9,将其代入界定核心作者常用的普莱斯定律M≈0.749(Nmax)1/2,可得出发文量≥3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共有73名作者符合核心作者的要求。笔者对前10名核心作者(共14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仅从发文量而言,艾瑞亚·安萨利(Arya Ansari)以9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一,艾瑞亚·安萨利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博士,擅长领域为多级模型、SPSS软件应用以及方程建模等,其最高被引文章为2017年所发的《全日制幼儿园课堂活动设置与幼儿早期学习》(《Activity settings in full-day kindergarten classrooms and children’s early learning》),通过分析数据(源于数据库)探索不同的课堂过程如何更好的促进儿童的早期学习。[2]

相较于发文量,被引频次和链接强度在某种意义上更能反映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以及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在综合发文量、被引频次以及链接强度方面,特拉华大学的罗伯塔·米奇尼克·戈林科夫(Roberta Michnick Golinkoff)、坦普尔大学的凯西·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林恩·弗农·费甘斯(Lynne Vernon-Feagans)的研究影响更为突出。罗伯塔·米奇尼克·戈林科夫任职于特拉华大学的教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认知发展、语言发展、幼儿教育等方面;凯西·赫什·帕塞克博士任职于坦普尔大学心理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习得、幼儿教育、语言发展、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认知发展等;林恩·弗农·费甘斯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弗兰克·波特·格雷厄姆儿童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心理学和语言学。

从14位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看,除了与学前教育直接相关的幼儿教育、师幼互动、儿童发展以及语言学习等方向以及与教育学相关度较高的发展心理学、认知发展、应用发展心理学以及执行功能等心理学方向,还有近些年来新兴的由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交叉产生的认知神经科学和发展神经科学,涵盖专业较广。

2.研究机构

在2017-2020年间共有35个国家在《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上发文,其中以美国发文量最高(316篇),随后是加拿大(29篇)、中国(23篇)、澳大利亚(17篇)、英国(10篇)等。美国在本国的研究期刊上占主导地位实属正常,其他各国能在《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对研究能力的认可。作为发展中国家,发文量第三的排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

从各国的研究机构发文情况看,2017-2020年间共有420个机构在《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上发文。借助VOSviewer软件的分析以及笔者的整理,以发文量为主要参考值列出了研究机构中的前10名,共12所大学,全部为美国的大学。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以27篇发文量以及164被引频次位于第一名,随后的范德比尔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坦普尔大学虽然在发文量方面相对较少,但被引频次较高,表明这3所大学同样具备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借助VOSviewer对发文量超过5篇的45所大学进行分析,可以得到7张合作网络,其中合作机构较多的主要有4张,分别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智利卡托利卡教会大学等机构形成的合作关系网,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香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机构形成的合作关系网,乔治亚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形成的合作关系网以及纽约大学、西北大学、坦普尔大学、特拉华大学等机构形成的合作关系网,平均每张合作网络涵盖9所大学。从4张主要合作网络中涵盖的部分大学的地理位置看,有相邻州的大学合作,还有地跨整个美国的机构合作,以及跨国的机构合作。由于美国宪法将管理教育的权利赋予州政府,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其中的大学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通过相互合作不同的教育机构能够进行资源共享,从而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特点

根据搜集的403篇文献的文献类型分析,除文献综述11篇、社论7篇、评论3篇外,剩余的382篇均为实证研究,主要用于获取数据的方法包括调查法、查询数据库以及实验法。

调查法占46.1%,成为《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中实证类研究获取数据的主要方法,即通过调查问卷、观察量表等量化手段以及访谈等质化手段获取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数理分析从而获得研究结果或验证研究假设。数据作为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主要线索,其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因此研究者通常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获得有效数据。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包括样本的质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对观察数据的编码等。

查询数据库获取数据的方式相较于调查法更加轻松准确,但其前提条件是有全面可靠的数据库做支持。美国在教育数据质量及管理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通过构建教育数据标准、规范教育数据收集过程、落实教育数据输入责任、执行教育数据审查责任、强化对异常教育数据的监测以及强调对数据的使用等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数据的质量。[3]《早期儿童研究季刊》中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库获取数据的比例从2017年的18.4%到2020年的32.8%,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使用最多的为早期儿童纵向研究——出生队列(ECLS-B)数据库。

实验法在三种研究方法中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占比为24.3%。与自然科学的实验不同,教育类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其背景、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实验过程的设计以及无关因素的控制的要求更高,往往需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类方法主要用于探索各种新式的教育干预的效果,如分析教育项目、心理发展、教育中介等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整体而言,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性质以实证研究为主,并且注重将信息技术运用于研究之中,这不仅降低了研究者的精力、时间、所在地理位置对研究的限制,而且增加了研究的科学性。美国先进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也使由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数据库日益成为研究者获取研究数据的重要方法。

(三)研究热点

题目和关键词作为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涵盖了研究的主要信息,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能够准确地把握美国学前领域的研究热点。

1.关键词分析

通过将Citespace的节点设置为“Keyword(关键词)”,对403篇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共得到283个关键词。为了更好地突出研究热点,笔者从中心性和词频两个维度,以中心性≥0.05、词频≥10为条件,对283个关键词进行了综合筛选,在排除了“preschool(幼儿园)”“education(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早期儿童教育)”“school(学校)”这4个虽然高频且高中心性但涵盖范围过广而不具有针对性的关键词之后,共得到21个符合条件的关键词。

为了更系统地借助关键词分析美国早期儿童教育的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的聚类功能对全部关键词进行聚类,聚类结果显示平均轮廓值为0.7637。根据Citespace对轮廓值(S值)的指标要求,“当S值在0.7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0.5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4]。笔者将聚类中轮廓值低于0.7以及节点数量较少(≤10)的聚类排除后,根据聚类名称以及所含主要关键词,将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热点归纳为“教育政策与质量”“教育干预”“儿童能力发展”“重要他人”四方面。

2.论文选题分析

为了更好地把握4个主题的研究热点,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403篇文献的选题进行了分析,分为“教育政策及项目”“教育测量”“教育中介”“家园合作”“儿童成长”“专业人员”“家园支持”“同伴关系”8个子主题[5],并对涉及相关子主题的文献数量进行了统计。在涉及多个子主题的文献中,笔者根据其侧重点进行划分,将研究内容不在子主题之中或领域涉及过于复杂的归于“其他”类别。

一是涉及教育政策与质量主题的文献共有87篇,主要研究教育政策及项目与教育测量两方面内容。教育政策及项目在美国的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涉及教育政策及项目的25篇文献主要探讨了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等机构实行的各项教育政策及项目的影响和效果,涉及的项目包括“开端计划”“力争上游计划”“联邦儿童保育补贴计划”“弗吉尼亚学前教育计划”“田纳西州志愿学前项目”等。进行教育测量相关研究的文献共有62篇,主要涉及对美国早期保教质量评价的研究,是美国早期儿童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从4年间的发文量变化看,教育测量相关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对各种教育质量测量量表、工具有效性的研究,如对被美国质量评级与提升系统(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s,QRIS)广泛使用的测量工具之一——幼儿环境评定量表的研究。[6]此外,有对学前语言评估量表、早期发展工具、幼儿早期读写能力测验等方面有效性的探索。

二是涉及教育干预主题的文献共有71篇,包括教育中介与家园合作两方面内容。教育中介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情境进行研究,包括教育情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以及与儿童各方面发展的关系,部分研究通过实验的方式对不同的教育情境对儿童成长的促进效果进行对比,以期探索出更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情境。另一方面是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内容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这里教育内容主要指课程。课程是教育机构有目的地影响儿童发展的主要手段。相关研究者不仅注重对现有课程效果进行研究,而且在不断探索其他有益于儿童成长的课程。对家园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研究家园合作对儿童各方面发展的影响。相关的14篇研究,主要包括对家园合作对入学准备的影响(42.9%)、对儿童心理与情感的影响(14.3)、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14.3%)及其他(28.6%)。

三是儿童能力发展是美国早期儿童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相关的109篇文献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有儿童的学术准备、弱势儿童的发展等方面,其中学术准备侧重研究语言能力(31.2%)与执行功能(17.4%)的发展,弱势儿童发展关注对特殊儿童的全纳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对儿童语言教育的重视程度就开始迅速提高,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在校学习的儿童中,存在学习困难的儿童有80%同时存在阅读困难问题,而存在阅读问题的学龄儿童数量多达256万。[7]当前相关研究侧重于如何更好地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与其他领域能力的相关性,以及相互作用在语言能力方面的研究。执行功能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与个体的自我调节、控制以及记忆高度相关。[8]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执行功能在儿童学习、入学准备以及将来的成功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注重探索执行功能与儿童其他能力发展的关系及相互作用。对于弱势儿童的研究主要涉及因病症、种族以及贫困等因素而在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幼儿,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教育公平提供建议。

四是涉及重要他人主题的文献共有127篇,主要涉及对儿童成长有影响的人及相互关系的研究,包括家庭支持66.9%、教育专业人员30.7%、同伴关系2.4%。家庭支持主要研究的是父母及其属性对儿童成长的影响。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我们相信变革》一书序言中特别谈道:美国家庭应该注重儿童教育,使自己的子女有能力与中国的孩子竞争将来就业的机会。[9]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家庭组成较为复杂,这也导致其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在主要研究家庭支持的85篇文献中,研究内容包括影响父母为儿童提供教育支持的因素(其中侧重研究母亲影响的占15.3%,侧重研究父亲影响的占3.5%)、低收入因素(12.9%)、种族因素(9.4%)、移民因素(5.9%)以及农村因素(3.5%)等方面。教育专业人员主要指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的人。与中小学教育不同,学前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者包括教师和保育员,而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保育和教育均具有重要意义,故以“教育专业人员”作为相关研究对象的统称。相关的39篇文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教育专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发展对儿童成长的影响(51.3%)以及师生互动对儿童成长的影响(48.7%)两方面。同伴关系主要研究在教育机构中儿童与同伴的相处可能对其成长产生的作用,鉴于其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相关研究较少。

五是涉及宏观或历史因素对学前教育影响方面的研究,共有9篇,内容包含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及相关研究的历史进程,如研究2010年发生在智利的地震与学前龄儿童认知和执行技能发展的关系[10]、考察农村生态环境对儿童学习机会的影响[11]、对幼儿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变革进行历史考察[12]等。

三、结论与借鉴

根据Citespace和VOSviewer两种可视化软件对美国《早期儿童研究季刊》2017-2020年所发文献相关数据的呈现,关于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现状及热点分析结论如下:在研究主体方面,已发展出一批研究方向多样的核心作者,各研究机构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网络;在研究方法方面,查询数据库成为除调查法外最常用的获取数据方法;在研究内容方面,教育政策与质量、教育干预、儿童能力发展以及重要他人成为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4大热点主题。其研究可为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打破研究学科壁垒,注重合作与共享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综合各学科的优势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交叉领域,不仅包含传统学科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系统,而且能够带来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新型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研究特色和优势,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具备的多元学科背景以及进行的广泛的跨地区合作使其研究能够集不同高校之所长,将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学前教育研究,进而保障学前教育研究能够紧随科学发展前沿,不断提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论文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对其作者贡献度的认可影响着不同领域甚至是同领域作者的合作倾向。我国对署名顺序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形成了如果不是论文第一作者,其在研究中的贡献就不被认可的“非一作歧视”,在毕业、求职和考评等活动中也会受到诸多限制。相较而言,美国对研究成果的考核相对宽松,如高校在进行教授评级时关注的是与教师相关的论文的总数量和质量,而非要求第一作者。这有益于营造宽松合作的研究氛围,鼓励同学科或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合作研究。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认证机制,结合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责任分工,肯定“非一作研究者”贡献,在尽可能避免部分作者挂名不出力的同时减少“非一作歧视”,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合作研究中都能获得应有的认可,进而更好地进行研究资源和方法的共享。

(二)整合信息技术手段,推进研究科学化

当前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紧跟信息技术时代的发展,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言:“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场征程。”[13]身处大数据的时代,虚拟的信息也能真实地描述某一领域的现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教育研究也是如此。

我国目前的信息技术处于迅速发展中,对数据的分析处理越发准确高效,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的意识逐渐增强,实证研究的比例不断提高。但是,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内容还主要集中于机构、教师、幼儿数量、性别等基本情况,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及从家庭到幼儿园的过渡情况、幼小衔接的情况均未涉及。相较于ECLS系列数据库对幼儿身份转换信息、在校接受的教育及表现、家园社合作以及自出生到幼儿园毕业的整体经历的记录,[14]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数据收集和管理还有待完善。

因此,教育部应与国家统计局合作牵头,开展“学前教育发展追踪”项目,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文件,制定短期、中期、长期计划,分别对当前幼儿发展情况、幼儿在学前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及变化情况以及幼儿自出生到进入小学的整体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科学监测和记录,并做好数据的管理,为学前教育、社会学等研究的科学化提供支持。

(三)立足教育事实,推进教育成果转化

当前,世界各国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断攀升。然而,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等同于高质量的教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本身的特征、决策者的意义建构、政治和社会氛围等对于教育成果的转化具有重要的影响。[15]根据上文对美国学前教育研究的热点分析,其研究侧重于从教育政策与质量、教育干预、儿童能力发展以及重要他人等在教育实践中会对儿童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教育事实出发,通过对科学数据的分析,获得对教育现象的观点和建议,不仅易于决策者对研成果的理解和认可,而且易于社会上的非研究人员对成果的借鉴和使用,极大地推动了研究成果的转化。

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呈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存的形式。两者对学前教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实际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不足,仅从理论层面分析某一现象不仅容易使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受到争议,而且不利于决策者等非专业人员对成果的理解和应用,进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转化。

因此,我国的研究者在进行学前教育研究时,不仅要从学理角度探讨研究问题,而且应以教育事实为支撑,结合相关数据对问题进行分析,据此获得更为科学的结论。此外,重视决策者等非专业人员的意义建构能力的影响,以合适的形式表述观点,推进研究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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