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宁 李永芳

关于“技术教育”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未有权威性的规定，大多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对工业技术产品和系统的设计、生产与利用，以及对工业技术应用适当性的知识与能力予以评估的教育计划。[1]技术教育不仅与国民生计息息相关，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目前学界对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主要著作有胡小强著《现代教育技术》，刘新成、李兴保著《现代教育技术:信息化教学理论与方法》，张立新著《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程琳著《现代教育技术》，赵波著《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融合》；其主要论文有何克抗的系列论文《从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从技术的两面性看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双重影响》《教育技术内涵的多视角考察》，王全、张培的《论影响教育技术研究变迁的力量》，单美贤、李艺的《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探讨》，张屹等的《教育信息化视野下连接式教学的实现》，黄家琴的《信息技术与当代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研究》，等等。但通观其成果，大多是对技术教育基本理论以及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而具体到关于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暂付阙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弥补学界这一缺憾，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技术教育做一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技术教育思想具有深厚而坚实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其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教育思想。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教育思想，笔者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技术教育的思想内涵。1866年9月，马克思在为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们的指示》中，通过分析现代的生产、科学以及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本质，揭示了技术教育的思想内涵，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工人要争取做到对“生产基本原理”的了解与“生产最简单工具”的运用。[2]二是把劳动技术教育提高到与其他教育同等的重要位置。1878年7月，恩格斯在其历经两年时间所写成的《反杜林论》中，要求“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每一‘会期’(用傅里叶的话说)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3]。三是强调了“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思想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密切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技术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工人学校，其职能是以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以培养儿童和少年具有综合技术视野和进行职业变换的能力。四是明确了实现技术教育的基本途径与根本目的。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的信中，强调技术教育目的就是促使儿童“掌握系统的生产基本原理和熟练运用生产工具”，“能够培养成为新一代的劳动者”。[5]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先后在《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俄共(布)党纲草案》(1919年)、《论综合技术教育》(1920年)、《论合作制》(1923年)等文章中多次论及综合技术教育。概括其技术教育思想，大致分为以下方面:一是把综合技术教育当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要求每个青年都要认识到，只有接受了现代教育技术，才能够去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6]二是把综合技术教育提到党性原则的高度并列入党纲。1919年3月，在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正式确定了列宁所提出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要求，明确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7]。三是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了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原则、工作方法和实现途径。列宁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立即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并提出了参观附近电站、工厂、国营农场、听取实验讲演，以及设立综合技术教育小型博物馆、展览车等多种实施途径。[8]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技术教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重要的理论素材。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圣贤之士与技能之人密切结合的技术教育思想。先秦时期的墨子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圣贤之士要与生产者技能之人相结合，要求在实施技术教育的过程中明白其工作原理和科学道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代表颜之推，针对彼时一些贵胄子弟一旦动乱之后即失去靠山而无谋生之能的状况，亦如同墨子也竭力主张知识分子圣贤之士要与生产者技能之人相结合，大声疾呼“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9]。二是传统文化中的半耕半读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乡里诸多学子是根据季节性来安排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其家庭教育的《训子语》中亦强调了耕读两者不可偏废的思想，指出“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10]。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半耕半读思想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范式的精神实质，无疑为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萌芽与确立阶段(1921年7月——1949年10月)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之后，即提出了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纲领，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在每个特殊时期均创办了干部学校等技术教育形式的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领导人才，而且培养了大量具有各项技能的劳动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开始萌芽确立。总结该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技术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制定了“智力与劳力均衡发展”的技术教育思想指导原则。1930年9月，围绕着苏维埃地区的技术教育发展，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智力与劳力要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11]1934年，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纲领性文献即《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中，特别强调其培养目标是要使青年“对实际的生产劳动有所了解”[12]。正是在党的这一思想原则指导下，广大苏区形成了诸多适应当地实际且可操作性较强的办学形式，如创办的无线电学校、卫生学校、戏剧学校等。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成绩斐然，如在1934年的《中央农业学校简章》中，明确规定农业本科院校主要学习三类课程，即政治常识、科学常识以及实习等。[13]如此教育方法既可促进理论与实际二者的结合，又能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

二是确立了“长期为战争服务”的教育思想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适合战争的需要”，“为长期战争服务”[14]。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教育思想方针为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抗战期间各地在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始终坚持紧密联系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将保证人民生活的实际物质需要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帮助青年学生通过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生产技术技能，以便能够更好地为战争服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相继由“教育长期为战争服务”的思想向新型的正规化的教育方向转化，层次分明的技术教育学校系统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譬如，在职业教育方面即分设有初职、高职以及工人技校等。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提出，必须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尤其是在对农民的成人教育过程中，狠抓普通教育与生产技能教育的密切结合。[15]该指示在各解放区普遍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冬学活动中，把学文化知识与掌握纺织技能等紧密结合，使普通教育与生产技能教育相得益彰。

三是树立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技术教育思想。毛泽东对干部教育这一特殊的职业教育方式尤为重视，早在1938年10 月他就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伟大革命斗争“其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16]1942年12月，他再次要求那些文化水平太低的县级和营级以上工农老干部必须“先进行文化补习”[17]。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体制中，其主体是干部教育，一批批革命干部学校先后创办成立，如陕甘宁边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陕北公学等高等干部学校，以及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财经学校等中等干部学校。另在其他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如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苏中一分区专门学校、苏北工业专门学校、苏北农纱专门学校，以及鄂豫边区的干部训练班等。

(二)运用与发展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11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11月全国技工培训工作会议颁布《技工学校工作条例》的29年间，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基本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鉴于当时各级各类技术人才的稀缺，政务院、教育部曾先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决定，譬如在1949年9月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即明确规定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等。[18]1958年9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将生产劳动列为各级学校的一门正式课程[19]，且从该年开始，农业中学也积极开展半工半读的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效益，这也是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创新性尝试。

二是提出了“专业化与单一化相统一”的技术教育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和教育部先后颁布的一系列关于技术教育学校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紧密统一的基本要求。从践行情况来看，对中等技术教育的调整和整顿工作成效明显，譬如责令停办部分条件较差的学校，勒令撤销一些在普通中学中附设的中等技术班等，而那些业务或专业相同的技术学科则被改组为单科性的学校等。如此举措，使得那些为工业建设服务的学校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校学生人数明显增长，其专业设置也基本达到了专业化的要求。同时，经过国家的调整和整顿，一些附设在工厂或学习系统的短期技术培训班增设了不少学校和在校学生，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失业工人的再就业问题，而且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输送了一批技术工人。

总体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专业化与单一化相统一”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到1978年底期间的实际运用，期间尽管遭受了“文化大革命”10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曲折，技术劳动者未能得到正常的补充，但该时期全国各地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以及高等院校，大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专业化与单一化有机统一、学和用保持一致的调整。

三是规定了“技术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指导思想。“一五”计划期间，随着全国大量建设项目的设立，技工学校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1954年11月，在由政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发布施行的《中等专业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中等专业干部的培养目标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20]。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受苏联技术教育模式的影响，即改传统“职业教育”为“技术教育”。技工教育形成了清晰的办学定位，构建了系统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以产定教，厂校一体”的办学模式，“生产教学两结合，产品人才同兼顾”的培养特点，技工教育逐步形成了一个体系而趋向正轨。[21]为了确实保证技工学校的培训质量，1956年2月,国家劳动部颁布了《工人技术学校标准章程(草案)》，再次强调技术工人不仅要能够掌握技术理论知识，而且要能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是强调了半工(农)半读的技术教育思想。1958年5月27日，根据刘少奇在天津市视察期间提出试办半工半读学校的讲话精神，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在天津国棉一厂诞生，“当时有51名从全厂各车间抽出的工人参加，每天6小时上班机声隆隆，2小时上学书声琅琅，所以叫‘六二制’半工半读”[22]。1964年，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安徽、山东、湖北、广西等省市视察时做了多次讲话，充分肯定了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都是列宁实行的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对于培养智力与劳力均衡发展的全新劳动者具有重要意义。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中强调，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23]。随后，全国各地纷纷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并提出“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计划方案。据史料统计，截至1964年底，全国制定有两年试办半工半读规划的达18个省、市之多，共计拥有1800多所半工半读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24]其办学形式亦多种多样，有的是在其工厂设立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的，以招收初中毕业生为主；也有的是在地方建立各种半工半读中学，主要是学习初中课程。[25]

总的来说，中国半工(农)半读技术教育思想的践行不失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实际情况的一种有益举措，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三)丰富与深化阶段(1978年11月至今)

1978年11月，全国技工培训工作会议颁布了《技工学校工作条例》，标志着我国技术教育开始了新的起点,由此逐步走向繁荣和发展。[26]概括1978年11月至今以来4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技术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强调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指导方针。1991年、199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职业教育法》，表明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走向有法可依的新局面。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层级分明、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201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方针，赋予新时期技术教育事业新的指导思想。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要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7]。正是在党的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28]思想方针的指导下，当前我国技术教育的发展彰显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高度和服务于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定位。[29]

二是提出了培育当代技术人才要融入“工匠精神”的基本要求。工匠精神是一种源自于传统社会的精神理念。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30]。由此可见，在当代技术人才培育中融入“工匠精神”，对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制造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当代技术人才支撑，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创新了技术教育学校的组织模式。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技术教育学校组织模式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近年来技术教育的办学组织模式还逐渐渗透扩展至普通教育，诸如发展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增设综合中学；在普通学校扩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例，增设职业选修课以及普通文化课等。[31]

四是强化了现代技术教学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针对传统技术教育教学体系中存在的专业面窄而使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等弊端，提出并实行了“宽技术基础与综合多面发展”的专业设置指导思想，以及“文化理论课程和技术实践课程相结合”“重视技术理论与教学中技术知识流动基本规律”等方面的技术教学思想。

三、中国技术教育思想的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技术教育思想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勃勃生机，其价值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即明确指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主张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党和政府学习和借鉴苏联技术教育模式经验，“注重技术教育”[33]。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一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种类型的技工学校，将技术教育纳入了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尤其是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其中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仅是技术教育发展走向新高潮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一个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光辉范例。

其次，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技术教育思想。一方面，中国技术教育思想超越了中国古代技术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价值取向和指导理念。中国古代技术教育思想不乏闪光之处，对提高人的技术意识和生存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譬如前面所提到的墨子“农与工肆之人”的教育培养观、颜之推提倡并力行的“劳动教育观”、西周时期推行的“六艺”教育、胡缓主张的“一学两斋”苏湖教法、颜元赣南书院坚持的“六斋”实践观等。古代教育思想的主流是进行思想伦理道德教育，旨在培养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因此对专业技能、生产劳动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与重视则几乎阙如，技术教育处于微末之学。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技术教育思想地位的认识有了质的超越，自1985年中共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技术教育之日起，古代技术教育思想所处的那种微末之学地位已被彻底颠覆。另一方面,跨越式发展了中国近代技术教育思想的指导理念以及实践运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技术教育经过早期的工艺技术教育和实业教育体系确立等阶段而曲折向前发展，其在理念方面代表性的技术教育思想诸如洋务学派李鸿章提出的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中倡导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主张的培养技术人才在于教育与职业、学校与社会相结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号召的“注重职业教育”“打破尊士陋习，教员能共同操作，学生能忍受耐劳”等。但是，近代技术教育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弊端，其突出表现主要是立足于国家政治军事方面，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需要，活动范围亦被束缚在“中体西用”的藩篱之中等。[34]而中国技术教育思想则克服了这些弊端，在近代技术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进行文化教育和建设时就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培养和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主要应是依靠职业技术教育。[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务院和教育部立即适时地对技术学校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要求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一致”“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在2013年颁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一定要与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创新创业、脱贫攻坚的时代要求更加契合。[36]

最后，对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实现“优质制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迈向制造强国的迫切需求，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势必导致产品更新换代步伐的加快，其对技术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需求与要求必然会不断提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大力推广“工匠精神”的价值观，促使技术工人在全社会形成“品质化”“精细化”的生产观念。[37]如，在2015年中央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针对产品品牌质量、一线技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训练、企业新型学徒制等，都拟定了基本的规划建议；在对外的经济新优势上将“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五个方面作为核心；普通技术工人、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也纳入规划建议之中，并提出“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对于技术工人培养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模式以及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等。[38]同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行动计划，指出：升级产品品质的重要支撑就是人力资源，即将新技术、新工艺通过实践物化为产品的直接主体技术工人。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保证产品品质的精细化，弘扬“工匠精神”，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39]显而易见，中国技术教育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培养核心技术人才的自主创造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以及推进“优质制造”等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