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斯霆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后，以系列七卷本《民国清流》享誉文林的汪兆骞先生，于2021年11月推出了一部“记录童年生活”的新书《别来沧海事——我的租界往事》。这部自诩为“唱了一曲天真无邪又饱盈意趣和忧伤的悠长歌谣”的回忆录，是汪先生为了“拒绝记忆被风化”，而对童年时期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及家族往事，进行了“讲自己的童年故事”的追忆。

全书开篇，汪先生便讲，“我的童年是在天津意奥租界度过的”，而且“余生也早，1941年伊始在一栋意大利风格的带花园的别墅里呱呱落地”。据他自述，其家庭当年富有，且在天津意奥租界也颇为显赫。“文化名人梁启超的家人、清朝遗老华世奎、木斋中学创办人卢木斋、创办含光女中的大家闺秀张淑纯、《新天津报》的爱国报人刘髯公、我的启蒙老师国学社创始人李实忱、我七岁就结交的武侠小说宗师白羽等，都与我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凭藉如此背景，汪先生自谓“我的童年，得到了他们的言传身教”。然而阅过全书发现，在这些“文化名人”中，与其有“联系”者仅李实忱、白羽而已。而这二人当中，以《十二金钱镖》蜚声南北的民国社会武侠小说宗师白羽又是回忆的重点，否则也不会将“向武侠小说大家白羽先生讨说法”列为首章。

按该章所述，汪先生首次面见白羽是在1948年。上一年的年初，他“刚插班读小学三年级，借助字典，读了《十二金钱镖》”，因不满全书“没有结局”，遂让与白羽是朋友的祖父，带他去“问问”。于是在1948年正月十五这天，祖孙俩便去白羽家“拜访”了。关于这次见面的情景，汪先生在书中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但读者可能不知，这令人身临其境的讲述，不但硬伤频现，而且与真实相去甚远。汪先生捕风捉影想当然地写出了一系列故事，而且张冠李戴，颇为草率。读了这些与事实和史料相悖的文字，笔者实在怀疑，汪先生是否真的见过写武侠小说的“白羽爷爷”，是否真的为“研究白羽”而掌握过“丰富的原著资源”。

一、地名混淆和时间错位

从自家别墅前往白羽居所，汪兆骞先生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出我家别墅，向北上建国道，再向西就到了东天仙戏院旧址，1939年重建的‘天宝戏院’。戏院身后就是二马路二贤里。祖父敲响一家的黑色大门。”据他回忆，当年其在津所居别墅坐落于“意租界光复道”。天津市河北区光复道如今保存尚好，道路两旁“带花园的别墅”也大多安在，只是不知哪栋是汪先生“童年的百草园”。书中可知，其别墅在今意大利风情旅游区马可·波罗广场附近，则是无疑。如此便确如汪先生所言，其别墅距“天宝戏院”很近。因笔者就住在“天宝戏院”对面，故对他所说的这段路程非常熟悉，这段路程仅七百余米，正常行走不超过十分钟。

但汪先生随后的讲述，则要让人大跌眼镜了。其所称的“天宝戏院”（原名东天仙戏院，后改名民主剧场，今天津德云社剧场），如今也是保存完好。“戏院身后”的民居也变化不大，可是其地名却从来没叫过“二马路二贤里”，而是一直延称致安里、东天仙后，或庆安街、寿安街。1928年夏白羽由北京移居天津后，所租住的第一处居所，便是“戏院身后”致安里胡同二楼的一间民居。致安里是由多条胡同组成，胡同内联排二层小楼今日尚存，但一楼并列的都是小门小户，均没有“黑色大门”。而且白羽在此最迟居住到1937年初，便退租携家眷到霸县养病并执教乡村师范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于此安家。

其实汪先生所说的“二马路二贤里”，确实存在，而且白羽一家也的确曾居住于此，但其不在“戏院身后”，而是在距“天宝戏院”两公里之外的大经路（今中山路）以西的河北区二马路与黄纬路相交处。白羽到霸县仅半年，华北便惨遭沦陷。1937年底，白羽全家从霸县仓皇返津后，先是挤住在其弟宫维城家，旋即便先租后买了大经路以西“二马路二贤里”八号院。此后白羽一直居住于此，直至1966年故去。这里距汪先生所居别墅应该在两公里半以上，步行则需近一小时。这显然与汪先生所回忆的，从其别墅到“戏院身后”的路程相去甚远。

在梳理清楚了白羽在津的两处居址后，我们再从时间上去考证此次“拜访”的真实性，便简单多了。前文已述，1937年以前，白羽一家租住在“戏院身后”；1937年以后，白羽携家眷定居“二马路二贤里”。可是按汪先生的回忆，他是在1948年正月十五那天随祖父去白羽家“拜访”的。而此时白羽早已搬离距汪先生家别墅仅七百多米、行走不超过十分钟的“戏院身后”，而且定居于与汪先生别墅有两公里半以上距离的“二马路二贤里”，已十年有余。真不知道此时汪先生祖孙在“戏院身后”所“敲响”的是谁家的“黑色大门”，见到的又是哪个“白羽”？

或许有此一说：这只不过是汪先生将两个地点弄混的记忆失误而已。但问题绝不是如此简单。白羽1937年以前居住于“戏院身后”时，汪先生尚未出生，因此也就不存在他曾经去过“戏院身后”白羽家的经历。没有这种经历，就不应该有后来清晰的记忆和生动的细节描写。而1948年初，年已七岁的汪先生随祖父去白羽家“拜访”，估计去的是白羽居住的“二马路二贤里”八号院。但不知汪先生怎么会写出没有经历过的去“戏院身后”白羽家的亲历，而且言之凿凿，煞有其事。唯一的解释，可能汪先生曾经听说过白羽住在“戏院身后”，且以为白羽始终定居于此，于是在撰写“往事”时，便想当然地写出了到白羽家“拜访”这个“童年故事”。但糟糕的是，他此时已知道了白羽居所的具体名称叫“二马路二贤里”，但不知这是白羽1937年以后的宅址，结果便不加核实地将此名安在了“戏院身后”。由此，让我对他“七岁就结交”武侠小说宗师白羽，产生了一丝疑问。

二、一错再错的越描越黑

据汪先生回忆，继七岁首次“拜访”白羽后，他还在十三岁时去过白羽府上：“1954年初，……在我家别墅宴请过一次白羽先生。因民主剧场离我家不远，祖父让我去接白羽先生。”

可谓一错再错，越描越黑。不但把1954年白羽的居所想当然地安在原名“天宝戏院”的民主剧场附近，还坚持说自己当年就是到“离我家不远”的那里去接“白羽先生”。如此这般，已不是记忆模糊两相混淆的问题了。如果说1948年，年仅七岁的汪先生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和路程远近的话，那么1954年已经十三岁的他，能够独自去接白羽，应该知道白羽住在哪里，也完全能够知道路途有多远。既然七十余年后仍能清晰忆起，那天宴请的五道菜肴是狮子头、爆炒对虾段、干烧黄花鱼、砂锅清炖湖鸭、阿姣火腿酿豆腐，外加主食榆钱摊煎饼、白葱几段和一碗五花肉炸黄酱，还清楚地记得是独自去接的“白羽先生”，那么其祖父宴请的，是定居“二马路二贤里”八号院已十年有余原名宫竹心的白羽么？

汪先生随后追忆说：“那年我刚上中学，十分喜欢文学，……我曾登门请教过白羽先生，他曾重点地给我讲过唐宋传奇等。他还曾将他在香港出版的《绿林豪侠传》赠给我，说此小说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汪先生这里说的“那年”，无疑是指其祖父宴请白羽的1954年。从文字前后的衔接来看，他“登门请教”白羽和获赠《绿林豪杰传》（非《绿林豪侠传》），似乎也应该是在1954年。若果真如此，则又有悖史实了。核查史料可知，《绿林豪杰传》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时间，是1955年8月1日至1956年1月26日。据梁羽生1985年致白羽哲嗣宫以仁信函披露，该书单行本是1956年由香港文宗出版社付梓的。宫以仁也讲过，《绿林豪杰传》在香港出版单行本后，白羽从未收到过样书。如此一来，便产生了疑问：汪先生为何能在《绿林豪杰传》面世的两年前，便获得了白羽的赠书。但愿是我对汪先生文字的理解有误，这些“往事”不是发生在1954年，而是出现在1956年以后。

两次误去“戏院身后”的白羽家，在他二十一岁已到北京上大学后，又有一次经历：“1962年冬天，我随祖父去天津访友，又去民主剧场（原东天仙戏院）后身，拜会白羽先生。”随后写道，“那次与白羽先生相晤，白羽先生在建国道的东昇楼请我们爷儿俩吃了顿便饭。席间，白羽先生说：‘我虽因写武侠小说名于世，但外人皆不知本人却以写作武侠江湖为耻也。’说罢，他端起酒杯，仰头将酒灌到嘴里”。

在此，已无必要为汪先生坚持白羽住在“戏院身后”做更正了，有必要质疑的，倒是白羽请他们爷儿俩吃饭的可能性。如果从地理位置考察，汪先生此说倒也符合他认为的地理方位。因为作为老字号饭庄，当年东昇楼（今已不存）的马路对面，便是汪先生认为白羽始终居住的“戏院身后”。在白羽家晤谈后，到马路对面吃个便饭，不是没有可能。但问题是，不但因白羽此时已不在“戏院身后”居住，让此次“便饭”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而且从时间上说，“1962年冬天”的白羽，已很难与人畅谈后外出赴宴还“仰头将酒灌到嘴里”了。早在1961年底，他便因脑血栓而辗转病榻，此时说话、执笔均受限，更遑论外出喝酒赴宴了。

按汪先生所述，继这次“拜会”白羽后，他还来过一次位于建国道“戏院身后”的白羽居所，那时白羽已经故去。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天津看望姐姐，顺便从城西赶到建国道，去看看白羽先生的旧居。秋风秋雨中，一切都变得斑驳苍凉，只有残破的大字报充满眼帘。我怎么也忆不起白羽先生衣着长衫，满面笑容的容颜”。此说倒是多少有些可信，因为白羽毕竟在建国道“戏院身后”住过，只是那时汪先生还未出生。

三、过分的细节描写

汪先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记忆力强，也许正因如此，时隔七十余年后，首次面见白羽时的场景，他不但记忆深刻，而且还能情景再现，人物描绘鲜活，细节生动——1948年的正月十五，在“戏院身后”，祖父领着七岁的汪先生敲开白羽家门后，他看到了“慈眉善目”的白羽和其居室：“白羽爷爷家是两层小楼，客厅兼书房在一楼，坐北朝南，冬日阳光明亮，屋中间有一花盆铁炉，炉火正旺。东墙前有两个大书柜，柜前有一双人皮沙发、一长茶几。白羽爷爷果然是白面书生，儒雅和蔼。他让女用人端进一盘水果、一盘桂顺斋的点心。”

然而又是让一般读者难以想象，汪先生描述的此等“重返生活现场的真实”，却并不存在。1948年，白羽已在天津大经路以西“二马路二贤里”八号院定居十年有余。二贤里八号院，早在笔者研究白羽前的1981年天津平房改造中被拆毁，笔者也未能亲见。在白羽孙女宫萍的陪伴下，2011年我曾到其原址做过考察。自1963年出生后便跟着白羽夫妇生活、白羽病逝时年仅三岁的宫萍，在二贤里八号院生活了十八年。依据宫萍的描述，我们不妨对白羽故居做一还原：二贤里位于中山路西面，是由二马路、黄纬路、三马路、宇纬路围绕起来的一片平房区。在黄纬路与宇纬路之间平行并列着四条胡同，胡同的两端分别是二马路和三马路。从宇纬路往南数第二条胡同临近二马路一端北面的一个院落，便是汪先生误认为坐落在“戏院身后”的“二马路二贤里”八号院白羽故居。这是一个老式天津四合院，院落不大，进院迎面连三间平房便是白羽居室。与白羽居室呈直角，左侧的两间由白羽胞弟宫维城一家居住，右面的两间则为邻居所有。

1948年的白羽，就是居住在这样的院子里。这里首先不是“两层小楼”，因此也就不存在“客厅兼书房在一楼”的格局。至于屋中是否有汪先生所描绘的摆设并常备水果和桂顺斋点心，则因至今尚无其他人对1948年白羽家的回忆，权且存疑。但就在距汪先生所言1948年来到白羽家“两层小楼”两年后，1950年2月，天津《新生晚报》编辑贺照去白羽家约稿，看到的则是白羽穿着中式服装，住的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平房，房前有檐，房间里很潮、很暗，顶棚纸已经发黄。而宫以仁先生亦言，其父生活习惯是中国传统式的，既不时髦更非洋派儿，而且家里从来没有雇佣过“女用人”，家务均由白羽夫人梁祥芝和弟媳冯世庸操持。

至于汪先生记忆中的白羽，是个“慈眉善目”“儒雅和蔼”的“白面书生”，则也与白羽本人和其亲友所言相去甚远。白羽曾多次为文称自己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宫以仁曾回忆说，其父一生脾气不好，经常骂人；白羽挚友叶冷也说他性情孤僻，脾气很大，好拌嘴抬杠。而贺照1950年初看到的白羽，则是嘬着两个腮帮，牙齿似也脱落不少，感觉从环境到主人，都给人以十足的文人清贫的辛酸感。须知，这可是距汪先生所言1948年见到的“慈眉善目”“儒雅和蔼”的“白面书生”白羽，才刚刚过去两年。

随后汪先生写道，白羽听说七岁的他要给《十二金钱镖》提意见，便“显然兴奋起来”，并说“对拙作提出意见，是对作者的鞭策呀，大孙子，小老儿在这里洗耳恭听呢！”则明显地违背了目前学界对白羽研究的一个共识。1948年的白羽，已经非常厌倦武侠小说的写作。此刻，他不但已马放南山退出江湖潜心甲骨金石研究，且对写作武侠小说也产生了深深的自省与自怨。对此，他上一年为《十二金钱镖》沪版所写自序可以为证。宫以仁也曾追忆说，其父1942年便已厌烦武侠。写作武侠小说不再让白羽为饭碗发愁，但有吃有喝后的白羽又厌恶并自责起写作武侠小说，这便是当今学界普遍认为的白羽悲剧所在。1948年初，已金盆洗手的白羽恰恰陷入这种悲情之中。处于如此的状态与心态，当谈到《十二金钱镖》时，他怎么能够“兴奋”得“起来”，又“洗耳恭听”呢？

至于汪先生书中所言，其祖父称白羽“是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之一”，也与事实不符。1948年尚没有“四大家”之说，此说法的首次出现，是1978年笔者恩师张赣生先生提出的。此外，汪先生还写道，他家厨师曾两次在收音机里听到过还珠楼主的剑侠小说《蜀山剑侠传》，还曾去过天津南市“三不管”听撂地说书的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这些也应为不实之言。揆诸史料可知，在民国时期的京津一带，根本没有评书艺人改编演说过《蜀山剑侠传》，更遑论被电台录音后播放了。《江湖奇侠传》在其他地方是否被评书艺人改编后演说，笔者不得而知，但在民国时期的京津地区，没人演说此书，则为事实。由此可见，过分的细节描写，不但没有增加内容的可信性，只会弄巧成拙。

四、行文草率张冠李戴

在书中，汪兆骞先生反复称“读大学中文系，我对武侠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感兴趣”“读大学时研究武侠小说”，并写道：作为白羽的书迷，“我祖父在北京西城百花深处四合院的书房里收集的他的武侠小说，便有……几十种，为我研究白羽的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原著资源。‘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武侠小说和我写的一些读书笔记，皆焚于百花深处的大院里，……如果我那些读书笔记不遭焚毁，或许我会写一本关于武侠小说的专著”。如此这般，按说汪先生应该对白羽的武侠小说了如指掌。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且看他的自述：“读完白羽先生的《十二金钱镖》，我又读了他的武侠小说‘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故事相连，共有一百零九回，二百七十万字。讲的是男女侠客爱恨情仇的命运悲剧。”

这已经不是跌眼镜了，简直要让人既瞠目又结舌了。大凡读过近年付梓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或小说史者，或是喜欢民国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作品者，都知道，“鹤铁五部”与白羽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此乃民国著名侠情小说家王度庐的代表作。千禧之年，“鹤铁五部”之一《卧虎藏龙》被搬上银屏，翌年，影片因获多项奥斯卡奖而享誉海内外。当时各媒体在热炒影片的同时，对原作者王度庐也多有介绍。对此，汪先生张冠李戴地将王度庐的代表作说成是白羽之作，难道是“研究武侠小说”或“研究白羽的武侠小说”的结果？汪先生或许根本没有看过这五部书，不知从哪里误抄了相关资料。

汪先生在书中还自称：“我是有幸的，在童年时就与‘北派四大家’之一的白羽先生相识并一直交往到1966年白羽羽化成仙。白羽先生为我开启了一扇武侠小说的大门。”亦可存疑。宫以仁曾写有详细的白羽生平史料于内部出版，其中涉及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与白羽有过交往的文化界人士。可以肯定的是，在以仁先生生前的任何文字和任何谈话中，都没有涉及过“汪兆骞”的名字。

此外，汪先生在介绍与他“相识”并“交往”二十五年的白羽时写道，白羽当年“回到天津任天津《北洋画报》编辑，孰料家乡发生兵变，母亲卖掉家产，带着白羽的妻儿到天津投奔儿子”。这也与事实不符。对此，白羽自传《话柄》中曾有详述，该书近年已经再版，此处不再具体指谬。需要订正的是汪先生的这段自述：“后来我读了《十二金钱镖》，还上门给李（实忱）老爷爷去讲。李老爷爷似乎不感兴趣，说：‘白羽我认识，他写武侠小说无可厚非，但腹中诗书少了些。贤孙莫向他学，你天赋异禀，博闻强识，今后研究国学，或有成就。’”笔者认为，作为当年天津的国学大家，李实忱老先生是断不会口出此言的。因为白羽的国学根基极深，青年时代便因质疑《马氏文通》而研究金石甲骨，并有相关系列研究文章见诸民国报刊。此中不但考证精祥，而且所引古代诗书做例证者甚多。作为朋友，李老先生肯定会知道白羽的“诗书”造诣。因此，汪先生为了说明自己“天赋异禀，博闻强识”，借李实忱老先生之口去贬低白羽，实不应该。

行文至此，笔者感到，上述这些谬误，如果细究，谈不到带有观点的“研究”对错，说到底只不过是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出版社编辑的职业素养问题了。无论是1948年白羽居所的地址和地名，还是“鹤铁五部”的真正作者，以及其他一些硬伤，目前公开出版的书报刊和随时随地可查的互联网，均有相关的记载和评介，下功夫翻翻史料，即可了然于胸。退一步说，即使汪先生因沉浸在自己的童年快乐中不能自拔，信笔写来造成了谬误，那出版社的编辑在责编这本书时，也应订正一番，履行编辑最基本的职责吧。很遗憾，作者没做到，编辑也没做到。于是，这本“尽力还原”汪先生那“本真、质朴、温润却又庸常的童年”的专著，便出现了上述累累硬伤。其结果，便是让汪先生所希冀的“能为文学史提供一份个人的证词”，打了折扣，更是有损于汪先生“‘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治学精神”。其实，汪先生在书中已借叔父之口，说早在1992年，自己已“在大陆文学界颇有名气，口碑也不错”，如此更大可不必拉上白羽这个民国武侠小说名家为自己站台，而且随意编造、张冠李戴地去写“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