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徐志摩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在我，不能说是志业，只可说是一种兴趣。无论从事职业的久暂，历年著述的多寡，这方面都排不在前头。是兴趣，还持久，如此一来，不时会有新的发现。称之为“小小贡献”，该是说得过去的。

有人猜着了，说，你是说，你写过徐的传记，编过他的全集，还出过他的图传吧？

你高抬了我。这三件事，我不做，别人也会做，差别只在谁做得好些，谈不上发现，也谈不上贡献。贡献嘛，小点不丢人，常人难及，方可自矜。

还是我自个说了吧。

这话有点绕，说白了就是，徐陆二人最早的性爱时间。

1997年，写完《李健吾传》，正在考虑下一步做什么的时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朋友，约我写一部传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启动了一套大型丛书，叫“现代作家传记丛书”；拟定的传主有二十几个人。到了1997年，该“收摊”了，还有三个人没有写。有的是没找下人，有的是找下了，迟迟没有动笔。三个传主是，冯雪峰、何其芳和徐志摩。朋友问我，愿意写哪位？几乎没有多想就说，还是徐志摩吧。

为查找资料，去过其时还叫“北图”的“国图”，去过现在已并入“上图”的徐家汇藏书楼。港台出版的资料，几乎悉数买下。待诗文大体搜罗完毕，资料也按年月排下来，编成厚厚一册《徐志摩年谱资料长编》。准备动笔写传之际，一个怎么也排解不开的难题，又一次摆在面前：徐的诗作里，有几首诗怎么看都属于“艳诗”。比如这首《别拧我，疼》，有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句子，还原其情景，少说也是一对情人在私室里嬉闹，多说就不堪了，更像是行房事的前奏或后续。可发表呢，是在1931年10月5日出版的《诗刊》第三期，收入徐去世后陈梦家编的《云游》集中。这会是徐志摩与陆小曼感情不睦期间写的诗吗？

还有些诗，发表比这早两年，也让人疑心非即时性写作。即时性写作，是徐志摩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了感觉，随手写下，也才能那么鲜活，又那么多。比如这首《春天的投生》，说是诗，更像一篇抒情散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此诗刊于《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12月10日出版。以二人感情关系而论，已成怨偶矣。住在上海的第三年，早没了当初的激情，再怎样的春天，人性的春光春水，也投入不到“残冬的尸体”。

徐陆恋情，以诗表述，离相识最近的《翡冷翠的一夜》，落款为“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翡冷翠，意大利的一个城市，现在译作佛罗伦萨。这一年5月，为避北京城里的“流言”，也是为了与泰戈尔相见，徐志摩去了意大利。陆小曼未去，这里写的情景，只能是回想刻在心头的感受。

在后来的生活里，“翡冷翠的一夜”，成了两人间的一个特指。1931年在北平，7月8日致陆的信中，徐志摩几乎是乞求地，对住在上海的小曼说：“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不懂何以作了夫妻，形迹反而往疏里去？”

松树七号，说全了是北京西单松树胡同七号，即新月社俱乐部的院子。也就是说，在此地，两人曾“亲别”。仅仅是一次“亲别”，会写下那么浓烈的艳诗？细细分析相关资料，我发现，他们有比亲吻更亲的行为。

《胡适的日记》载：1925年1月16日，“在俱乐部吃饭，同席有章行严、林宗孟、许隽人、汤斐予等”。隔了两天，1月19日又载：“在俱乐部请一班朋友吃饭。”新月社俱乐部是志摩的父亲为儿子打造的一个交际会所，徐志摩就住在里面，有厨子，可开席面。其时徐陆正热恋中，不管谁请客，志摩会出席，也就会带上小曼。1月16日的席面，极有可能是志摩摆的。19日的席面，以情理论，该是胡适还席。徐陆两人的“婚外情”，就在这两天晚上。这样才有志摩诗中所说：“昨晚上，再前一晚也是的，在雷雨的猖狂中，春，投入残冬的尸体。”

有了这样“灵与肉”的交合，徐志摩的那几首诗也就成了情理中事。

为确凿起见，且将这个日子定为1925年1月19日，农历为甲子年腊月二十五。

其时徐志摩是单身，陆小曼是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朋友之妻不可妻”，只能说两人在这一天晚上，突破了男女之大防。

这些，都写进了《徐志摩传》里，出版之后，让一班卫道士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不是为徐志摩着想，他们是认为，一个学者不该这么下流，他们也是学者，从没有这样下流。

1999年吧，传记还在写着，又接受了一家出版社的委托，让编一套《徐志摩全集》。好在此前，对徐志摩著作已下过一番搜集的功夫，编这么一套书不是难事。此前台湾、香港，还有内地，已出过好几套全集。我的这套，跟他们最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将诗歌卷放在前面，我的是将两卷散文放在前面。

不必讳言，此中有我的考虑。

徐志摩的散文，比他的诗还要好；这不只一个名家说过。杨振宁言：“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梁实秋很是推崇志摩的散文，有言：“他的散文没有教训的气味，没有演讲的气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谈话，无论谁，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志摩自己对他的散文有着绝大的自信，说：“我敢说我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

我编的全集，将散文卷置于诗歌卷之前，就有推重他散文的意思。

做是这样做了，并非心里没有纠结。这纠结便是，何以喜爱他诗的人那么多，赏识他散文的人却没有多少？

此后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让我给他们编一本徐志摩的散文集。编起来了，叫《灵魂的自由》，用的是徐志摩一篇文章题目里的几个字，那文章叫《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编个散文集子，用这么个书名，意在弘扬徐志摩坚持真理、痛斥邪恶的文人气节和社会担当。其中写经历、写人物的名篇自然也有，如《雨后虹》《我的彼得》《伤双栝老人》，固然感情浓烈，论见识之超卓，气势之宏阔，还要数抨击社会黑暗、呼唤同侪奋起抗争的篇章，除了那篇《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还有《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给新月》《新月的态度》诸篇。

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这样的编排，只能说分了轻重，并没有解除我心头的纠结。好长时间，一直压在心头，难得舒畅。思来想去，忽然有一天，眼前闪过一道亮光，顿时廓清了心头的疑云。

说开了也简单，这里有个对应问题。诗歌对应的是情感，是婚恋，真诚而美好，普通民众，最是喜爱；散文对应的是思想，是功业，没有相当的见识，难以领略。再就是，世易时移，难免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有些则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障碍。相信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快，社会认识的普遍提高，喜爱徐志摩散文的人，会越来越多。要真正认识这个人，还是要看他的散文。

说到这里，还得补上一句。也不要小看了普通民众的喜爱。很长一个时期，不说更早的了，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普通民众对志摩诗的喜爱，是对诗人的肯定，也是对诗人的保护。一个最简单的推理便是，这么个憨直纯正的诗人，即使反动，能反动成个什么样子？也正是这种“浅识”，让诗人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也还保持着一个清新的文名。有了这个基础，后来的声名大震，就从容了许多。

诗歌与散文，有不同的对应，可说是我在徐志摩研究上的第二个小小的贡献。

这就要说到我去年出的一本新书了，叫《非才子的徐志摩》，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的。

这么个书名，也就说清了书的内容。就是这个传记，只写徐志摩“非才子”的一面。此一书名，是从叶公超写鲁迅的一篇文章的名字套过来的。他的文章叫《非战士的鲁迅》，文中说，他最喜爱鲁迅的杂文，一句狠话是，“骂他的人和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平等的”。我的《非才子的徐志摩》，则是想让人知道，免去才子的桂冠，徐志摩的真正的容颜，他的思想，他的事功。

写过《徐志摩传》，还用得着再写这么一部偏重思想与事功的传记吗？

确有必要。二十几年来，徐志摩的名气是好多了，但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多少提升，仍是才子风流，诗人一枚。偶尔也见些深度探讨的文字，不外乎民主意识、爱国激情之类的浮泛语。

早在写传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徐志摩的思想脉络，前后是有变化的。只是这变化的表征是什么，好长时间还理不清。有两点必须肯定，一是早在留学期间，他就是激进的社会革命论者，甚至被称之为“鲍尔雪微克”（布尔什维克）；二是在经历了大革命时代的家庭苦难后（他硖石的家，成为北伐军指挥官的驻地），他的社会改革的意志更为坚定，只是抱持的信念，已完全是一个务实的、虔诚的爱国主义者了。

“鲍尔雪微克”云云，自然是戏谑。用他的话来说，则是：“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政治家，华盛顿时代的财政部长。1773年入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在校期间即有政论著作。1795年退出公职，创办《纽约晚邮报》。1804年在一次决斗中去世。他是一位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也是美利坚民主建国的先驱者。

退一步，要做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与一个虔诚的中国社会改革的践行者之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甚至可说是严重的区别。

即使是平稳地过渡，也会有明显的表征，其拐点又在哪儿呢？

起初，我将之定为1925年春天在莫斯科的经历。具体的表征，则是1926年9月11日《晨报副刊》上登出的《一个态度及按语》。这是一组文章，“一个态度”是胡适的三封来信及张慰慈的附言，“按语”是徐志摩写的对胡适来信的批评。

事情是这年7月，胡适经苏联去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路过莫斯科，住了两天，参观了苏联的学校，大加称赞，说也许通过笃实的教育，专制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前一年，徐志摩去欧洲，也路过莫斯科，也住过两天，见的情形与胡适笔下所写完全不同。他在“按语”里，嘲笑了胡大哥的轻信，还说了句笑话，说胡适所以会做出这样轻浮的判断，一是过分相信实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再就是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将此事定为思想的拐点，很有几分道理，一是态度明确，有确切所指，二是和名人做对比，有故事性。为了让故事更为完满，写到这里，我还加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为这句话，我心愧了十几年。原以为胡适是坦荡君子，过后必会有所忏悔，这样的话不难找见。然而，直到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此书，仍未找见，我只好将这句话悄悄抹去。幸而到了2014年春天，看台版《徐永昌日记》时，在1954年3月8日条下，见到了胡适对过去轻信的忏悔。正好这一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徐志摩传》的插图本，问我可有修订，我说有，乘便将这句话又恢复了。

将此事作为徐志摩社会认识的拐点，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足的是，它联系的社会实际，离中国远了点。再就是，这是果，而不是因，是有了什么样的认识，才判断出胡适的轻信，非是由胡适的轻信，而明确了他的什么认识。

这几年，住在北京，手边有一套《徐志摩散文全编》，不时翻阅。是要写什么文章吧，翻来翻去，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翻到一篇1926年秋天写的《南行杂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看进去了。

这个名目下，包括两篇文章，一篇叫《丑西湖》，一篇叫《劳资问题》。前一篇后面署了写作时间，8月7日，隔了一天，在他编的《晨报副刊》上登出。《劳资问题》后面未署时间，8月23日登出。以情理而论，一题两篇，应接连发表才是，隔了十几天，总是手头不方便吧。

细看之下，发现这篇《劳资问题》，不是他现写的，而是一篇旧文章改成的；不方便，是没有改的时间。文中有一句话，说他回到家乡的当天，父亲领他参观了徐家新办的一个丝厂，“那天是六月中旬”。我对徐志摩史事了如指掌，一看就想到，这年6月，绝无南下的可能。所谓6月中旬回到家乡，只会是1924年6月初送泰戈尔到日本，又陪泰戈尔到香港，分手后，与张海歆一起上岸各回各家，约定8月上庐山避暑，带便整理泰戈尔在华的演讲。

徐家新办丝厂，其他资料亦可佐证。《浙江通志》之“徐申如小传”载：“1924年与李伯禄合资兴建硖石双山丝厂（今中丝三厂）。”

最最重要的是，通过参观自己家的丝厂，他是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放弃了过去那些激进的社会思想。

文中写到，参观车间后，外面的账房先生给他计算了“从买进生丝到卖出熟丝的层层周折”，刨去开销，每包丝可以赚多少钱。听到这儿，他心头顿生感慨：这不是剥削工人的劳力？他问，大热天，何妨让工人们少做一点时间？账房先生说：“工人们哪里肯？她们要多做，不要少做；多做多赚钱，少做少赚钱。”他听了，没得说了，问，为什么不按星期放工呢？前面说了一月放两天，账房先生说：“她们连那两天都不愿意空闲哪！”

徐有即时写作的习惯，这篇文章只会是参观自家丝厂当天或是第二天写的，放下一直没有发表。过了两年才拿出来，前面回了个引子，与《丑西湖》同为一题登出。

文末他说了自己的一个感慨：回国这几年，也不知怎的，原来热烈的态度忽然变得温和；原来只是一任感情的浮动。现在似乎暂时遏制住了感情，让脑筋凉够了想一想。

这“凉够了想一想”，便是思想转变的轨迹。

正好这时，我有了写《非才子的徐志摩》的冲动，便在书中《重要事件（下）》这一章里，头一节就写了《参观丝厂》。此后不久，修订我的《徐志摩图传》，在书中特意增添一章，名为《社会认知的一个拐点》。

总括上面说的三个小小的贡献，也可说是研究徐志摩二十多年来，认识上的三个层次：性交合的时间，是人生层面上的；诗与散文各有对应，是著作层面上的；社会认知的拐点，是思想层面上的。一步比一步深，一层比一层高。这，可说是小小的贡献，也可说是小小的得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