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在资源型村庄建设规划上,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以生态价值为基础,旨在构建资源型村庄内部各组成要素及村庄内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依赖和协调的“融合共生”的空间场域。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正面临严峻挑战。现实中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生态安全隐患突出等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乡村振兴时代资源型村庄发展的主要困境。如何治理生态环境,破解乡村振兴进程中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难题,成为现阶段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

一、概念厘定与文献述评

(一)概念厘定

资源型村庄是指具备丰富资源条件,并且有能力、有条件对各种资源进行挖掘开发、配置重组、科学利用,进而实现稳定发展和繁荣振兴的村庄[1]13-15。在我国,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些资源贫乏型村庄由于缺少村庄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正面临衰败的威胁,甚至逐渐走向消亡。对于资源型村庄而言,村庄的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加快振兴发展。资源为村庄繁荣振兴提供了先决条件,是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村庄共同富裕,促进村庄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依托。

由于村庄的内部资源拥有多重属性,资源之间又存在多方面的联系,故资源型村庄的分类标准亦是多元的。目前国内对资源型村庄的划分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基础分类,或称属性分类,按此标准,资源型村庄一般可划分为自然资源型村庄和社会资源型村庄;其二是应用分类,也就是根据资源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性特点、利用状况等进行的分类,例如基于资源功能、资源性状和资源审美特征的分类等。本文将资源型村庄按照同质原则、发生与演化一致性原则和同时性原则,划分为自然地理资源型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型村庄、生态和谐资源型村庄、产业发展资源型村庄以及生活休闲资源型村庄(具体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按照上述原则资源型村庄可分为五大类,但是不同类型村庄中的资源并不仅仅局限于类别中的几项,例如,历史文化资源型村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历史文化资源,但其也包含自然地理资源、和谐生态资源、产业发展资源和生活休闲资源等。

表1 资源型村庄的分类表

(二)文献述评

在明晰资源型村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学界对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入探究。综观已有文献,学者们主要遵循“提出问题—现状描述—问题提炼—对策建议”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并且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概念界定层面来研究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问题。所谓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在狭义上是指生态学意义上的资源与环境的修复和污染整治;从广义上理解,其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各生态治理参与主体的思维理念、行为模式、制度安排和方式手段等的总和[2]47-52。其二,从治理主体层面来研究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问题。学者们主要关注了三大行为主体的治理逻辑,即强调政府作用的科层治理[3]31-36、强调产权机制的市场治理[4]1-4、强调集体行动的自主治理[5]38-41。其三,从治理方式层面来研究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问题。当前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主要采取了科技治理[6]76-79、道德治理[7]36-40、增长治理[8]41-53三种方式,而仅从某一个维度去治理生态问题都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生态治理的科技手段虽然有效却不能最终实现生态治理目标,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正是在人们不断地运用科技(包括运用科技去治理生态)过程中形成的,最终使人类与自然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生态治理的道德手段具有天生的缺陷,即它是非强制性的,其依赖于人们的自觉遵守。正因如此,单一依赖道德力量来治理生态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单一将增长手段运用于生态治理问题依然不可行,因为导致生态危机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单一追求经济极度增长。

对现阶段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一个广泛的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研究领域正在逐渐形成。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索的理论空间:一是如何回应乡村振兴时代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出现的全新治理难题,以进一步探寻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的有效治理形式——全域生态治理;二是在资源型村庄实现全域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公众分别扮演何种角色,体现怎样的治理逻辑;三是全域生态治理如何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生态治理绩效。鉴于此,本研究在剖析资源型村庄的概念设计和类型划分基础上,从全域生态治理视角探讨浙北荻港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路径,论证当前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路径指向。

二、全域生态治理:实现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

从全域生态治理的概念提出、内涵要素、中心旨意、价值体现四个方面来阐述实现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全域生态治理的概念提出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探索生态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国内外学界共同探讨的热点话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试图探寻经济和生态协同发展之路,这标志着全域生态治理研究的萌芽出现[9]14-59。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经济极度增长将导致生态资源耗竭,他们主张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并进行生态治理[10]51-70。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进一步指明环境破坏的危害,要求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共同治理生态污染。赫尔曼·E·戴利指出,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加强的国家目标,应该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进行整合[11]3-14。在此基础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对复杂系统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生态”耦合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全域生态治理的概念体系[12]42-49。

(二)全域生态治理的内涵要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相对于把某种治理措施直截了当地应用于所有的生态系统而言,在复杂、相互嵌套的社会—生态系统中进行“发现问题—诊断问题—解决问题”的多层次政策调试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可以说,它“就像医学和工程学一样是一门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其目的在于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13]419-422。全域生态治理是指人类行动与生态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且相互依赖,形成相互耦合、多维互动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类正处于一个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体系之中,人类若要得以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发挥能动性,有效协调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内的均衡。全域生态治理即人类社会的总体生态治理,是由人类与环境所组成的生态关系,是集自然、社会和经济三重内涵为一体的客观存在。

(三)全域生态治理的中心旨意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域生态治理需要整体生态网络的同步推进和共同提升。为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分别对生态面(Ecological Side)和社会面(Social Side)中影响行动者激励行为的众多微观变量进行分类(包括一级、二级、三级等各个子类),并考虑各变量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相互密切关系,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全域生态治理分析框架[14]106-113。全域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框架结构,它有助于研究者诊断每个更深层次变量所对应的特殊问题类型。全域生态治理的中心旨意在于以公平、协调、开放、包容及多维为原则,借鉴社会治理的空间规划、社会共治、机制改革、项目运作、生态共享和文化创新的经验,建构全域性生态治理空间的制度框架、行动逻辑和治理体系,培育社区生态要素整合和共享政策机制,完善生态空间治理政策体系。

(四)全域生态治理的价值体现

从表面上看,全域生态治理是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问题,但实质上,其是涉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变革。资源型村庄转型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时代国家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系统创新工程,其本质是重新培育和建构地方生态空间场域的探索过程。通过全域生态治理思维的指导,以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振兴、环境重塑和政策机制的可持续主义框架为基本解释思路,建构包括生态系统要素、生态培育体系、生态治理维度、生态治理原则及生态治理政策在内的内容体系,能够有效推进和提升地方生态治理系统性发展的质量和水平[15]100-110。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这种整体性治理的政策思维,体现出了一种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其趋向全域化空间生态发展方向,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也是资源型村庄建设发展所追求的深层价值和本质归宿。

三、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案例:浙北荻港村的个案

荻港村是浙江省杭嘉湖平原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村,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西南,因河港两岸芦苇丛生而得名,有“苕溪渔隐”之称[16]30-39。历史上的荻港村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村庄环境、崇文尚礼的传统、深厚的社会资本等资源优势,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荻港村村民为追求经济利益,在全村兴办各类油脂、化工等污染型企业,导致村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社会资本也随之不断减少,再加上陆路交通逐渐取代水路交通,因此,村庄总体上呈现出衰败的迹象。

尽管如此,荻港村因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仍归类为典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型村庄。经过十余年的全域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提升,荻港村已成功实现向全国文明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民主法治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转型。荻港村在全域生态治理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绩效,关键在于其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有着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环境、崇文尚礼的人文传统,正是对这些资源的充分整合与利用,荻港村才得以振兴与发展。

(一)浙北荻港村的资源条件

首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荻港村历史人文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为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提供了历史文化积淀。荻港村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有五大类:一是名人文化。明清鼎盛时期,荻港村曾走出2名状元,50多名进士,200多名贡生、太学生,其中尤以章、朱、吴三家名人辈出。近现代以来,又出现了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朱五楼、瑞典王子罗伯特·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等名人。二是从明朝开始,荻港村的养鱼、喂鱼、观鱼、钓鱼、吃鱼、祭鱼等鱼文化活动被传承下来,可以说荻港村的鱼文化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在,荻港村的青鱼农产品在全国和省内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依托具有较强产业优势的农业,挖掘富有本地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荻港村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鱼文化。三是民俗文化。荻港村的民俗文化主要包括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活动、建筑文化、乡规民约和民间故事六大类。四是古桥文化。荻港村河港纵横,为方便行走,沟通乡情、友情,从明清时起共建桥23座,譬如,积善桥、乐善桥、秀水桥等,桥桥有别,形态各异。

其次,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环境。荻港村东靠京杭大运河分支杭湖锡旅游航道,西接湖菱公路,紧接318国道和104国道,水陆交通方便。凭借地理位置优越,荻港村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资源。一是荻港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地区,属湖沼积水网平原地貌,村内地势平坦,河塘密布,土壤肥沃,水田、旱地交错其间,“漾(塘)、田、地”三级立体分布,是传统“桑基鱼塘”的主要集中地。资料显示,全村土层自上而下一般分布为:素(杂)填土、淤填土—淤泥质亚黏土、亚黏土和轻亚黏土,均系黏沙土壤,酸碱性适中,宜于农作物生长,有利于全面发展粮桑及其他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业。二是荻港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降水充沛,有利于发展多熟种植,农业资源利用率高。三是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村,荻港村因河港交织、水中芦苇丛生而得名。荻港村村域地表水资源丰富,水域总面积约245.3公顷,约占全村面积的38.9%。村庄四面环水,周围溪水相抱,菱湖塘(杭湖锡线)、东苕溪支流龙溪港、湖嘉申航道等水网纵横,有利于农田灌溉和淡水鱼养殖。

最后,崇文尚礼的人文传统。当前,有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较为注重浅层的农村地理空间规划以及物质场所修复,而对村民信仰的重塑相对重视不足。这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挖掘和恢复乡村文化,尤其是传承好各种人文传统,以此重塑村民的核心价值观,重构乡村的基本伦理价值。荻港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崇文尚礼”的优良传统,具体体现在耕读文化传家、家风家训传承、乡贤文化弘扬三个方面。正是在这种崇文尚礼的人文传统影响下,荻港村村民逐渐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为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浙北荻港村的全域生态治理策略

通过对荻港村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荻港村全域生态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1—2004年,村两委在保留古村落“原生态”的同时,大力发展以现代休闲观光农业为特色的旅游业。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荻港村被评为全面小康示范村后,村两委秉承保护古村、建设新村的方针,在古村范围内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重点修复,并探索和制定了村庄公共制度以维持乡村和谐发展。第三个阶段始自2007年,该年成立的荻港古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全村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合理规划,在保留村落“古韵”的基础上,融入渔业、生态农业等要素,形成了“村庄+景区+鱼塘”三位一体新模式[17]34-40。浙北荻港村的全域生态治理策略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助推产业融合,塑造生态产业品牌。荻港村因地制宜,形成了合理的生态产业结构。在第一产业发展上,成立了由605家养殖户组成的“青鱼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的“乌金子”商标青鱼获得“浙江绿色农产品”称号。目前,村庄从事第一产业的村民有621人,村庄农业总产值3.6亿元。在第二产业发展上,通过转型升级,先后淘汰了各类小油脂化工企业、小砖窑企业,成立的生态环保型个体私营企业共28家。目前,就业人数725人,其中村民518人,增加本村村民收入1 554万元。在第三产业发展上,通过开发古村落资源,规划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2021年荻港村旅游带动消费2亿元以上。

二是传承历史文化,提升生态文化品位。目前,荻港村成立了由舞龙队、舞狮队、积川书画社等13支群众文艺小团队组成的“荻港农民艺术团”,不仅在村内举办各类生态文化活动,还参加了全省各种文化展演活动。其中,“渔家乐”活动已两次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并成为荻港村“鱼文化”活动的一张名片。至2020年,已连续举办了十二届的荻港村“鱼文化节”被认定为国家级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进一步促进了民俗风情的继承和弘扬。此外,荻港村通过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建起了历史文化名人馆、新农村展示馆与文化长廊,使荻港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传承中有了新的提升。

三是彰显特色环境,提高生态空间品质。荻港村村庄整体环境“干净、整洁、优美”,公共服务设施齐全。通过搬迁、转行与关停,目前村庄范围内各类油脂化工企业已全部完成整改,“油脂一条街”彻底淡出了村民的视野。现在,绝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进了村两委规划的“卢荻洲排屋住宅区”。小区内,自来水网、电网、电话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村庄内还兴建了卫生服务站、农贸市场、幼儿园、荻港小学、老大房超市、养老院等服务设施,为村民们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四是深化机制改革,促进生态建设示范。在组织上,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化自治组织。2009年,荻港村成立了基层党组织,下设创业支部、青鱼合作社支部、文体支部、旅游支部等行业支部和钞田桥、三官桥、史家桥、积善、塘东等片区支部。同时,还建立起一整套健全的组织制度,如村级民主决策制度、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村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等,以规范村干部的权力运作行为。另外,为配合乡村旅游发展需要,荻港村成立桑基鱼塘办公室、村建设办、经济合作社等自治组织,有效地发挥了村民自组织的功效及生态建设示范作用。

五是提高民生保障,营造生态和谐风貌。在社会生态环境上,荻港村村庄和谐、有序,具有积极的精神面貌。荻港村继承、发扬了崇文尚礼的文化传统,在提升村民道德素质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近年来,荻港村始终保持着“无刑事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三无”记录。村子里出现了“三多三少”,即习字作画的越来越多、打牌赌博的越来越少,读书看报的越来越多、参与迷信的越来越少,晨练健身的越来越多、滋事斗殴的越来越少,形成了村庄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四、实现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路径指向

浙北荻港村的全域生态治理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资源,基于对荻港村个案的拓展与深挖,可以很好地总结出当前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政策路径。其具体的路径指向包括:在战略层面,规划资源型村庄的全域化总体性发展;在主体层面,构建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单元;在制度层面,引领全域生态治理的战略实施;在文化层面,培育全域生态治理的社会文化。

(一)资源型村庄的战略定位:实现全域生态治理的首要前提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迫使人们不断进行反思。在反思过程中,社会公众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及其治理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已远远超出了生态恢复的层面,需要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从政治层面进行全面的考量[18]93-101。2018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新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为标志,开启了我国全域生态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创新。依托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有机融合,通过农村生态结构和全域生态治理行动双重因素的共同建构,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体现了社会综合生态效应的最大化。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以倡导提升社会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强调包容性增长,突出“内涵式”集约高效发展[19]171-189。资源型村庄的全域化总体性发展不仅体现了广大农村居民对生产发展的需求,而且也体现了对美好生活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更体现了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更好地激发乡村整体性发展的活力。

(二)资源型村庄的主体合作:实现全域生态治理的关键环节

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容涉及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强化构建多元协同机制,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企业以及村民群体等各治理主体的参与动力。首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中的规划引领作用。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公共事务治理范畴,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好导向功能、规划功能、组织功能、制度保障功能、监督功能、教化功能和维稳功能等,切实将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作为提升政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其次,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以及乡村旅游公司参与乡村全域生态治理过程。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日益推进,众多市场企业已将项目投资到广大农村地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市场企业唯有切实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增长之间平衡协调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获得长远的发展。最后,大力发挥村两委以及村民群众的作用。作为乡村全域生态治理的主体,村两委要协助健全各类农民协会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以此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合作能力,进而承担起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的重任。

(三)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完善:实现全域生态治理的重要保障

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需要健全、完善的政策制度作为保障,这对于促进乡村生态环境善治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社会秩序理论到加勒特·哈丁的生态产权理论,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激励理论,尽管内容多样,但是都突出了全域生态治理制度保障的价值[20]42-48。因此,当前在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中,要强化制度设计对生态环境效益提升的价值。首先,健全完善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其中包括完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科技服务制度、绿色生态制度、矛盾化解制度等,最终实现资源型村庄环境治理的有序化和常规化,促进乡村生态治理绩效的提升。其次,加强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监督机制。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必然涉及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等投入,因此政府要加快健全村级小微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村庄建设的资金用途,同时也要强化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机关自我监督能力。最后,适时出台常态化的全域生态治理奖惩制度,通过对全域生态治理中的各类行动开展科学合理的奖惩评议,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全域生态治理目标。

(四)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培育:实现全域生态治理的有力支撑

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生态危机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资源型村庄实现全域生态治理目标还需要文化的支撑。首先,增强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凝聚力与村民的认同感。全域生态治理文化培育与传承的过程,其实质是尊重村民生态价值信仰、保障村民合法权益、增加村民凝聚力与认同感的过程。因此,在符合村民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注重文化培育,让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观念深入人心。其次,强化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的文化教育。政府要承担起对村民进行全域生态治理教化和生态道德培育的职能,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知识讲座、培训会、成人学校课堂等方式,指导村民自觉参与到全域生态治理行动中来,最终帮助村民群众处理好文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将全域生态治理理念根植到乡村精神的内涵之中,让所有的村民群众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以此重塑村民的生态价值观,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最终重建乡村文化空间。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载体的资源型村庄,其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已成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步骤。近年来,围绕资源型村庄生态治理问题,政府部门切实出台了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乡村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是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乡村宜居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尚未建立起全域生态治理的战略实施理念。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从战略定位、主体合作、制度完善以及文化培育四个方面来推进资源型村庄全域生态治理框架构建,从而真正达到生态环境善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