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2015年5月23日召开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如下讲话:“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岛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1]隐元隆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名僧,其于1654年东渡日本弘法,开创了日本黄檗宗。伴随着黄檗宗的不断发展,以及明末清初诸多中国高僧及文人为躲避战乱持续东渡日本,传往日本的不仅仅是佛学经义,还包括明代先进的文化与科学技术,这些被统称为“黄檗文化”。黄檗文化是指发祥于以福清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兴盛于日本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其不仅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日本文学、医学、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茶道、习俗等诸多方面以及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日本禅宗史学大家柳田圣山所说:“隐元来日是明代文化东进的一环”[2]109,“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2]186。

2022年是中日两国建交50周年,也是日本天皇第七次赐号隐元禅师。研究明末清初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闽籍赴日僧侣对江户时期日本社会的影响,对于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中日文化交流新平台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明末清初闽籍僧侣东渡日本的社会背景

(一)明末清初的战乱及佛寺凋零是促使闽僧东渡弘法的重要原因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的残酷剿杀政策、禁海迁界等苛政的推行,导致东南沿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包括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在内的大批明末遗民不堪忍受异族统治与残酷镇压,或远走南洋,或流离至日本长崎。他们中有一批极具学识的闽籍高僧,隐元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隐元隆琦(1592—1673),俗姓林,名曾昺,号子房,出家后获法号隐元,法讳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今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万历四十八年(1620),隐元二十九岁时,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兴寿禅师剃度出家。出家后,隐元北上广游于江浙一带。天启四年(1624),隐元追随浙江海盐县金粟山广慧禅寺密云圆悟禅师参禅修行,历时两年获得密云禅师的认可。崇祯七年(1634),隐元回到福清黄檗山,嗣法于费隐通容,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代传人。崇祯十年(1637),隐元继费隐后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席,总理黄檗山寺务达十七年之久。在隐元住持黄檗山期间,重建寺院、重修寺志、召开法会宣讲佛经,使临济宗禅风远播,形成临济宗黄檗派教团。此间,隐元禅师声名日盛,甚至远扬日本。由福清万福寺刊刻的隐元语录经商人带往长崎,很快为日本最大禅林宗派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3]695。妙心寺派禅僧无著道忠(1653—1745)在其著作《黄檗外记》中提到,早在隐元东渡的三年前,妙心寺派禅僧秃翁已在京都书肆购得《隐元录》二卷,秃翁、龙溪等阅览后大感惊喜[4]238。隐元禅师对禅学的深入研究及其声望,为此后东渡弘法做了重要铺垫。

然明末清初的战乱及佛寺凋零,最终促成隐元东渡。明清鼎革之际,兵火延及闽东地区,隐元禅师所在的黄檗万福禅寺也难逃骚扰。为躲避清军,隐元禅师辗转于嘉兴福岩寺、福州龙泉寺之间。1646年清军入福州府城,隐元带领僧俗闭关修行于福清黄檗山寺。此后十余年,郑成功与清军在闽省展开长期对峙。眼见复明无望,加之长崎唐寺的多次邀请,隐元难免心生出走之意。而其好友石斋先生黄道周于1646年惨遭清兵杀害,致使隐元出走之意更加坚决①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世人尊称石斋先生,福建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黄道周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曾任南明吏部、兵部尚书,在率领义兵抵御清军时,不幸兵败被俘,殉节于南京。隐元在听闻黄道周殉节一事时,感慨无限,赋诗六首,并携带大量黄道周的书法作品东渡。隐元《挽石斋黄忠介公殉节诗》一首:“浩气浑天象,英风扫麓阴。忽闻顾命语,泪咽不成吟。”该诗转引自平久保章:《新纂校訂隠元全集》,開明書院,1979年,第1503页。。

(二)长崎唐寺的建立与盛邀是闽僧东渡的重要社会基础

长崎唐寺泛指在长崎的中国寺院,其中以长崎“三福寺”最负盛名,即江户初期由旅日华侨在长崎建立的东明山兴福寺、分紫山福济寺、圣寿山崇福寺。据史料记载,日本应和九年(1623),兴福寺以明代僧侣真圆禅师为开山祖,由江浙客商及商船船主集资,在真圆禅师隐居之所建成。宽文五年(1628),泉州僧觉海携了然、觉意两位寺僧赴日,开立福济寺,由漳州府侨商船主们赞助建成。福济寺先后由八位闽籍僧侣担任住持。宽永六年(1629),福州僧人超然东渡日本,创立崇福寺(当地华侨多称之“福州寺”),由福州府巨商船主等集资建成。兴福寺、福济寺与崇福寺的设立及发展,吸引了包括隐元在内的大批闽僧东渡日本。

长崎唐寺的建立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流行的妈祖及海神信仰密切相关。出海时,每艘唐船都有供奉妈祖像的场所,以供船员及乘客祈求航行顺利。待船只到岸,神像需要被请出供奉,待下次航行再被迎奉入船。妈祖的安置场所必须庄严、清净。唐寺建立以后,这些活动大都被交与唐寺承担。此外,长崎侨商与侨民对死后安葬寺院的需求也推动了长崎唐寺的设立。日本庆长七年(1602),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就曾请求终南山悟真寺的住持盛誉接受所有来长崎的唐人墓葬,将悟真寺作为唐人的菩提寺,并从幕府处批得土地百间,以作唐人墓地之用[5]48。

此外,长崎唐寺建立的另一原因,是日本幕府对基督教势力采取的高压政策。1549年,葡萄牙传教士在九州岛首先传教,此后,基督教势力在日本得到迅猛发展。由于担心基督教威胁其统治根基,丰臣秀吉对基督教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德川家康执政以后,逐渐加大控制力度,推行“寺请制度”,以限制基督教的传播。为强迫基督徒改信佛教,幕府规定各宗寺院登记该寺的信徒,此史称为“寺请状”。民众如果没有寺请状,无论是婚姻、领养、奉公,以及外出等行为均无法正常进行。由于妈祖与基督教圣母玛利亚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为了证明自身与基督教没有关系,旅居长崎的华人华侨积极建立佛寺,并从故乡邀请高僧前来担任住持,这也就引发了中国僧人持续东渡日本,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闽籍高僧。

(三)日本振兴禅学的期待是闽僧东渡的促成因素

江户初期的日本,封建领主与武士阶级为争夺政权互相征伐,连年征战导致佛教寺院所依赖的庄园经济崩溃,日本国内佛教势力严重衰弱且内部失序。德川幕府成立以后,陆续制定了“檀家制度”“本末制度”等,力图凭借国家权力对佛教加以整顿和控制。“檀家制度”又称寺檀制度、寺请制度,是维系寺院与信徒关系的一种制度,它将佛教寺院发展成为管理民众的幕府地方行政机构,如此一来,僧侣在国家权力的庇护和檀家信徒的供养中,无须精进修行即可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这也导致僧侣们不思修行,进而使得江户时期的日本佛教日渐衰颓。此外,幕府还施行“本末制度”。日本佛教宗派有大本山与末寺之分,幕府规定各宗派本山必须在江户设立联络人,负责该宗派与幕府的联络,传达幕府给末寺的指令。本末制度使得幕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全国各宗本山与末寺,其结果是,一方面佛教权限高度集中于各宗派的本山寺,另一方面教团活动能力萎缩且日趋世俗化。

江户时代,随着幕府将军掌握了实际的国家政权,相比旧有的天皇贵族推崇的以研究经典、祈祷法令为主的天台宗及真言宗佛教而言,修行方式简朴易行的禅宗更适合武士阶级的精神需求。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生死一如,万物皆空”等理念,加之棒喝顿悟、自情克己等思想倾向更容易被武士阶层接受。而此时中国受净土宗影响,产生“禅净合一”的念佛禅修等新修道方式,这让处于衰落期的日本佛教对中国明代禅宗思想十分仰慕。江户幕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僧人无法前往中国求法参学,日本佛教界只能对聘请明代禅宗高僧赴日传道说法、重整日本禅林之风报以热切期望。幕府政权需要依靠宗教稳定统治、归拢民心,连年征战后终于进入社会稳定期的日本百姓则更期盼心灵的慰藉。所以,上至日本幕府、天皇,下至佛教界、普通百姓,都对中国禅宗僧侣到日本传法持积极与欢迎的态度,期待更为精进的明代禅宗佛法能为颓势的日本佛教注入生机。这些都为闽籍僧人东渡弘法及隐元禅师开创黄檗宗,进而广为传播黄檗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闽籍僧侣在日本的主要活动

以日本元和元年(1620)真圆觉(1579—1648)东渡长崎为上限,以亨保八年(1729)七月后来成为京都黄檗山第十三代住持的竺庵净印(1696—1756)在长崎登岸为下限,中国僧人东渡日本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其中,百年间赴日闽籍高僧如表1所示:

表1 百年间赴日闽籍高僧一览表

表1 (续)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日,63岁高龄的隐元率弟子性善、性闻、性机等30人,从厦门中左所启航东渡日本,于同年七月五日抵达日本长崎。赴日后的隐元在长崎的兴福寺、崇福寺弘法。因其精通佛法,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极富造诣,故其吸引了日本各地僧人前来学习。在临济宗妙心寺住持龙溪等人斡旋下,隐元拜见将军德川家纲,并获赐衣金。日本宽文元年(1661)隐元在宇治始建黄檗山万福寺。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他奉德川家纲将军旨意,在禅寺法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堂祝圣仪式,以京都所司代为首的幕府官以及其他宗派的僧人参加了开堂法会。从此,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成为公认的幕府官寺,黄檗宗也得以在日本迅速发展壮大。次年九月四日,隐元禅师任命弟子木庵性瑫继席住持,自己则退院辞众。延宝元年(1673),隐元圆寂。他先后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并在日本摄津的普门寺出版了其师费隐通容禅师所编《五灯严统》。

综上,闽籍僧侣不仅禅法修行高深且学识深厚。他们宣讲经文、著书立说,从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面,对颓势的日本佛界产生深刻影响。闽籍僧人们把明末临济宗禅净兼行的崭新禅风传入日本,提倡严格戒律,设立三坛戒会,制定禅林清规,规范僧人日常行仪。上述活动给戒律松弛、生机不振的日本佛教界以巨大刺激。各个宗派竞相仿效并进行自我反省,日本近世佛教的发展亦由此重获活力。

三、闽籍赴日僧侣的历史贡献

隐元等闽籍僧侣东渡弘法,唤醒了日本禅学之风。闽僧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经典书籍、名人书画和植物种子等,随着黄檗宗的日益兴盛,由黄檗宗衍生的黄檗文化对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学、书画、建筑、医学、饮食、印刷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表现出与日本文化及日本社会生活的良好融合。

(一)编著《弘戒法仪》、制定《黄檗清规》,提振日本佛教宗风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面对日本佛教衰弱和混乱现象,编著《弘戒法仪》、制定《黄檗清规》,为日本佛教提供了明末中国佛教的受戒规制和丛林清规,为江户时期日本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借鉴。《弘戒法仪》一改唐宋佛教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各自独受戒法为三戒同受制度,即主张所谓的三坛大戒。《普照国师年谱》记载:“腊月朔日,设为戒坛,用资恩有,计师开堂三十载,说戒一十六度,受戒弟子不知其数。而此土则成初会,为开戒之祖。四方间闻,莫不归心,至有感激涕零而不已者,叹戒法之难遇也。”[6]5242《黄檗清规》由祖孙三辈人共同完成:隐元禅师主编并撰序,木庵禅师编审,高泉禅师编辑。全书共分为祝釐、报本、尊祖、住持、梵行、讽诵、节序、礼法、普请、迁化10章,涵盖丛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此,日本佛教界的丛林纲纪为之一新。

此外,黄檗宗在融合日本新旧禅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中日两国政治、航海等因素影响,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曾有中断,故明末清初隐元创立的黄檗宗与几百年前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禅宗已有很大不同。隐元禅师创立的具有浓厚明朝禅风的黄檗宗,一改日本旧有禅宗固定化、形式化的积弊,使日本佛教逐渐完成了新旧禅风的融合。伴随着黄檗宗弘法活动的开展,日本禅宗界打破了临济宗、曹洞宗二分天下的格局,最终形成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宗鼎立的局面。

(二)倡导儒释道多元融合理念

隐元禅师提倡豁达开放、儒释道多元融合,对日本佛教及日本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和黄檗僧团以禅宗文化为内核,融合儒释道和诸子百家思想,倡导中华伦理道德,坚持由儒入佛,践行忠孝节义,强调孝是万行首、友谊重金石,深受日本各界认可。

隐元饱学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儒释道在本质上“归源无二致”。他曾作诗题赞儒教宗师孔子“一声木铎响中华,堪作千秋之模范”[6]2478,也曾盛誉道教始祖老子“曾跨青牛函谷外,真诚万载圣贤师”[6]2477,称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一瞻一礼无虚度,成佛全凭方寸间”[6]2429。隐元屡次强调“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6]2294。正是他融通三教的思维境界,不仅让黄檗文化在日本迅速完成本土化进程,并且使之融入日本民众的文化基因,对日本国民的精神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传扬文学、书法和绘画技艺

在文学上,隐元本人平生诗作禅偈近5 000首,堪称中日佛教界的文学巨匠。其弟子也以佛教文学见长,如南源性派、高泉性潡尤善诗文,故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尤其高泉性潡所著《扶桑禅林僧宝传》《东国高僧传》《东渡诸祖传》为中日佛教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此外,黄檗宗门人所吟唱的声明,带有浓重的福清方言,明代官话亦通过黄檗宗在日本的传播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的语言。

隐元等闽僧赴日时,多携带名家书画且珍藏之,宇治万福寺也因此成为明清珍贵书画美术馆。当时不出国门的日本文人,一到此山,即可饱览异邦之名迹,慰平生之渴望[7]286。尤其是黄檗宗的高僧隐元、木庵、即非、高泉、独立、千呆等,无不善书法。其中隐元、木庵、即非三人,被日本称为“黄檗三笔”。现今万福寺山门两副联额所书“黄檗山”“万福寺”六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即为隐元真迹。此外,即非以草书驰名,独立则善书法和篆刻。被日本誉为“近世唐样书法第一”的北岛雪山曾就学于独立禅师。黄檗门内闽籍僧画师林立。独湛、大鹏在写意画、画竹等方面颇有造诣,并擅长篆刻。其中,大鹏著有《印章篆说》流传于世;喝浪擅长墨画,以画人物为中心,描工精致,侧重写真。

(四)影响日本建筑、造桥和雕塑艺术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长崎唐寺以及日本各地所建的黄檗寺,几乎均由闽僧监督起造,采用中国式建筑设计。据《长崎志》记载,崇福寺山门是由闽籍工匠在福建雕刻后再运到日本建成的。而宇治万福寺,由总门经山门至天王殿、大雄宝殿,无不意态雄浑,和日本固有的佛寺异趣,其所坚持的建筑式样和雕刻装饰源于明末福清的经典禅寺布局。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对日本佛寺建筑影响深远。因为万福禅寺的建立离不开日本工匠的参与,日本匠人们在建造万福禅寺的过程中掌握了中国的建筑工艺,并由其子孙将这门手艺传承至今。

闽籍僧侣对日本造桥工艺影响很大。全日本唯一一座石制双孔拱桥,位于长崎市中岛川上,因其造型酷似眼镜,故又被称为“眼镜桥”。1634年,其由长崎兴福寺第2代住持默子如定设计并营造,这也成为日本桥梁建筑史上拱式构造技术的开始。1960年,该桥被列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产,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另一锦带桥是一座横跨锦川的五拱桥,也是日本三大名桥之一,该桥采用传统的木工工艺,全桥只用包铁和插销固定,充分展示了精巧的木工技术。这座五孔桥仿造中国杭州西湖苏堤上的虹桥造型修筑而成,而杭州锦带桥的营造法式,就是独立性易带往日本的。

在雕塑艺术方面,雕刻师、泉州安平镇人范道生影响显著。范道生是在万福寺兴建过程中,由隐元、本庵等从福建招请来的众多手工技师之一,尤其擅长佛像雕刻。虽然范道生为京都万福寺造像仅有3年多时间,但他却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雕刻作品,如弥勒佛肖像、十八罗汉像、四大天王像等,备受日本人推崇。范道生承袭的是中国传统的造像技法,其中塑像、乾漆像、铁像等技术,在日本早已绝迹多年。他的到来,尤其是大量经典作品的不断问世,无疑给日本当时的雕像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8]24-25。

(五)传播医学、饮食和茶道文化

隐元东渡后,在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带至日本的同时,也带去了福建民间流通的验方偏方。如即非如一所著的《福清县志续略》记载了毒蛇伤蛰、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的治疗办法。不过,在东渡的高僧中,以万福寺的独立性易医术最精。独立性易,俗名戴笠,字曼公,明亡时东渡,58岁时皈依隐元成为其弟子。他精于痘科,种痘医术即由他传入日本。日本医师池田正直虚心向独立性易学习医术,池田家族后来也以痘科名医著称于日本,且世代相传。宽政年间(1789—1800)日本始设痘科医官,便由池田正直的孙子瑞仙担任。独立性易于1672年逝世,葬于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墓地。迄今,独立性易仍受到日本医学界的尊敬。

饮食方面,闽籍僧侣为日本带来了素食烹饪技巧。以植物油、蔬菜、胡麻、豆腐、生麸等为原料制成特色的菜肴,被称为普茶料理。其逐渐流行于日本上层人士以及普通民众之中。迄今,京都黄檗山的普茶料理在传承黄檗僧人技法的同时进一步创新,仍广受人们的欢迎。

闽籍赴日僧侣将明代福建煮茶的习惯带入日本。隐元的三传法孙日僧月海元昭(1675—1763),提倡茶禅一味,精研煮茶方法,并亲自卖茶,将之作为宣扬佛法的手段。月海倡导边喝茶边围坐清谈,这种现象被称为“煎茶趣味”,形成的诸多流派传承至今。1956年成立的全日本煎茶道联盟,尊隐元为始祖、月海为中兴之祖。迄今,联盟每年七月都会在京都黄檗山举行盛大的煎茶活动。

(六)促进日本雕版和印刷工艺发展

印刷术是我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无论什么民族只有在有了印刷术以后才有生产大量书籍的可能,才能为普及文化、传播知识提供有利的条件”[9]43。中国雕版印刷术主要通过中日两国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留学生、僧人传入日本,其中中国刻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空华日工集》记载,1637年福州南台雕版刻工陈孟千、陈伯寿就曾东渡日本刻书。在赴日雕工中,最知名者为俞良甫,福建兴化仁德里人士,身怀雕版技艺,携带部分藏书,在日本嵯峨刻书。他的雕版被称为“俞良甫版”,对日本雕版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隐元禅师及闽籍僧侣致力于对日本僧人的培养。日僧铁眼道光师从木庵性瑫禅师,并获得隐元从国内携去嘉兴版大藏经,从此开始雕刻印刷黄檗版大藏经,历时10余年。全藏共6 956卷,雕版65枚。该大藏经被称为“黄檗藏”或“铁眼藏”,其刊刻字体一如明式,被后世称为“明朝体”。其版式成为当今日本公文原稿纸的标准规格。天和二年(1682),铁眼道光禅师圆寂。为表彰其刻经勋绩,天皇敕号其为“宝藏国师”。1873年,英国政府向日本明治维新使团索要一部汉文大藏经。1875年,日本政府将《黄檗大藏经》送给英国。这是传到欧洲的第一部汉文大藏经。

(七)增强华人华侨社会凝聚力

自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起,长崎华侨华人相继在长崎兴建有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等,唐寺的共同之处是突出海神妈祖与关帝信仰。如兴福寺,设有妈祖堂主祀妈祖,左右配祀关帝与大道公(三官大帝);福济寺设有青莲堂主祀妈祖,旁祀关帝和观音大士;崇福寺设有妈祖堂主祀妈祖,旁祀三官大帝,在护法堂内祀关帝与观音[10]1。顺治十一年(1655)七月五日,隐元禅师抵达长崎,次日登岸至东明山兴福寺。同年,隐元前往崇福寺开坛讲经。此后,隐元时常往来于兴福寺与崇福寺之间,结制说法,教化大众。隐元弟子木庵性瑫在福济寺担任住持长达6年之久。因此,上述三寺成为闽籍僧侣弘法的主要基地,纳入黄檗宗系统。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也从原先为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不过,与此同时华侨华人在唐寺的妈祖、关帝信仰活动仍然延续,这不仅体现了黄檗僧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信仰的尊重,也大大提升了华人社会佛教信仰的品质,增进了华人社会凝聚力。从1691年始,长崎每年三月、七月、九月的二十三日由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轮流举办妈祖祭祀。长崎福建华侨同乡会,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仍然在崇福寺举行盛大的盂兰盆祭祀活动,并把它列为同乡会馆例行的年中行事,沿袭不衰,借此聚会,联络感情,增进乡谊。

闽籍僧侣住持的寺庙除举办祭祀活动外,还承担赈灾救济、丧葬办理等职能。如日本延宝(1673—1681)、天和(1681—1683)年间长崎大饥荒时,福济寺和崇福寺都曾大规模施粥救济。崇福寺住持千呆性侒禅师出售书画以筹善款,铸一大锅煮粥赈济灾民。这口大锅深五尺七、口径六尺,重1 965斤,每次煮粥可供3 000人食用,大锅仍保留在崇福寺[11]88。日本天明四年(1784)七月,长崎发生大火,华人华侨所居“唐人屋敷”烧失大半,侨胞892人分别避难于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直至居屋恢复为止,一切饮食均由唐寺救济[12]17-18。此外,三寺也一直致力处理长崎华人华侨公共墓地事务[13]181-183。据长崎地方史专家宫田安先生实地调查统计,迄今仍遗存在长崎兴福寺唐人墓地上的墓碑有111方,实际安葬128人(内有一方为18人合葬墓群),其中53人为浙江籍、45人为江苏籍。遗存在崇福寺唐人墓地上的墓碑有277方,实际安葬284人(内有一方6人合葬、一方3人合葬),其中255人为闽籍[10]88。

四、结语

明末清初,国内战乱频发、政权更迭、迁界海禁等因素,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移民潮,日本成为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居民逃亡移居的重要目的地。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闽籍僧侣东渡日本弘法,除了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政治背景外,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统治、民众信仰需求也是重要原因。闽籍高僧赴日弘法、创立日本黄檗宗,对复兴日本禅宗戒律清规,调整禅宗内部势力、融合新旧禅风等方面都作出贡献,使得日本佛教重焕生机。与此同时,由黄檗宗衍生形成的黄檗文化超越了佛教层面,波及江户时期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持久影响了日本文化与社会。

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便是双向的。例如,颇具中国韵味的京都宇治万福寺在经过历代翻修之后,亦受到了日式建筑风格的影响,日本传统寺庙美学元素——石庭也逐渐融入万福寺的建造之中。闽籍僧人在东传“隐元豆”“隐元莲”的同时,也在康熙年间(1662—1722)将日本的优良花生品种带回,并在隐元禅师的故乡——福清种植并推广开来。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4]7,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探寻遗泽,反哺当今,重新挖掘、审视黄檗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促进当今中日文化交流,探讨中日文化交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