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8）

美术治疗（art therapy) 作为一门发端于西方的、独立的新兴专业领域，在对特殊需要人群进行的干预治疗及精神康复活动中得到较为广泛应用。

德国心理学家、艺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人的需要。然后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的手段都会受到欢迎：药剂、身体锻炼和疗养、临床交谈、催眠术——为什么艺术不可以这样呢？”这也让中国画介入美术治疗有了理论支撑。

自20世纪末传入我国后，美术治疗在康复机构、医学领域及特殊教育院校得到一定的移植和运用，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相关理论指导下付诸实施，而在自身本土化发展研究方面却是转化度不高、创新意识不足。以中国画、书法等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发展非常完善和成熟，将其介入转化为美术治疗手段的实践研究较少，可以获取的针对性研究、突破性成果也是乏善可陈。

本文将从美术治疗的发展缘起及成效、中国画的教育康复作用和听障大学生群体心理问题现状等方面谈起，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画对听障大学生的心理调适及艺术教育治疗整合研究，以期对美术治疗本土化探索和研究有所裨益。

美国美术治疗协会（AATA）将“美术治疗”定义为：“利用美术媒介、美术创造过程、当事人（client/patient）对所创作美术作品的反应，实现对个人的发展、能力、个性、兴趣以及内心关注点与冲突点的反思的服务。”

1940年，美国儿童教育家、心理医师玛格丽特·南伯格将绘画作为介质运用到心理治疗领域，发展出完整的绘画心理疗法，并成为一门崭新的学术领域。1957年，美国美术教育家维克多˙罗恩菲德(V·Lowenfeld)提出了艺术教育治疗（art education therapy) 的概念，丰富了美术治疗用于特殊儿童治疗的内涵，也使特殊儿童美术治疗从单项的心理治疗延伸到整体的康复、教育发展中。在艺术心理治疗领域相关专业机构成立后，在其指导下的从业队伍得到建设发展。1969年，“美国艺术心理治疗协会”(AATA)正式成立，标志着艺术心理治疗得到专业认可。20世纪70年代，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开设了艺术心理治疗的硕士学位点。随之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了艺术心理治疗课程，并由美国艺术心理治疗资格认证委员会(ATCB)专门负责资格审核及证书颁发。

1996年，美国心理协会主席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提出了“积极心理学”概念。他认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积极情绪、积极个体特质和积极的亲社会态度的学科。此外，积极心理学对人格研究的主张是，不仅要研究问题人格和影响人格形成的消极因素，更要致力于研究良好人格及影响人格形成的积极因素，才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理论。

而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基础上的艺术治疗，即“积极艺术治疗(positive art therapy)”，其中象征、转移、投射等核心概念，都来自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积极艺术治疗如艺术教育一般，可讲授操作技巧及其材料的使用方法。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文学艺术疗法在整合其他医学手段的基础上，对于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恢复社会功能、促成其自我实现等诸多领域都有独特作用。

哈蒙德M.S.有这样的描述：通过对两名具有情绪管理问题的学生，进行个体和团体的绘画心理治疗，发现绘画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我意识，改善情绪管理技巧和社会化技能，从而导致他们获得持久的友谊和社会支持。

作为意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绘画对心理障碍的干预有其独特性。绘画心理治疗师罗宾J.A.在《艺术疗法导论》一书中对绘画疗法作用机理有所分析阐述。通过比较研究后，他发现绘画疗法有诸多优势：首先，艺术（绘画）可以提供特有表达的种种可能，可以在单幅或系列作品上表现出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不同事件，可以将不可调和的情感整合起来；其次,绘画治疗活动呈现出灵活性和多面性，可以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当事人，可以在不同地点加以实施；第三,绘画疗法可以使心理治疗趋于常态化，可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得到展开；第四，绘画等艺术方法可以安全释放掉毁灭性的情绪和力量，使当事人的心灵得到升华。对于绘画疗法的对象、方法、场域及作用都有相应的总结。

西方心理治疗家苏珊·朗格(S. Langer)在《情感与形式》中认为，“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有些地方靠语言的影响力是达不到的，那就是所谓的‘内在经验’的领域，即情感或情绪……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将情感客观化，以便思考和理解这些情感。”即绘画可以补偿言语障碍，亦可激发客体情感给予释放。

可见得出，绘画作为人类心理意象的主要艺术载体和输出表现形式，非常适宜心灵表达并能触及心灵感受，可以将它们创造性地整合到人格情感里，让观赏者产生心理调适变化，起到康复治疗作用。绘画手段在处理情绪障碍治疗、处置创伤性情感、促进自我完善与社交技能提高等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

中国画是有着几千年东方文化渊源的优秀艺术形式，是值得引以为傲的民族文化，其精神内核和美学标准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中国画具有的教育及康复功能古即有之，具有移植转化为本土化“美术治疗”活动所需的文化和地域优势，在民族情感和文化传承方面上更易于为国人所接受。

南朝齐梁间谢赫是画家、绘画理论家，他撰写的《古画品录》经考据是我国现存最早画论，早于西方近十个世纪。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一理论最早阐述了中国画的绘画意义及其道德教化功能。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有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我国古代历朝帝王常于庙堂之上，以中国画形式描绘历代帝王帝后像、当朝名臣像、圣人贤士画像以示褒扬，统治者希望平民百姓和儒生在瞻观这些肖像画时而生敬畏之心,从而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教化目的。这主要强调的是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凸显了道德教育功能，对绘画题材领域和价值功能拓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宗白华认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伏羲画八卦，即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传统中国画中潜在的道学精神意蕴，也起到相应的自我慰藉和康复治疗作用。相传隋炀帝因常年沉溺酒色，身体过于虚弱，太医问诊后请人为隋炀帝作了“梅熟时节满院春”和“京都无处不染雪”两幅画。于是隋炀帝天天于画前端详，半月后，其喉干舌燥及心中烦闷等症状即随之得到缓解。这是通过绘画欣赏达到的康复治疗效果，也是早期绘画心理学的成功实践。北宋期间发生了一次旱灾，山水画家郭熙作了一幅《朔风飘雪图》献给皇帝，皇帝看到后赞扬说“卿画特奇”，特别赏赐宝花金腰带。卜寿珊认为，这种“暗示性绘画题材，对于抗旱也许有一种魔法式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人们在艺术审美活动中, 能获得种种特殊的体验和感受（心理暗示），这种感受的长时程效应将改善人格，更新生存态度的短时程效应则能消释人的负面情绪，逐渐改善心境，穿越精神障碍，从而对生存困境予以超越。古代许多画家如苏轼、徐渭、石涛、朱耷等都以书画笔墨方式来宣泄情绪，实现个人艺术修养并达到各自的艺术巅峰。

正如康德所说的“无所为而为的欣赏”一样，审美体验过程是对物象的不经意间的直觉感受。医学心理研究表明：通过欣赏艺术这一审美活动, 会引起病人的想象,从而能调节交感神经系统, 直接促进一些有益健康的激素、酶和乙酰胆碱等物质, 起到调节血液流量,增强免疫机能的作用, 进而促进病体痊愈。

1994年，龚鉥博士发表的《艺术心理治疗》一文介绍了西方艺术治疗的心理学流派，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画与艺术治疗的关系，认为“作画时能回到与时空合一的境界，把自我及时空的意念全部消灭，达到禅家所谓的‘无心’的境界，作画的过程也能帮助人感到松弛，使心灵平静”。她受到中国文化熏陶和启发，认为“完形心理治疗与中国道家、禅家的思想相和”，将中国画的过程与心理综合(psychosynitesis)、完形心理治疗(gestalt therapy)及心理想象法(psycholmagination)结合起来，作为艺术治疗的过程。进行中国画水墨游戏等美术活动能够深入并触及到特殊需要群体（包括听障人群）的思维和心灵，当作品演进中的各种视觉元素（笔墨、色彩等）呈现出特殊的形式和意味时，所创作作品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处在艺术情境中的绘制者，从而影响其感受和思维，统合和提升其自我体验，增进自我认识，修复或改变其自身对外界的认识及交互状态。

听障大学生大都在基层特殊教育学校接受过绘画训练，让他们以中国画水墨方式介入艺术康复活动中，既可以促进作为学习者的内在经验统合，也能增进他们的心智成长和感知觉发展，也将有助于促进他们的人格完善，具有独到的艺术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

国内面向特殊群体的美术治疗研究，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江西、湖南等地展开，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方法，但是专门从事书画艺术康复治疗的队伍还不具规模，且大多隶属于康复医疗机构，整体研究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有：

一是从事康复治疗的书画治疗师大多来源于医学院校，虽然拥有从事康复治疗的学科知识，却对书画艺术缺乏系统学习与深入研究；二是从事美术治疗的部分研究者虽然是美术科班毕业，在传统文化和书画研究上基础尚浅，且缺乏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心理学与康复医学知识支撑；三是相关卫生部门和教育机构的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未能形成教育与康复系统交叉融合的研究团队，导致绘画治疗研究支撑力不足。虽然京沪等地的精神卫生机构开办过书画艺术培训班，但是短期行为无法见到长足成效。

可以说，中国画治疗研究将是美术治疗本土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但还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研究学者共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形成融合研究新成效。

听力障碍即通常意义上的“耳聋”，是属于一种生理残疾，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条件，也是一种特殊身份。听力障碍会造成听障人群与社会其他人群的沟通障碍，乃至与社会人群产生隔离，因此听力障碍也显示了沟通和隔离这样的社会文化的意义。

在特殊需要群体中，听障人群是最富于模仿和想象，并长于艺术创作表现。有众多听障大学生进入高校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化学习和专业绘画训练，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人生发展的更多选择及可能性。

高校在教育部授权下，以“单独招生考试”形式招收相关残疾高中生。听障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兼具大学生与残疾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入学后乃至毕业前，往往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多种学习障碍问题、情绪管理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及就业心理问题。当然，这些与听障生群体特点及生理原因有关，也与来着听障生家庭、基层特殊教育学校及社会等多重背景因素密切关联，他们的心理成长、情绪调适及就业创业等问题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特殊，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相关研究表明:听障大学生由于本身的生理原因，进而导致的言语和社交能力发展受阻、情感发展存在偏差、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人格发展不够健全等特征，严重影响了听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目前，对听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干预研究还缺乏科学性,干预措施操作性不强,对于这一特殊问题的研究，应该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高校、专业机构及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应该尽快探索出更有效的、符合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需要的方法和途径。

我国高校在从重视“知识本位”(knowledge-based)到重视“能力本位”(competence-based)后，现在开始重视“人格本位”(personality-based)，即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构建与培育。心理与人格是两位一体的关联因子。健全的人格必有健康的心理，反之亦然，残缺的人格必有病变的心理。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就是其人格缺陷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也就成为人格教育的重要目标。

为此，高校要高度重视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首先，应该转变针对听障大学生的教育教学观念，重视职业技能及社会实践等训练，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推广手语教学管理并做到沟通无障碍，既是对听障群体的尊重，也是必要的工作前提。其次，要以多种方式开展听障大学生的情绪管理教育，加强“残健融合”，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加强对听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如在入学之初即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并建档，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和早干预。

在开展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时，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课程与讲座、团体辅导等方式，要尊重听障大学生的个体心理差异，以网络等多种渠道进行个别交流。同时，要结合他们所学专业，进行如艺术教育治疗等活动，对他们的心理调适会有益处。当前，绘画治疗在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已有相应的研究和应用。将绘画治疗应用于听障大学生的团体辅导，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促进自我接纳，实现有效的自我控制和管理，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从整体上促进他们的人格成长。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画作为基层特殊教育学校的专业课或兴趣课而广泛存在，所以听障大学生较之普通大学生，在中国画学习方面优势相对突出。因而，对听障大学生开展中国画疗愈活动，有较好的实施土壤和基础条件。

陶琳瑾认为，“可以把绘画治疗同绘画教育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团体辅导，提高其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同时挖掘学生在的潜力。”

苏珊·布查尔特(Susan I. Buchalter)认为：绘画创作可以满足人的五大需要，即符号游戏的需要、幻想补偿的需要、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自我确证的需要，以及自我陶醉的需要。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补偿)唤起对抗心理隐患的力量；通过宣泄与诉说来获取排泄释放压抑和紧张的机能。

如果能充分挖掘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和资源优势，将其教育与康复功能有的放矢地转化并运用到听障大学生“美术治疗”活动中，采用团体绘画辅导及个别化干预的方式来研究绘画疗法，应该是应用于听障大学生心理调适和自我意识提升的可行性方法。

在中国画艺术资源库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作品，集中组织听障大学生进行欣赏（读画）并鼓励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再由组织者/中国画专业治疗师进行相应的点评讲解，将中国画作品传递出的美学感受及画家表现时的艺术情感，营造出健康乐观的思维环境，帮助听障大学生得到轻松舒缓的情绪体验，有助于他们平时紧张情绪的缓释。

如宋代宫廷画家林椿的《果熟来禽图》，表现硕果累累的枝条上，一只小鸟仰首欲飞，画面生动而生机盎然，给人简单且快乐的意趣；清代画家郑燮的《兰竹芳馨图》，在悬崖沟谷之上，数丛兰竹遥相呼应，笔墨飘逸而气韵生动，体现出君子儒雅之风，让人获取宁静以致远的精神享受。

在完成中国画鉴赏的基础上，由中国画专业治疗师/专业教师讲解相关技法运用、色彩处理以及如何去理解前人的优秀传统等相关内容。如作画前要意在笔先、胸有成竹；构图时要经营位置、计白当黑；落笔时要惜墨如金、浑然天成。强调中国画的意境深远和象征意义，做人要有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品质和格调，有傲霜品格和高风亮节，利用画面表现题材引申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可以起到帮助听障大学生净化心灵和健全人格的作用。

正如《小雅·正月》中所言“心之忧兮，如或结之”，只有成功解开心结后才能身心通畅。引导听障大学生从事艺术活动，就是某种集中的社会化的精神体验过程，能使其个体情感与社会群体情感整合起来，以逐步消除精神上的障碍。

在中国画的笔墨游戏活动中，中国画专业治疗师可以先引导听障大学生进行简单的游戏尝试，用毛笔随意蘸上墨汁/颜料/水滴在宣纸上，自然晕开的偶然形引发“意象”产生，会吸引听障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同时抛开精神“束缚”。这与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 (Donald. W. Winnicott.）创设的“乱画游戏”相仿，既可以帮助那些一开始根本无法创作、对艺术材料感到不确定的儿童。同样，这对于听障大学生也是有效的游戏前奏。

中国画专业治疗师要及时鼓励、活跃气氛，让听障大学生在自由心智的引导下进行“创作”，也可以“借鉴”相关画面，表现对象相对简单的写意画。中国画治疗师要诱发听障学生对每幅作品进行基本的“故事”表述，及时鼓励其大胆表现，并适时参与进笔墨游戏中去。通过从简单材料、熟悉方式入手，在近乎“解衣盘礴”的自由情境下，有些听障大学生就会逐渐放松下来，有潜在攻击性的学生也能借机将“负能量”发泄掉，并对中国画学习的新材料、新方式、新感觉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中国画治疗师要回避传统森严的笔墨章法，避免受到自身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的钳制和影响，避免过度强调专业性而湮没了游戏性，导致治疗活动的突然中止。同时，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听障大学生的表现行为，留意观察记录他们在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以及画面的过程表现形态，能及时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应的判断。

中国画治疗师也可以采用个体面对面的方式，与听障大学生进行中国画的游戏互动，进行个别化治疗和艺术表达，以“移情”方式排解学生的情绪。

在听障大学生达到相应的表现能力，并可以产生自我主动控制力后，中国画治疗师可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大家开展集体创作表现活动，逐步提高他们的集体意识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进其对环境及人群的适应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听障大学生充分运用笔墨进行“游戏”，而后呈现出的独特形式和意味也反过来作用于他们自身，创作合作产生的笔墨灵感及丰富意象，会产生肢体和心灵的集体愉悦，影响大家整体感受和思维，进一步统合和提升其自我体验，增进自我认识，进入一个不断修复自身状态、改变对外界认知的交互状态。

在中国画集体创作活动中，关键是中国画治疗师要能够启发听障大学生的想象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鼓励大家进行讨论交流，促进创造性思想的扩展，讨论发言可激起听众的广泛联想，也可使他们摆脱已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现方式，帮助听障大学生实现个性发展、创新发展。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没有了技术上的压力和条条框框的限制，能够通过探讨促进大家开展思考研究。中国画治疗师在讨论时要针对听障大学生特点，注意把握节奏和方法引导，这样既培养了听障大学生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式，激发了他们的创作表现激情，其成效将对中国画疗愈方式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建设性。

可见，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产品，艺术不仅能促进人的感知、想象、直觉、顿悟和灵感能力，更能激发人的情感体验、情感调节与情感传达能力；既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情感传达方式，亦可作为一种培养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和谐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中国画疗愈应该成为本土化特色手段的较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