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滢（南京农业大学 工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谈及中国古代的农耕行为起源，我们就不能不从最能代表整个中国人农业文明特色的水稻种植及相关影响说起，因为围绕水稻而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一直是原始时代华夏文明发生的主要根脉之一。

中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华南地区）出土了100多处时间更为久远的水稻种植遗址遗物。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约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文化遗址、9000至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和6000年前后的湖南彭头山文化遗址等，这些稻作物遗址遗物不但表明了中国是水稻农业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众多出土文物表明：在良种选育、耕种灌溉、粮食加工诸农耕环节上，中国先民已经掌握了堪称当时最先进的一系列生产技术。这些重大发现，使史前文明的细节清晰起来，尤其是农耕初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凸显出来，使人们较为便捷地从中解读出中国古代科学各相关学科在这一大背景大环境下得以生成、滋长的文化脉络来。

为什么水稻大规模的种植与粮食加工技术这么重要？它与中国设计传统的萌芽有何直接关系？ 稻米的种植与食用是原始设计的物质基础。水稻作为主食，对华夏民族的价值特别重大。尤其是稻米作为主食方式的确立，使一系列稻米加工、烹饪、进食方式，以及随之诞生的配套用具得以发展。这个华夏民族人文肇始的新变化，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形态，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大农耕文明的深刻印记。

中国的粮农生产最早出现的年代不得而知，但稻米的种植在约6000年前的母系氏族时已存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浙江余姚河姆渡两处史前文明遗址，都出土过经人为育种、有大规模生产痕迹的成熟大农业时期的水稻残留物。但在农业耕作早期，显然稻米还不是当时的主食，人们日常主食主要靠渔猎和户外采集野生茎块类、枝叶类、根须类植物为主以及昆虫等食物。早期粮农生产由女人种植稻米，还要驯养家畜；由男人们外出渔猎和挖掘、采集各类可食植物。随着稻米产量的增加和畜养、驯化兽禽类动物水平的提高，粮食和肉食比以前有较大的结余，劳力结构便产生了重大变化：男人开始由外出渔猎、采集转变为专事从事农耕生产，提供社团、家庭所需的主食供应，而女人转为从事辅助性的食物补充生产：畜牧、采集。我们今天能从古汉字结构看出这一变化的特征：“男”，由“田”和“力”两个字组成，即“田间主要劳力”的意思。这说明造字之初的中国先民意识到，男人生理的特点比女人更适合农耕，在粮食、桑麻、漆料等生活资料的种植方面，能比女人发挥更大作用。这一原始社会出现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变化，使提供了农耕生产主要劳力的男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产品分配诸环节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男人的社会地位很快超过女人，母系氏族的社会结构遂告瓦解，父权氏族社会由此诞生。伴随着大农耕生产的日益成熟和完善，社会生产出现进一步分工，与原始农业相配套的原始手工业（包括农具制造、陶器烧造、纤维织造、建筑木作等）都应运而生。农耕初创时代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耕作生产需要定点定时操作，原来居所不定的游牧习俗变化为定点居住；因为农田需要大量劳力投入，以氏族血缘关系组成的人口聚集的村落就此出现；因为定居和聚集的社会性团体的出现，非农耕性生产被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生活用具与生产工具的配套性手工制造业，就此诞生了。

以男性劳力为主的农业生产中，生产力的提高，农具的技术发明与造型设计，是个关键因素。以水稻生产为例，主要工序可分为五大环节：土地耕垦（包括开垦、翻地）——农田耘作（包括土壤细作、水利沟渠开挖等）——田间管养（包括灌溉、排涝、锄草、施肥等）——农作物收获（包括水稻收割、运输等）——农作物加工（包括稻米脱粒、粉碎和贮存、育种、物流等）。随着稻米耕作生产的日益发达，稻米生产各环节应用工具的制造程序分工愈加细致，一大批农具被设计、制造出来，奠定了中国原始生产工具设计体系形成的基础。如最早的耕耘类农具——石斧、石锛、石碾盘、石杵臼、石镰、蚌镰、木耒、木耜、骨耜、骨铲等。

稻米生产不但造就了原始大农业的诞生，也深刻地改变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自从农作物粮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北方以粟麦为主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主食之后，围绕着稻米主食这一新型生活方式的主题，一系列生活用具被设计开发出来：烧煮类的鬲、甗、釜、锅；盛食类的碗、盆、碟、盘；攫具类的筷、勺、夹、匕；贮存类的仓、罐、钵、瓶等。这些生活用具的木作、雕琢、烧造技术，更加丰富了原始造物文明的技术内容。

以筷子为例，它可以说是原始农耕时代所发明的经典设计。学者们一般认为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但由于生物体的原材料不易存留，竹木骨角类的筷子实体早已无法寻觅。已知最早出土的筷子实物是商代的铜箸（河南安阳市殷墟侯家庄M1005的铜箸）。筷子是中国人进食的重要工具，它造型简洁、使用方便、结构合理、功能多样。筷子即是两根长度、粗度相等、形状相同的棍状物，它的基本功能有“夹、挑、扒、搅、插、滤、引、摆、压、拼、捞、捡等。”当进食米饭的时候，两根筷子可以并列成一个长方形铲状物，使用者可以迅速从碗里扒饭入口，效果不次于羹匙。人们吃米粥时，筷子也能发挥其强大的使用功能。筷子可以“搅拌”，使米粥迅速散热降温，筷子可以“引”和“划”，方便人们把表层温度较低的米粥吃进嘴里。筷子的使用功能仅靠一只手即可实现，可谓非常方便。以筷子进食这个东亚民族固有的饮食方式，均出自以稻米为主食的民族共有的文化特点。颗粒化主食和与之匹配的精细化事物加工方式，使较早进入水稻生产大农业社会的华夏民族从数千年前起就与以渔猎驯畜为主的西方各游牧民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其灿烂文化的康庄大道。

原始农耕生产不仅仅提供了中国南北先民的主食，还提供了农耕时代绝大多数生活资料。如居住类的建材（竹木原料、生漆涂料、茅顶绳结辅料等）；穿着类的织材（桑叶、麻叶、葛藤等）。与原始农耕配套的原始手工业，还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制造业中不断诞生出一系列当时世界级水平的重大技术发明与设计创意：如烧造类的陶器、琉璃、青铜、铁器等；纺织类的丝绸、麻布、木棉布帛等；木作类的榫卯构件、斗拱构件及各式家具、器物。

中国各地原始农耕文化遗址文物发掘成果表明：伴随着水稻垦殖生产出现的，是各种与水稻农业生产、原始人定居生活相配套的物资生产种植、养殖业：麻、菜蔬、坚果、畜禽等。其中，日常生活的服饰原料，主要来源于麻织品和丝织品。中国原始社会后期成熟型大农业的内容，显然已经包括了桑麻种植。

植桑养蚕业，在先秦时代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经济产业之一。桑树的育种、种植、管理、采摘，在春秋时期出现了高度先进化的社会分工合作产业链，从众多文物中我们能见到很多关于先秦时期植桑养蚕场景的描述。先秦发达农业条件下的先秦丝织业，有一个空前的技术大跃进，很多丝绸织造技术被发明出来（如印染工艺、刺绣工艺等），很多丝绸织造器械被设计出来（如纺线扇车、提花织车等）。中国传统纹饰的几个经典骨式（如“反向回旋式”“对称平衡式”等），也是在先秦时代得以归纳、成型，流传迄今的。这也充分说明：先秦发达农业条件下的先秦手工业，为工匠和手艺人的设计创意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和想象空间。仅就穿着而言，自己制造成本低廉、实用性很高的服饰用品，一直是数千年来南方水稻产区几乎每个中国农民人所必备的基本生存技能：编蓑衣、打草鞋、编草帽。这个关于“衣”的中国特点，直到30年前还相当普遍。

由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诞生、经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高速发展的髹漆工艺的盛兴，与这一时期发达农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漆树的种植、收割，在春秋时期起，便被当作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南北方各产区广为栽培、种植与原料加工。由发达盛兴的漆树种植农业作为强大支撑的髹漆手工艺，是先秦至汉最重要的手工业技术创新和艺术创意成果。著名思想家庄周，就曾担任过专门负责组织生产和日常管理的“漆园小吏”。先秦至汉遍布南北的漆树种植和髹漆作坊，使后来的考古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常识性认知：假如发掘一座主人有一定身份级别的墓葬而没有发现漆器，你完全可以怀疑这很可能不是先秦至汉的墓葬。发轫于河姆渡、成熟于先秦的中国髹漆工艺，使中国木作工艺在实用性、耐久性、艺术性上发生了质与量的巨大变革，确保了中国人在木作技术与髹漆艺术上独步于世界巅峰达两千年之久。后来中国漆艺术还形成了脱离出木作技术的纯艺术形式。当中国漆工艺流传到欧美，还引发了波及全世界的近现代涂料化学工业的兴起。迄今，全世界漆艺界仍将中国原产的生漆视为最佳涂料。这是包括经济作物的先秦农业对先秦手工业和设计、艺术诸领域发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实例。

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工具催生了中国古代造器设计体系的基本架构。中国农耕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就设计史划分而言，有几个较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其中先秦时代是中国农耕社会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已基本齐备、古代设计体系得以基本建立的关键时期。先秦农业在技术上、规模上、物质条件上的巨大进步，是早期中国设计传统得以成型的关键所在。以先秦农耕技术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农业，为早期中国设计与手工产业，不仅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撑、物质保障，也为早期中国设计意识逐渐升华成设计传统，提供了思想孵化、文化“语境”的丰富营养层。

先秦农具设计与制作的成就尤以铧犁最为著名。木质铧犁的出现，使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先秦农业装备了最为实用的简装农业器械。特别是率先在赵国，继之以秦国、齐国均出现了铁质犁头，使黄河流域的农田耕作在动力来源、器械装备、劳作效率上大大地改善，后来还诱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精细耕作农具（如耧车等）的发明和应用。

先秦时期水稻及其他主要农作物专用农具，较之商周时代都有重大突破。其中最显著的是手持农具的变化。先前的骨耜、木耒向青铜、熟铁类的锹、耙、镰等转型的“改良型设计”，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和大大降低劳作强度。流传迄今的专为农田排灌进行的水利工程，在先秦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其间发明过改良、并广泛应用的石作工艺及配套工具（如钢钎、碊台、撬棒等），为后来历代社会大型公共建筑（如桥梁、寺庙、陵园等）所沿用。有了先秦农业技术和农具设计及制造的直接需要和启迪诱发，先秦社会手工百业才会发生器物设计的艺术和技术方面“爆炸性”地突飞猛进，使中国古代手工文明在后来持续繁荣，历经了两千年的辉煌。

成熟型大农业需要在劳力交通和物质运输上解决问题。存世最早的先秦设计类工艺专著《考工记》，很大篇幅记述了两轮木质车辆的结构设计和制作技术。因地质环境、交通路况的特殊性，中国的车辆设计与制作发展方向，始终与西方及两河、埃及、印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和制作方式。中国人在清代以前，始终没有用机械传动方式解决车辆的转向问题，而是在春秋时期采用了更符合自己农田交通运输独特情况的独有农业运输体系，并且卓有成效地沿用了两千多年。它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相关农用运输工具的发明与应用：即用二轮或四轮畜力大车总体装运，再以独轮车分解装运，最后用扁担、箩筐细分装运送至目的地。这个最符合中国南北农田环境的特殊运输方式，不妨称之为“多站分装方式”。这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器物设计思想，后来形成了中国古代设计案例中最有价值、长久承传的传统设计原则之一，长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器物设计传统。

由原始农耕兴起而导致这些大农耕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看上去虽然粗糙简陋，但却凝聚了当时中国先民最早的集体智慧，大大提高了农耕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改善了农业人口的日常生活品质，成为早期中国设计传统之滥觞。

综合上述，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原始水稻种植、加工业的形成，不但促成了桑蔴、草药、油料、漆料等农作物种植业的诞生，还成为社会化制度、阶级的出现、公众化审美意识形成的最大推动因素之一。由于有了成熟的水稻种植、加工业，解决了作为生存第一需要的稳定食物来源，这使得大规模的社团聚集和人口快速繁殖成为可能。自周代起，以国家为单位，中国就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与相对发达、成熟的农耕生产能力不无关系。古代农耕行为萌生了最早的中国式造物设计原则。

以稻米生产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农业的兴起，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生产、生活历史，也左右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方向。它从源头上铸就了中国设计传统几条富有特色的、众所周知的特点：简明的功能设计、简朴的造型设计、简易的选材设计、简约的装饰设计、简便的操作设计。这些我们民族在农耕初兴年代就形成的造物理念，是当今中国设计最宝贵、最值得承传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