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娟

关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关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整体关系的研究。余长林和孟祥旭（2021）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马力等人（2017）研究显示，高等教育结构对于第一产业结构的下降有显著的推动效果，但与第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微弱的负相关［2］；岳昌君（2017）发现，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程度较为显著。［3］谷建春等（2012）就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的被动适应、主动配合与科学引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4］；魏莉娜（2019）从就业视角论证了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5］杨胜利（2019）等认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在1999至2015年间属于中等关联水平，二者关系比较密切，产业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要大于高等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6］沈陆娟（2018）采用Moore结构变化值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高职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中的变动规律加以测算，得出直接时滞和间接时滞，并对促进三结构互动协调发展，减少时滞提出对策建议。［7］二是高等教育结构单一子系统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研究。胡德鑫等（2016）研究了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内在互动机制，指出应当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企业和学校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8］王章豹等（2017）借助赖皮尔曼相关系数测算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9］；魏亚等（2020）基于联合国统计研究所数据，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得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重心在总体上随产业结构重心的提高而提高的结论。［10］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有关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协调；另一种则否认两者协调与匹配。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Moore结构变化值和灰色关联度模型以及相关性分析，而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文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模型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进行测评，并分析其收敛性。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与细分为相关产业输送高素质人才，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细化使得研发成果转化应用于对应的产业行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智力与技术支撑。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升级，对各层次、不同学科的人才需求变化有影响，以人才结构、规模、质量的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以科技研发的非市场及产业所需等形式发送信号，诱导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就业水平的变化带动需求增长，从而有效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也可惠及教育，为高校发展提供经费与资源。

一、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测评

1.评价方法

构建高等教育结构和产业结构综合评价模型，设x1、x2、…、xm为描述高等教育结构的m个指标，设y1、y2、…、yn为描述产业结构的n个指标，则分别建立函数：

在式（1）、式（2）中，λj、θi为指标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第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为，其中，σj是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xj是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由此得到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m为指标个数

在进行评价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负向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值分别为其中分别表示为第j项指标原始数据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jt表示为第j项指标的t年原始数据值。

2.评价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结构包括层次结构、学科结构、布局结构三个维度，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人才资本结构、产业物质资本结构两个维度。本文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9）；其中，云南2006年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缺失，就以2005年和2007年的均值代替；2013年高等教育结构的相关数据都未查到，故没有分析。

3.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综合评价结果

我们采用上述方法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进行评价。从整个长江经济带来看，2004至2018年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大的省市是上海，为0.4772；其次是云南，均值为0.4115；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小的是安徽，为0.2395；其次是贵州，为0.2481；居于中等水平的省市是湖北省，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为0.3031。

分年度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18年，为0.3287；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04年，为0.2968；201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均值居于中等水平，为0.3168。

表1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指标体系

2004至2018年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大的省市是浙江，为0.4689；其次是江苏，均值为0.4606；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小的是云南省，为0.4244；其次是贵州，产业结构均值为0.4247；居于中等水平的省市是安徽省，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为0.4453。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08年，为0.4471；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11年，为0.4399；200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均值居于中等水平，为0.4440。

表2 高等教育结构综合指数

表3 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二、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测评

1.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运用耦合系统模型来研究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融合发展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式（3）中，f(x)表示高等教育结构指数，g(y)表示产业结构指数，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化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C值越高，说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子系统的耦合度越高。当且仅当f(x)=g(y)时，耦合度达到最大值1。

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

其中T表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两系统总的综合评价得分，如式（5）所示：

2.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采用上述模型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评，并计算各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均值，结果见表4。

表4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①

整个长江经济带，2004至2018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大的省市为上海，为0.6804；其次是云南，均值为0.6468；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小的省市是贵州，为0.5697；其次是安徽，为0.5712；耦合协调水平居中的省市是湖北，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6033。

分年度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高的年度是2018年，为0.6158；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低的年度是2004年，为0.5994；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居于中等水平，为0.6085。

分区域来看，2004至2018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高，为0.6313；上游地区次之，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为0.6053；中游地区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系数均值最小，为0.5942。从耦合协调类型分析，上海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除了2014年属于中度协调外，其他年份均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安徽、江西、重庆与贵州四省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一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江苏、浙江、湖北三省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由勉强协调阶段转初级协调阶段；四川、云南两省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均处于初级协调状态。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收敛性分析

1.δ－收敛分析

δ－收敛模型计算方法如下：

CV代表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δ－收敛系数，Dit为各地区的协调度，-D为协调度均值。采用δ－收敛模型计算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收敛系数如表5。从表5中的测算结果看，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δ－收敛系数在2004至2018年间没有明显的缩小趋势，不存在δ－收敛。

表5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收敛系数

2.β－收敛分析

β－收敛模型回归式子如下：

上式中，Dt为各地区的协调度，如果回归系数β显著为负，表明模型收敛。

本文采用β－收敛模型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2004至2012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β－收敛系数为-0.00391；2014至2018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β－收敛系数为-0.00396，在10%的水平下二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β－收敛。

四、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动态演进分析

Kernel密度估计是刻画经济变量非均衡分布的常规方法，可以揭示经济变量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区域内极化程度。核密度函数如式（6）所示

其中，N为样本的个数，h为带宽（为窗的半径），Xi代表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表示观测值的均值。本文采用Kernel密度估计对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分析。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整体来看，核密度曲线有右移倾向，说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有明显提升。与2004年相比，2007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略有上升，波峰宽度略显增大，依然保持一个主峰和多个小微侧峰形态，表明2007年省市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差距微弱扩大；2010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轻微下降；2014年核密度曲线波峰演变为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波峰宽度显著变宽，说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提升，省市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呈现两极化现象；2016年、2018核密度曲线波峰宽度显著变窄，表明省市间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呈现缩小态势。

五、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耦合系统模型、δ－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核密度估计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收敛性、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2004至2018年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和初级协调阶段；既不存在δ－收敛，也不存在β－收敛；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逐渐提升，省市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距呈现缩小演进态势。

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未能及时对产业结构需求的变化做出合理的优化调整，即便调整依然存在一定的时滞。因而，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是教育结构的动态调整力不足所致。然而，现代社会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已经融为一体，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表面看来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如果高等教育结构长期保持不变，实则会导致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别或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脱节。因此，要提高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性，促进两系统的协调共生。首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联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使高校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以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各层次人才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11］；其次，构建可持续的教育结构动态调整机制，学科专业设置、专业方向调整需考虑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高校与产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再次，加强高等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规模逾越至内涵式发展，适时探寻高等教育与产业间的平衡点，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0，0.1）表示极度失调，［0.1，0.2）表示严重失调，［0.2，0.3）表示中度失调，［0.3，0.4）表示轻度失调，［0.4，0.5）表示濒临失调，［0.5，0.6）表示勉强协调，［0.6，0.7）表示初级协调，［0.7，0.8）表示中级协调，［0.8，0.9）表示良好协调，［0.9，1.0]表示优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