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利杰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中，展现了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运筹艺术。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在敌后战场顽强抗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们通常认为中共在八路军战略部署上有着完全的自主性。然而，中共对八路军的指挥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15 页。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八路军的部署势必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影响。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与国民党各系友军在山西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携手抗敌，国共两党协商调适八路军的战略部署上，堪称“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密切配合作战最好的时期”②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一）》，《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7 期。。

尽管有关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还存在一定学术探讨的空间。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中共的战略运筹和布局，相对忽视国民党的态度、应对及影响。③代表性的研究有：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家国：《论抗战初期八路军三次分兵》，《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 年第5 期。国共军事合作的研究集中在战役层面双方的协同配合，而对八路军战略部署转变中的国共协调问题尚无专论。④相关成果有：孙学筠：《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军事上的协同作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第1 期；隆鸿昊：《从太原会战看抗战初期国共军事合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增刊。国共两党对八路军的部署各自有怎样的考虑？双方的意见分歧如何得到协调？八路军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两方的意图？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八路军“独立自主”原则的基本内涵和具体实践，进一步认识抗战之初的国共关系。

一、指挥关系的确定

1936 年，全国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催生了西安事变。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下，国民党表示愿改变过去“剿共”的政策，与中共实行停战谈判。对于红军这样一支数量可观且极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国民党中央极力想要将其“收编”，中共则不愿放弃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指挥关系问题成为国共谈判的焦点之一。

中共对红军改编后指挥关系的最初设想是，中共掌握人事、指挥等方面的实际领导，在此之外听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编制和军令。统一编制和军令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乐见，但在指挥人选和指挥系统等问题上，双方存在较大分歧。1937 年2 月至3 月，国共双方首次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磋商。中共提出的条件是“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而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改编后，各级指挥正职由中共推选，副职由国民党选派，国民党还将派人参加政训工作。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364 ～365 页。至于设立总指挥部一事，蒋介石虽然口头上说予以考虑，但实际并不愿答应。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 年3 月6 日、10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5 月至6 月，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周恩来依前意再次提出：“红军在名称军令与编制上，可以听中央之规定，但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不能改变。”③《陈布雷主任上蒋委员长转呈张冲自西安来电报告洽谈改编共军情形电》（1937 年5 月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267 页。而蒋介石只是稍作让步，提出总部不能设立，允设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之责；国民党不再向红军派任副佐，但主要领袖毛泽东、朱德须离开红军。蒋的方案与中共的设想还有一定距离，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374 页。6 月29 日，南京方面来电催促，中共打算做出一定让步，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主任，即自行改编”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第376 页。。然而，到了7 月14 日，周恩来从国民党代表张冲处得知，蒋介石又提出“部队在改编后各师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这与上次谈判方案“出入甚大”。⑥《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1937 年7 月15 日），《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136 页。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方面无诚意，“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第326 页。。鉴于七七事变后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准备自行改编红军。

7 月22 日至27 日，红军将领齐聚陕西云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会议期间，红军高级将领认为：“提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改编三个国防师一个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339 页。中共中央据此再次拟定谈判条件：“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⑨《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1937 年7 月28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年，第9 页。，“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必须实行在军委领导下的全权指挥。”①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90 页。7 月底，平津地区爆发激烈战事，中日全面战争即将到来，蒋介石急于改编红军，开始在设立总指挥部问题上有所松动。8 月初，周恩来等人应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争“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应许。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9 页。

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的条件将要实现，派人出任军政领导便成为中共接下来要力争的事情。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一行去南京之前，在西安会见行营主任蒋鼎文。从蒋处得知，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是：正副总指挥人选暂缓发表；师参谋长由南京中央委派；政训处副主任由康泽出任。周恩来等人表示，对指挥人选缓发表示谅解；南京中央先委派联络参谋，参谋长稍缓发表；政训处副主任请另择人选取代康泽。③《蒋鼎文致蒋中正电》（1937 年8 月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5-00001-033。周恩来一行到南京后，发现“南京主战空气浓厚”，“蒋已有抗战初步决心”，估计国民党方面会接受中共的要求，于是调整了谈判条件，“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对参谋长问题拖”，“对政治正副主任宁肯不要”。④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176 页。8 月18 日，南京方面决定接受中共所提条件。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正副指挥。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各级参谋长、政训正副主任全部由中共选任。后来，国民党方面向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派遣高级参谋被拒之门外，最后不得已以联络参谋的身份进入军中。⑤参见夏斯云、张国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派驻八路军参谋与国共关系述论》，《近代中国》第29 辑。

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在即，在外受哪一方面节制有利，如何与国民党友军协调作战，又成了新的问题。此前的设想是，八路军在外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者西安行营指挥，战时在作战现地则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或许是更合适的选项。8 月10 日，阎锡山在得知红军将接受改编经晋绥开赴前线的情况下，找来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代表彭雪枫，表明“要求红军协同作战地，再则直接受阎之指挥或受其节制”⑥《彭雪枫关于会晤阎锡山情况致毛泽东等电》（1937 年8 月10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7），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年，第52 页。。时值国共商洽八路军运输路线，南京方面提出八路军分割出动的方案，中共认为“其中包含极大阴谋”，如此一来“红军受命出动后及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5 页。这时，阎锡山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说补充没有南京命令即可照办”⑧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5 页。，显然是更符合中共期望的办法。于是，中共向南京方面力争八路军“集中由韩城渡河受阎百川节制”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上卷，第337 页。。彼时淞沪会战已经打响，南京方面不便兼顾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便在八路军改编为第18 集团军之际，将其划归第二战区作战序列，受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

阎锡山作为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两方之间的中间势力有其特殊性，不像蒋介石那样处心积虑地想要控制中共武装，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战场上达成更好的国共配合以利当前战局，因而较为尊重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八路军开赴前线前夕，阎锡山和彭雪枫具体商谈了八路军指挥的权属问题，拟定了两个原则：“（1）事先相互商议；（2）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自行酌量行动。”⑩《彭雪枫关于与阎锡山商谈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等致毛泽东电》（1937 年9 月18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7），第65 页。也就是说，中共代表与阎锡山事先共同商议好部署意见，八路军将配合第二战区的总体部署，并视情况自主决定具体的作战计划。

概而观之，经过半年的国共谈判，中共在八路军指挥关系的问题上基本实现了最初的设想。八路军的实际指挥权由中共掌握，在此之外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节制。八路军指挥关系的明晰，使得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有所保障，有利于减少国共军事配合上的摩擦。

二、开赴地点的变更

过去有关八路军开赴前线的研究集中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开拔时间、行军路线等事项，①参见卢毅：《八路军韩城东渡决策述略》，《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12 期。对于开赴地点这一问题缺少集中、明确的讨论。厘清八路军开赴地点变更中的国共协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共两方在如何看待和使用八路军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为国效命。为了以实际行动表达坚强的抗日决心，7 月11 日，中共方面主动拟定方案，请蒋介石调红军赴河北前线应战，第一步拟编一小师派去，主力编成后再去。②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87 页。后来国民党方拟让红军担负平绥线防务。中共表示同意，并告以对方，“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除主力配合友军担负一面作战外，“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③《何应钦就中共电复红军参战事致蒋介石电》（1937 年7 月16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8 ～9 页。根据中共的反馈，国民党方面初步设想该部“出热河扰敌后路，或加入察北均属相宜”④《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7 年7 月27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6-131。。待至7 月底，华北战事扩大，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后出动，决定其经晋北开赴察北。⑤《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7 年7 月29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9-004。

平津失陷，华北日军沿平绥线西进、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设想，红军将开赴察北担当阻止平绥线上敌人西进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认为，红军“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要发挥红军的作战特长，就不能局限于平绥线一面。红军应展开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同时向平绥路西进、平汉路南下之敌发动侧面打击，那么平绥、平汉两线之间的察南地区便是最佳集结地点。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致朱德等电》（1937 年8 月5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16 页。国防会议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方面要八路军在敌侧翼实行运动游击战的要求，令八路军“集结平汉以西、平绥以南地方，一面掩护第一战区左翼，一面策应南口为其任务”⑦《蒋中正致蒋鼎文电》（1937 年8 月15 日），转引自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 期。。从地图上看，这一位置就是通常所说的察南地区，暗合了中共方面的预期。于是，8 月17 日，中共中央决议八路军从韩城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到大同集中，再转至察南的怀来、蔚县集结。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4 页。

8 月下旬，八路军改隶第二战区，受阎锡山指挥，正式准备开拔。阎将蔚县、涞源定为八路军的集结地点，八路军到达之前，请中央军汤恩伯部填防。⑨《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7 年8 月31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9-127。8 月底至9 月初，八路军第115、第120 师及总部接连出发，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先行前往山西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和补充计划等事项。毛泽东电告周、彭，由于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等地已为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部所占据，八路军应活动于上述区域以南三省交界的广阔地区。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9 ～20 页。而阎锡山看重的是第二战区防务，他认为八路军应运用于晋察交界地防线的右翼以阻击敌军，而不宜部署于该地以南的河北。9 月7 日，在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向周、彭提议“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八路军）根据地”，阎还说明河北非其所辖，但欢迎中共“派队伍到绥远发展游击战争”。经过交涉，周恩来也认为目前战局危急，因而向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仍以集中于涞源、灵丘、阜平为有利，另可照阎的希望派一小部准备去绥远发展游击战争。①《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阎锡山等谈判情形和作战建议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1937 年9 月1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502 ～504 页。

9 月上旬，大同、天镇战役打响，日军除主力向大同方向前进外，另有一路自怀安趋阳原指向浑源，一路自怀来趋蔚县指向广灵。然而右翼防线各军自行其是，卫立煌部南下休整，刘汝明部不战而退，只有汤恩伯率部设防，防守兵力明显不足。11 日，阳原、蔚县失陷，阎锡山下令放弃大同，布置内长城防线。14 日，广灵县城为敌攻破，第17 军和第73 师退守广灵以南。阎锡山急调汽车运输八路军先头部队至灵丘、涞源。在内长城防线，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一一五师参加作战”②《毛泽东关于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之方针致林彪电》（1937 年9 月16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32 页。。八路军总部朱德和任弼时制定紧急应对方案：第115 师主力集结于灵丘、阜平、涞源；第120 师经五台向阜平集结，之后使用于蔚县、涞源以北。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667 页。八路军总部的部署与周恩来的建议类似，其思路是八路军先集中于右翼防线，再行钳制平绥、平汉线上的敌人。这样一来，既能配合阎锡山内长城布防的需求，又可相机在三省交界地区展开。

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的开赴地点从察南变更为恒山山脉地区。然而，这样的部署与毛泽东的设想仍有差距。毛泽东认为：大同、天镇战役结束后，日军将分三路进取山西，“涞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在友军“均失锐气”的情况下，八路军集中于敌人进攻正面有陷入阵地战被消耗的危险，“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④《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之战略部署致朱德等电》（1937 年9 月17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33 ～35 页。。他建议已经到达晋东北的第115 师暂在当地活动，准备战局不利时逐渐南移；第120 师集中于忻县，待阎锡山同意后转赴晋西北；第129 师将来部署于晋南。⑤参见《毛泽东关于调整八路军各师活动地区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 年9 月16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31 页。毛泽东特别建议八路军总部将第120 师部署到晋西北，如此八路军既可免去被集中使用束缚之忧，又可侧击沿同蒲路南下之敌，还能相机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满足阎锡山先前的希望，应该能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同意。

9月20日前后，第115师主力进至灵丘、阜平一带，第120师一部进入五台。事已至此，毛泽东退让一步，允许第120 师王震率1 个团留五台，但余部须立即转向晋西北。21 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训令，令第115 师2 个旅分别置于灵丘上寨和阜平东北；第120 师主力转向晋西北，王震率第359 旅第717 团驻扎五台县豆村、台怀地域；第129 师将来部署于正太路以南。⑥参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1937 年9 月21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39 页。22 日，朱德、周恩来前往太和岭口商议新部署方案，不出毛泽东所料，阎锡山同意第120 师以1 个旅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671 页。

第129 师的部署在9 月底也有了着落。此前由于国共谈判中有关边区的问题悬而未决，第129 师在后方按兵不动。但到9 月24 日，平汉线上的沧州、保定均失，娘子关危在旦夕，太行山脉将成为平汉、津浦线上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为了在太行山脉早些立足，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令第129 师立即出动前往正太线南北的太行山区。⑧《为争取作战先机，陈赓部应至正太路》（1937 年9 月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27 页。至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的活动区域分别定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毛泽东将八路军部署于山西“大四角”的战略设想初具雏形。

总的来看，随着战局的变化，八路军的开赴地点几经变更。国共在八路军部署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差异。国民党方面的战略设计带有传统的“防地思维”，中共方面则不局限于一地，想要拉开活动区间。在协调过程中双方自觉地吸收对方意见，形成了较好的配合。八路军既实现了在晋北地区的战略展开，又适当地嵌入第二战区的整体防御布局，这样的默契也延续到太原会战期间。

三、作战区域的调整

太原会战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配合最为密切的一次大会战，本节拟重点考察国共有关八路军部署的协商互动，以及八路军在战场上部署变动的全过程。

1937 年9 月下旬，日军第5 师团进入山西广灵、灵丘后，兵锋直指内长城防线右翼的平型关。22 日至28 日间，八路军第115 师与国民党军配合在平型关一带重创敌军。然而，日军从茹越口突破铁角岭阵地，随后攻入繁峙、代县。平型关、雁门关侧背暴露于敌，内长城防线失去效能。阎锡山下令守军收缩防线节节抵抗，为布置从崞县到忻县的纵深阵地争取时间。阎锡山看重八路军的运动战特长，此前就与彭雪枫商议由晋绥军和八路军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①《彭雪枫关于与阎锡山商谈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等致毛泽东电》（1937 年8 月18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7），第65 页。此时为牵制日军南下，他在前线与朱德商定，留晋绥军10 个团协同八路军在五台地区防守。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683 页。

10 月初，蒋介石令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主力转入山西战场，卫立煌的4 个半师将用于忻口正面防御，阎锡山的晋绥军也“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毛泽东认为，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倘若部署得当，“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③《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致周恩来等电》（1937 年10 月6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60 页。于是，中共表示，将尽力配合忻口作战计划。周恩来携电台人员留在阎锡山等第二战区高级将领身边，随时协商作战方案。10 月5 日，周恩来向对方提出：忻口战役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目前八路军第115 师和第120 师正处在正面阵地左右两翼，届时可协助中路友军执行打击敌侧后方的任务。④参见《固守忻口，诱敌至代忻线以侧击歼灭》（1937 年10 月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 卷，第32 ～33 页。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表示同意，并商定了忻口战役的具体部署：守军分为中央集团军、左集团军、右集团军和预备军，分别由卫立煌、杨爱源、朱德、傅作义担任总指挥。其中朱德指挥的右集团军包括八路军第115 师和晋绥军第73 师、第101 师、新编第2 师；晋绥军将领杨爱源指挥的左集团军包括八路军第120师和晋绥军第68 师、第71 师、独立第7 旅。晋绥军和八路军交叉指挥，双方都表示将妥善指挥友军。根据部署计划，第115 师和第120 师主力拟分别展开于内长城一线的两翼。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各师的部署致中央军委、周恩来等电》（1937 年10 月13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69 页。

第129 师的部署则经历了一些波折。起初阎锡山和卫立煌要求第129 师参加忻口方面的作战。毛泽东答复，该师主力可以集中于五台相机配合第115 师作战，“但请周暂勿向阎说，因我十分顾虑娘子关恐将来难免某种变更”⑥《毛泽东关于同意周恩来率电台随阎锡山行动等复周恩来等电》（1937 年10 月7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7），第73 页。。事态发展果然与毛泽东预料一致，10 月至12 日，石家庄、井陉相继失守，平汉线上的日军很快逼近晋东的娘子关。八路军总部决定，将该师一分为二，先头第385 旅第769 团继续在五台活动，其余主力立即转向正太线娘子关方向。阎锡山也担心娘子关方面发生变故，遂令第129 师主力开赴娘子关，接受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①《阎锡山致朱德电》（1937 年10 月14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20-017。

虽然国共双方战前明确了作战原则和部署方案，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尽管周恩来多次建议阎锡山、卫立煌采取攻势防御，把主力运用于侧面迂回击敌，然而阎、卫仍坚持正面防御阵地战的思路。13 日，忻口战役打响，数日之内卫立煌指挥的中路集团军抵御住了日军的多次猛攻，却未能实行有效的反击。阎锡山将其归咎于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于是抽调左右两翼兵力加入中路作战，左集团军的第68师、第71 师和右集团军的第73 师、第101 师先后于13 日、15 日加入中央集团军序列。②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抗日战史——太原会战》（二），1981 年，第50 页；《阎锡山致朱德电》（1937年10 月15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9-232。至于八路军第115 师和第120 师，阎锡山则希望其继续肩负截断日军交通线、打击敌人后方的重要任务。③《阎锡山致朱德电》（1937 年10 月15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9-230。这样一来，第115 师和第120 师将在两翼几乎独力承担袭敌侧后的任务。

在朱德和彭德怀看来，国民党军此种调动“包含积极与放弃北面的两方面”，可能存在“抛弃恒山山脉，使我们隔断的阴谋”。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695 页。友军主力撤走后，晋西北的第120 师尚可背靠陕甘边区，晋东北的第115师和八路军总部却有孤悬之虞。而娘子关方面战局的恶化更加重了中共的顾虑。20 日，毛泽东建议第115 师除留一部在晋察冀外，主力和总部应适时南移，与正太路方面的第129 师取得联系。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3 页。次日，八路军总部即依此调整了部署。

10 月下旬，周恩来与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协商国民党军如何坚守阵地的问题，阎锡山等人希望八路军继续在原平两侧钳制敌人南下。周恩来一方面考虑到“须表示我方积极态度”，一方面想到“便我军向南转移”，于是应承对方：第120 师“不成问题”；第115 师及第129 师第769 团可调往原平以东，但具体部署要视战局发展情形而定。⑥《从原平东西向南侧击敌人》（1937 年10 月22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第48 页。这就为八路军将来的南移作了铺垫。25 日，娘子关战局危如累卵，毛泽东判断“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让八路军总部切实考虑第115 师南移问题。⑦《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1937 年10 月2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100 页。26 日，娘子关失守，为避免防线溃乱，彭德怀向阎锡山和盘托出八路军一部南下驰援娘子关的方案。阎锡山欣然接受，并认为倘若前线能支撑到八路军和中央军汤恩伯部开到，战局或有转机。⑧《徐永昌日记》第4 册，1937 年10 月27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第159 页。27 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率第115 师第343 旅南移，留副师长聂荣臻率第344 旅和杨成武独立团继续在现地域活动。

然而，晋东方面的平定、阳泉很快失守，日军沿正太线涌入山西。朱德、任弼时在寿阳会见黄绍竑、孙连仲等友军将领，黄等希望八路军能攻敌侧后，掩护其向太原方向撤退。第115 师主力和第129 师遂即担当了迟滞晋东方面敌人的任务。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704 页。11 月1 日，鉴于娘子关防线被攻破，忻口防线失去战略意义，阎锡山下令晋北方面的国民党军也向太原方向撤退，第120 师和第115 师聂荣臻部继续牵制南下敌军，为友军撤退争取了时间。由于八路军在晋东、晋北防线担负着迟滞敌军的作战任务，因而没有参与太原保卫战。第二战区商定由卫立煌肩负太原城周野战任务，傅作义负责守卫太原城。然而，东、北两面退下的溃军短时间内无法形成守备战力，太原城于11 月8 日陷落，太原会战就此结束。

太原会战期间，依国共双方协商，八路军基本上没有担任正面阵地战的任务，始终扮演着攻击敌人侧后的战略支队角色。随着战局形势的发展，第二战区将国民党军几乎全部主力集中于正面防御，八路军则独力承担起打击敌侧后方的任务。这样一来，八路军的战术特色更得以发挥，独立自主性更得到加强。八路军在满足国民党方面战场配合需求的同时，还将第115 师主力转至晋南，初步实现了中共势力在山西“大四角”的战略展开。

四、分区展开的实现

太原会战结束后，第二战区策定了分区防御的部署方案，而八路军主力也初步展开于山西“大四角”。既往研究对山西战局的变化以及国共两方的战略转换都做了相对细致的考察。①参见曾景忠：《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晋阳学刊》2007 年第2期；袁小龙：《东进与西移：“保卫武汉”视野下八路军的战略取向》，《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 年第2 期。至于第二战区分区方案的实行与八路军的战略展开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则是本节内容重点探讨的问题。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在溃乱中向晋南撤退。日军由于在之前的战事中损伤颇大需要休整，遂止步于晋中盆地的祁县、交城，没有继续追击。一周后，阎锡山和卫立煌在临汾稳住阵脚，议定在韩侯岭及沁县以北一线设立防守阵地。②《蒋鼎文致蒋中正电》（1937 年12 月17 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200-00034-025。从当时战局看，太原会战后日军主要是占据了同蒲路北段以及正太线沿线的城镇，因此第二战区可以在晋南设立一线防御阵地的同时，在晋北展开广泛的游击战。秉承这一思路，12 月，阎锡山和卫立煌商议阵地防御和运动游击作战相结合的办法，将战区部队划分为东、南、西三路军，又把山西按行政区划分为7 个游击区域。但这些方案后因战局变化而未能实行。③《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11 ～12 页。

在国民党军部队大部休整，第二战区策定方案未能实行的这段时间，八路军主力一直努力在山西“大四角”地带展开。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④《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任务及部署致朱德等电》（1937 年11 月13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107 页。。11 月至次年1 月，原在正太线附近的第115 师第343 旅和八路军总部西移，在汾河沿岸的洪洞、赵城休整扩军后，完成了南移晋西南吕梁山脉的任务；第115 师第344 旅留正太线附近，协同第129 师向晋东南展开工作；第115 师聂荣臻部（11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和第120 师则分别以晋东北、晋西北为依托发展根据地。除此之外，晋察冀军区和第129 师还向华北平原派出支队活动。⑤参见《毛泽东、彭德怀关于开展平汉路以东工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 年12 月16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121 ～122 页。八路军主力基本上展开于山西“大四角”地带，形成了四部分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

1938 年1 月中旬，日军主力向津浦线战场集结，徐州会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召集第二战区高级将领阎锡山、卫立煌、朱德、彭德怀等人会谈，会上蒋介石提出为策应徐州会战，第二战区应积极向太原和交通干线出击。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732 页。月底，蒋介石电令阎锡山：第二战区应向太原及平汉路、石家庄“从速出击为要”。2月2 日，阎锡山做出战略调整，命令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指挥除八路军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准备由晋南反攻太原；八路军各部分别向同蒲、正太、平汉各铁路干线出击破坏交通。⑦《阎锡山关于第二战区策应徐州会战出击部署致卫立煌、朱德等电》（1938 年2 月2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84 页。

为了配合国民党方面的计划，八路军总部下发训令：第115 师第343 旅进至吕梁山脉靠近太原的文水、交城地区；第344 旅配合第129 师在正太以南、平汉线以西活动；晋察冀军区和第120 师分别在晋察冀和晋西北破坏平汉、正太、同蒲线铁路交通。①《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抗战局势及战斗任务的训令》（1938 年1 月29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148 ～149 页。此次调整后，四个区域的八路军主力仍延续之前的作战任务，只不过是加强了向交通干线主动出击的内容。并且，八路军还可以策应津浦线作战的名义向华北平原活动。截至2 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已令第129 师宋任穷、陈再道率两营支队出击于平汉、津浦两线之间；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北出冀东的雾龙山区。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745 页。

就在第二战区部队准备反攻之际，日军调集7 万兵力进入山西率先发起攻势，迫使阎锡山再次改变战略部署。2 月16 日，阎锡山邀卫立煌、傅作义和朱德在临汾土门镇开会，阎锡山提出将第二战区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分别由傅、卫、朱任总司令，负责各自区域的反攻作战。朱德指挥的右翼集团军除八路军主力外，还包括国民党军7 个半师，朱当面不好推辞便接受了任命。18 日，八路军总部令右翼集团军主力向正太、同蒲线进攻，“确实截断两路敌之联络”。吕梁山脉韩侯岭一带的第115 师第343 旅，暂归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③《朱德、彭德怀关于向正太、同蒲路进攻的部署致林彪等电》（1938 年2 月18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1），第156 ～157 页。

战局在短时间内发生扭转。2 月下旬，日军一部分由东阳关及道清铁路西进；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至25 日，西进日军已攻陷长治、晋城，南下日军一部突破韩侯岭。为保存实力持久抗战，阎锡山下令第二战区部队转移至交通干线附近山地，避免与敌正面决战。④《阎锡山致第二战区各路军总司令电》（1938 年2 月25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21-195。八路军总部在指挥右翼集团军第129 师和第344 旅与国民党第3 军阻拒西进之敌的同时，令第115 师第343 旅和第120 师在汾离公路截断南下之敌后路，第129 师东出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继续向华北平原活动。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758 页。各部八路军在总部的集中指挥下，一面继续发展游击战争，一面配合战区整体部署要求，主动适应战场形势的新变化。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坚持在山西打游击战，规定各路军向山地转移。蒋介石也看重山西的战略地位，下令在晋国民党军“一兵一卒不准渡河”。⑥《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8 年3 月2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22-018。为此，国民党方面策定了“攻势转变”后的各军部署方案：左、中、右三路军分别改为东路军、南路军和北路军，各路军相对独立地在各区域展开游击。⑦《阎锡山、卫立煌关于“攻势转变”后各军之部署致蒋介石等电》（1938 年3 月3 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93 ～94 页。这样的部署给八路军带来三点变化：第一，华北正规战争宣告结束，全面进入游击战争阶段，八路军顺理成章地在各区域组织民众、组建政权、掌握地方武装。第二，东、南、北三路军分区游击，八路军受第二战区统一指挥的情况大大减少，有利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三，展开于山西“大四角”的八路军主力，并未因游击分区而集中于一地，而是继续分散于区域，在八路军总部的集中指挥下与各路军相配合。

3 月6 日，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友军不过河以前，我们应坚决而积极地在华北坚持配合友军作战，争取连续的胜利，以达到有力地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和巩固统一战线”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卷，第768 页。。展开于山西“大四角”的八路军，在配合友军稳定山西战局的同时，视战局机动地向华北平原发展，或向黄河岸边收缩拱卫陕甘边区。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此后，以山西为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中共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总的来看，太原会战结束后，在国民党各军溃乱之际，八路军完成了在山西“大四角”地带的展开。展开之后的八路军各部有了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以及不同的战略侧重。在第二战区配合徐州会战反攻太原、保卫晋南的作战中，各区域的八路军主力在执行原有任务的同时，在总部的统一安排下配合了第二战区的整体部署。战役结束后，第二战区实施分区游击方案，各区域八路军主力虽分属不同分区，但仍集中受八路军总部指挥，独立自主性进一步加强。

结论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学界对于“游击战争”作战原则的探讨较多，却回避或者淡化了对“独立自主”指挥原则的讨论。通常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不构成问题，因为八路军自始至终都是独立自主且完全受中共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另一种是，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很成问题，因为国民党“限共”之心不死，中共只能是以斗争来争取八路军的独立自主。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根据本文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是国共长达半年时间谈判的成果。自1937 年上半年国共谈判进入正轨后，红军的指挥问题是双方争执不下的一个焦点。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事日益紧张的背景中，双方最终商定，八路军设总指挥机关，各级指挥和政工人员由中共选任。中共掌握了八路军的实际指挥权，在外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节制。作战时，两方事先商议出总的部署方案，由八路军视情况决定各部的行动。可见，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有其“法理”依据。

第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是开赴战场后国共协调部署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与中共在山西战场进行协调部署的主要是阎锡山。阎锡山作为一支中间势力，对中共方面的“包容度”要比国民党中央高，大体上尊重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尽管阎锡山在部署军队时难免受“防地”思想、“决战”思维影响，但也未强硬地要求八路军参加正面阵地决战，而是同意其充任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支队角色。当然，国共对于八路军的部署也有相抵牾的一面，比方说中共就担心国民党的部分部署方案会束缚、隔断八路军主力。可事实上，经过双方协调较易达成折中方案。这是因为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方都有维护山西持久抗战态势的愿望。中共提出适应战局变化的建议很容易被国民党接受，而国民党提出配合战局的请求也能得到中共的回应。八路军在执行中共战略任务的同时，往往能兼顾到国民党方面战场的需求。

第三，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是随着部署的变化一步步得到强化。第115 师开抵前线后，立即配合友军在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期间，第115、第120 师展开于战场两翼。在友军撤回中路后，八路军几乎是独力承担起袭敌侧后的战略任务，成为区别于一般国民党军的战略支队。展开于山西“大四角”地带后，各区域的八路军主力有了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以及不同的战略侧重。待至第二战区实行分区游击，八路军就基本摆脱了阎锡山的节制，在八路军总部的集中指挥下分别展开活动。从总的趋势来看，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逐步得到增强，为之后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