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昊 张 春

(湖南工业大学电影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相较于其他文艺形式，电影受政策的影响最为明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文艺光辉历程中，“中国的红色经典电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红色电影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时期，但真正发展成为一种电影类型，则是从中国共产党逐步夺取文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领导权开始的。红色电影主要指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也包括革命领袖、英雄前辈和当代先进模范人物的传记等，其创作特色和美学特征与各时期的电影政策紧密相关。湖南红色电影制作的主阵地是成立于1958年的湖南电影制片厂(后发展为潇湘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为了表述方便，以下统一简称“潇影”)。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潇影始终聚焦红色电影制作，并凭借独特本土优势，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景线，即革命伟人之像、历史事件之景和湖湘文化之貌的三重景观。在纪念百年建党历史和开启新征程的现实语境中，对潇影为代表的湖南红色电影制作情况，做一梳理总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伟人之像：本土化的故事讲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在管理体制、意识形态、题材内容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作为我国独有的影片类型，红色电影“重现了我国革命斗争以及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教育意义”。在湖南这片红色热土上，曾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等革命领袖，他们为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红色资源大省，潇影尤其注重对湖南本土革命领袖事迹的讲述，湖南红色电影也因此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革命领袖景观。

湖南红色电影的制作，格外关注伟大领袖毛主席，潇影拍摄的影片中涉及毛主席的有10余部。影片《毛泽东和他的儿子》讲述了抗美援朝之际，毛主席毅然将儿子毛岸英送上战场，当儿子牺牲后，毛主席并没有意志消沉。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伟人内心的柔软，深刻理解了毛泽东的高尚革命情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只有真正了解岁月背后那些流血的历史，才能读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浑气魄。又如影片《毛泽东与齐白石》讲述了齐白石这位画坛泰斗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后与毛主席一见如故的故事。两位湖湘巨子的君子之交也传为佳话，被后人学习和敬仰。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影片《毛泽东去安源》，讲述了建党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安源领导工人革命运动的故事。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也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推动了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那段青春激扬的岁月里，我们看到了一代伟人的大局观，更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初心。《毛泽东在1925》则讲述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带领家人在湖南韶山冲进行农民运动的故事。影片通过艺术性的讲述还原了历史，也通过人物形象的细腻塑造，使观者感受一代领袖青年时期的伟大抱负。经过半年多的农村革命实践，毛泽东意识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观众在感受红色文化熏陶的过程中，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道路正确形成的历史必然。

《领袖在1935》讲述了在我国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剧升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冲出国民党包围圈实现伟大转折的故事。我们跟随镜头可以感受到红军长征历程的波澜壮阔，领会到我党领袖的卓绝气概。2016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倡导电影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鼓励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电影。励志动画电影《少年毛泽东》进行了破局尝试，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影片拒绝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将孩童的稚嫩可爱、励志成才与领袖的少年故事结合，使领袖的少年形象更立体化的同时，让红色文化润物细无声。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多元的时代，“能否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尊重并且欣赏红色文化，就成为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迫切而重大的课题”。

《刘少奇的四十四天》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发展历程。影片对我国阶段性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使我们深刻感受到刘少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贺龙军长》回顾了北伐时期贺龙军长的大智大勇，率部开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的历史。贺龙军长在探索中国未来的可行之路时，充分彰显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强大信念。在他的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湖南人刀刚火辣、质朴坚毅的性格特质。《青春激荡的岁月》讲述了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时，克服矛盾情绪投身革命事业，激励有志青年们踏上了去往北大荒的列车。正是一批批革命者的奋不顾身，才推动了中国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在诸如此类红色电影的多元叙事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波澜壮阔，更加真切地领会伟大领袖的高洁理想和豪迈气魄。由此可见，湖南红色电影在发掘领袖之景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二、历史事件之景：多元化的观史视角

红色电影也在呈现着历史之景。通过红色电影，我们能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艰辛，更能体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发展必然。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对电影产业深化改革提出了要求，潇影积极响应，并在故事片的叙述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这种叙述更多地表现为对历史事件的展示与诠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2011年，由潇影参与制作的百年献礼片《辛亥革命》，巧妙地截取了1911年至1912年之间的史实，让历史事件以影像方式生动呈现。当君主专制制度已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时，有志青年们团结一心，为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家而奋力拼搏。电影展现了革命者的有血有肉、坚强刚毅的特性，让人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更真切地被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操所打动。秋收起义开创了中国全新的革命道路，影片《秋收起义》向人们展现了我党领袖的过人智谋和坚定信念。影片部分取景湖南，让历史事件中的地理背景更加鲜活生动。

《湘南起义》讲述了南昌起义后，途经湘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在多重压力下调整军事战略，展示了我党领袖卓越的军事才能，让观众感受到伟人的英姿和情怀。《半条棉被》记录了红军长征过程中发生在湖南的动人故事，三名优秀的红军战士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向世人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即使环境再恶劣也依然牢记初心和使命。这种“以真实历史故事加上英雄的人物形象来承载意识形态”的方式，使观众在感受心灵洗礼的同时，也感受到共产党与广大群众的鱼水之情。

湖南红色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述也不在少数。《厂窑惨案》讲述了日军在湖南厂窖村进行的残忍屠杀，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追求强大与和平的信念却深深地扎根在了百姓心中。《喋血孤城》讲述了1943年发生在湖南常德的守城之战。面对已然成为孤城的常德，守城将士没有选择屈服，而是用鲜血和生命与敌军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殊死拼搏。影片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骇人破坏力，更牢记这段屈辱惨痛的历史。《受降前夕》讲述日军投降之前发生在湖南芷江的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日本好战派派出间谍企图破坏受降仪式，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甄别之战由此展开。穿透历史的迷雾，人们才能更为清晰地了解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电影不仅要记录历史，更要反思社会现状、探索未来之路。《共和国反腐枪声》讲述了抗美援朝期间，湖南平江的老革命家李六如顶着压力和风险，直指腐败事件的真相。在这部影片中，人们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高尚的情操，体会到共和国发展和进步的决心。《当代人》记录了南方地区一拖拉机厂的改革故事。副厂长蔡明顶着压力改变拖拉机厂的落后状况，迎着困难冲在了第一线，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心竭力的“当代人”。在我党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之时，《十八洞村》紧跟时事，进行了全新角度的尝试。影片通过讲述湘西十八洞村的脱贫之路，让人们深刻领略到我党带领百姓脱贫的壮举，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脱贫的方略和速度。

当然，湖南红色电影在记录历史、展示历史的同时，也善于呈现时代大背景下的湖南人文、湖南景象和湖南变化。一方面，湖南红色电影能够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生动还原历史故事中的细节和背景，进一步凸显红色电影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湖南红色电影的“双重效益”，能够进一步扩大红色电影的宝贵资源库，使得红色教育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更使红色资源得以快速有效整合。可以说，潇影在中国历史之景、湖南历史之象的打造上，是做出了比较扎实的努力的，因为“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三、湖湘文化之貌：生动化的影像传播

从“十七年”开始，“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主旋律”“多样化”和“双效统一”，不断成为电影创作的圭臬。潇影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同时，也在挖掘湖湘文化内涵、展现湖湘儿女成就、凸显湖湘风土人情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些影片不仅丰富了红色电影的创作内涵，也为湖湘文化的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来说，湖南红色电影高度关注历史大事件中的湖南景观，高度聚焦湖湘文化的“生动化”讲述，能够让人深入了解湖湘儿女的性情，感受到湖湘文化的底蕴。

湖南地处丘陵，气候潮湿，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湖南人豪爽大气、真诚耐劳的性格。人们常以“恰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来形容湖南人，这些特点也在湖南红色电影中随处可见。《半条棉被》中冒着危险将红军女战士带回家的瑶族村民徐解秀，这份勇敢和大义凛然的家国情怀令人叹服。《消防员的人生》通过李喜恩短暂的一生，来展现其精神信仰和高尚品德，这类人物形象已然成为湖南人民的精神榜样。《青春雷锋》以传记的形式讲述了青年雷锋的成长历程。雷锋的成长生活平凡而朴实，但他对于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对于身边人群的耐心与感恩，让我们见证了一个乐于助人、热爱生活的优秀战士的成长成熟，也让无数观众感受到了湖湘儿女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

2016年《湖南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出台，为湖南电影的资金支持和管理做了进一步的理顺和强化。《十八洞村》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该片也没有辜负大众期待，在聚焦湖南湘西脱贫主线的同时，也塑造了湖湘文化之貌。主人公杨英俊不甘被评为贫困户的“犟脾气”；村里人发生纷争时，村民们选择喝“绝交酒”；村里人撸起袖子团结一心，将不可能完成的农活变成现实，这些都是“霸蛮”性格的具体表现。这种“恰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特点暗衬出优秀的湖湘精神。除此外，电影中的湘西美景也令人心向往之——蜿蜒的山路、醉人的景色，水田、农舍、雄鸡，都向人们展现出充满烟火气的湖南乡村生活。与此同时，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湘西文化也不容忽视，地道的花垣方言、灵动的少数民族服饰，这些来自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给予了观众极大的感官享受。

《湘江北去》讲述青年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有志之士，怀揣理想信念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故事。影片中塑造得最为经典的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面对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毛泽东决心北上求学，改变中国的现状。这群通过打工买船票北上的有志青年，那高亢的救国情怀、团结的进取心胸，也展示出湖南人“恰得苦”“耐得烦”的性格特征。影片对湖南风貌的展示也亲切而生动：一行人走在长沙街上，老街周围的古建筑和老字号，契合了湖南地区的建筑风格；毛泽东极具韶山风味的普通话也令人印象深刻；学生们拿出自己家里做的辣椒油献给老师时，也充分观照了湖南人“无辣不欢”的饮食特征和性格特点。

《通道转兵》是潇影继《湘江北去》之后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又一部佳作。该片与怀化市、通道县联手打造，充分挖掘了湖南的本土红色资源，所展示的湖湘儿女革命情怀以及湘西风貌也让人难以忘怀。影片中的湖南人特性也被充分展示出来：面对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毛泽东大胆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腹背受到敌军夹击的行军现状，毛泽东也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这种敢为人先的爽辣性格深深折服了周围的将士。与此同时，影片中具有侗族特色的木屋、瓦房、青石板路，还有红军行军湘西路上的快板歌谣，都生动地展现出独有的湖湘文化底蕴。《故园秋色》讲述了陶铸同志回祁阳后的所见所感，影片中的浓浓“湘味”也值得细细品味。沉稳静穆的文昌古塔、温暖浓郁的湘江朝阳、喧闹温馨的祁阳老街，伴随着悠扬平和的旋律，讲述着一代伟人的家国情怀。

因此，我们在观湖南红色电影时，很自然地就能见到湖湘文化之貌，那些深藏在影片中的湖南独特文化，使得观众在感受历史脉络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审美感受，这种独特感受有别于商业片的美感，更为质朴动人。通过影片展示湖湘文化之貌，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传播湖南独有的人文历史，打造湖湘文化名片；另一方面也能够引领观众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刻内涵，从而更能体悟湖南作为红色资源大省的历史积淀。

由上观之，红色电影是政策推动下中国电影的独特类型，历经一个甲子的潇影集团，在湖南红色电影三重景观的打造上可谓匠心独具。同时，我们也知道，探讨湖南红色电影中的革命领袖之象，有利于充分发挥红色电影的教育功能，使观众在感受革命伟人风采的同时，学习领袖人物的伟大志向和高洁品德；梳理湖南红色电影中的历史事件脉络，有利于让人们体悟我党发展的筚路蓝缕和辉煌成就，明白中国强大的历史必然；发掘湖南红色电影中的湖湘文化之貌，有利于探讨红色精神和区域文化的结合路径，从而产生“双重”审美感受。但颇为遗憾的是，新世纪以后的湖南红色电影发展速度略有放缓，一方面是高概念电影对红色电影或者说是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红色电影在题材选择、表达方式和拍摄技巧等方面有待突破和创新。不管什么时候，对电影企业来说，“内容为王依然是电影竞争的关键，也是电影产业长期发展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这就充分提示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湖南红色电影制作必须乘着政策扶持的东风，充分调动本土文化资源，努力创作出更加独具特色的“区域景观”，从而汇聚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