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祖

(1.宁夏理工学院文学与艺术学院，宁夏 石嘴山 753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优先发展城市的基本经济理念导致各种资源向城市的集聚与转移”，城乡差异化特征日趋明显，“农民逐渐沦为经济和文化方面双重弱势的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朝着多样化、纵深化发展，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农村不再是欢欣鼓舞的农村，而是动荡不安的农村、易于失衡的农村。”经济建设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现代化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催生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与道德的滑坡引发的精神危机日趋加深，城市化、现代化、法制化对农村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重构，乡土文化的没落，农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和自我意识觉醒……这些共同构成了90年代农村变革的推动力。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身份开始分化，从原本的粮食种植者中分化出了个体工商业者、农民企业家、农业商人等多重角色。与此同时，农民的思想也不断丰富和多元，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竞争意识、科学意识、法律意识、文化意识逐渐萌发并不断强化。与80年代的农村电影相比，这一时期的农村电影退去了热烈和激情，开始以更加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审视农村的发展变革，特别是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塑造了一批能够反映市场经济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

一、倔强的尊严捍卫者形象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和集体对个体的束缚得以解除，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得到极大保障，农民在生存之上的精神需求逐渐显现，个体民主意识开始觉醒，维护尊严和荣誉的意识逐步增强。

《秋菊打官司》(张艺谋执导，1992年)中的“秋菊”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尊严捍卫者。秋菊“告状”的目的是要个说法，也就是村主任的服软和致歉。秋菊身上有股子倔劲，哪怕是身怀六甲，哪怕是丈夫已经痊愈，哪怕是要耗费不少精力和花销，她也要捍卫那份尊严。实际上，秋菊的倔强之下是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自尊。“告状”层层升级，推动力还是几次尊严的被冒犯。第一次是村主任王善堂在给补偿款时将钱扔在了地上。第二次是李公安为了平息事端自掏腰包替王善堂赔礼。第三次是市公安局的复议书直接转给了村主任，让她对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深感质疑。第四次，法院还是维持了原裁决。秋菊不服，于是上诉。这次法院在取证后判秋菊胜诉，判处村主任王善堂拘留十五日，但结果却并不是秋菊想要的。秋菊的这种对于尊严的捍卫是盲目的。由于文化水平低，加之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秋菊这样的农民对于法律、政策的认识往往是缺乏理性的。她需要的仅仅是“情理”上的道歉，而法律却给不了她。所以，当提起诉讼时律师说被告是好心的公安局长时她难以接受，当村主任被公安局抓走时她也难以理解。所以，电影结尾秋菊在追赶到村口看着警车消失在路尽头时一脸茫然地看向远方。

二嫫(《二嫫》，周晓文执导，1994年)是另一个尊严的捍卫者。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步入快车道，农村对于城市的仰视愈加突出，而这种仰视传递到农村就表现为城市工业产品在农村的走俏。二嫫家的隔壁邻居“瞎子”家是村民的聚集地，原因在于“瞎子”家有全村唯一的电视机。看电视成为全村人夜晚娱乐生活的全部。二嫫家老公七品下台后的门可罗雀与隔壁“瞎子”家的门庭若市形成了强烈对比，就连儿子“虎子”也成天往“瞎子”家跑。二嫫心里起了波澜，她强烈需要寻求一个能找回尊严的途径。于是，“瞎子”口中那个连县长也买不起的最大号彩电就成为她的奋斗目标。一段艰辛的付出以后，她终于如愿买到了电视机，也成功实现了将全村人吸引过来的目标，但二嫫却拖着累垮的身体无法感受夙愿达成的喜悦。为了达到目的，二嫫着了魔一样拼命卖麻花卖血攒钱，孤注一掷地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二嫫身上也有股不服输的倔劲，有着极强的尊严感和好胜心，因而为了报复秀儿妈便给她家的猪投毒；得知她在饭店的高额工资实际是“瞎子”暗自出资的便毅然与之断绝来往。这种自尊是推动她行为的动力，但她的追求同样盲目和不理智。

《二嫫》与《秋菊打官司》都表达了90年代农村妇女对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生活的盲目适应。所不同的是，《秋菊打官司》所表现的是新的治理体制对乡村原有秩序的替代，而《二嫫》所表现的是现代化、国际化、市场经济在乡村强势介入以后所引发的精神突变，而农民在这种社会变革中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被裹挟中陷入迷茫，随波逐流。事实上，由于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那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和城乡差异化格局日趋凸显的背景之下，中国农民长期以来都在封闭和自足的境遇里，缺乏对外界和时局的清醒认识，在新兴事物和新时代来临之时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尤其容易在时局剧变中陷入迷茫。

二、商品经济时代的创业者形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包产到户初见成效，国家对农村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改革。这种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促使农村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1992年，党的十四大更是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多种经营和商品化运营成为农村新一轮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农民实现致富增收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民从粮食种植的单一生产结构中逐渐脱身出来，走出了多样化发展的路子。这种现实直接反映在了9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

喜莲(《喜莲》，孙沙执导，1996年)是一个商品经济的先觉者。为了改变夫家的贫困面貌，她靠卖豆芽儿补贴家用。在卖豆芽儿的过程中偶然得知当地鲜有种植的辣椒在市场上很是走俏，喜莲发现了商机，决定外出学习辣椒种植技术，回来后在自家地里种植辣椒，但她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扒掉房子改造暖棚的举动更是遭到了丈夫的极力反对。几经周折，辣椒种植取得了成功，喜莲赚到了第一桶金，不仅翻修了房子，还治好了婆婆的眼病。喜莲身上有着懵懂的市场意识，同时也有一般农民身上少有的敢为人先的勇气。辣椒种植是条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她便动员全村人一起来种。她没有多数农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狭隘思想和小农意识，她没有只顾自己“闷声发财”，而是吆喝大家有钱一起赚，她有市场经营理念，深知商品形成规模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道理。她眼光长远，深知靠信誉才能赢得长远发展的市场规则。为了防止各家各户搞恶性竞争，她在销售过程中统一调度，维护了村民的整体利益。但影片并没有将喜莲的这些理念通过具体事件体现出来，对于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少有较为细致的呈现，使得喜莲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有些空洞。

《媳妇你当家》(于杰执导，1998年)中的刘翠巧跟喜莲的经历有些类似，她也是顶着家人的反对艰难创业并走向成功的创业者。刘翠巧是村里的“十佳科技户”，和同村同学吴国光一起种植芦笋，但市场销售并不理想，得知芦笋在日本市场很受欢迎便决定拿出家里的积蓄并向银行贷款来开办一个芦笋加工厂，收购、加工并转销芦笋，搞海外贸易。她的想法遭到了公公曹三冒的反对。曹三冒要拿积蓄来翻盖新房，不仅不往外拿钱，还在刘翠巧带银行职员来家里考察时故意搅局。经过一番努力，加工厂终于办起来了，但是公公曹三冒却惹了乱子。因为芦笋中添加了残次品不得不将已经交付的订单撤回并赔偿对方损失。翠巧“大义灭亲”，解除了曹三冒在公司的职务，但曹三冒却跟翠巧较起了劲，另起炉灶跟翠巧的公司竞争收购芦笋。曹三冒的恶意捣乱终因芦笋滞销而慌了手脚，最后不得不向翠巧低头求助。影片结尾，翠巧的公司不断做大，赢得了村民的拥戴，曹三冒则意识到自己的老旧思想业已过时，烧掉了一度被他视为生财之道的风水书籍。翠巧的成功和曹三冒对自我的否定事实上不仅是家庭领导权的交接，也是商品经济时代青年一代对老一辈人的胜利。

《香香闹油坊》(滕文骥执导，1994年)中的香香也是一位干练的青年农民形象。香香泼辣而有胆识。因为离婚后无处安身，香香被村主任安排住进了村里闲置多时的油坊。据村主任说，油坊前些年因为没有精于榨油的梁头主持业务而赔了钱才不得已关停。没有油坊，村里出产的大量胡麻籽只能运到别处去卖，不仅路途遥远要花去不少车费，还售价低廉挣不了钱。香香决定把油坊重新开起来，但远近闻名的梁头何大旺却不愿再出山当梁头。为了请何大旺出山，香香“三顾茅庐”终于将其感动。油坊开起来了。但香香与何大旺、村主任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断产生。几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来自理念上的差异。何大旺要用祖辈流传下来的方法榨油，但方法原始老旧，如敬油神、吃油饭这些习俗虽是传统却实属迷信陋习，而香香则主张用新式科学方法榨油，用闹钟、温度计这些器物来计时测温，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当油坊出油以后，村主任要将十桶中的一桶拿来打点乡镇各级领导，而香香却认为做“一不偷，二不抢”的正经买卖就不该送礼。香香想购置新式榨油机提高效率，而梁头却接受不了自己即将被替代的现实，阻挠香香。但香香最后还是将油梁卖了又买了新式榨油机，而何大旺也逐渐接受了新式榨油技术。《香香闹油坊》显然还具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一批“寻根”电影的影子，主要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去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但恰恰是这样一种方式让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打了折扣，对于商业时代来临之际的现实的关注较为有限，使得叙事情境显出一种真空化的虚幻感，所以香香这个人物塑造得并不是十分成功。

三、跌落神坛的村干部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演进，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化。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农民生产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村干部的权威一去不复返，乡村领导者的失势成为普遍现实。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王善堂就是这样一个村主任。他不仅是与村民平等的，甚至显示出了弱势的一面，因没生下儿子被村民戳脊梁骨，形成了“矮人一头”的精神劣势，这也是电影中他与村民庆来发生冲突的重要心理动机。王善堂显然对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领导权威感怀有极大的留恋。与秋菊对峙的气急败坏之时还对秋菊说：“我是公家的人，你就使劲地告，我的辛苦公家是看得到的。”在他看来，村主任还是凌驾于普通村民之上的“公家人”，然而，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的悄然来临早已终结了人治模式下村干部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村主任打人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他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他踢伤了庆来，却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他的拒不道歉是作为村主任的“面子”心理在作祟，也是出于对法律的浑然无知。彼时村干部跌落神坛的现实已不可逆转。时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身处偏僻乡村的农民对于世界的了解总是显出滞后性。这也致使秋菊虽然赢了官司，却得到了事与愿违的迷茫结局。王善堂本人也未曾料到自己会有被拘留的后果。

《被告山杠爷》(范元执导，1994年)是一个“好人犯法”的悲剧。电影中的山杠爷是堆堆坪的“当家人”，在他的领导下，地处偏远山区的堆堆坪安定有序，是县里的模范村。山杠爷为人正直，一心为公，威望高，能服众，团结带领村民办了很多大事、实事。他的管理手段虽然非常有效，但不免简单粗暴，甚至有时过激而独断，尤其在惩治懒汉泼妇时往往运用关押和批斗等暴力手段。年轻媳妇强英因虐待婆婆被婆婆告知杠爷，杠爷便召集全村人来教育强英。刚烈的强英不堪受辱夜里吊死在杠爷家门口，也导致杠爷成了被告。影片中杠爷和孙子虎娃有一段关于“法律”的讨论：虎娃认为按照学校老师教授的法律知识，杠爷抓人游村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杠爷却认为祖辈流传下来的村规才是最大的法律。显然，山杠爷的这一套做法是传统宗法制乡村治理模式和“文革”风气的延伸。在偏僻的山村，农民与外界的沟通极为有限，对国家法制建设的演进浑然不知，所以才造成杠爷违法的事实。山杠爷代表了法治化时代来临之际旧思想主宰下的村干部的没落。在法治时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有意思的是，检举信的作者正是山杠爷的孙子虎娃。这似乎也预示了新生力量的崛起，或许像虎娃这样的少年才是能够在未来让堆堆坪走向富裕和发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嫫》是一部很具寓言意味的电影。二嫫的丈夫“七品”就是这个时代交接期失势的村干部形象。伴随着权力失势的还有身体的失势。这个曾经的“芝麻官”沦落到一个要靠女人养活的“废人”。正是他的无能才让二嫫要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却依然满足于对昔日荣光的回味之中。隔壁“瞎子”家的崛起让荣光不再的他显得更加落寞。他准备拿二嫫辛苦得来的积蓄翻修房子，以高过“瞎子”家房子三层砖的优势实现“超越”，但当二嫫撂下一句“不盖房”径直走进屋里将存钱匣子藏起来时，只能抱怨道：“一个女人家，你像个啥。”盖房的事只能作罢。而更加无能的是，眼看着二嫫与“瞎子”有了私情，作为丈夫的他却只能装作没看见。昔日的荣光和男人雄风不再让他的志气也损耗殆尽。七品的无能反映出了时代变革中村干部跌落神坛的普遍现实。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前吆五喝六，主宰别人命运却从来不在具体事务上投入精力的乡村领导者，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在自家的生产和建设中却面临极大的挑战，表现出十足的无能。在集体时代作为领导者的他们既没有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也没有积累下过硬的技术和本领，等待他们的只有沦为时代的没落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嫫》对时代交割过程中农村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

《喜莲》中的村主任刘世德同样无能且自恋。时代在发展但他在思想上却并没有与时俱进，甚至远远赶不上妻子喜莲。作为村主任，他不仅没有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先觉意识和勇气，还目光短浅，爱在人前摆谱，在别人的奉承中寻求满足。眼看着西河村家家日子过得紧巴，有人甚至因为给孩子交不起学费去偷别人家的牛，他却无动于衷。妻子喜莲要带头种植辣椒，却得不到他的支持。他思想守旧而不思进取，因为西河村祖祖辈辈都没种过辣椒，他便认为种辣椒就是瞎折腾。人都说西河村贫穷是因为人心散了，而他却从没有思考过如何增强村民的凝聚力，反而是喜莲通过种辣椒将大家的心拢在了一起。他还是个好面子的人。喜莲卖豆芽儿补贴家用，他却觉得是给他这个村主任丢人。喜莲种辣椒，乡里点名要把拨给西河村的5000块钱贷款都给喜莲，支持她种植辣椒，但他却担心喜莲种辣椒失败会折了他的面子而主张把贷款转给别人。在家庭关系中，他还有严重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要掌控老婆，让老婆伺候自己。

《吴二哥请神》(范元执导，1995年)中的吴二哥也是村主任，但这个村主任却表现得极为弱势和无能，既没有带领村民走上富裕的道路，也没有把自家的光景过好，就连外出的路费都要偷老婆的私房钱。为了寻找致富门路，吴二哥效仿邻村引进富商投资办厂的经验，发动村民在亲友中发掘“金主”。可整个望鱼村世代没有人走出去，根本找不出个在外的富商亲友。村民水水从一张被大风刮来的报纸上看到15年前被全村人赶出村子的王金良发迹的报道就将消息报告给了吴二哥。王金良成了他们的唯一金主。但让人尴尬的是，王金良是因为强奸罪被全村人驱逐出村的，带头的正是吴二哥本人。要不要去找王金良拉投资和王金良会不会给望鱼村投资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吴二哥十分珍视这次机会，他打消了大家的反对和疑虑，决定去“请神”。最终，吴二哥带领水水去省城找到了王金良。王金良给他们安排了一桌高档的宴席。得知饭菜的高昂价格后，吴二哥放下了筷子，拿出自己带来的干粮，就着开水吃了起来。席间，他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回到村里，他为了修缮王金良父母的墓地还摔断了手。20世纪90年代，发财致富已经成为农民最紧迫的需求，而像吴二哥这样不能带领村民走向富裕的村干部就只能被资本裹挟，沦为资本的附庸，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丧失尊严。

《红月亮》(孙沙执导，1995年)里的根山叔是一个是非观念淡薄、见风使舵的村干部形象。当女青年豆豆去找他告状，他口口声声要给受害者豆豆做主，但却帮着施害者倪土改说话。在他的口中，保下倪土改就是保全全村人的利益，更是豆豆家从此走向富裕生活的起点。所以他力主息事宁人，以经济赔偿的形式了结这桩强奸案。当放映员刘树平打豆豆主意时，他又再次成为说客和媒人。在这里，作为村主任，他鲜有正义感和公道之心，简直就是资本的传声筒和傀儡。既不能带领村民致富，又不能主持公道，反而成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帮凶，成了村里恶劣风气的始作俑者。现在看来，《红月亮》对20世纪90年代农村拜金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是很有力量的。影片中，在金钱和物欲中迷失的不仅是村主任，还有他领导下的全体村民。长期被贫穷团团围困的农民，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之后的90年代，特别是身边已经富裕起来的“少数人”的示范，让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渴望一方面激发了农民积极进取的动力，同时也很容易让农民走向精神迷失的深渊。根山叔就是这样的迷失者中的典型代表。

《天网》(谢铁骊、邱中义执导，1994年)中的贾仁贵更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村干部形象。他精通权谋，善于攀附，欺上瞒下，欺压百姓，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自己捞好处，侵吞集体财产，颠倒黑白，违法犯罪，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身为多年村干部的他并没有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是逐渐演变成了花峪村名副其实的“村霸”，一方面用强权压制村民的不满，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不断谋取上级的先进典型给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捞取好处。他是一个不择手段和心狠手辣的人，横行乡里几十年，恣意妄为，村民李荣才举报他侵吞集体财产，反被他诬陷、批斗和打压。他的身上有旧时代官僚恶霸的习气，是破坏农民利益和阻碍村子发展的黑恶势力。

四、苦难的承受者形象

《香魂女》(谢飞执导，1993年)中塑造了两个苦命的女人。因为家里穷，香二嫂七岁就被卖给了瘸子当童养媳。她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把一个小香油坊经营得风生水起，生产的香油不仅闻名乡里，卖到城里后还吸引了日本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但事业上成功的香二嫂生活过得却并不如意。她儿子墩子是个傻子，时常犯病，20多岁了还只有几岁孩童的智商。瘸子丈夫是个酒鬼，生活浪荡，不务正业，不仅不会体谅香二嫂的辛苦和不易，反而把她当成维持他富足生活的赚钱机器和泄欲工具，动不动还拳脚相向。在城里工作的任忠实是她的情人。任忠实不仅替她的生意拓展路子，还是她精神的寄托，给了她苦难生活里仅有的一抹温存。然而，她深知自己一生的不幸，却又将另一个女人引向了自己的老路。这个女人就是她花钱用心思给墩子娶来的媳妇环环。环环家因为欠了5000块钱贷款还不上，香二嫂能替他们还上，环环的父母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香二嫂这个人物有着多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她是独当一面的香油坊老板，但背地里却是个被丈夫虐待的可怜虫。一方面她深知自己痛苦的根源，但又成为另一个女人苦难的制造者。当环环回娘家不愿回来时，她便露出了资本家穷凶极恶的嘴脸，强逼环环就范，显出强势和凶恶的一面。而当情人跟她断了来往，她无法排解自己压抑的情绪时划着船到远处的芦苇荡号啕哭泣，这时的她又那么可怜和无助。香二嫂身上其实带有中国女性典型的矛盾特征，例如在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里，她们深受“重男轻女”的毒害，但当她们自己有了孩子又会跟上一辈人如出一辙地贯彻这种思想。在家庭生活里，她们深受恶婆婆的压迫，但当她们自己从媳妇熬成婆婆之后又会像当年的婆婆一样对儿媳妇持有偏见和敌意。

《九香》(孙沙执导，1995年)讲述了一个单亲母亲独自抚养五个子女的艰难往事。九香的丈夫年纪轻轻意外死亡，九香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磕磕绊绊和艰难险阻。为了拉扯大五个孩子，她忍痛拒绝了关振良的追求，放弃了再婚的念头。儿子天星被镇上的饭馆掌柜看中，想收养他，但九香终于舍不得孩子在别人家受苦，又反悔把孩子要了回来。女儿天雪被撞伤，需要输血，九香便抽自己的血救下了她的命。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九香决定去找曾经的追求者关振良，但关振良却已经去世，而她自己也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不治之症。九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无私奉献、不计回报、吃苦耐劳、善良隐忍，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孩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九香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中国农村广大的单亲母亲群体，她们的丈夫往往在战乱、斗争或社会建设中英年早逝，留给她们的是众多年幼的子女和贫困的家庭，而为了抚养大这群孩子，她们则含辛茹苦，奉献一生。

《天网》里的李荣才是另外一个蒙受苦难的农民形象。他的苦难来自一场冤假错案。李荣才因揭发村会计贾仁贵侵吞公款的罪行反被贾仁贵诬陷贪污被错误惩治批斗。他们家被封，他背上了“贪污”的黑锅。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李荣才坚持上访，但20年过去了，贾仁贵在村里越发霸道横行，而李荣才的问题却一直不能得到解决。一家人还疯的疯，外逃的外逃。李荣才只能一边行乞一边告状。李荣才的苦难起源于“文革”那个至暗时代乡村险恶的政治环境，但新时代来临，“新官不买旧账”，且因为贾仁贵是地区专员亲手扶植的先进典型，各级官员投鼠忌器和敷衍了事才导致他20年的冤枉得不到伸张。李荣才是一个正直的农民，他的出发点是维护集体利益，但这也恰恰是以贾仁贵为首的邪恶势力要诬陷他的原因。但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淫威，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清白。李荣才的遭遇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诸如窦娥、“小白菜”等底层农民的蒙冤故事。好在电影结尾他终得平反，生活回到了正轨，但无疑20年的告状之路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红月亮》是一个商业化时代的悲剧。倪豆豆是一个善良貌美的姑娘，但她不自觉中陷入了别人设计的一个又一个圈套。她去暴发户倪土改开的饭馆打工，但倪土改托村主任让她去饭馆打工却是因色起意，没干几天就被倪土改强奸。受辱后的豆豆离开了饭馆，但不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找到了对象文志，两人商量决定去告状，就将事情告知了村主任，但村主任找完倪土改之后召集全村人商量此事。在村主任看来，倪土改是村里的暴发户，全村一百多号人在他的厂里上班，一旦倪土改坐牢，全村人的利益都得受损。不如私了，豆豆打掉孩子，让倪土改给豆豆家赔偿两万块钱，就此了事。经村主任一番利弊分析，不但村里人都同意，连豆豆的父亲和哥哥都瞬间改变了立场，未经豆豆同意就接受了这样的处理。豆豆的哥哥靠这笔补偿款娶了媳妇，而放映员刘书平更是为了这笔钱跟豆豆结了婚。在这里，因为利益，村主任、家人、刘书平，先后成为施害者，让豆豆成为他们各自实现目的的筹码。这些人，包括村里利欲熏心的其他人，良知已经泯灭，站在了豆豆的对立面，而她心爱的那头毛驴却在她受难时陪着她。影片结尾，豆豆拉着她的那头毛驴走在出村的路上，而文志在踌躇之后向着豆豆奔来。这样的结局极具隐喻意味，也多少给这个悲凉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暖意。

结 语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农村电影在叙事上更加冷静舒缓，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像《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二嫫》《香魂女》等影片都是深刻反映农村现实和寄寓深度思考的佳作。90年代，农村的主要矛盾从80年代的体制与生产经营之间的矛盾和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化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发展中的国家新兴的治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与农民滞后的认识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现实大背景之下，90年代的电影在塑造农民形象时更加关注农民的个体精神，突出他们的个性，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和情感诉求，像秋菊、二嫫、山杠爷、香二嫂、喜莲、香香、吴二哥……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性格鲜明且极具个性。而在塑造这些农民形象时，电影也比较明显地表达了对世道人心的批判和反思——比如对现代化、城市化、商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和良知泯灭的批判，对法制化建设初期农村情与法冲突的反思，对长期以来作为苦难承受者的女性命运的反思——使得这一时期的农村电影显示出难得的精神性和思想性，特别是像《二嫫》《香魂女》等一些影片所呈现出的象征性和寓言性特征是中国农村电影中较为难得的品质，也是中国当代电影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