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可武 冯 晓

(1.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辑部，北京 100024； 2.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0；3.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浙江 瑞安 325200)

作为一种反映中国戏剧影视艺术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戏剧影视学需要从内部形成具有普遍认同的真理性认知，也需要从外部回答当代中国戏剧影视发展的方向。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是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创新规律的客观性、稳定性和重复性使得其具有可知性，因而，可以被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肯定了规律的可知性与可把握性，认为人类能够通过自主能动性掌握、利用客观规律。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要运用马克思理论“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说明我们不仅要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内容，还要立足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新时期中国的实际与要义。

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独特的创新规律是对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本质的反映。中国戏剧影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现象、传播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其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既有一般学科体系发展的规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文化、技术、社会形态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牵动着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规律就源自这些要素之间的动力机制。

1997年，教育部将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艺术设计学、舞蹈学和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归于一级学科艺术学；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学科再次进行调整，升“艺术学”为学科门类，将二级学科电影学、戏剧戏曲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合并为一级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可以说，戏剧影视学自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之下，在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同时，不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适度借鉴适用于中国戏剧影视学发展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明，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对新时期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从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视角出发，讨论戏剧影视艺术在多维度下的发展规律，构建戏剧影视领域的中国话语体系，让戏剧影视和戏剧影视学科呈现新的时代特征。

一、历史的：历时继承性与共时发展性相统一

时间绵延不绝，历史于时间中沉淀。它承接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从人类经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的进化历史可知，不管是生物的进化，还是考古学等知识的更新，都离不开历史沉淀的基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望向远方，离开前人的基础，发展就失去了有力的脚步。从历史的角度看，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是一种坚决的继往开来的实践。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继承原有知识体系框架和内涵的基础之上，立足中国特色实践，不断创生出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应对时代发展下人民的需求，体现出了历时继承性与共时发展性相统一的独特规律。

(一)历史继承性

知识体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和发展道路。门类、概念、范畴间有相对独立的体系，能够循着发展的需求蝶变出新的内涵，在延续自身色彩上不断充实自我。这使其具有较强的历史继承性，并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表现出一定的持久性和永恒性。

从戏剧影视学的发展史看，一个时代的戏剧影视学总得接受前一时代戏剧影视学的影响。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的历史继承性，是指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其内容的创新与发展都是以以往的戏剧影视学遗产为基础的，且必然受到业已形成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惯例和传统的影响，始终处于与以往戏剧影视学传统的历史联系之中。即新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与旧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之间普遍存在着批判接受的纵向承传关系。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历史继承性，是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必然规律，是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

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之所以具有历史继承性，根本原因在于历史继承性是社会事物发展的最为一般的规律。人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面临思想和文化的重创。痛苦的反思孕育了这个时期前所未有的文化新思潮。为了摆脱战争带来的精神萧条，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纷纷涌现出新的文化与思想。在这里，痛苦是一种过去，痛苦的反思则提供了发展的条件，新思潮正是诞生于这既定的，无法改变却能够被利用的泥土里。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之路也必然遵循事物发展这一普遍规律。任何一个时代的戏剧影视学，都必然受到以往戏剧影视学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就说道：“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戏剧影视学也随着历史的步伐有所继承，有所发展。以广播电视艺术学为例，其在萌芽时期就初步涉及了广播电视历史、理论、业务等各个领域，为后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也是由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论及哲学发展时，恩格斯便说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戏剧影视学的相关艺术门类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重要形式，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戏剧影视学不像政治学、法学等直接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次，戏剧影视学的相关艺术门类作为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也不像哲学等学科那样只能作为思想资料供后人研究。每一个时代的戏剧影视学，都要从以往时代的戏剧影视学中接受思想上或艺术上的影响。戏剧影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不仅有认识和教育作用，而且有美学与美育功能，具有历史流传性。因而，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深受以往戏剧影视学的影响。

(二)共时发展性

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等不同地区都呈现出思想爆发的趋势。如中国涌现出孔子、老子等思想大家；古希腊涌现出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一批哲学家。这说明在知识的发展历史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不同地域相似的发展态势。知识体系的发展体现出一定的共时性。它既不是闭门造车的一家之长，也不是毫无关联的断裂式发展。比如早年中国戏剧影视理论，也是在借鉴西方文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摸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知识在相互交流与影响中充实，知识体系在跨地域、跨国别、跨时代的对话中不断发展。

戏剧影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诸如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共时发展性是探讨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规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共时性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的时代性。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关键即是系统地反映这个时代。新的成熟的知识体系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时代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它经得住时代的检验。作为对时代的思想把握，戏剧影视学创新不是简单地反映时代，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启的新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

共时发展性要求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深受社会生态发展的影响。戏剧影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新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戏剧影视学来反映，并为之服务，这就要求戏剧影视学的知识体系创新不断适应社会需求。张凤铸先生指出：“学科必须按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尺度，一个学科的成熟将要引发这个学科与相关学科的集成。”戏剧理论的成熟给予电影理论发展思路，电影理论日益增长的讨论，又催生了摄影机、图像等不同分支理论的继承。从本体式研究、工作式研究到学科式研究等多种研究，戏剧影视学科始终围绕着党的创新理论，从社会需求出发，不断向内追问自我，向外探寻创生的可能性，共同形成了逐渐成熟的庞大体系，也同时影响着相关学科的发展。以电视剧理论的发展为例，在其复苏恢复期，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电视剧备受其社会生态发展的影响。在磁带录像技术引入电视制作前，早期的中国电视节目因受到客观技术的限制，整体上流露出有浓厚的“舞台感、戏剧感”。磁带录像技术的引入，为电视后期的剪辑、特效制作等提供了基础。它能够保存摄影机记录的影像，丰富了电视制作的手段，改变了电视制作的思维和方式，逐渐推动电视从二维视觉真实向三维时空真实靠近，使电视走出了一条与戏剧、电影泾渭分明的道路。

共时发展性要求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与时代相适应。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发展，从横向来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模式的翻版与复刻；从纵向来看，也不是自身简单的延续。戏剧影视学的发展，亦不能脱离国家、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在经历了与文学、政治学分家后，学科汲取了西方戏剧影视学的有益成果后，逐步开始向中国特色发展。这要求我们要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国家发展相融合的新理论。

历时与共时是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作为纵向的历史继承性和横向联系两大方面，但这两大方面并不各自孤立地存在，它们是无法分开的，既有内部的横向的共时发展性，也有纵向的历史继承性。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说的：“共时和历时是有独立性的又是互相依赖的，这好比把树干加以横切和纵切后所看到的情景一样，它们是一个依赖于另一个的。”毛泽东曾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不可抗拒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革新创造，一个时代的戏剧影视学才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戏剧影视学的独特性，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发展进步。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需要从纵横两方面入手，批判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继承创新本土文化精粹，通过继承与革新，在发展中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

二、人民的：理论指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相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一路高歌、一路向前，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建立、完善了一套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门离不开人的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更需要彰显人民至上的力量。

而戏剧影视学，作为研究大众艺术的学科，其中的人民性更为浓郁。中国领导人从未停止追问“人民至上”的内涵，也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前进的“领航灯”。这一内核从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邓小平《祝词》起，到2014年习近平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一直延续至今，始终体现在文艺的阶段性变化中，明确彰显了中国戏剧与影视学的“人民性”。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规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了理论指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相统一的独特规律。

(一)理论指导性

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等理论影响，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指导理论则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不断本土化，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味”的理论体系，进而逐步确立、巩固了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总结，也是被实践反复验证的理论。纵观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历程，党的指导思想每一次创新，都引领中国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是始终在场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需要从现有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内在逻辑展开和融通。从一定程度上看，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核心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戏剧影视学经由萌芽期、意识形态至上期、本体体系建构期，逐步形成了中国戏剧影视学的基本框架和学术范畴，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

庄子借孔子、颜回对话，提出“道不欲杂”。它告诫我们，历练之道不容纷扰杂念，必须坚持一以贯之，否则便会一事无成。戏剧影视学的发展，若不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终将在摇摆不定中失去灵魂和方向。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忽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电视文艺这一稚嫩的事业遭受到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简单地将人物关系规定为“突出”与“陪衬”的关系，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整个电视文艺的发展都受到极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断被歪曲、误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广播电视艺术更是沦为政治的工具。

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要求我们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戏剧影视作为对内对外宣传的有力途径，也肩负着新时代的使命，要紧紧服务于“两个巩固”，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更是在此理论指导之下展开。

(二)人民主体性

戏剧影视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就要解决人民性的问题，即解决好什么是人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其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一方面，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人民主体性体现在学术界专业学术人才对其的创新发展推动。戏剧影视学研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戏剧影视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另一种是戏剧影视学历史及其理论系统的教学实践研究。这些研究凝聚了无数戏剧影视学专业人才的智慧结晶。如高鑫教授的《电视专题片创作》，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电视专题片的理论专著，从语言、思维、美学、创作等方面，对电视专题片中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成为在当时电视专题片理论空白下的一大亮点。朱羽君教授的《摄影艺术讲座》《电视画面研究》等，汇集了当时关于摄影艺术各方面的主题研究与作品解读，不仅对于摄影人才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电视摄影艺术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对电视摄影成为一门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钟艺兵、黄望南教授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对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电视艺术史论研究著作。苗棣教授的《电视艺术哲学》，对电视艺术的本体特性进行了集中深入的讨论，描述了电视艺术的基本形态，并对电视艺术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张凤铸教授的《中国电视文艺学》，是我国第一部电视文艺学著作，系统介绍了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历程、审美特性和节目样态，弥补了之前对电视文艺学研究领域疏于全局把握的空缺。胡智锋教授的《电视美学大纲》对电视美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命题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理论开拓，初步构建了电视美学理论框架。廖祥忠教授的《数字艺术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以电脑科技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兴的数字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厘清了数字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有关数字艺术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并对数字艺术的基本类型和基本特点进行了总结，是我国数字媒体艺术领域的理论奠基之作。这些专业学术人才对戏剧影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学理性的观照，从而促使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另一方面，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人民主体性，还体现在人民大众对其创新发展的推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特色戏剧影视学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始终坚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发声，表现中国人民的战斗生活和对美好世界的憧憬。近年来，中国戏剧影视实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白夜追凶》《开端》等一批优秀电视剧陆续上线Netflix，从本土走向海外。《白夜追凶》对真相的坚持，《开端》中人性温暖的闪烁，无一不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戏剧影视实践，全面覆盖了全国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国戏剧影视的繁荣，既是人民的呼声，也是人民的渴求。它的理论指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相统一的特点皆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规律。

三、艺术的：实践应用性与技术媒介性相统一

知识体系创新的独特规律要从其学科的特征入手。作为艺术学下的门类分支，戏剧影视学首要特征即为其艺术性。在众多的学科中，戏剧影视学相对而言属于新兴学科，其学科的发展、创新与戏剧戏曲、电视电影等戏剧影视艺术样式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技术媒介的发展也对其有着极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广播电视艺术学是完全伴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事业逐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规律始终与实践应用性与技术媒介性相统一。

(一)实践应用性

实践是创新的来源。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发展与普及曾对电影的生存造成威胁。为了提高电影的娱乐性，电影尝试使用3D技术制造视觉上的立体效果，以大场面“扑面而来”的震撼勾起观众的兴趣。由于技术的限制，3D电影的出现犹如昙花一现，直到70年代随着立体视觉技术(stereovision)的发明，实现了制作与放映成本的降低的3D电影才重新回到影院。然而，七八十年代的情色片、恐怖片、动作片等常以3D为卖点，导致3D电影因形式大于内容长久被人诟病。直到2003年，卡梅隆利用研发的现实拍摄系统(reality camera systerm)摄像机制作了《深渊幽灵》，结合了观众观看生理与心理需求的高清数字摄影技术才开启了3D影像语言探索的大门。

可以说，没有电视的飞速进步，就没有电影3D技术的发展。没有3D技术带来的实践矛盾，就不可能有3D影像语言的探索与成熟。由此可见，戏剧影视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一步一个脚印。实践于戏剧影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戏剧影视学独特的实践创新是对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本质特色的反映，是探索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创新规律的重中之重。

实践是戏剧影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来源。实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就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实践而言，广播电视艺术学在成立之初就具有相当强的工具色彩和实践色彩。其专业设置最初主要为播音、电视摄像、文艺编辑等实践性的专业，这些专业都属于新闻系。各种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创作技术、创作媒介的出现与发展，都使得广播电视艺术学获得学科稳定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新的实践与创作，也推动着新的理论的产生。戏剧影视学其他学科也类似广播电视艺术学一样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新的命题，这些就需要学术界对此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总结。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路径关键即在于创新规律与创新实践的问题。对实践进行梳理、总结与研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必然使命与时代要求。理论的阐释、学科的建设都要从具体的实践入手，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与阐释中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戏剧影视学的学科体系。以中国特有的理论方法、话语体系来对其实践进行总结与提炼，由此，总结与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学的话语体系、学科构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

(二)技术媒介性

戏剧影视学的产生、发展、创新、变革都依托于其媒介特性。媒介的发展催生了新的艺术样态，也推动着戏剧影像学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

戏剧影视学是建构在技术之上的学科。胡智锋教授指出：“由于它是建构在电子信息、电子科技的现代化手段基础上，而使其拥有了相当强的时代色彩、技术色彩和时尚色彩。”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的技术也往往会打破戏剧影视学既成的稳定结构，形成新的发展变动。摄影艺术、电影艺术、电视剧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播音艺术、数字媒体艺术等均是依托媒介科技的发明与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的发展在直接影响着这些艺术门类的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在间接影响着依托这些艺术门类所建立的学科的发展。

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凸显了技术对于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不仅出现了新的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网络纪录片等新的戏剧影视艺术样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同时改变了传统戏剧影视的媒介环境与接受方式。电影、电视剧、戏剧戏曲等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其观看的方式除了传统的电影院、电视机、剧场等，逐渐转向PC、平板，甚至手机等多种平台。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戏剧影视艺术样式纷纷形成了新的美学特征、文本特点，由此形成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新的内容。

戏剧影视学最初即为一个集大成式的学科，具有极强的融合性。它不仅涵融了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戏剧戏曲学等，同时还借鉴与它们关联的文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知识。在技术与媒介融合的浪潮下，戏剧影视学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交叉性。电影与电视在网络空间中的诸多界限被打破，戏剧戏曲也在创作和传播中借助新兴媒介手段形成新的样态，网络文艺本身也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媒介融合改变了传统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存在的语境。一方面网络语言是一种功能全面、视听兼备的全能语言，另一方面在艺术生产的世界、艺术家、受众等几大要素中媒介性与技术性不断地被凸显。戏剧影视学的知识体系也不断向新媒体拓展。

四、美学的：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世性相统一

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规律体现在其独特的美学属性之上。戏剧影视学作为艺术学学科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研究戏剧影视学各门类艺术的性质、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方面，将戏剧影视艺术现象视为个体，侧重从微观视角进行实践总结；另一方面，着眼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特性与联系，从整体、宏观的角度，阐释戏剧影视学的特性与规律。

(一)民族特殊性

民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阐释力和开放性，易于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和生成。如中国传统艺术“道”“气”“心”“舞”“悟”“和”等在千余年的传承中不断被添加了新的内涵，彰显了独特的生命力。

鲁迅曾言：“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民族性是使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域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不仅是我们能够创作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的独特资本，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学的关键，更是我们立足于世界文化上的核心武器。民族文化是区分不同国家、地域间文化特色的重要构成。因此，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中。如刘勰的“文气”说、严羽的“妙悟”说、叶燮的“才、识、胆、力”说、王国维的“意境”说等都在戏剧影视学的知识体系中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优秀文艺不仅是历史长河中人们劳动与智慧的结晶，还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需要尊古而不泥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观念，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展现中国人民的价值需要。从1988年表现中国天人合一境界的水墨动画《山水情》，到如今影视圈掀起持续传统文化复兴热；无论是传递匠人精神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博物综艺，还是点亮京剧文化的《滨江不是海棠红》等电视剧，抑或是引起破圈效应的《唐宫夜宴》等节目，无一不说明，优秀的民族文化滋养了优秀的作品，受到广大百姓的追捧和喜爱，其背后是直击人心，能够引发人共鸣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由此可见，只有立足当代中国现实，挖掘民族性优秀成果，用中国的戏剧影视学理论阐释中国的戏剧影视学实践，用中国戏剧影视学实践升华中国的戏剧影视学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加快建设体现中国立场、具有中国气派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提升我国戏剧影视学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世界戏剧影视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二)世界普世性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间万物，大至江河湖海，小至飞禽走兽，每种事物样态都具有自己的特性。文化、文明亦是如此。文明存在差异，但却不存在良莠之别。各种文明形式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亦是如此。世界各国人民创造了多样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都具有迥异、独特的理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中，戏剧影视学通过借鉴西方杰出成果来丰富自身内涵。毛泽东就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如改革开放之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等成为中国第四代导演学习的对象。符号学、长镜头理论等随之涌入中国电影学界，引起争相讨论与学习。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也纷纷将目光望向西方的电影思潮、电影节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电影理论成长的重要部分。可见，借鉴是戏剧影视发展不可避免的一条重要之路，也是彰显中国化智慧的重要路径。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戏剧影视学知识理论，以平等与包容的心态平等对待，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民族性更符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需要，也使蕴含民族性的戏剧影视作品及戏剧影视知识体系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

民族性强调了戏剧影视学的知识体系创新，要总结好我国的实践发展经验，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世界性则强调了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要服务于世界，通过对中国问题与实践的理论总结，为世界发展、人类未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因此，讨论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规律，离不开辩证地从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世性的结合寻找答案。构建具有“中国味”的戏剧影视学科，要主动从中国实际问题入手，以“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当下的难题，切实回应当下社会发展、百姓生活的呼声。用开放的视野，有力的笔触，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之声，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思路，彰显中国在国际上的担当和实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理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指导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也是创新发展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与戏剧影视学在新时代的实践，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积极借鉴人类戏剧影视学的优秀文明成果，根据该学科创新的规律，有意识总结与理论升华创新的成果，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开放的、动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