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杨晓颖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指在抗日战争末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1]644。解放区通常在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依托。当时，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各解放区的教育形势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教科书作为解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其编撰工作适应了不断发展的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为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解放区普通教育教科书为例，阐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发展的概况、特点及启示。

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要探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概况，首先须明确解放区的行政区划。学界对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划分说法不一，如马洪武与王明生在其主编的《革命根据地史话》中，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分为东北解放区、西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华北解放区[2]160-161。笔者主要结合地理划界，并依据董纯才编写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3 卷），将解放区划分为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苏皖解放区、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无论是在数量规模、题材选择，还是在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是值得充分肯定与深入研究的。仅就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数量规模而论，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1919—1949）》的粗略统计可知，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共编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约356 册，其中小学教科书302 册，中学教科书54册。以小学教科书为例，其中包括《小学国语》《小学历史》《小学地理》《小学算数》《小学自然》《小学常识》《小学卫生》等[3]51-112，类别不可谓不多，内容不可谓不丰富。这也足以证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关于各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简要情况，现分述如下。

（一）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华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教育体系及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5 年9 月国民党首次进犯华北解放区至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在此时期，教育要为战争服务，同时配合土地改革。因此，教科书编撰的目的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其革命斗争的勇气和终将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而教科书编撰的内容，则应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1945 年10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课本、群众读物、儿童读物的征集与奖励办法》，规定应征和受奖的读物要反映与指导边区人民的实际斗争，适合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形式和题材要通俗易懂[4]299。1945年12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织重新编订解放区小学教科书，新版教科书将“国语”和“常识”合编在一起。此时的教科书编撰工作不仅注重时事政治，而且注重常识教育。有部分教员还将具体的人和事编成快板小调，作为教科书的有益补充。教科书编撰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在教科书的题材选取以满足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还体现在表现形式注意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年龄特点。第二阶段，从1948 年8 月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此时期，华北解放区的教育逐步向新型正规化方向迈进。由此，在教科书编撰原则方面，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教科书编撰要遵循集中编审、分散发行的原则，同时加强对教科书编审工作的组织领导。小学至初中的各科教科书就此开始有序重编，教科书编撰工作走上正规化道路[5]。在编撰主体方面，1949年4 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建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得益于该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各种版本的教科书被重新修订，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包括《国语》和《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中小学教科书陆续出版发行，切实满足了华北解放区教育发展的需要。

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成绩斐然，而这并非一日之功。以《小学国语》教科书为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已编撰修订四次，共出版《小学国语》教科书27 册，这也为华北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后续编撰修订积累了宝贵经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又先后经历两次编撰修订，具体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编撰修订概况

受益于多次编撰修订，华北解放区的《小学国语》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上，还是在目标要求上都更加科学、合理。

（二）东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东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辟创立的新解放区。从改造旧教育、创立新教育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再到东北全境解放，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在不断改造中走向正规统一，教科书编撰工作也随着逐步落实“新型正规化”思想而不断发展完善。1948 年10 月发布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而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大批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服务建设事业的需要[6]。因此，东北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在目的方面，努力满足当时东北教育发展的需求，培养大批人才；在实施方面，主要吸取了华北解放区的经验，对华北解放区的教科书进行了选择和修订；在内容方面，为加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的联系，对教科书内容的选编尤为注重战争生活、生产劳动。1948 年8 月，新一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此套教科书在封面图案、具体章节、配图设计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改进，色彩更加明艳、内容更加丰富，更为注重知识性与密切联系实际。在编撰主体方面，1946 年11月召开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开展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其中，中等学校教科书由东北大学负责编写，小学教科书则由董纯才等负责编写，并以各解放区的小学教科书为参照。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组织下，共编写小学教科书14种40册，中学教科书9 种9 册，社会教育教科书2 种2 册[7]164。此外，东北解放区人民政府教育部也组织编写了中小学教育系列教科书，包括《国语》《算数》《历史》等。这些教科书的体系相对完善，覆盖范围广泛，科目较为齐全。而在编撰原则方面，政治、历史、国文等科目必须按照要求编撰新的教科书，而且教科书的编撰“必须是合于科学的，并且合于学生程度与教学进度的”[8]。由此，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在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有力支撑下得以稳步发展。

（三）陕甘宁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陕甘宁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区创建之后，此前编撰的教科书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民主建设与培养人才的需要，新版教科书的编订迫在眉睫。因此，陕甘宁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在目的方面，要满足战时培养人才的需要；在内容方面，不仅贴近生活，还应兼顾英雄事迹、劳动观点、科学知识的阐释。以《初小国语》第2 册为例，50 篇课文的主题内容分布情况如表2 所示。譬如胡乔木主持编撰的《中等国文》，在选文上比较注重将语文规律的价值和政治价值、一般知识价值结合在一起，如《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三国演义》中的《隆中对策》等皆是典型代表[9]462。至于中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类科目教科书的编撰，则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紧密联系，知识的实用性及教科书的规范性、科学性就此逐步加强。在编撰主体方面，成立的教科书编审室负责编辑和审定新教科书[9]432。由是，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1946 年6 月，为满足学生对教科书的需求，解放区教育厅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新版小学教科书的编印工作，并出版了教育参考书和儿童读物，如《新百家姓》等[7]212。

表2 陕甘宁解放区《初小国语》第2 册课文主题内容分布情况

（四）晋绥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晋绥解放区是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教育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整顿提高到学校教育停办，再到恢复发展及逐步正规化三个阶段。在整顿提高阶段，为使人民大众在文化上逐渐得到解放，也为遵循整顿学校教育的决定，教科书编撰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培养其服务社会的能力。教科书编撰的内容要反映解放区建设事业，更多地选择人民领袖和革命故事作为题材。在恢复发展阶段，因过去战争环境中敌人的严重破坏以致学校教育一度停办的现实状况，教科书编撰工作曾面临重重困难。因此，该阶段教科书编撰的原则是尊重文化、联系实际。在逐步正规化阶段，1948 年8 月，学校教育恢复后，虽然各年级的课程和教学要求已有规定，但教科书未能一致。当时，每个解放区在各自范围内一般使用自编教科书，如果相邻解放区的教科书编写质量高，则也可直接拿来使用，或稍加改变后再使用[9]467。例如，晋绥解放区的中学就依照华北解放区的教科书进行教学。而随着学校教育恢复进程的加快，晋绥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在目的方面，开始注重满足解放区各学段对教科书的需求；在内容方面，各科教科书均突出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村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群众生活和儿童生活情况，权衡各类必须学习的知识的比重，安排适宜的教学分量和进度[10]155。由此，晋绥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

（五）山东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山东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末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革命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其教育经历了从肃清敌伪奴化教育的影响、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到全面投入解放战争、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再到济南解放、整顿与恢复三个阶段。山东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也在波澜起伏的战争背景下逐步开展。1946 年2 月，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整理与发展小学的指示》，决定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方式，并重新编撰小学教科书，由此揭开了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序幕。其编撰目的是引导学生重视文化学习，适应和服务于支持解放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总任务；编撰内容更加突出对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删除之前增加的战时常识部分，学科知识的编撰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而在编撰主体方面，1947 年3 月，山东省教育厅成立了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戴伯韬、孙陶林、罗竹风、杭苇、蔡迪担任委员会领导组成员，下设国文、数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6个科目编写组，按普通中学的要求编撰一套教科书，既供普通中学教学之用，也可作为各类中等学校教科书的基本参考[4]344。从1948 年8月到1949 年2 月，山东省内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教科书内容开始被逐步改造。在城市教育事业恢复发展过程中，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要求，学校一律使用新的教科书，如无新教科书则暂用旧版，但必须删除其中违背教育方针的内容。

（六）苏皖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苏皖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组建的。在经历短暂的和平民主、跌宕的解放战争、空前的洪水灾情后，苏皖解放区的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到1947 年4 月，苏皖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有了新进展。按照政府要求，教科书编撰的目的是深化学生的政治认识和文化科学知识，以帮助其运用知识为群众服务；编撰的内容则根据形势予以修订，如政治科目教科书的编撰选取了战时案例，以促进其革命思想的树立、政治信仰的坚定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在编撰主体方面，1945 年12 月，苏皖解放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了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室，杭华担任编审室主任，半年内陆续编有中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目和小学数学、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11]。这些教科书或源自改编，或立于重写，都对当时解放区教科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此外，因受汪伪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苏皖解放区教育的早期发展曾一度面临严峻形势。为消除不利影响，解放区政府对教科书编撰工作作出规定，由教育厅对教科书进行选编，在教科书编撰工作结束之前，可采用部分旧式教科书，但必须删改不符实际的内容。其中，中等学校的教科书可根据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暂行自选或自编，但须于事先送呈主管机关转解放区政府审核[12]300。总体而言，苏皖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同各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有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迫于战时形势作出的改进，还是根据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而进行的内容补充，其教科书编撰工作整体上体现出明显的提高。

（七）中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中原解放区是在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教育在曾一度陷入停顿或瘫痪的状态中艰难推进。此后，随着解放地区越来越多，教育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在编撰目的方面，中原解放区旨在培养具有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人才，以免造成知识分子断层的危险[13]238。在编撰内容方面，中原解放区的教科书多是参考其他解放区的教科书改编而成，如小学部分科目的教科书参照山东解放区教科书改编出版。根据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规定，编撰教科书大多依照华北、东北、华东各解放区的通用课本，其中如果有不适合之处，可酌情增删[14]580。在编撰主体方面，由中原解放区教科书的版式可见，其编撰主体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其中又以前者居多。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不仅体现在教科书数量的持续增多，还表现在种类与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教科书更新速度的加快和编撰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教科书的每一次修订或重编不仅推动了解放区教育的进步，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46 年年初开始，东北、华北、山东等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开始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发展，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学生数量日渐增加。仅在华北解放区，1946 年就有初高级小学23 300余处，入学儿童1 464 700 余名[4]322。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多，促使教科书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在恢复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各解放区积极组织有关部门、专业人员有序编撰教科书，并不断加以修订以适应各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变化，从而为解放区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巩固与提高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均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学校教育任务，拟定教学计划，调整课程体系，编写或修订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撰工作主要体现出政治性、生活性、组织性等特点。

（一）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政治性

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出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形势、宣传革命战争思想及促进学生革命政治思想形成等作用。自解放战争开始，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依据战时要求发生了新变化。例如：华北解放区在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撰要旨中强调，要充分结合革命战争形势和具体实际编写教科书；苏皖解放区在《战时教育方案》中规定，教科书内容要与战争生活紧密相连，应选取战争中的经典范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解放区教科书内容的选编可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和战时需要作出适当调整。例如，解放区的思想政治课多采用战时范例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增强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因此，教科书编撰工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媒介。如华北解放区《国语》教科书第3 册的课文《翻身谣》中写道，“高山流水哗哗响，以前的日子好凄凉……出了救命的共产党，领导群众把身翻，打倒地主和魔王”[15]88，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群众生活的新面貌。由此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支持和拥护。另外，有关国统区群众生活的悲惨状况，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以及国民党腐败统治所导致的权力滥用、社会不公等严重后果，在解放区的《国语》和《历史》教科书中均有所涉及。

（二）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生活性

解放区的主体位于农村，其教育发展的主体依托也在农村。因此，教科书在内容取材方面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其中的乡村图景、人物故事、常识内容，甚至是数学应用题，大多根据农村生活实际改编。为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群众生活与农村生产，部分解放区还将“国语”和“常识”合编为一种教科书供学生使用。以华北解放区于1949 年1 月出版发行的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为例，据编撰要旨介绍，该教科书共计8 册，由“国语”“常识”合编而成，供初级小学四年级使用。该教科书在内容选编上侧重乡村，整个教科书的58 课中有44 课都是关于生产劳动的内容，如《纺织》《手工造纸》《磨豆腐》等。这些课文的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生活实际，真切生动地刻画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可见，当时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与生产劳动实际紧密相连[16]。

（三）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组织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各解放区不断壮大，其教育的发展也逐步适应新形势变化。尤其在学校教育恢复发展的过程中，为保证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也必须同步提高。因此，无论是老解放区（如陕甘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如东北解放区），都高度重视教科书编撰工作，并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开展。例如：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均在1946 年9 月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提出教育应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的目标；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与陕甘宁解放区也通过召开会议、提出方案、制定原则，对学校教育正规化作出具体说明。教育发展正规化的要求，带动了教科书编撰工作的相应调整，以配合学校教育的转型。于是，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得以稳步推进。各解放区均设有教科书编审机构，配备教科书编审队伍，充分保障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有序进行。叶圣陶、徐特立、董纯才等著名教育家纷纷投身于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并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为解放区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把握方向，使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不断趋于正规化。

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教育光芒。教科书不仅承载着解放区的精神，还记录了解放区的文明发展；不仅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支柱，还是中小学生、干部群众的思想启蒙工具；不仅传承了革命战争思想，还传播了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就此而论，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提供重要启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一方面，教科书作为知识和思想的输出媒介，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承担起宣传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呈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推动革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使命。无论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教科书均成为人民群众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地位、了解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的初衷和信念的重要载体。各解放区政权的建立、稳定与巩固，都与教科书发挥出的政治宣讲与动员作用密不可分。得益于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教科书的全面性、规范性、普及性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也为解放区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提供了坚实平台，更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当前时代发展速度加快、网络信息冗杂繁多的背景下，教科书编撰工作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才能宣传好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好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正做到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教科书作为人类思想精粹的知识载体，应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如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通过选用大量英雄事迹使学生了解解放战争的艰难与和平的来之不易。为使青年一代不忘战争时期的艰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从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特点、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汲取经验，传承红色事迹，将奋斗精神延续，使教科书成为赓续红色血脉、彰显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又如，解放区的《国语》等教科书以乡村生产生活为中心进行编写，语言通俗易懂，展现了乡村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当年轻学子对生养自己的那块土地所隐含的深厚文化，以及对厮守在那里的人们，在认识、情感与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亦需要当下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吸取历史经验进行有效修订。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科书的编撰要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不仅表现在教科书编撰的内容题材选择方面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排审查方面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还体现在教科书内部的组成要素上。如教科书的插画要切合年龄特点，积极阳光，与教学内容相得益彰，从而“有助于加快学生的认知过程，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加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17]，实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和行为引导。基于此，才能切实有效地体现教科书编撰的意义和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要契合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依据，这是既定事实，也是客观规律。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内容选择、结构编排及文字编辑特点，都深受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有序开展，不仅紧密关联战时形势的变化，还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处农村，因而农村社会生产成为解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各解放区的教科书中，多有关于农村生产实际的内容，如《怎样种棉》《城市和乡村》等，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技能，还能使学生充分了解解放区的发展状况，以此增长见识、锻炼本领，更好地投身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领域层出不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引领，拥有完备的人才队伍，也就拥有了大力发展经济的强大后盾。因此，教育要为培养素质全面的时代新人作充分准备。作为教育发展关键要素之一的教科书，其编撰工作就必须牢牢把握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掌握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基础上，遵循教育与经济社会相联系的原则，合理、科学、系统地选择和编排教科书的内容，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作出适时调整、更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要突出统一的组织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正是在各解放区教育部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不断发展创新，才使特殊时期的教育有了赖以发展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要突出统一组织领导，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统一教科书编撰标准。统一的编撰标准是确保教科书编撰质量的前提。当前，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教科书作为教育资源之一，其编撰标准对农村和城市教育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教科书的编撰标准不应因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同而存在差异，统一的教科书编撰标准是实现全国范围内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该在统一标准下有序开展。

二是统一教科书的编撰、审查、使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科书编撰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统编教科书已于2019 年秋季学期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普通高中三科（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统编教科书也将实现所有省份“全覆盖”[18]。对于此类科目的教科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性较强的教科书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教科书，必须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19]，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统一教科书编撰要求。无论是行文还是格式，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要求都应该确保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或理论的阐释要通俗易懂，结构、顺序设计要科学合理，这样才能有效增强教科书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帮助学生系统掌握知识。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抓手，统一的编撰要求有利于各地区、各阶段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沟通，有助于加强教科书的普适性，对教科书事业的规范发展大有裨益。

四、结语

时代在发展变化，教科书事业也需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创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或困难重重，或稳步前进，逐渐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不断发展完善。无论是来自苏区或是边区教科书的继承，还是因战时形势不同对之前教科书的调整，抑或是根据时事变化作出的改变，教科书的每一次修订、重编，都给解放区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也成就了艰苦岁月下教科书事业的创新发展。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对中国教科书事业接续发展的有力推动，使其在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熠熠光芒，即便存在不足，却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时代所需、人民所需、教育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