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慧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数度进出影坛，其艺术之路颇多坎坷的香港导演林德禄终于在2014年以《反贪风暴1：Z风暴》赢得公众瞩目。在这部电影中，林德禄将其早年在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从事宣传工作时的亲身经历与商业类型片在视觉图谱、情节内容等方面的程式相结合，令观众于《无间道》系列、《窃听风云》系列后再次感受到了香港犯罪动作电影的魅力。电影上映后，林德禄又推出了四部续集，电影的票房成绩也从《反贪风暴1》的九千万上升到《反贪风暴4：P风暴》的八亿，作为最终章的《反贪风暴5：G风暴》也未虎头蛇尾，同样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与票房成绩，为整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说，《反贪风暴》系列再次力证了香港电影工业体系并未式微。五部电影中蕴含的林德禄本人明确的类型观念以及香港电影成熟的生产、营销机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反贪风暴》系列的类型化背景

电影是工业与艺术共同成就的艺术门类，而类型电影更是现代工业机制与电影人个人的艺术创作充分互动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初，一种类似流水线的电影类型化生产模式为好莱坞电影人率先采用，并很快成为世界范围内商业片的主流创作方式。“制片厂对标准化技巧和故事公式——确立成规系统的依靠，并不仅是生产的物质方面经济化手段，还是对观众集体价值和信仰的应答手段”。正如托马斯·沙兹所指出的，类型片是高度依靠于固有的成规和公式的。一方面，这源自制片厂节省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的经济需求的驱使；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看到，从观众的角度来看，类型片是一种当代的“神话”。换言之，类型片意味着观众的某种现实/历史经验，心理期待在戏剧格局中的浓缩。如在犯罪类型片中，观众凭借自身的生活体验，相信警匪矛盾的存在，同时又基于对自身利益被保护的期盼与对正义力量的信赖，希望矛盾以坏人被绳之以法的形式解决。这一矛盾的出现与最终消弭，正是被类型片反复运用的，在生产系统中已经成规化了的叙事模式。而如若观众不再希望看到某一模式，制片厂也同样会做出调整，给予观众新的创意。类型片正是以这样一种协调了生产方与消费者的方式，促进着商业电影的长期繁荣。

与内地电影此前因“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力量还不足以彻底动摇以精英话语(审美话语)为主导的艺术力量。此外，‘载道’的艺术观念作为一种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类型化的起步较晚不同，香港电影更早实现了影视产业机制的高度开放化与市场化，诸多类型片在流变中渐渐定型，并展现出创作周期短，续集或重复性的仿效作品出品快、经济收益良好的特点。以犯罪动作片来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谐趣功夫警匪片，其后又根据主人公身份的不同而分别出现了英雄片与枭雄片，甚至还有黑帮青春片。而在21世纪初期，内容阴郁、基调悲沉的黑色警匪片则随着《无间道》系列的问世而大行其道。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与内地电影人磨合的完成，《寒战》系列、《毒战》《廉政风云》等则显现出一股锐意进取的风貌和强大市场号召力，提振了人们对该类型片的信心。可以说，香港电影人在讲述执法者与不法分子冲突故事方面是具有丰富经验，驾轻就熟的。在近年试探内地市场后，犯罪动作片依然被香港电影人视为己方优势所在，这也正是《反贪风暴》系列得以悉心致力贴合类型规则，赋予观众观赏快感的创作背景。

二、《反贪风暴》系列的类型形态呈现

对于类型片的标准化技巧，有学者总结为，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影片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制片人为他指定的影片类型的基本规定，即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视觉影像”。这三点正是类型片得到观众确认，调动与满足观众观看热情的基础，它们在《反贪风暴》系列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公式化的情节

一般来说，商业电影都倾向于在90分钟至两小时的时间内为观众讲述一个主题鲜明，脉络清楚，有明确起始、转折与高潮的故事。就犯罪动作片来说，其公式化的，已为电影人约定俗成的情节设定应为：案件发生—平衡被打破—查案者介入，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受到一系列干扰—最终查案者排除万难—真相水落石出。整个故事应按照时间发展序列讲述，即使适当加入倒叙、插叙或多线叙述，也应给予观众首尾完整，因果相连的感受。而主人公所遭遇的困境和所揭开的真相，也应根据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逐步扩展与强化。《反贪风暴》系列在情节设定上正是如此。

以《反贪风暴1》为例，以黄文彬为首的商业犯罪搜查科对香港会计界教父罗德永的搜查毫无结果，随后出现了揭发罗德永的信件，同时黄文彬妻子也来到廉政公署对黄文彬进行实名举报，使得一桩千亿洗钱案浮出水面，廉政公署的首席调查主任陆志廉与同事展开调查。同时港府对廉政公署施加压力，警方对廉政公署处处不配合，以及律师胡志勇及其背后的“佐罗”铤而走险，开始杀人灭口，种种困难也随之而来。最终电影以胡志勇被捕，其操作的Z基金被终止上市，香港人民150亿关怀基金的损失得以避免结束。后续四部电影的情节设置也都大同小异。观众的生活经验与逻辑(事件按时间顺序展开)和基本道德认知(邪不压正，真相必然大白于天下)都得到迎合。

(二)定型化的人物

定型化的人物承载了观众对于某种道德风范，个人性格魅力等的向往，是电影中对抗力量的承受者，也是观众产生移情的对象。如西部片中身手不凡，纵马持枪，以帽子、皮靴和风衣为服饰的牛仔或枪手，爱情片中深情款款，外貌俊美的年轻男女等，便是该类型片中不可或缺的定型化人物。一旦人物脱离了特定形态，观众往往便感到索然无味。在犯罪动作片中，忠勇正直的侦探/警察等(如《无间道》中的陈永仁、黄志诚)，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反派人物(如《无间道》中的韩琛、《无双》中的“画家”)，蔑视法律、粗暴嗜血的杀手(如《窃听风云3》中的罗永就等)则是必有的定型化人物，他们共同承担了阵营对抗、悬念营造以及价值观宣讲等任务。

在《反贪风暴》系列中，陆志廉、程德明、王漫玲、谭美莉等廉署执法者便是铁面无私、严守纪律，同时又业务能力过人、智勇兼备的侦探式人物，反派如“佐罗”、申华山等，则是老成凶险的幕后遥控者，而代表其走向台前的犯罪者如曹元元等，则凶残、自大。同时，电影还设计了负责插科打诨，制造笑料的小人物，如《反贪风暴1》中的私家侦探，《反贪风暴4》中的王蓝禄等。而在定型之中，如又让人物有一定的个性或人物弧光，便能顺应观众对人物多元化、丰满化的审美倾向，进一步促使电影走向成功。如《反贪风暴2》中的杀手宋仁信固然杀人手段残忍，但他幼年曾是战地遗孤的经历和临死前救了刘爱碧一命的自我救赎，又让观众嗟叹不已；而刘爱碧的哥哥刘保强原是一个作风懒散，喜爱赌博的警察，但最终改邪归正奋发自强，这一角色比始终刚正不阿的陆志廉更富个人魅力。

(三)图解式的视觉影像

电影类型直接决定了视觉处理的方向，这其中就包括图解式的视觉符号的加入。如战争类型片中人物于残酷战场上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厮杀场景，谍战类型片中的异国风情以及主人公对各种高科技工具和装备的运用等，观众因这些视觉影像而能迅速进入具体情境中。在《反贪风暴》中，电影一方面充满了动作类型片所必备的具有形式冲击感，让观众极度焦灼激动的动作、运动场面，如《反贪风暴2》中宋仁信骑着摩托车飞速穿行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在人物还来不及反应之际就掏枪射杀汽车中的目标并迅速逃之夭夭；廉署工作人员被手持球棒的古惑仔们包围；《反贪风暴3：L风暴》中为灭口制造的汽车爆炸，海滩斗殴；《反贪风暴4》中的监狱大战等。另一方面电影又强调人物所处的高科技得到运用的现代都市背景，如主人公穿行于香港海边的高级别墅、办公楼，于装潢豪华的马会、购物中心等地办案，拥有霓虹闪烁赌场的澳门，高楼林立的北京和深圳等也频频出现。在主人公运用连警方也为之艳羡的窃听、监视、跟踪器材等的同时，反方人物亦熟练地操作电脑完成反窃听、转账洗钱等操作。这些也都确保了电影的商业性，确保其能取得预期的市场成绩。

三、《反贪风暴》系列的类型理论践行

我们除了可以在具体的形态上，总结出《反贪风暴》系列对类型片基本规定的遵守外，还理应注意到，在更深的层面上，《反贪风暴》系列还践行了由学者总结的文化冲突、精神慰藉等与类型片相关的理论。

首先是文化冲突理论。美国学者里克·奥尔特曼认为：“像所有形式的娱乐一样，类型影片兼有‘文化’与‘反文化’的双重特性，它们表现出来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能纵容的成分，却又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信条。”类型电影中总是充满某种辩证的二元对立性，不同的文化价值在情节中发生冲突。在《反贪风暴》系列中，主人公身为廉政公署的官员，在多年的反贪工作中，数次命悬一线，主人公身上肩负的公正、廉明、勇敢等价值观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是具有普适性，足以弥合文化藩篱的。而与主人公所发生冲突者，即涉及贪污腐败案件中的人物，除了大奸极恶的反派外，还有一些误入歧途的小人物。如《反贪风暴1》中梁安莹为了报答胡志勇的“救命之恩”，以及轻信胡志勇的甜言蜜语，成为胡志勇进行性贿赂的工具；《反贪风暴5》中在海关工作的程非熊之所以帮助货柜逃离检查，也是因为他想获取金钱来孝敬父亲，让一直只为哥哥程德明骄傲的父亲也对自己青睐有加，也正因这一点，程非熊一度在执法中发生动摇。人物的孝心、虚荣抑或朴素报恩思想等，都是契合人物的身份与经历的，是观众能够充分理解的。这些立场与动机充分地解释了人物的行为，也让戏剧冲突时双方价值观的对抗具有了力度与深度。

其次是精神慰藉理论，即电影有的放矢地给出现实矛盾的虚拟性解决方案，让观众暂时得以慰藉。美国电影学者赫斯认为，现实中的种种冲突和压迫，无论是来自大自然的如地震、海啸等灾害，抑或是社会中的疾病、仇杀、歧视等，都会给人们带来恐惧心理，当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有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而类型电影的意义之一则是暂时缓解人们的恐惧，让人打消行动念头：“类型电影引起满足感而不是触发行动要求，唤起恻隐之心和恐惧感而不是导致反抗……当我们回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时，这些冲突依然存在，于是我们便再到电影中去寻求安抚和宽慰——这就是类型电影受欢迎的原因。”《反贪风暴》中的核心犯罪是动摇社会根基但对抗性并不明显的腐败案，而人物为了掩盖罪恶不惜制造大量暴力流血事件，让银幕内外的人都陷入紧张情绪中。如《反贪风暴2》中的连环杀人案，《反贪风暴5》中引发国际关注的海关枪战，天文馆爆炸案等，直接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令观众恐惧的事件。而这些案件最终都以廉政公署的胜利结束，无论案件的幕后黑手拥有怎样的权势，最终都俯首认罪，而直接为其制造刑案者也往往死于非命。整个系列尽管每一部中廉政公署都付出了代价(如伦天源、王蓝禄的牺牲)，但整体上依然保留了乐观向上的基调，电影甚至会让一些观众喜爱的人物“起死回生”，如刘保强在身中多枪后不仅未死，还从重案组的帮办升职为联合财富情报组总督查，满足着观众潜意识对圆满、安全生活的期待。

最后则是选择偏好与优势张扬理论，即顺应观众有所侧重的审美偏好，而非力求实现电影在艺术上的完美自足。有类型电影学者注意到，类型电影的观众其偏好本身就是不均衡的甚至是近乎病态的，“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整部类型影片，倒不如说是影片中那些体现着优势的形态和特征”。观众对于符合自己偏好的部分内容有着极强的期待，而对其他方面则可以降格以求，这也就造成了电影人将观众注重和期待的部分进行张扬与强化。如动作片会将大量篇幅分给武戏，并对每一个武打场面进行精心设计，而文戏的空间和质量则势必要遭到一定压缩。《反贪风暴》系列亦然。和《无间道》系列、《使徒行者》系列类似，电影一方面提高了动作场面出现的频次，另一方面又有意使其具有更强烈的视听效果，以满足观众的偏好。陆志廉等廉署执法者虽然终日西装革履，但总是行走于枪林弹雨之中，动辄与敌人展开追车或枪战，浑身伤痕累累。这种优势张扬也带来了情节的重复，如观众甚至可以预料到，当陆志廉要将人物带到廉署的安全屋时，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就要在并不安全的安全屋中展开。同时武戏也挤压了文戏的空间，使得人物的打斗略显突兀，如《反贪风暴3》中去到深圳的美莉在出租车上与司机的搏斗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电影的艺术性，却能极大地赢得观众的肯定。

四、《反贪风暴》系列对国产片的类型启示

我们如若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还可以发现《反贪风暴》系列对国产电影类型化的推进与发展还有如下启示：

一是类型电影的创作有必要实现充分的本土化，让本土在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特色得到彰显，让本土的民族精神内核得到发扬。国产类型片固然可以就情节、人物和视觉影像诸要素，以及在慰藉观众、优势张扬方面对好莱坞电影有所借鉴，但电影的叙事内容，电影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所发出的民生诉求，则势必是植根于本土的。以《反贪风暴》系列来说，林德禄在看到如普通犯罪动作题材，包括犯罪题材下细分的卧底、窃听、毒战等内容基本上都已在港片中得到深耕之后，将目光对准了香港另一支纪律部队，独具特色的“老廉”，巧妙地揭示其与警方既有合作，又彼此戒备，甚至彼此拆台掣肘的复杂关系，同时宣讲传统警匪片不曾提及的，同时又让港人深以为傲的社会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在《反贪风暴5》中，更是意味深长地回顾了廉署的历史，直击港人的本土文化经验与记忆。电影在灵活运用原有犯罪动作片的各桥段(如主人公屡屡被要求限期数天破案，或是主人公冒充社团人员、内地富豪与对方斗智斗勇等设计，其实都在过往电影中屡见不鲜)的同时，又成功激活了香港本地观众的自豪感与其余地区观众的好奇心。对于内地电影人来说，这种从本土挖掘资源的姿态是值得借鉴的。

二是要想维系一个IP的市场竞争力，电影就有必要在一定的框架内，适时地做出演变与调整，与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如在《反贪风暴》系列中，一开始，林德禄试图讲述的只是廉署的故事，但随着《反贪风暴1》在内地收获好评，林德禄很快为反贪队伍加入了内地检察官的角色。反贪总局行动处处长洪亮、女检察官丁柔等角色，便在后续几部电影中展露出了不亚于陆志廉等人的风采，电影甚至有意在选角和情节等方面与内地观众喜爱的反腐倡廉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进行联动。很明显，与CEPA试行初期，两地合拍《无间道3》时，“此时尚属合拍的磨合期，两位创作者麦兆辉、庄文强不了解内地公安，庄文强创作时颇感困惑”不同，林德禄表现出了对内地反腐精英检察官们在信念、能力、工作方式等方面的较好了解，已经能充分协调人物与人物间的关系，两地执法者的合作毫无生硬之处，电影实现了“港味”与内地价值观和叙事尺度的和谐共振。这种积极的自我调整，也是内地电影人理应效仿的。

目前，国产电影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在对好莱坞商业片的借鉴中，电影人也有了较为明晰的“市场细分”(Marketing Segmentation)观念和类型意识，但相距拍摄出能与好莱坞相抗衡的类型片，或是创立一个经久不衰类型IP的目标，国产电影还有一段距离。而林德禄的《反贪风暴》系列则可以说在具体类型形态的运用，对相关类型理论的实践，乃至导演本人富于在地性和灵活性的创作思路等方面，为国产类型片尤其是犯罪动作片做出了有益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