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媛

(长治学院, 山西 长治 046000)

李骏是极具商业头脑的导演，多年深耕主流影视剧创作，凭借其纯熟的电影语言和成熟的商业理念，从电视剧到电影创作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堪称经典。李骏的作品兼具现实意义和商业价值，既有深沉的现实主义思想，也有张扬的商业主义表达，当中既有对社会民生热点的针砭，也有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主动复归。李骏导演的作品总能恰到好处地糅合多种素材元素，精制成为普适性和传播性极强的商业作品。

一、融合现实主义、主流价值观与商业价值的新主流电影创作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商业电影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改过去商业电影备受诟病的浮夸空洞的创作特征，艺术性与商业性逐渐实现了平衡的同时，口碑和票房也在趋向双赢。既有冲入商业院线的现实主义“黑马”《我不是药神》，也有奏响主流意识形态与底层群众叙事共同合奏“主旋律”的《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你好，李焕英》的中小成本喜剧电影的突围，都表现出商业电影在新世纪涌动的创作活力和可能性。李骏从拍摄电视剧起步，每一部作品都堪称是“年度大戏”、舆论焦点，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李骏的电影创作始于1997年，《沧海有情人》作为同名电视剧的电影版，当年就凭借流畅的叙事语言和精致的画面质感圈粉无数。直到2016年，李骏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作品《惊天大逆转》公映，将动作、悬疑和犯罪多类型融合，是商业电影工业化制作纯熟的一部作品，与韩国的跨国合作拍摄进一步彰显了李骏执导商业电影的能力。也正是从《惊天大逆转》开始，李骏的商业电影创作才正式开始。

即便置于当下的商业电影语境，时隔六年的《惊天大逆转》依然是一部叙事缜密、风格鲜明、制作精良的商业电影。既有《催眠大师》一样的烧脑推理和意外结局，也有稳扎稳打的动作场面，尤其是在爆炸案叙事线结束以后，又展开了另一条叙事线，深化了人性叙事的维度。然而，《惊天大逆转》的叫好又叫座始终只能停留在爆米花电影的范畴。2019年上映的《长安道》更像是李骏多年电视剧拍摄经验的厚积薄发，更具有李骏的“作者特征”。海岩小说原著《长安盗》和故事的真实事件依据，使这部电影在商业类型片之下具有了现实主义的表述维度。影片在对“武惠妃敬陵盗墓案”事件的影像还原，包括文物警察首次在大众视野的亮相，以及为了保护国家文物而牺牲的警察形象，有着主旋律电影的表述向度，同时又是极具现实性的；而对于范伟饰演的历史教授万正纲的伪善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则向深层次的人性挖掘方面更进一步，有着李骏电视剧创作中人物塑造和人性挖掘的风格痕迹。正因如此，《长安道》既在主旋律电影上有所建构，同时具有现实主义表达的思想深度，环环相扣的叙事和目不暇接的镜头都彰显着该片的商业属性，也因此该片的观众口碑才如此之高。

《长安道》上映的2019年对于中国电影也是特殊的一年，《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主旋律商业电影的集中上映，表明了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市场需要更多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有着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意识的商业电影。因此，李骏在2021年推出的灾难片《峰爆》则显得十分顺应市场发展并契合时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峰爆》所呈现的“中国式救援”丝毫不亚于好莱坞灾难大片，无论从视觉奇观程度，还是心理紧张程度，都表现了当下中国商业灾难片的优秀制片水准。《峰爆》在灾难片的类型外壳之下，是主旋律商业电影的内核。此外还以虚构的叙事内容为依托，塑造并追忆了真实历史语境下的铁道兵群体，故事时间之外的叙述时间被延长，丰富了影片的叙事主旨与文化内涵。并且，影片的主旋律色彩丝毫没有影响艺术表现力，尤其从个人英雄主义成功剥离，在丁雅珺带领直升机最后折返营救洪翼舟的紧张情节中复归集体主义。多类型融合、多叙事线索复合、多主题主旨表述下的《峰爆》，在复合叙事话语语境下高度完成了现实主义表述，生成了多重审美维度，成为2021年的国内院线大热作品，成为李骏转型成为商业电影导演的代表作。

因此，李骏的新主流电影创作不仅遵循了时下商业电影的发展，也把自己多年来由长期电视剧创作汲取的养分反哺电影创作，使其电影作品高度风格化。

二、现实主义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男性叙事

个性鲜明、类型独特的“典型男性”形象是李骏影视作品的特色之一。李骏对男性角色的塑造具有强烈的“作者意识”，并且其早期的电视剧导演生涯甚至以擅长塑造银幕“硬汉”著名，孙红雷就凭在《落地，请开手机 》中饰演的王浩塑造了自己的“银幕硬汉”形象。但是，李骏并非一味地在打造“银幕硬汉”，《中国式结婚》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退维谷的妇产科男医生丁浩，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却也带有知识分子的懦弱；《双核时代》里永远长不大、散漫贪玩的李楠；《青瓷》中成熟稳重、风流倜傥的中年男人张仲平；等等。李骏打造的这些男性角色都并非男权代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这些男人都与作品播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相关联，他们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有着显著的社会现实性，他们身上都有时代的影子，李骏是在一种社会学的视野中辩证地审视了这些男性。

(一)辩证的“硬汉”与“英雄”

《落地，请开手机 》里的王浩的“卧底”身份赋予其英雄形象以神秘色彩。王浩表面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但他与李小晚的情感纠葛袒露了他柔软的一面，导演李骏将王浩这个“特殊的”英雄置于个人情感与职业使命相冲撞的道德泥潭当中，多方位地塑造了他的形象，面对心爱的女人李小晚和国家利益的选择，王浩尽显铁汉柔情与道德挣扎。此外，折射中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困境也成为李骏塑造人物，表达现实主义的途径，如《中国式结婚》的妇产科医生丁浩虽然在治病救人的职业范畴游刃有余，是患者心里的救命英雄，但面对爱人和家庭等关系时却处处暴露出无力与无奈，“结婚”最终发展成了一场“战争”。

《峰爆》塑造的洪翼舟的英雄形象是丰满而立体的，是典型的灾难片中的英雄人物，但被导演李骏赋予了强烈的“中国性”。洪翼舟虽然勇敢果断，在户外工作场地“飞檐走壁”，但始终无法克服对水的恐惧，因为自己12岁那年的一起事故，没能救起同时落水的母亲，他始终觉得愧对母亲，内心背负着巨大的遗憾和愧疚甚至是“原罪”，始终无法自我救赎，同时又被父权压抑着。在溶洞出逃的情节中，洪翼舟多年来第一次对父亲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知道，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认可过我”“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你觉着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淹死了我妈”，一语道出自己对于父权的厌恶与失望。在“埋下伏笔—解开谜团—自我实现”的路径过程之后，洪翼舟从一名好莱坞灾难片式的个人英雄，蜕变为彻底的中国英雄。

(二)男权主义的消解

在不同时期，李骏对于男权主义的表述有所不同，把男权主义融入情感空间和爱情主题，对男性形象进行升格，或是随着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化，转而开始解构男性、消解男权，转型女性叙事。这些都是李骏顺应主流话语和主流文化发展方向的男性叙事嬗变轨迹。

李骏始终在尝试在不同环境和背景下解构男性，深度审视当代中国男性的男权心理，尤其是《长安道》中塑造的万正纲的知识分子形象，完全解构了男性心理、解构了男权主义。当赵红雨告诉万正纲，他的妻子林白玉和林涛偷情时，万正纲一改温和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声色俱厉地连续说了几句“你放屁”，“万俊，我怎么做才能停止你对我的报复，你就这么想彻底地摧毁我，好，连我，连这个家一起摧毁，好吧！”而后亲手摔碎了玄关的两个花瓶，露出暴戾跋扈的一面，彻底撕下了自己知识分子的伪善嘴脸。赵红雨作为亲生女儿，当面揭露自己父亲万正纲的现任妻子出轨的现实，是对父权的一次嘲弄，触怒了万正纲身为传统的中国男性普遍的“性占有欲”心理和男性的性自尊，是对于万正纲的性自尊的一次触怒，这也直接导致万正纲对林白玉的复仇，即“协助”林白玉和林涛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影片对万正纲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男权形象的消解与讽刺并不止于此，随着万正纲狸猫换太子的盗窃文物的行为暴露，甚至在赵红雨中枪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放任女儿失血过多死去，将叙事推向高潮的同时，万正纲代表的虚伪狡诈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讽刺意味也被推向顶点。“爸爸现在一无所有啦，就剩下这点儿尊严和形象了。”面对垂死的女儿，万正纲想的依然是自己，利己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此外，邵宽城的角色设计更是对男性形象和男性权力的一次消解，女友鲁艺一席话犀利地揭穿了他职场和思想上的迷茫，“邵宽城，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当警察的时候你想着创业的事，现在让你好好创业了，你又放不下警察的事。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想当警察还是想创业”，犀利地指出了身为警察的邵宽城的尴尬处境。

《峰爆》同样对传统男权主义做出了反思与消解。影片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洪赟兵的男权思想，洪赟兵在消防队要求他远离受灾地点时，仍倔强地守在现场，认为自己救人在先，潜台词是要求肯定自己的英雄行为；在与儿子洪翼舟带领众人从溶洞逃生时遇到岔路，固执己见地想要选择自己认定的道路，认为自己的经验不会出错，即便是被洪翼舟说服、跟随儿子选择另一条路，依然在不断质疑儿子的选择和能力，甚至在不理解洪翼舟怕水的前提下，骂自己的儿子是“软蛋”“怂包”。洪赟兵是男权主义的肉身，是传统的中国父亲的代表，他所代表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直至洪翼舟关于无法救母亲一命的自我救赎式的自白，才真正动摇了洪赟兵的男权意识。

三、商业叙事中的现实主义“碎片”与现实镜像的叙述时间

纵览李骏的影视剧作品，“现实性”是所有作品的共性，由关于社会民生的作品，到表现个人历史风貌的年代剧，再到转型商业电影导演后的新主流电影，李骏都在不断完成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表达。李骏早期的电视剧作品以社会现实为根基，《中国式结婚》对中国社会结婚问题和文化现实的深刻反思；《青瓷》对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张仲平和韩雨芹的婚外恋呈现了当今社会中年男性婚姻的窘境，张仲平所谓的“职场情场双得意”，深刻地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婚姻观和感情观，虽然张仲平享受着这份“成就感”，但依然无法脱离社会道德的无形枷锁。

(一)散落在叙事中的现实主义“碎片”

在李骏的电影话语中，现实主义的表述则与电视剧截然不同，为了最大化地实现电影的商业性，现实主义表述常常以碎片化的形式散落在叙事中。例如《峰爆》不断用碎片化的内容堆砌和表现现实主义，洪翼舟的父亲洪赟兵在市场想要买一盆水仙花，售货员却因为他无法进行手机支付而冷漠地拒绝销售；进山大巴车上的保险男和直播女是活生生的“人间真实”，保险男不厌其烦、锲而不舍地在大巴车上向每一名乘客推销保险，直播女为了索要礼物赚钱，就连在大巴遇难生死攸关的时刻依然想着借有信号的手机开直播，而保险男在大巴更严重地二次坠入深坑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找保险单而不是逃生，深刻地反映了当前社会大众为了金钱奔波劳碌的艰难生存现状，以及各种文化滋生下的大众扭曲心理。这些碎片化的叙事内容见缝插针地散落在不同的叙事段落，完成了《峰爆》对于底层大众生存群像的塑造，积极地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共情的情感联系。再如《长安道》里想转行创业开发文物鉴定软件的文物警察邵宽城，有着知识分子爱面子、想被人崇拜的心理的万正纲，痴迷权力、金钱的林白玉，他们身上都散发着时代的气息，他们的所思所想都与现实社会互为镜像。

(二)故事时间之外现实镜像的补充叙述时间

《长安道》和《峰爆》都在故事时间之外延长了叙述时间，即基于真实的历史和事件虚构故事内容，但真实历史却以现实镜像的方式存在于电影故事的时空之外。《峰爆》就是以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中国铁道兵为素材，虽然故事内容是虚构的、商业化的，但其中表达的中国铁道兵精神是真实感人的。尤其是在影片完成了基本的故事时间之后，将结尾字幕时间置换为额外的叙述时间，播放了关于中国铁道兵的纪录片视频资料，配合文字说明，真实地还原了铁道兵的历史，将观众从奇观审美拉回到现实审美，进一步升华故事时空里洪赟兵用肩膀扛起了儿子洪翼舟，用生命的代价支撑其完成爆破任务的精神高度。洪赟兵为了铁道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被铭记，消解了故事时间内洪赟兵死亡的戏剧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故事时间内的叙事不足。

《峰爆》没有仅停留在娱乐性观影，而是进一步升华为对铁道兵的缅怀、纪念与歌颂。历史需要被铭记，为人民和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铁道兵需要被铭记，完成了一次历史的书写，延伸了叙述时间，深化了叙事的维度。而花絮镜头里，铁道兵历史文献视频后面紧接着播放了新时期关于中国铁建修建高铁等的画面，呈现了“新时期铁道兵”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效率，塑造了新时期中国的大国形象。因此，当电影镜头画面再次回到叙事时空，洪赟兵墓碑上的两行字“老兵不死，青山犹在。抗灾英雄洪赟兵同志纪念碑”显得既沉重又感人，至此观众也能真正理解为什么铁道兵被称作是“当代中国愚公”，也更理解片中丁雅珺作为铁建领导角色的一席话，“在灾难面前，西方人的传说是诺亚方舟，我们的祖先的故事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不仅把影片故事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归化合一，还进一步升华了中国精神。

此外，基于真实文物盗窃走私案件的《长安道》，同样采取了展示真实照片的方式连接起电影故事与真实历史，尤其是在反转叙事结局的设计以及影片故事与现实的比照下，赵红雨的为国牺牲，万正纲的人性之恶，都变得无比真实和震撼。在现实镜像的补充式叙述下，《长安道》生成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其艺术张力也从故事时空本身延伸到现实时空当中。

结 语

李骏是名副其实的商业片导演，他有着一条顺应大众文化发展的创作轨迹，深谙影视剧创作的商业之道，社会民生热点、时下流行文化、社会思潮涌动都能生动地呈现在他的作品里。李骏导演的作品类型和内容多元化，在历史、文化、家庭等类型片之间游刃有余，同时还将现实主义表述深深地嵌入商业影视剧创作之中。李骏导演的作品从不乏惊喜，尤其是近年来的电影创作，更是浓缩了他多年来电视剧创作的丰富叙事经验，多线叙事、反转叙事、谜题叙事等多种叙事方式相结合。同时，李骏也深知视觉特效对于丰富商业电影元素的必要性，在有限的预算下以适当的数字技术辅助叙事，例如《长安道》的万正纲跟随警察一同下墓穴的段落，为了表现墓室内部的豪华精美，导演利用数字技术赋予墙上大面积的壁画以全息影像。随着他们手里手电筒的移动，光束所到之处的壁画仿佛“活”了起来，壁画里的随从和侍女形象从墙壁中“走”了出来，闪烁着异样的璀璨的光，甚至从墓穴深处凭空飞出一只闪耀着金色光芒的凤凰，在墓室中飞了一圈儿以后回到棺椁之上。导演李骏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制造了精细的特效，极大地提升了此处的视觉美学与感官享受，真正赋予了《长安道》以新奇的文化感官体验和商业电影吸睛元素。这些因素都使李骏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观赏性和商业性。因此，李骏的电影作品也不乏深刻的现实主义表达，虚构故事与真实历史相结合的方式也为李骏开辟了一条新的主流电影创作道路，使其作品也达到了其他商业电影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