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禹澎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新主流电影的崛起，是时下热潮。近年来，随着电影题材的多样化，“抗美援朝”成为炙手可热的故事背景。2022年新年伊始，张艺谋、张末导演的电影《狙击手》如约而至。影片以“抗美援朝”为时代背景，但一反以往战争片的宏大叙事和视觉奇观，转而以“平民英雄”作为故事主角，以微观视角截取战争历史，为战争题材的呈现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

《狙击手》将新主流电影创作的故事表达回归于经典叙事之中，但又具有其独特的革新之处，这为此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可供参考的范本。那么，战争题材影片从“主旋律”向“新主流”的转变如何体现？“新主流”故事在回归经典叙事的同时如何革新？新主流电影的时代价值如何体现？

一、从“主旋律”到“新主流”：宏大场景向微观视角的转变

电影以其独有的视听表达优势和突出的精神宣教能力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而我国电影的创作题材频频受到“红色精神”的感召，成为国家意志传导和精神教化的有力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电影创作与“红色题材”密不可分，这类电影便可看作是主旋律电影的雏形。而“主旋律”一词在1987年被初次提出，而后被广泛应用。主旋律电影即“拥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和政治叙事定位——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为呈现对象，在艺术创作上首要目标是凸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重点强调宣教功能”。我们不难看出，与主旋律电影关联密切的几个关键元素为“重大革命”“核心历史”“主流价值观”“宣教功能”。回观“主旋律”影片，其通常以宏大场景、奇观影像来强化视觉刺激，以完美英雄、榜样人物来塑造时代楷模，并以歌颂祖国、弘扬人性对观众进行精神输出。这使主旋律电影“高居神坛”，与平民百姓的精神共鸣日渐衰弱，其教化和传导意味愈演愈烈。

千禧年之际“新主流电影”一词被明确提出，新主流电影的首要任务，便是在时下电影行业中，找出一种与其适应的演变途径。这昭示着新主流电影在传承主旋律电影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同时，更关注与时代的接轨。这促使新主流电影迫切需要从“神坛”抽身，找到回归“市井”的切入点，于是新主流电影从以往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视角”，逐渐将主旋律电影回归于民间故事。这种创作的转型在其故事选材、影像表达、人物塑造中都可窥其端倪。新主流电影的故事选材与主旋律电影有所差异，不再青睐“宏大历史”，转而聚焦“微观事件”。如《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等电影，在历史事件中截取了一个微观片段，着力于对事件发展的叙述，从而形成“新主流故事”。其选题广泛且贴近生活，不同身份、不同环境、不同年代都可容纳其中。而在影像表达上，新主流电影也呈现其独有的特征。在塑造宏大视觉效果的同时，注重对于“微观”的刻画，以“细节”推进故事情节。如《八佰》《金刚川》，影片中不乏荡气回肠的战争场面，为观众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摧残，但漫天硝烟并不能细腻地描绘战争的伤痛。战争的血泪和民族之殇是渗透在战争年代的细碎伤害，新主流电影往往着重刻画这些“微观”，如战士的伤口、墙壁的弹孔和飞扬的尘埃，这些微观细节是引人心碎的战争之痛。另外，新主流电影的主角人物也不再局限于英雄楷模，转而刻画平民英雄。如《战狼2》《烈火英雄》《攀登者》，故事的主角不再是无瑕的完美者，他们像每一个观众一样是鲜活的生命，只是在特殊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核。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让观众能够更好地与故事产生共鸣。

微观事件、细节影像、平民英雄的三重革新，使新主流电影具备了走下“神坛”，踏入国人生活的可能性。细观《狙击手》这一电影，其具备了新主流电影的革新特征。首先，其故事背景设定为“抗美援朝”战争，以“救援亮亮”作为具体事件的切入点。其次，不同于其他相似题材的影片，全片未见宏大景别，而是以具体的人物动作和表情完成了故事的叙述。最后，故事主角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们是生动而真实的普通士兵。《狙击手》的呈现，是时代语境下新主流电影的一次革新。

二、“新主流战争片”的经典叙事再现与革新：个体化、私人化及平民化

电影自其诞生之日，便依托于叙事进行艺术表达。安德烈·巴赞曾说：了解电影最好的方法是知道它是如何说故事的。《狙击手》的故事，符合经典叙事的结构特征，即“梦幻生产常规化；人物塑造类型化；故事情节戏剧化；结局圆满程式化”。这为本片提供了解读叙事的范式。

其一，《狙击手》的梦幻生产在于塑造了诸多狙击“神话”。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战士刘文武以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技能，被冠以“中国死神”的称号，这导致美军派出同样精锐的狙击小队，为擒拿刘文武设下圈套。而刘文武牺牲后，大永成长为新的“幽灵”，继续了这份“梦幻”。其二，人物塑造具有鲜明的敌我特征，刘文武和大永所在的五班是典型的悲情英雄，而美军狙击小队则时常出现纰漏，五班战士与美军狙击小队被营造为鲜明的敌我阵营。其三，故事情节推进迅速，不知情的五班落入敌人圈套，五班战士孙喜、王忠义顷刻间死于敌人冷枪之下，胖墩、绿娃子、小徐先后牺牲，五班仅存刘文武、大永、老二三位战士，幸存的三人明白了敌人设下圈套是为生擒刘文武。大永和老二希望保护班长放弃亮亮，而此时亮亮的重大价值终于揭晓——侦察兵亮亮身藏战争情报，事关我军生死。班长刘文武决定同意美军的交换条件，用自己换回亮亮。此时，美军接到情报，识破了亮亮侦察兵的身份，决定狙杀亮亮。刘文武、老二先后牺牲，大永成为仅有的幸存者，肩负着拿回情报的重要任务。其四，故事的主角获得了战斗胜利。五班战士先后牺牲后，大永遂以其优越的眼力和精准的射击技术，与美军狙击手展开斗智斗勇的生死之争。大永躲在石头后，用脚勾起勺子使敌人暴露位置，随着一声枪响，敌人被全部击杀。大永将情报成功带回，连长带领战士们完成了五班的最后一次点名仪式。

《狙击手》的故事是经典叙事的一次再现，其所叙述的“硬核故事”，以清晰的叙述逻辑形成了引人入胜的叙事结构。那么，《狙击手》在经典叙事的结构之下，如何推陈出新？在“主旋律”向“新主流”转向的市场语境下如何完成故事叙述？

(一)个体化：历史事件的横截面

《狙击手》的故事依然遵循主旋律电影“重大革命”“核心历史”的选题偏好，但与以往的“宏大叙事”不同，更注重“个体化”。其故事的推进具有严密的逻辑，情节的发展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情绪的传递具有高度的连贯性。故事通过情节的不断推进被完整地串联起来，利用结构化、完整化的叙述，向观众交代了故事的始末。

《狙击手》的“个体化”在于将历史聚焦，截取了战争中最常见的一次营救行动，以人作为历史的切入点展开叙述，并通过“微观视角”的书写融入环境展现、事件细节及人物塑造中。首先，在“五环节”中对于环境的展现，多采用中景和近景系列景别，较少使用全景系列景别。中近景的使用，强调的是对于环境塑造的微观呈现和细节表现，更加贴近于个体对于环境的观察方式。观众能够细腻地看到飘扬的雪花、僵红的手指、生锈的武器。这些细节的刻画区别于以往的宏大场面，将陌生而冷漠的战争刻画为一个个可见的画面。这些画面将遥远的历史与个体的经验贴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次，利用细节完成事件的推进。如“发展”段落的一个重要情节，是五班士兵发现亮亮还活着，影片的刻画是对于亮亮手部动作的细微描写，勾动的手指便是亮亮残存的生机。而后对于爱国情怀的渲染，展现了合唱《跨过鸭绿江》，没有万骨皆枯的战争场景，却将悲情的战争氛围刻画出来。在结尾处揭示了情报藏在糖果之中，更是用一组特写解读了亮亮情报传递的艰难。这些细节都贴合了真实生活，没有过分的煽情和渲染，却因为其与“个体”的贴合而更加生动。最后，影片在人物塑造中为每一个人物设定了可被记忆的细节，刘文武是冷面热心的“中国死神”，大永是爱哭鼻子却眼睛“好使”的新兵蛋子，胖墩是为儿子取名“钢板”的憨厚战士……这些细节使故事的叙事得到了可被提取的元素，人物的刻画更加深刻而生动。微观的刻画方式，为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维度，给这些尘封于历史长河的家国记忆赋予了个体化的印记和价值。

(二)私人化：故事叙述的自知视角

人是故事叙述的对象和核心。那么谁在讲述故事，便是影片得以进行的基础。安德烈·戈德罗认为“叙事性预先假设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机制：演示者和叙述者”，“叙述者”的表达通过镜头之间的蒙太奇组合形成多视点认知。故事的接收者是否认同叙事，依靠的是他们已知并已经信服的故事，以及故事所传递的观念和故事中的行为是否正确。那么《狙击手》中，“谁”作为“叙述者”来讲述故事？

《狙击手》对于人物的设定，选取了一个普通而独特的集体，这为影片的故事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首先，影片开头便以大永的口吻为引子，讲述了“我”亲历的一段事件。以“我”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即为“自知视角”。大永作为营救行动的唯一幸存者，为故事的流传提供了合理性。但经典叙事结构中，“叙述者”通常以多个人物形成多视点讲述。影片的前半段，叙述的重心在于刘文武，后半段“叙述者”转换为大永。而在展现美军阵营时，则以美军“狙击队长”作为主要叙事者，对其故事情节展开叙述。其次，由于“我”的叙述，故事中人物塑造被赋予了更多的微观视角。“我”了解每一个战士的喜好、细节，也了解敌军的全部计划。而观众在这种视角切换中，获取了悬念而后转向为全知体验。最后，多个“叙述者”为影片的叙事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影片受到时长的限制，对于人物的性格描写趋于单一。这使人物仅展现了某一性格特质，缺乏立体性。而双男主的设定、“叙述者”的变化弥补了这一不足。与其说大永和刘文武是两个人物，不如说大永是刘文武生命与意志的延续和发展，而五班整体即是一个丰富生动的战士形象。刘文武沉着、冷静且具有一流的战斗能力，而大永爱哭、莽撞，具备一定的战斗能力却缺乏战斗的谋略。刘文武的牺牲是大永成长的突破口，使大永的人物塑造产生了质的飞跃。

(三)平民化：不死不休的民族气节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狙击手》的故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故事，也是英雄向平民亲近的一次征程。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故事的内核是“任务达成”，并以“平民英雄”的姿态呈现出来。对于人物的描写，影片摒弃了一贯的家国使命和宏大任务，人物行动的动机微小而单一，即使困难重重，即使看破了敌人的圈套依然坚定地为获取情报而战斗。

这与每一个平民的“生活执念”产生了共情，“保家卫国”的宏大理想高居庙堂，但“争口气”“不服输”却是每个国人的“柴米油盐”。影片中多次出现，“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双”的争锋时刻，这将战争落入观众的情感认知中，生死之争的巅峰对决激起了平民的家国情怀。每一个人物的微小特征使他们不再是空洞的英雄形象，而是具有独特性的血肉之躯。同时，以“狙击”技能作为着眼点，展现了敌我双方军事素养的对抗。战士们的生死之争，不再是宏大场景的森森白骨，而是以“狙击”进行可视化的较量。影片以多个升格镜头展示了子弹出击的轨迹，战斗素养所展现的职业精神使平民燃起胜负之争的激情。另外，影片将精神内核融于微观。影片中以唱歌、点名作为仪式，将家国情怀渲染至极，将战争的惨烈也通过小人物的情绪展现出来。班长刘文武面对侄子的死亡痛心不已，他崩溃号叫伤心不已。但为了取回亮亮携带的情报，接受了敌人“交换”的要求。这是刘文武作为团队唯一的领导者贯穿始终的决绝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当他一步步走近敌人，却发现敌人扣动扳机试图灭口亮亮，刘文武采取了自杀式的袭击。刘文武的手榴弹对敌人形成了重大冲击，也为故事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电影的前半段，多次提及大永优越的“眼力”，班长对大永说“你娃只要手不慢，你比我霸道”。而大永这一人物，最大的缺点是“爱哭”，这种“天赋”的暗示与“缺陷”的展露，使得大永成为一个灵活生动的人物。在刘文武死后，大永作为唯一有战斗能力的幸存者，接续了完成任务的使命，从爱哭鬼成长为新一代的“幽灵”。每一处细节的塑造都使人物更加生动，也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情，人物的家国情怀与至死不渝的信念于微末间渗透。

三、“新主流”故事的可能性：从“宣教功能”到“精神认同”

新世纪以来，消费经济不断渗透着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应如何理解电影？把它看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承托艺术的载体，抑或是一件被消费的商品？

新主流电影的出现，将“商品”与“艺术”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消融，为新主流电影在市场竞争中找到了出路。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其巨大的竞争力在于故事的“内核”。电影诞生至今已逾百年，银幕的故事交错更迭，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技术与艺术的双重发展推动着百年电影的峥嵘历程，其核心却难脱叙事的根本。

1941年《公民凯恩》中以白色的手稿叠印出孩子的身影和一只雪橇，这是故事叙事在电影影像中的一次革新与尝试。如何来讲述一个故事，一直是电影叙事不可忽视的命题。《狙击手》的故事，是一个被塑造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在历史上并无原型。讲述的是战争中屡见不鲜的“围尸打援”事件，营造了敌人隐藏在暗处，而我方暴露于重重“冷枪”之下的危机态势。《狙击手》的故事叙述，是对经典叙事的回归，个体化、私人化及平民化的叙事表达，形成了其鲜明的叙述特征。其题材选择迎合了观众的喜好和市场的需要，同时其叙事表达逻辑严密且通俗易懂，在“你来我往”的交锋中大大提高了故事的观赏性。《狙击手》的创作，为新主流电影塑造了类型电影的叙事可能，是对战争题材的一次探索，也是对经典叙事的一次超越。

新主流电影之“新”在于对主旋律的革新和发展，消费经济是电影作为艺术品的壁垒，却也是电影大众化传播的一阵东风。主旋律电影的故事和人物往往高居神坛脱节于市井生活，已然岌岌可危。新主流电影将类型电影的创作技巧应用于主旋律题材之中，为宏大叙事提供可被解读的微观视角，以此为价值宣导提供了共情的可能。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依然遵循电影创作的叙事结构，以严谨的叙事情节为叙述提供可被信服的逻辑。从叙述故事的角度来解读新主流电影，其叙事的革新在于将“宏大”归于“微观”：选取新颖的事件为创作题材、刻画丰满而生动的平民英雄、在追求视觉效果的同时关注细节的刻画。

但其区分于主旋律电影，最重要的突破点在于打破了主旋律的“宣教功能”，转而将精神内核融入故事叙事，将家国情怀寓于情绪共鸣，并在循序渐进的引导中使观众与影片的价值观念互动，形成了新主流电影的“精神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于对宏大家国情怀的塑造，即在新时代为青年提供与时俱进的家国观念；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对自我价值的塑造，即为观众塑造属于当今时代的“英雄观念”。新主流电影所达成的“精神认同”，为青年提供了精神的栖息之地，更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可视的形象参考。在当今时代，新主流电影的“认同”已超越主旋律电影强硬的“宣教”，使其成为主流价值观传导的有效路径。

新主流电影之路任重而道远，新主流战争题材之革新道阻且艰难。虽然《狙击手》的创作方式有其优越之处，但就其创作本身而言仍具有可发展的空间，其在故事文本的拓新、故事结构的塑造、人物形象的刻画、家国情怀的呈现上都具有突破的可能性。电影创作与时代的接轨，应体现于故事叙述和精神认同之中。唯有将故事立足于时代、将人物孕育于情怀、将创作着手于微观，方能谋求新主流战争题材电影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