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民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新时代背景下，一部电影的成败与其题材内容、价值内涵、艺术意蕴、包装宣发、市场接受及媒体传播等因素密切关联。换句话说，电影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受到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的双重制约。无论是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还是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它们必须进入市场之中接受观众的观阅、鉴别与评价，口碑与票房是检验电影是否获得主流价值认可与主流市场认同的重要砝码。当然，我们不是说，“卖座率”高或票房收入可观的电影就一定是好电影，但观众不“买座”或票房惨淡的电影一定不是好电影，至少是某些方面有瑕疵或令人诟病的电影。以此来看，在国内电影逐渐复苏的当下，投资近3亿元拍摄的《铁道英雄》，上映以来遭遇口碑与票房扑街的境况，不得不说遭遇了新主流电影的“滑铁卢”。虽有“硬汉”张涵予、“老戏骨”范伟等当红影星的领衔，也有刘德华、王中磊等大牌艺人的“站台”，但上映以来，反响平平。是观众审美疲劳？还是市场低迷？事实上，从《铁道英雄》本身的题材取舍、情节处理与艺术表达及当下电影市场的心理期待与审美风尚等方面来看，它的境遇看似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本文拟将《铁道英雄》置于新主流电影的内涵框架与系列影片之中，从题材处理、情节设置与艺术展现及电影市场等方面探察其遭遇“滑铁卢”的原因及得失，以期为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批评和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与价值参考。

一、锦上添“花”的至善之难

如果将抗日题材的电影作品追溯至1932年国内一些电影公司拍摄的一批反映抗战事迹的新闻纪录片始，那么此类题材的影片可谓数以万计，堪称壮观。抗日题材的电影作品若从类型与风格看，可分为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若以抗战主体论，可分为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要力量的抗战电影，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力量参与的抗日电影及共产党领导的以民间力量和地方势力为主体的抗战影片。其中，以共产党领导的由鲁南地区地方武装和民间力量参与的抗日事迹为蓝本的影视作品是抗战影片的重要内容之一。如由作家刘知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1956年拍摄的黑白电影《铁道游击队》；1995年由刘威、李雪健领衔出演的电影《飞虎队》；2016年以成龙、王凯为主要演员的商业电影《铁道飞虎》，加之各种类似的电视剧、大型舞剧、现代京剧及网络游戏等，可以说，以此题材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及歌舞剧已经从不同向度和侧面，全方位地呈现了那个历史时期这段传奇的英雄事迹，有些艺术作品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成为经典。而《铁道英雄》正是在以往影视作品基础上拍摄的具有“旧事新提”意味的新影片。

说其新，一方面它是最新反映和表现这段历史的影片，另一方面指其艺术造诣上的突破与创新。虽然取材于那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抗战故事，但《铁道英雄》依然展现了迥异于以往影片的新的质地与特征：一是凸显对历史的敬畏与事实的尊重。为了解这段历史，导演杨枫通过查阅地方志、党史与文献，实地走访当时的亲历者与健在者，寻找与搜集以往影片、文艺作品中没有披露与展现的历史细节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尽可能地对历史场景、物件及具有时代气息的生产生活用品进行还原。我们可以看到，大到小镇、车站、机车与机械，小到“泊头”牌火柴、货物明细单等生活生产用品，影片都对照历史尽可能地进行了细致精确的还原，目的便是通过真实场景的再现来表达对历史的敬畏。又如，对日军形象的塑造一改往昔电影或抗日神剧中“愚笨”“丑陋”“滑稽”等妖魔化色彩，真实地展现了日军军人的精明、强悍与高效，直面那段残酷、艰难而又沉痛的战争历史，最大化地尊重事实，展现真实。二是艺术化地营造极具质感和观效的戏剧环境。漫天飞舞的雪花与北国寒冬的自然氛围奠定了影片严肃的叙事基调，也与人物冷静克制的风格相得益彰；低矮的铁道棚户区、颇具年代感的货场布置与宁静古朴的街道等都有别于以往影片的场景设置，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世俗意味，为影片叙事营造了诗意化的环境，给观众带来了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和唯美的艺术效果。三是人物形象塑造与人物关系的处理展现出新的特质。由范伟饰演的火车站货场调度老王，通过传神的演技与精彩的演绎，塑造了一个“身份多重、言行分裂、心理复杂”的“汉奸卧底”，成为中国电影银幕英雄谱系中极为难得的“这一个”；由张帆饰演的谷本站长与老王貌合神离又惺惺相惜的人物关系有别于以往同类题材人物关系之形设，具有鲜活、真实而又意味深远的特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影片“非常大胆地虚构了主要的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以此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影视剧中的‘铁道游击队’故事”。这些都是《铁道英雄》所呈示出来的艺术新质，丰富了抗战故事影片的艺术内涵与审美意蕴。

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既然《铁道英雄》展现了一些新的艺术造诣与审美旨趣，讲述的又是具有红色意味的革命英雄传奇事迹，拥有弘扬与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天然优势与基因，为什么会遭遇票房的“滑铁卢”呢？从根底上说，题材上难以突破的限制及这种题材所先天孕育的价值观念如何与当下主流市场的审美旨趣有机交融，使它陷入了锦上添“花”式的至善之难。换言之，与《铁道英雄》同档上映的如国产电影具有喜剧悬疑色彩的《扬名立万》、创造新的国内票房纪录的《长津湖》；好莱坞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与科幻冒险电影《沙丘》，加上港片《梅艳芳》等40余部院线影片，观众选择影片的空间和余地很大，但却没有选择一个“新壶装旧酒”的《铁道英雄》，最简单与朴素的原因便是它没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无法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与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自然也没能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可与精神认同。

毋庸置疑，红色题材是最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最具有弘扬核心价值观念与民族认同感天然优势的题材类型，但也是最难拍出新意与高度的题材类型。它成败与否的关键是如何将其自身蕴含的红色基因与当下时代精神和市场审美价值取向进行有效的勾连，以激活红色基因的生命活力与价值引领潜力。否则，这种题材所包孕的优势将会变成劣势，甚至成为阻碍电影价值彰显的负面因素。就此而言，《铁道英雄》面临着突破此类题材叙事的难题，也是一次既往叙事模式突围的冒险。从上映以来的各方反应看，它没能将题材优势转化为一种赢取市场接受与观众认可的利器，而某种方面又放大了它的负面效益。与同档同类的影片相比，它的题材取舍和内容设置并不占优势，这也是无法获得口碑与票房双赢的重要原因。与《金刚川》《长津湖》相比，它没有宏大的题材优势与政治敏感度；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及《战狼2》相较，它又缺乏异国情调的展示，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与浓烈的家国情怀；与“我和”系列电影及《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相比，它缺乏时代的当下性、代入感与沉浸式的情感体验；与《悬崖之上》《八佰》相比，又缺乏悬疑色彩与悲壮豪情等，这些因素注定它无法扭转遭遇“滑铁卢”的惨淡结局。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对电影企业来说，内容为王依然是电影竞争的关键，也是电影产业长期发展的手段”。因而，在中国电影市场稳步复苏、电影类型与风格逐渐丰富和百花齐放的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是赢得主流价值的认可与获得主流市场青睐的法宝和“试金石”。

二、瑜难掩“瑕”的艺术呈现

简略而言，“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两方面的要义：一是讲“好故事”，强调故事本身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属于价值观念方面的要求；二是“讲好”故事，侧重于故事讲述与呈现的方法和技巧，属于方法论层面的所指。如果说“好故事”是叙事性文艺作品获得认可与价值彰显的前提和基础，那么“讲好”是文艺作品赢得市场与艺术品格脱颖而出的关键和保障。因而，叙事与呈现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文艺作品成败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虽然《铁道英雄》在对历史的敬畏与事实的尊重、极具质感与观效的戏剧环境之营造及银幕英雄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展现出诸多艺术的新质，客观上说也不是一部拙劣的烂片，但这些闪光之“瑜”却难掩那些斑斑“瑕疵”。不得不说，相较其他同类影片而言，《铁路英雄》的艺术呈现暴露出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改进之处，也为同类题材电影的审美表达提供了警醒与经验借鉴。

首先，人物形象塑造凸显了个体却忽视了群像。《铁道英雄》中，饰演队长老洪的张涵予秉持了一贯冷静、稳重的“硬汉”风格，表演可谓中规中矩，既无太多令人惊喜与耳目一新之处，也没有太多令人“厌恶”或诟病的地方。范伟饰演的车站调度老王可以说是《铁道英雄》中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角色，无论对于演员本身，还是对于所饰演的角色谱系而言，都有所超越，演出了新意，成为本影片乃至类似电影中丰富饱满、不可多得的银幕形象。他的“嗜酒如命”、无处不在的“花生”、时时刻刻的“微笑”与磕巴的方言及暴露之后的决绝姿态，一个“走狗汉奸”与“伪装者”的形象活灵活现地沉浸入观众脑海，让人回味良久。然而，面对影片的其他辅助角色，主要角色的饰演即使再活灵活现，也无法支撑起人物群像的长廊。影片中的林栋、高菲，亓鲁、亓顺与常明、常亮兄弟等本为数不多的辅助角色从出场、牺牲甚至到故事结尾，也没有几个意味深长的特写镜头与彰显人物形象的经典台词，更遑论其他更次要的辅助角色了。没有了台词与特写镜头，人物角色便沦落为剧情的牵线木偶或道具符号，他们原本可以加剧冲突的叙事与表现主要角色性格和处境的抒情作用也便无处生发。或许在导演的设计与构想中，这些辅助角色本不需要形塑自身的特写镜头与台词，如此一来人物群像的构造便也无从谈起。

随着新主流电影的蜂拥而起，电影风格日趋丰富多样，电影观众也逐渐多元化与大众化，“‘主旋律’电影中传统高度类型化特征的主人公形象已经慢慢退出电影银幕，逐渐被更加有血有肉的主人公或者群体英雄所代替。‘新主流电影’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英雄模式，‘英雄’形象从‘神坛’上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的、大众的、身边的”“普通人”。因而，能否塑造鲜活、形象、真实并富有戏剧性的人物群像，是新时代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重要标尺。纵览那些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影片，无论是《集结号》《建国大业》《湄公河行动》，还是《红海行动》《八佰》《长津湖》及“我和”系列电影，塑造人物群像可谓是当下电影的一个标配。以此来看，《铁道英雄》的人物塑造仍旧在主旋律电影的旧辙中打转，只顾展现人物形象的英勇与高大，虽然突出了他们的奋勇顽强与不畏艰险，却没有深入人物内心挖掘和展示他们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与精神质地，没能通过具体的细节与情节将他们的真性良善、世俗情欲有意味地呈现出来，人物略显单调和扁平，不够鲜活与个性，对于艺术意蕴而言无疑是一种损伤。

其次，线索单一，叙事不够充分，给人一种蜻蜓点水的“轻盈”之感。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上呈现一种多线化、立体化的特点。多重性的叙事线索、立体化的叙事节奏成为当下电影热衷的叙事方式。《金刚川》从炮兵、工兵的多重视角讲述了人民志愿军面对美军强悍攻击而顽强架设生命之桥的传奇故事，立体多维地展现了那场抗美援朝的局部战役的惨烈与悲壮。《八佰》以西方列强、租界百姓、难民及逃兵和国民党正牌军的视角，从看与被看两方面演绎了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民合力阻击日军进犯的战争故事。《革命者》从多个侧面与几个不同的时间节点，以李大钊与身边各色人等的交往来展示他短暂又绚烂的生命历程。反观《铁道英雄》，它虽叙事节奏紧凑，主线明确，没有冗余繁杂的枝蔓，但叙述简略，线索单一，情感缺乏张力与韧性，情节缺乏吸引力、感染力与震撼性。

影片在关键情节与细节的处理上也略显粗糙，缺乏铺垫与渲染。影片中不乏富有历史而具陌生感的环境，比如漫天飞舞的雪花、低矮破旧的19世纪30年代的乡镇民居与狭窄曲折的石铺街道，但作品却没有将凶险的情节置于其间予以渲染。比如日本军官藤原弘一到老洪家中偷袭抓捕的情节，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情节铺展开来，设置一些惊险而又刺激的巷战或打斗场景，以增加观众的观影趣味或新异感受，但影片却没有如此做，而是被亓顺的出场这一微小的行动元所代替，刚刚进入高潮的情节就这样悄然无声地熄灭。同时，边缘性人物形象的转变也缺乏必要的心理描写和叙事铺垫，显得仓促、僵硬而又标签化。《铁道英雄》中不乏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与典型的情节细节，但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而以轻描淡写处理之。调度老王与小石头的“父子”关系原本是可以大描特写的情节，但却被塑造得不伦不类，没有起到应有的润滑与点睛之作用。小石头一出场便处于一种蒙昧不知的非自觉的生命状态，属于那种被改造或唤醒的对象，但影片没有对此做精细化的处理。老王的被捕对小石头有一定的刺激与警醒，他虽大声地喊出了“爹”，但并无完全发自内心的觉醒，以及最后与岩井君的以命相搏也完全出自生命受到威胁，才进行决绝的反抗。另外，小护士庄严从出身到最后的觉醒都缺乏必要的交代与心理变化过程。一个被济南医院分配而来的杭州籍护士仅目睹了同胞被残害与见证了中共党员宣誓的场景就瞬间觉醒与升华了，摇身一变成为投身革命的战士，奔赴革命斗争的前线，这样的情节处理无论如何都略显突兀、仓促，令人难以信服。

此外，个别细节的失实与神化，使影片蒙上了抗日神剧的缥缈面纱，势必会影响到观众的审美感受与艺术评价。如汉阳兵工厂验枪员出身的亓顺，转眼就成为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在影片阻击日军巡道装甲车时，面对敌人的重机枪而百发百中，让人畅快神怡之时也给人一种被戏耍的感觉。又如影片最后的高潮情节中，队长老洪在已经身负重伤之刻，依然可以淡定如神地回击日军；当藤原弘一端起重型机枪近距离扫射老洪时，竟然仅仅是腿部中枪等，这些细节和情节无疑出于推动剧情、完成叙事之需。既不符实际又不合时宜时，这些失实和神化的情节不但难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精神认同，反而会引起观众的质疑、反感，甚至吐槽和厌恶，给影片的真实性与艺术表达带来不利影响和负面效应。

三、生不逢“时”的尴尬“境遇”

一部电影价值的彰显与否虽然主要取决于影片自身所创造的艺术高度和人性深度，但还与影片放映时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接受情形有关。电影作为文本，只有进入市场，只有被观阅与消费，它的使命和价值才得以完成与实现。一部电影的好与坏、成和败都必须放置到消费市场中去接受评判。因而，评价一部电影重要的“不是影片中故事所发生的年代，而是制作、发行、放映影片的年代”。换言之，评价一部电影，重要的不是看它拍摄的是哪个年代的故事，而是看拍摄和放映时所处的时代现状。一部电影是否获得认可，它价值的彰显与否，紧要之处是看它所展现的精神特质是否与当下的社会氛围、时代精神及民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旨趣等“时代现状”相协调与契合；是否既凸显当下的现实境况、弘扬人民大众所认同的主流价值，又满足人民大众的心理期待，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引发人民大众的感官愉快与精神认同。

上文已列举与《铁道英雄》前后档期上映的影片，如《长津湖》《007：无暇赴死》《沙丘》等，与这些影片相比，《铁道英雄》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有一定的差距。它们题材不同，类型相异，放置在一起比较更能清晰地看出观众的喜恶与欣赏趣味。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津湖》到达了国产电影的新高度，“创造出中国国产片票房历史新高和本年度世界电影票房第一的奇迹”，是“中式大片民族美学范式的定型之作”，铸就了国产电影的高光时刻。《铁道英雄》之前的撤档与改期或许预料到了当时正在热映的《长津湖》的“势不可当”，虽然错开了档期，但却没能趁着《长津湖》所铸就的光度照耀自身，而是反响平平。不得不说，《长津湖》掀起高潮的回落需要一定时间，观众对此类题材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审美疲劳。加之，《铁道英雄》上映档期既非七一，也非国庆，无疑又影响了它的接受、传播与评价。同时，好莱坞谍战大片《007：无暇赴死》的热映，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观众，或者说观众此时希望借欧美风格的大片来调节自己的审美口味，也从侧面说明了电影市场的某种艺术倾向与心理期望。

此外，《铁道英雄》这类具有传统“主旋律”色彩的“老旧题材”因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不易迎合当下年轻化的观影与接受群体的消费喜好和情感认同。从近期获得好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来看，从演员选择到接受群体都呈现年轻化趋势。与以往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片不同，近期上映的诸多电影大胆起用了年轻演员，一大批90后、00后登上银幕，带来一股新鲜之感，便于与当下年轻化观影与接受群体建立情感沟通渠道，增强认同感和代入感。如影片《1921》《革命者》中的主要角色都是20岁上下的意气风发的青年领袖，这样的选角既尊重了历史事实，又便于感染年青一代，有利于他们接受和认同共产党的历史与情感，潜移默化中获得党史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洗礼。影片《中国医生》中，一大批95后、00后冲锋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如李沁饰演的方舱护士、易烊千玺饰演的小杨医生与欧豪饰演的外卖小哥等，他们以激情与热情、责任和担当、拼搏与努力，展现了青年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昂扬斗志，成为银幕中的青春偶像与时代先锋。反观《铁道英雄》，包括之前的《中国营长》《生死阻击》《古田军号》等同类题材的影片，它们的“失败”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没有抓住观影与接受群体年轻化这一时代特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影片“有历史厚重感，有正能量，但缺少与当代青年观众之间的情感通道；而且由于题材特殊，对人物的艺术化改编难以展开，娱乐性比较弱”。因而，在新时代的当下，新主流电影只有奋力缝合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娱乐性之间的裂隙，满足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双重考量，才能符合这个多元时代的生命气息，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艺术精品。

由此可见，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忠诚于历史和事实，又不拘束于意识形态的雷池与规约；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创造出符合人民审美需求、反映人民精神风貌与满足人民审美期待的艺术作品；既要不重复、不落俗套地“旧事新编”，又要通过技巧、技术创新提升此类题材电影的吸引力与艺术魅力，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是摆在中国电影事业和所有电影人眼前的一个不得不面对又有时代难度和新意的美学命题。当然，比起表现当代生活题材中较为纯粹与单一的文艺片、动作片及警匪片等类型电影，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受到的限制和约束更多，很难在类型杂糅、文化融合的语境下，在题材、叙事、类型、风格与品位等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极致。但是，我们期待并有理由相信，随着电影工业的创新与发展，生产模式的不断优化，文化资源的逐步整合，体制机制的稳步健全，新主流电影的美学特质和艺术价值一定能在纷繁复杂与多元文化的场域中凸显出来并获得认同，开启新时代中国电影艺术的新范式与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