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关键字：王符；《潜夫论·务本篇》；国家治理；本末；德义

东汉中晚期，上层统治者多好浮侈，而不注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本业。当时的国家治理政策导向中，豪族经济与奢侈性生产、消费问题突出，同时文教方面“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的问题亦非常明在《潜夫论·务本篇》中，他告诫为政者当以“富民为本，正学为基”，在“富之”的基础上推行“教之”的治理之策。王氏因“时俗趋末，惧毁(圣)术。故叙《务本》第二。”[1]610面对国家存在的诸种弊端，他担心圣贤教化民众的遗则遭到破坏，故“《务本》探究治国之本，强调崇本抑末，以‘富民’与‘正学’为明君莅国之根本”[2]1，大声疾呼“务本”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从论证结构来看，文章首先总论“治之大体”在于“务本抑末”，余下则分别论述富民、教育各自对应的条则及其得失情形。最后则综合论述舍本逐末的危害以及君主在“本末”取舍中的关键作用。[3]13-20下文将探寻王符治国理论中“本末观”的具体内涵。

一、富民、正学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历来备受人们的关注，其治理成效直接关乎天下的安定、民众的生活境况以及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王符在《赞学篇》中，强调以为“学”核心的道德教育，充分认识到“德义”的养成，聪明才智的追求，都离不开“学问”，也即是“教”的作用，此篇则在延续“赞学”精神的基础上，继续论证经济、文化措施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王氏关心的要点不在于具体积累多少财富或作育多少人才，而是旨在通过经济和文教措施的施行，使得天下大治，达到“开太平”的目的：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1]18-19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为重视“学”的作用。《礼记·学记》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摆在治国安民的首要位置，足见教育是儒家学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教育得以推行，不能只注重教育本身，而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管子谓“衣食足而知荣辱”，就将此问题引导到“富国”与“富民”上来了。孔子所倡导的“富之教之”，即如《说苑·建本篇》解释的那样，“《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4]既注重了发展经济与推行教育间的先后次第，也是重申在讲求一定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方能推行教化。《荀子·富国篇》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裕民则民富”[5]177，此亦专门论述富民之道，而《管子·治国篇》则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6]924，则是对经济与民众治理二者间关系更为清晰明了的阐述。相关表述还见于，《管子·山至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6]1333，《论语·颜渊篇》中有若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7]“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夫君国将民之以，民实瘠，而君安得肥”(《边议》)”[1]357此乃王符对于国家执政以民为本，民富与国富、君富关系的认知。王氏“富民为本”的观念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和自由经济思想的新成果。[8]及至汉代，早于王符的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提出了“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9]的观点。班氏所处时代距离王符非常近，而其所论“民富”与“教化”的关系，或为王氏的先导亦未可知。

王符非常看重“富民”“正学”各自的价值。为什么只有在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教化呢？因为民富之后方能衣食无忧，只有这样民众才有闲暇的时间参加教育学习活动，从事精神文明创造和生产。而学业端正才能使民众懂得道义。与之相反，百姓贫困不堪，尚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了生存这一条，他们便往往会违善作恶。学说淫邪就会产生虚伪奸诈，因而正确的教育引导，就会使得人们不混淆是非，懂得了道义就会尽忠尽孝。

王氏认为“富民”与“正学”须有先后次第，但在国家治理的不同层次中，二者皆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套用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念来审视王符视阈中经济与教化的关系，他主张“对于物质与精神方面，认为都要执本”[10]，当然经济发展又是推行教化的基础，然而在敦化民心方面，教化的作用似又处在更高的层次。王符在《潜夫论·释难篇》中即给出了答复：“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学又耕之本也。”[1]430正好与此处的“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相呼应，且又将此二者关联起来。王符遵循《易·说卦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作为教化意义的归处要旨，在《荀子·议兵》的影响下，将其意义重新阐发为“夫仁也者爱人，爱人，故不忍危也；义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乱也”[1]431，教化民众的作用也如本篇所言“学正乃得义”“入学则不乱”，唯有如此才能使人“忠孝”。人人明礼义，不行危乱之事，既能砥砺品行、敦化人心，和谐人际关系，又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符合儒家的道德国家观，具有现实的指向性与可行性，凝练和提升了“正学”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和价值①。

二、富民、富国及其本末问题

在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抵是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王符于此所关注的“富民”问题，是否也只是“以农为本”呢？随着对文本的解读，能够发现王氏在经济方面的“本末观”实则别有一番内涵。他在农、工、商内部细分了其中利于国家和民众的部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豪族经济和奢侈性消费的弊端，敢于揭露当时社会上各种“离本务末”的非正常现象，条理清晰地阐述出了自己的经济本末观念：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1]20

传统中国以农业为本毋庸赘言，在诸子百家中，法家对农业最为看重，儒家次之。透过上述文字，在王氏的观念中，“富民”则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者各有其本。更进一步说，王氏洞悉东汉时期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农、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功用有全面认识后，而对各行各业内部的优劣进行考量和评价，总结出新的经济本末观。这种思想既有历史源头，又有现实缘故。从历史上看，《尚书·酒诰》、齐法家，乃至黄老道家皆对工商业的社会作用有所肯定。如《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6]400，《逸周书·程典》“商不厚，工不巧，忠不力，不可以成治”[11]。从现实层面看，西汉晚期至东汉，土地兼并严重，为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东汉初期对商人活动采取放任的政策，商人活跃，商业十分兴盛”[12]。商业的繁荣发展，为王氏重视工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现实条件。在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三个生产部门之间，农业保证民众的生活物资供给，手工业提供民众的生产生活资料，商业则能调配物资余缺以通货贿。与之相反的则是“游业”“巧饰”和“鬻奇”，它们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人们不务本业而竞相豪奢。奢侈性消费虽会使得部分富商巨贾或豪门富裕，但从长远看，实不利于小民厚植产业，更不利于国家积累财富。王符着眼于国家和平民经济生活，在东汉商业发达、豪强地主经济盛行之际，能够在社会价值观念本末倒置之时，勇于提出不同于一般儒家“以农为本”的经济本末观念，这种克服时弊的思考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游业、巧饰、鬻奇皆是“离本守末”的行为，此三者正是王符批判社会的重要方面。传统农业以固定的生产活动为主，需要大量稳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而“脱离土地、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13]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导致农业人口流失，在自然经济阶段，对农业生产活动极为不利，而与之紧密相关的诸如人们的衣食农桑将无着落。以手工业而论，其生产活动以满足社会一般需求为要。而一味追逐修饰取巧的行为，对于正常的手工业生产不利，且这样会将货物集中到豪门贵族手中，没法保障一般日用品的供给，在隐性层面降低了普罗大众的手工业消费水平。以商业而论，其基本职能是货物流通，而一味地追求奇货可居，对于正常的商业活动来说则是不利的。故此王符总结道，在农、工、商三个行业中，抓住本业舍弃末业，百姓就能生活富足，抛弃本业而着力于末业，百姓就会生活贫困。而富足的作用不仅让民众生活安定，而且还和教化紧密相关，即把社会的文化需求和物质经济生活条件联系起来考察[14]198。民众贫穷了就会困厄，进而会忘记善良；富足之后就会臻至安乐，进而愿意接受教导。当然这只是王符观念中的理想模式，历史证明，富裕之后也未必一定会追求教育，充足的物质供给只是让人们受教育的基本保障性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与农、工、商各自为本的观点略有不同，此段旨在论述以农业为中心的“富国”之道，顺带论及经济之上的道德问题。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1]22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出自《孝经》，此处引用旨在从天时、地利、牲畜生长、作物生聚于原野等四个方面陈述“富民”的道理。百物的作育，乃天地自然赋予的财富，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15]，即此。工商等行业中的逞巧鬻奇以赚取百姓的钱财的部分，乃是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源。与之相似的是，忠信谨慎是道德仁义的基础；虚伪欺诈是败坏道德的根源。若要国富民足，努力耕种、致力于农业生产才是正途。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此段主要论述“富国”之策，然“忠信谨慎”至“此乱道之根也”二十字，似当为教化与德行修养问题，于此略显突兀。尽管王符苦心孤诣地谋求国家富强之道，然而东汉中晚期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下文即是对当时农、工、商发展情况的记录和描写：

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饬之，以欺民取贿，虽于奸工有利，而国界愈病矣。商贾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国平矣。[1]22

上述引文可见王符对当时的农、工、商等行业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对其长短有清晰的认识。为了更加形象地呈现各行各业发展概况，兹列一表格如下：

表1 农、工、商业基本作用与现实情况对比

王氏从国计民生的大局出发，对农、工、商的价值判断立意甚高，以能否富民强国、利于大众生产生活为衡量标准。同先秦诸子单纯地将“民富”可以使“国富”“君富”的认知不同，他能够“较明确地认识了个人财富与国民财富两者的区分和它们间可能出现的对立”[14]195。作为社会下层的庶族知识分子，王符对财富不同层次的认知，对平民、豪族、富商巨贾的经济地位，对个人财富与国民财富积累的认识，确乎超出前贤时哲。可以这样认为，他针对农、工、商三大行业所立的“本末观”，“从农商对于实际生活的作用入手，将本、末的划分引入工商业内部”[16]。这种超越前贤的认识源于下层出身的他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切实的体察，故能从国计民生的大处着眼，正确认识农、工、商业存在的合理性，而非僵化地坚持“以农为本”，注重经济生产的实用性和平民性，反对不切实际的奢侈性消费，抵制社会上的奢靡之风。

农业方面，因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增多，他们抛弃农耕蚕桑，从事游荡闲散之业，旨在多方获利，使财富聚集到自己家里。这种行为虽可使个人获得财富，但却实实在在地损耗了以人口、地租为主国家财政收入、劳役来源，也会导致粮食储备不足，致使国家财政贫乏、公共事业不振、基本生活物资匮乏。东汉崔寔的话则论证了粮食供给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即“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17]。手工业方面，工匠务必使各类器物完备，以方便实用、结实牢固为上。但当时的富家大族生活奢侈，《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踰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18]，《潜夫论·浮侈篇》也说“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彩绁，骄奢僭主，转相夸诧”[1]170。互相攀比的浮华之风盛行，对于平民而言，几乎“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工匠们投其所好制作华而不实的器具，巧妙虚伪地装饰以骗取百姓、捞取钱财，虽能让奸猾的工匠得到好处，但同样会使财富集中到富家大族手中，致使国家经济越来越贫困。商业亦是如此，其本来的职责是负责货物流通的，以实用为要、牢靠为本，但实际情形却是商人们争相贩卖无用的奢侈品，以此来诱惑百姓、骗取他们的财产，这虽能让奸商获取利润，但民众的贫困于国家的财政而言，则是从源头上被损害了。这三种非正常的行为，表面上能够让个人获得勤劳致富的美好名声，实际上却让国家遭到损失农业劳动力、削弱财富积累的祸害。王氏立足于自然经济依靠人力的现实，深邃地看出奢侈性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导致农业人口流失、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加速农业危机的到来，进而危机国家的根本。有鉴于此，他提出的对策是，国家要对手工业和商业加大调控力度，加强督导[19]，即“明督工商，困辱游业”，以求在管理工商业中，“使必要的干预与相对的放任能相统一，从而取得‘宽假农本’‘以遏乱危之萌’(《潜夫论·务本》)的良好效果”[20]。

三、正学、教训及其本末问题

《潜夫论·务本篇》开篇即言，国家治理的一大方面——“正学为基”。这是因为“学正乃得义，……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1]18。“富民”主要从经济层面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正学”“教训”则立足于从精神层面教化、陶冶民众，解决人类精神栖居的问题。这方面仍是延续《潜夫论·赞学篇》学习以至“聪明无蔽，心智无滞”而来，《潜夫论·德化篇》也指出国家治理“先本后末”，能够“顺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则奸匿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1]485，要之，本篇与上述两篇皆在通过“教化”“正学”以兴仁义、厚道德。王符在本节中陈述了“教训”“辞语”“列士”“孝悌”“臣子”五者各自的本末标准，说明坚守五者对于“兴仁义”“厚道德”的作用。在价值判断方面，当以“本”为主，忽视了“末”的部分，大抵不会出大问题，而一旦“离本守末”“舍本务末”，则会道德崩溃、国家衰乱，故王氏以之为“恶”。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1]20

王氏重视教化训导及个人修养的作用，认为“教训”的作用在于“遂道术而崇德义”。为了说明“教训”等本末问题，他从教化、言辞、列士、孝悌、为臣等五个具体方面来阐明各自所“正”者为何。教化的核心在于恭行道德仁义，而非表面的巧言善辩；言语文辞当以真实顺畅为本，奇诡华丽非其正途；读书为政的士人，其品行以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为本，以交游应酬为次；孝敬父母长上，当以尽力奉养为根本，以讲究表面排场为末节；作为臣子，当以忠诚正直为尚，以谄媚逢迎为末。总之，在这五个方面，如果坚守根本，那么仁义就会作兴，倘若拘泥于末节而抛弃根本，就会使道德崩溃。王符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批评社会上的“离本守末”的现象：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谀以取媚，挠法以便佞，苟得之徒，从而贤之，此灭贞良之行，而开乱危之原者也：五者，外虽有振贤才之虚誉，内有伤道德之至实。[1]25-26

王符的“正学”理念同他的“赞学”“德化”思想，都是为了成就道德学术进而崇尚道德仁义而设置的核心观念。“德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成于聪明才智，聪明才智则源于学习，即《潜夫论·赞学篇》所谓“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1]1。王氏所列举的教化、诗赋、列士、孝悌及为官等五个方面，折射出“正学”“教训”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究其根本则不出“离本而趋末”，表面上的行为、才能和名声，同真正的道德仁义有很大的区别。为便于对比和说明问题，兹列表如下：

表2 “正学”“教训”等基本作用与现实情况对比

教化关乎世道人心的好坏，故需行道术而推崇德行仁义。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饱学之士多务虚，喜欢说虚无缥缈之事，为文则争相写作雕琢华丽的文章，以炫奇于世，以此而自高。相较于道德仁义而言，这些行为都可归之末节末行，损伤道德的根本，迷惑普通民众的大害。诗赋讲求怨刺，具有褒贬善恶德行、抒发悲喜感情的功能，故温文尔雅以铺陈文辞，用起兴比喻的手法充分表达感情。但是，东汉中晚期创作诗赋的人，却专门故弄玄虚，写一些生硬艰涩的文字，竞相陈述一些欺骗愚弄人们的无根无据之事，以求被世人称奇。愚昧无知的人也跟风认为这很奇异。其害处在于背离诗歌的本质，而扰乱小孩的思想，助长虚假言论的行为。士人需要在家尽心孝敬父母，端正品行，这样才够得上有道德修养的“士”。然而，当时的实际却是士人多以交游结党为己之助，欺世盗名以求得成功，故王氏在《潜夫论·实贡篇》中也说：“是以举世多党而用私，竞比质而行趋华。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材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1]199，正常的上升渠道被门阀世族控制，社会上朋党私交盛行，他们违背孝悌之道而趋慕浮华，举荐人才也是凭靠关系，不再以性格和才干为尚，他们所推崇的，只不过是虚浮造假的空洞不实之言。这样做的后果是，那些崇尚末业、不行正道的人以此鼓动社会风气，进而贬抑正直之士的高尚情操，惑乱社会民众思想的行径。至于孝顺，则需要顺从父母的心愿，尽心尽力去供养。而当时的情况则与之相反，很多人违背父母的意愿，减少供养之资，等到父母去世却大办丧事以显示孝心，大宴宾客来博取孝名，是彻头彻尾地本末倒置。那些伪善的人，还推波助澜，这是败坏真正孝行、贻误后人、令人痛心的行为。为人臣属，对上要忠诚正直地侍奉君主，对下要谨守法律来治理民众。但是，当时的官员多阿谀奉承以求上司宠信，巧言善辩以曲解法律、鱼肉百姓。那些见利忘义之人以之为贤能并推崇之，实在是泯灭忠贞善良的品行、开启动乱危亡的源头。

就人才选拔、任用来看，以上五种“离本趋末”行为，表面上虽有举用贤才之虚名，而内里却有着损害社会道德的实质。王符对“正学”及“教训”的相关批判，体现了作为思想家力拯时弊、以天下为己任的勇于担当精神，故而在一系列表面现象之后，他往往能指出深层次的问题之所在，“类似于一种医者的视角，用医者的眼光看待他的时代”[2]，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救之法。

四、君主与国家治理的本末选择

此节在上文所谈的八个具体的“舍本逐末”现象的基础上，总论国家治理过程中舍本逐末的危害性。[3]20又，在王符治国理论建构中，“君主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君主的明暗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21]故此他对君主寄予厚望，认为国家治理中的本末消长，皆系于君主一身，因而国君追求“崇本抑末”，对整个社会而言起决定性作用。当然，这里的“君主”还不能与汉代现实中的帝王画等号，他只是出于政治理性而作出的论断，希望君王能够在国家治理的“本末”选择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务，而暗君之所固也。虽未即于篡弒，然亦乱道之渐来也。[1]29

王符将社会弊病看得很清楚，游业、巧饰、鬻奇及教化、诗赋、列士、孝悌、为官等八个方面的“舍本逐末”，正是社会衰败的末代王朝所从事的事情，也是昏聩的君主所执着坚持的方向。彼时社会上虽未达到弑君夺位的境地，但社会动乱的源头实则肇始于此，为弑君灭国埋下了伏笔。因此，作为天下共主的国君当以此为鉴，挽救“时俗趋末”的衰败世风。

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且冻馁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饱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1]30

君主主宰着社会上行业选择的本末消长，其意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王符在《潜夫论·德化篇》中曾说，“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1]495《荀子·君道篇》也说，“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5]232先秦时期，荀子也认为君主的行为关乎民众的选择，“上好<羞>(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5]503此外，王氏的尊君观念中或许也还有法家思想因子在内[22]。正如《德化篇》所说，在民性善恶方面，“君王的出场就是为了教化中民之性”[23]，在职业的选择和调控方面，君主仍具有这种作用。由此可见，“君主”作为传统儒家治道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其作用是首位的，这也是王氏不厌其烦地强调君主作用的原因之所在。

百姓顺从君主的爱好，追寻利益以求生存。如果君主务求发展本业，那么虚伪作假的人也会受其影响，回归于本业；反之，君主偏爱末业，那么即使忠厚实在的人也会趋向末业。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受饿挨冻的环境，人人无不避而远之；温暖饱食的地方，民众又岂会不安居乐业？人们受形势所逼，好多选择非出于本心，处于衰拜昏乱的时代，从事本业的人，未必就是贤能的，而专心于末业的人，也不一定是不肖之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受形势所迫而作出趋福避祸的现实选择罢了。此时，君主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只有君主推崇本业而抑制末业，才能避免祸患的萌生。在本末消息与君主的关系方面，西晋傅玄论“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静，此犹纵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废，难矣”[24]，对君主与天下治理的关系理解也与之近同[25]，当亦受到王氏的部分影响。

结 语

东汉中晚期思想家王符针对国家治理中的“舍本务末”之弊，他在《潜夫论·务本篇》中剖析现象、批评弊政，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治理本末选择的意见。王氏认为，国家治理需要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入手，即“富民”与“正学”。就“富民”而言，其主张与传统的“以农为本”有所不同，他赞成农、工、商为代表的三个领域内各有其本末，其判别的要点在于能否使得国民获得财富，能否使得国家获得收入。此时世家大族掌控下的田庄经济蓬勃发展，然其发展结果是肥私家而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极不利于保障基本民生和国家财富的积累，因此他反对国民经济为豪门大族的奢侈性消费生产服务，意在维护自然经济的平稳发展。在“正学”与“教化”方面，他从“教训”“诗赋”“列士”“孝悌”“居官”等五个关乎教育和人才选任的领域出发，指出它们亦各有其本末。王氏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五个典型的领域，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批评。他还揭示了君主在“富民”正学”及国家本末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再次强调君主治理国家“崇本抑末”的重要性。

注 释：

①对于“正学”以“礼义”为本的深层次问题，王符还在《潜夫论·德化篇》中从人出生前后过程论证“明礼义”“和德气”“正表仪”，以“仁义”为心，以“廉耻”为志，宣扬从事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若将此嘉言懿行推而广之到全社会，就会极大地净化社会风气，消弭了作奸犯科、犯上作乱之人，刑错也随之可以省去了，太平盛世可指日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