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进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平播之役是中国战争史与西南土司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界也曾做过相关的梳理。如陈红优《播州杨氏研究综述》从播州杨氏族属、播州地名及行政建制、播州杨氏兴衰、播州土司制度、平播之役等方面对播州杨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述[1]。党会先《播州土司研究现状及展望》对播州土司概况、平播之役、播州杨氏族属、杨氏墓葬、播州土司内外关系、播州土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播州土司研究在人员配置、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上存在的不足，提出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方法扩展播州土司研究的领域[2]。李跃平《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献综述》从历史、社会和文化三个角度对2001至2013年播州杨氏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指出该时段播州土司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3]。以上综述从多个层面对播州杨氏相关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但这些综述皆属于播州土司研究的整体性评述，而立足于平播之役的专论性梳理尚有不足，因而对该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42年来平播之役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尝试拓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的推进有所裨益。

二、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研究发展概况

自清末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传统史学不断革故鼎新，历史研究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但对平播之役这一课题，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成果稀少，仅在时人的少数著作中略有述及。改革开放后，由于学术氛围的活跃、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平播之役研究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后平播之役研究进入新阶段，成果丰硕。据笔者统计，在1978至2020 年的42 年中，平播之役研究的论文有49 篇①此处仅指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8篇，期刊论文41篇。期刊论文中CSSCI来源期刊论文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共9篇，普通刊物文章32篇。，文献整理5 部，著作2 部，论文集1 部，具体成果情况见图1。

图1 1978—2020年平播之役研究成果情况

上述统计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2 年中，前22 年的研究比较缓慢，进入21 世纪后研究虽曾遇冷，但总体水平远超之前。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两个高峰。其一是1978—2002年，这一阶段研究较为缓慢，但2002年召开的“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及其论文集的出版使平播研究进入小高峰。其二是2003—2011年，经过“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后研究趋势转冷。其三是2012—2014年，2012年海龙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有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研究转热，成果迅速增加，并于2014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该阶段的成果约占改革开放42年来研究成果总和的42.11%。其四是2015年至今，研究速度放缓。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其发展趋势受学术会议、文化遗产申报情况的影响较大，呈现出由低速发展、转冷、迅速发展到降温的发展趋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研究内容

改革开放42年来对平播之役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成果丰硕。截至2020年底，对平播之役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平播史料的整理与文献研究

平播史料是平播之役研究的基础，目前平播之役的文献整理主要是通过对重要史料的辑录、点校，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史料支撑。由王正义主编的《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4]和遵义市汇川区政协教科文史委编的《播州杨氏土司文献资料辑编》[5]主要辑录了唐至明末播州土司的相关史料，两者不乏重复，但内容翔实，史料价值颇高。遵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的李化龙《平播全书（点校本）》[6]是平播之役原始文献的校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的道光《遵义府志·土官志》对播州杨氏土司进行了详细载述[7]。贵州学者罗克彬整理编辑的《播州杨氏史籍编年》是关于杨氏土司的文献辑录，相当于杨氏的编年史[8]。

平播文献的研究亦受到学界的重视。平播文献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考证与对比分析，力图对平播史料的价值、争议史实等予以回应。周伟明通过对平播史料的认真分类、梳理，认为平播史料较为丰富，涉及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全部，合计61种，其中又以史部居多，并基于此分析了这些史料对于平播研究的突出价值[9]。胡晓真通过对平播之役书写类型的考察，论述了平播之役书写在明代文学中的话语竞逐[10]。张万东经由不同史料的对比发现，石砫土司研究的主要史料《明实录》《明史》《石砫厅志》对平播之役中石砫土司的参与载述有着程度不等的偏差，其在史料价值上不如《平播全书》，并由此强调了土司研究中原始史料的重要性[11]。陈旭通过对道光《遵义府志》中平播之役史料的类型分析，对该志中平播史料的价值予以了积极评价[12]。孙玲玲在对《征播奏捷传》《平播始末》研读的基础上广泛参照相关史料，通过文史互证的方式对小说中平播的争议史实进行了考证，并客观评价了参战主将的功过是非。通过对小说与史书创作内容的分析，作者对小说家与史学家历史观的区别进行了探讨[13]。李克玉通过对《征播奏捷传》中平播之役的描述与史书记载的对照，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认为参与者之间的功过意见之争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14]。

（二）平播之役的总体研究

平播之役作为明代的经典战例，对其总体的考察颇具价值。平播之役的总体研究主要是对平播相关问题进行整体性的考察，成果较为丰富。典型代表是刘作会编的《平播之役400 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此论文集从战争的背景、特点、影响等各个方面对平播之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内容充实，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广泛性[15]。陈对的《明代平播战争研究》立足于战争的历史背景与播州土司的梗概，从土司与土民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阐释平播之役的起因，并着重介绍了战争的进程[16]。陈红优的《十六世纪末的杨应龙与“播州之役”》将杨氏置于播州的内外复杂关系网中考察平播之役的背景、爆发、进程、善后与影响[17]。张贵淮等通过对播州杨氏发展史的概述，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杨氏与明廷的关系从保持良好到产生隔阂，及至最终兵刃相向的过程。文中对于战争原因、过程、播军的失败都做了相应探述[18]。张雷立足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路径，从播州的建制沿革与军事战略着手，对战争起因、战争进程、战胜因素、战争影响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19]。

（三）平播之役性质、爆发原因的研究

对平播之役性质的界定是为了对该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定性与评价。李世模通过平播之役进程的考察，阐明了杨应龙反明的叛乱性质[20]。禹明先则认为播州土司之乱是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抗争[21]。平播之役涉及主体复杂，牵动朝野局势，因而对战争原因进行多维度分析有利于对平播之役的爆发缘由进行全面、综合的审视。党会先认为杨应龙较为负面的性格特征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也对战争结果有着显著影响[22]。冉诗泽认为播州宣慰司杨应龙与境内“五司七姓”矛盾的不断激化是平播之役爆发的重要原因[23]。张洁亦是从民族关系处理不当的角度寻找杨应龙叛乱的原因[24]。李良品等认为平播之役是一场双输之战，并从央地关系、辖内民族关系、杨应龙自身因素探讨了战争的原因[25]。陈季君等的《论明代播州杨氏土司的历史终结》一文认为杨氏世代尽忠，其活动有利于西南边疆的稳定，末代土司杨应龙的叛乱主要是土司制的陈腐、杨应龙自身因素与央地双方处置失当造成的结果[26]。

（四）平播之役的细节研究

细节研究是平播之役研究不断深入的突出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的细节研究主要是针对平播军的武器装备、兵员构成、军费及具体战术进行论述，研究尚较薄弱。张文通过平播之役中对战双方武器的比较，阐明了火器的使用对战争结果的重要影响[27]。祝国超的论文《平播大军人员构成探析》通过对平播大军的构成分析，指出号称50 万的平播大军中七成是土司武装，政府军不过8 万，并有若干朝鲜战场俘获的日本士卒[28]。刘利平的《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一文针对不同史料载述的有关平播军费的差异，考察了平播军费的构成、来源及使用，并对平播经费结构中凸显的央地角色及军费开支的影响进行了考察[29]。陈旭的《招降之策与李化龙平播之战述论》分析了平播之役中明军的招降之策[30]。李世模的《平播战争胜利原因初探》对平播之役的细节进行了考察，得出平播军取胜的原因在于平播军军纪严明，赏罚得当，执法有力[31]。

（五）平播之役的善后与影响研究

平播之役的善后处理在诸多论著中多有提及，但专论稀少。陶军舟的《播州之役后播州地区善后研究》着重考察了战后明中央对播州的善后处理及影响[32]。曾超的《李化龙平播纪功铭与国家认同内涵研究》从战后李化龙镌刻的平播纪功铭出发，阐明其铭文的记功性与国家认同特征[33]。李飞认为战后遗留的金石遗存具有“纪念碑性”的特点，其价值可补正史之缺，并且通过金石铭文的镌刻事主重构了部分历史[34]。张洪滨通过对明末清初播州改土归流、边地纠纷与行政区划调整的详细考察，对学界关注较少的战后播州进行了研究[35]。

平播之役影响巨大，因而较早受到学界的关注，具体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全伟认为战后对播州的分治与改流为遵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后先进生产方式的传入、农奴政治地位的提高促进了遵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其发展也是有限的[36]。黎铎的《试论平播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指出平播推动了战后遵义经济形态的质变，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后文教事业逐渐繁荣、佛教文化得以勃兴[37]。党会先的《从平播之役看明王朝的衰落》认为平播之役明王朝虽然胜利，但战争中凸显的财政、政治与军队问题都反映出明王朝已日益衰落[38]。赵曜等的《试析播州之役对明朝的影响》认为平播之役虽对播州有积极影响，但给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明王朝以巨大的财政压力，明廷将其转嫁于民间，从而加速了其统治的崩溃[39]。

（六）平播之役的重要人物研究

平播之役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他们对平播之役的胜利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平播人物的研究颇丰，基本涵盖了重要的参与者。刘旭东所撰《李化龙与平播战争》[40]和姚香勤的《李化龙与播州之役》[41]两文皆对明军主将李化龙在平播之役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进行了论述。陈珊通过对李化龙所著《平播全书》中的“九次请辞疏”的研究，指出其价值在于既能深化对平播之役的理解，又能借此透视李化龙的文武韬略与家国观念[42]。黄万机的论文《郭子章与平播战役》对郭子章在平播战役中的活动与作用进行了充分的分析[43]。朱皓轩的《陈璘与平播之役》一文论述了万历名将陈璘在平播之役中的贡献[44]。陈旭则论述了四川布政使程正谊与平播之役的关系，指出他在战前拟定了可操作性的平播总方针与积极协助筹备，其运筹帷幄之功应予以肯定[45]。谭佛佑对明军女将秦良玉及其在平播之役中的作用进行了揭示[46]。此外，这类研究还有杨隆昌《浅谈刘挺在平播中的作用》、苏涟《略论孙时泰其人》[47]等。

（七）播州杨氏的军事实力与防御体系研究

播州杨氏军队抵抗明朝平播大军近四个月，对其军事实力的研究颇有必要。目前对杨氏武装力量的研究较为有限。陈旭《播州杨氏土司军队建置概论》一文对播州杨氏军队的建置如称号、数量、装备、指挥等方面作了整体性考察[48]。陈旭考察了杨氏的用兵特色。杨氏用兵具有以险要的地形构筑防御、重视步骑间的协同、重视谋略及战术三个特点，这也使得杨氏军队拥有较强的作战能力[49]。闵廷均《播州土司军事力量强盛情况探析》一文通过对播军的考察，认为杨氏拥有较强的武装力量。作者阐明杨氏重视政治经济的建设，“务农寓兵”系军力强盛的原因所在，并阐述了由此产生的重要作用[50]。谭杰容论述了明代播军的军事征调。作者立足杨氏的诸多军事征调事例的分类的细致考察，分析其性质、特点及影响，并强调杨氏参与军事征调体现了杨氏对中央王朝的臣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作者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问题进行了思考[51]。

播军防御体系的研究备受重视，其典型代表为海龙屯研究。海龙屯又作海龙囤，作为平播的主战场、播州城邑的典型代表，海龙屯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具体的研究以海龙屯考古为分界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海龙屯考古发掘前的研究。史继忠主要阐述了海龙屯的历史与在平播之役中的功能[52]。陈季君等从对海龙屯地名的历史考察，揭示了“海龙屯”地名的历史地理内涵[53]。二是在其考古发掘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的研究。2012年海龙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有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景后，社会各界予以高度关注，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吴孟珊等的《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及其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从对海龙屯的历史概况入手，通过与世界遗产标准及国外同类遗产的对照，得出海龙屯遗址在空间格局、军事攻防体系与播州杨氏土司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和真实性[54]。李飞的《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运用通俗的语言，对海龙屯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并从考古研究出发，对海龙屯进行了全新的诠释[54]。贵州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主编的《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共考古的实践和思考》认为考古是海龙屯遗址与公众的一座桥梁，提出将“考古方言”变成公众可接受的“普通话”，在海龙屯遗址与公众的密切互动中加强对它的保护和利用[56]。杨旭等的《明代播州城邑之嬗变》通过海龙屯这一播州杨氏土司象征符号的变迁，探讨了播州城邑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型城市到兼具经济文化功能的复合型城市的嬗变[57]。李亮等的《古代军事城堡海龙屯防御体系探究》认为海龙屯从设防理念、地址选择、布防体系的构建等各个环节都反映了古代“以弱御强”的军事理念[58]。李思睿认为海龙屯是播州杨氏土司军事关隘防御体系的中心，层级分明，以此为核心，杨氏对海龙屯进行严格管理[59]。全伟的《播州杨氏与海龙囤》一文论述了海龙屯的历史变迁及其与播州杨氏兴亡的关联[60]。吴侔卫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海龙屯土司遗址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61]。

四、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研究不足与展望

从上述梳理可知，改革开放42年来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研究趋势上呈现出由缓慢发展、转冷、迅速发展到降温的转变。研究成果广泛，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涉及杨氏与明中央、地方政府、同级土司、辖内土司、土民等多个主体间复杂的关联互动。总之，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平播之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取得的成果不仅丰富和扩展了平播之役的研究内容，还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启示。但在既有研究中，还存在以下四个层面的不足与可改进之处：

第一，史料来源较为单一，平播之役研究应在充分利用旧有史料的基础上广泛挖掘和运用新史料。目前平播之役研究多是运用传统的正史、实录、政书、地方志类史料，常用的史料如《明史》《明实录》《平播全书》《遵义府志》展现的多为统治者的视角与历史的“建构”，纯以此类史料出发展现的历史书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学界对平播之役的整体性认知。近年来，平播之役研究趋势的放缓也表明传统的研究已至瓶颈，迫切需要广泛运用新史料来推进平播之役的研究。笔者以为新史料的发掘应重视三条渠道：一是应充分利用传统史料中未被引起重视的部分。平播之役史料众多，过去因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的局限，对于平播之役的部分史料未予以充分利用，未来的研究应以新的选题视角充分挖掘和利用这类史料。二是通过考古工作充分发掘出土实物类资料。出土史料证史是目前已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路径，海龙屯的考古研究即是一重要例证。三是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的方式充分挖掘如碑刻、族谱、口述传说等有关平播之役的民间历史文化资源。田野调查收集史料的方式在平播之役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有着可观的前景，并将成为今后平播之役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通过这三条道路的共同推进，平播之役研究的基础会越发坚实，并为平播之役研究的创新提供更丰富、更鲜活的史料支撑。

第二，研究视野较为局限，平播之役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的关照以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视域。目前，平播之役的研究多是立足传统史料基础上的精英政治史研究范式，多停留在上层精英活动的“政治军事史”上，平播之役研究的创新迫切需要突破过去“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理念、方法推动平播之役研究的创新性发展。平播之役属于战争史、土司研究与民族区域治理的范畴，其性质呈现的多面性表明平播之役研究可加强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军事学等邻近学科的理论交流与互鉴。自改革开放以来，跨学科的研究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通过多学科的交流互鉴，有助于平播之役研究改变当前的颓势，给平播之役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例如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可弥补平播之役研究宏大叙事的不足，有利于从民间社会的“小历史”看变动剧烈的平播“大历史”。此外，历史人类学取向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取向的民族区域治理等视角亦有助于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视野。通过跨学科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平播之役研究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第三，平播之役研究之间的对话尚有不足，应加强平播与其他区域土司改流问题的比较研究。播州土司作为延续久远的大土司，其不论在历史文化、统治模式与改土归流的方式上都具有自身特质与区域特征，而平播之役研究的特性需要在与其他土司改流问题的对话交流中才可得到凸显。而且播州土司与其他土司在改土归流的出发点、路径、成效等方面不尽相同，但目前的对比分析尚有不足，这使得相互间的研究对话存在较大的空间。通过与其他土司改流问题的交流、对话与比较研究，可加深对平播乃至播州改土归流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学界对平播特性的提炼与加深对改土归流的认识，进而推动平播之役的整体性研究。

第四，平播之役研究的具体领域有待扩宽，应丰富和扩展其内涵与外延。目前的平播之役研究多关注政治军事，研究尚多停留在平播原因、过程、影响、人物等方面的表层性分析，而对有关平播之役的深层次内在逻辑的认识尚不充分。未来的平播之役研究应在充分利用新旧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的交流与各区域土司改流研究的对话，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多样性。从当前的研究情况而言，精英政治史的研究颇多，而对与平播相关的播州区域社会经济、财政贡赋、文化冲突、族群关系、中小土司等深层次的研究涉及较少，未来的平播研究应从上述研究薄弱点发力，不断推动平播研究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

总之，通过新史料的充分挖掘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互鉴、不同土司改流类型的对话与具体研究领域的拓展，未来的平播之役研究势必推陈出新，进而不断扩展平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