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会馆是晋商文化的历史见证，体现着晋商的诸多宝贵精神。晋商会馆的分布可以体现出晋商艰苦创业、贸于四方的精神；由晋商会馆的修建与日常活动可见晋商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精神；由晋商会馆的神灵设置、建筑装饰可见晋商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精神；由晋商会馆的章程条规可见晋商管理严格、奖惩分明的精神；由晋商会馆举办的公益活动可见晋商慈善济民、扶危济困的精神。晋商精神是晋商在商界成功的经验和法宝，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下社会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明清时期晋商称雄商界，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还凝聚着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以义制利、管理严格、慈善济民等精神之道。这些可贵的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平遥古城日昇昌票号博物馆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工商业人士在客地祭祀、議事、娱乐的场所，在分布、修建、日常活动、神灵设置、建筑装饰、章程条规、公益活动等方面均隐含或直接体现出晋商的诸多宝贵精神。以晋商会馆为视角，基于晋商会馆遗存的文物文献史料，剖析晋商会馆所体现的晋商精神。

艰苦创业、贸于四方

晋商在明代逐渐崭露头角，在清代更是走向全国，成为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商帮。晋商会馆是晋商在各地从事商贸活动的建筑表现，其遍布各地、数量众多的特征生动诠释了晋商艰苦创业、贸于四方的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晋商会馆就有558座。这些会馆遍布全国各地，集中于商业繁荣、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城市与地区。北京是明清时期的首善之区，拥有可观的消费市场。在明代中后期，众多晋商就已入京从事贸易运输与销售，较早建立了阳平会馆、颜料会馆等商业会馆。在华北地区，山西商人依靠地理上的天然条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渐成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经商人数众多的商帮，形成“凡有商业贸易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局面。晋商会馆遍及华北各地，天津、洛阳、开封等工商市镇，聊城、朱仙镇等商路要地皆有晋商会馆。清代中后期，大批山西商人来到东北地区从事各类贸易活动，并在沈阳、吉林等人口聚集的城市以及海城、营口等交通要地建造会馆。在江南地区，山西商人垄断了当地的票号，有力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山西商人在苏州修建的全晋会馆占地宽广，雕饰精美，是苏州众多会馆的代表。随着清代中后期社会逐渐稳定，晋商赴青海、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经商，“故四方商贾，云集而麇至者日着众，大抵山右之客为尤多”。在乌鲁木齐、兰州、西宁、张掖等商贸要地，晋商皆修建会馆。乌鲁木齐晋商会馆的修建“始自丙申，义举成己巳。爰购得吉地一处，畚土鸠工，经营伊始，越甲辰而大殿、彩楼丕振，两廊告成。”

在一些工商市镇，晋商甚至垄断了一些行业的贸易活动，可谓“齐晋秦燕越诸大市，执商界之牛耳者，咸晋人”。晋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为晋商会馆的创建和后期运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清代北京的颜料业、烟业、油市几乎完全掌握在平遥商人、河东商人、临汾商人手里。北京颜料会馆、河东烟行会馆、临襄会馆均由上述商人创建，这些会馆更是成为该行业商人议事、交易的公共场所。又如旅居汉口的晋商垄断了当地的票号及贩运茶叶、烟叶等商贸活动，而汉口山西会馆的顺利重修与正常运营，正是源于晋商庞大的商业规模和丰厚商业利润的支撑。光绪七年（1881），山西商人在汉口开设有三十三家票号，“山西帮多扼金融界之机关，凡票庄皆山西人为之”。旅汉晋商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不仅人数多，历年商贸活动获得的商业利润还十分丰厚，如“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凡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因此，透过晋商会馆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在各地修建会馆正是其在当地商贸活动繁盛的有力体现。这些规模庞大、建筑宏伟的晋商会馆，见证了当时晋商商贸活动的辉煌。

晋商在商贸活动中能取得成功、在各地建有数量众多而又宏伟的晋商会馆，离不开晋商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晋商远离家乡，历经自然环境、人为因素等多重考验，如在东北经商时，他们“日行百里，饕风虐雪，沿路无人烟，时车帏敝不周，寒益甚，以诸肆事方急，不敢息，至则日夜焦虑，以期进善”。正是秉承着这股不惧险阻、吃苦耐劳的精神，晋商赢得了当地商贾百姓的信任，逐渐走向成功。晋商会馆的修建得益于晋商在商贸活动中的资金积累，而这离不开晋商常年累月的艰苦付出。

团结协作、同舟共济

注重群体的团结、建设和发展是明清时期晋商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晋商充分利用会馆这一平台，以地缘为纽带，维系群体利益，加强本帮商人团结，使从事不同行业贸易的晋商都能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彰显了晋商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精神。

其一，晋商修建会馆，其目的意在加强同乡商人的团结。晋商创建会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源于自身商业利益的影响。众多晋商在客地从事商贸活动，需要一个能够维护自身正当商业利益的组织机构，使众多晋商在纷争出现时能够团结一致。二是为了更好地通商情，联络友谊。晋商需要及时获取商业信息，并以地缘为纽带联络同乡商人的感情，增进友谊，加强团结。“是故通都大邑商贾云集之处莫不各建会馆，以时宴会，聚集于其中，盖客旅见乡人，聊桑梓，通款洽，情倍亲也”，众多晋商聚集于会馆内，操乡音，行乡俗，通过宴饮、观戏等娱乐方式缓解思乡之情，加强晋商群体的团结。

其二，在筹备会馆修建资金方面，众多晋商往往齐心协力，踊跃捐资。晋商会馆的创建及之后历次修葺工程往往耗费众多银钱，当地众多晋商通常会团结一致，踊跃捐资支持。为了修建苏州全晋会馆，寓苏晋商纷纷捐资相助，“每年所捐若干，每商所捐若干，至今十有六载以来，捐输弗绝，绵绵常济，盖不啻如水之成”。不仅如此，在历年维修中，众多晋商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踊跃捐资相助。北京浮山会馆于乾隆三十年（1765）大规模重修，据碑文记载，共有327名晋商为此次重修工程捐资。经济实力较强的晋商商号往往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潞泽众商在洛阳修建会馆时，从事绸布贸易的祁永兴商号就一次性捐资三千两，另施地十亩。查阅各地晋商会馆碑刻文献史料，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较为普遍。参与捐资的晋商人数众多，虽捐资数额不一，但捐资总额可观，这有力保证了会馆修建工程的顺利完工。各地晋商会馆往往数年即可落成，规模宏大且构造精美，这正是得益于晋商在筹备修建资金时的团结协作。

其三，晋商充分发挥会馆的功能，及时维护本帮商人的正当利益，同舟共济。晋商会馆在晋商商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内可以解决本帮商人的纠纷，加强内部团结；对外则能协调同乡商人与其他商人以及官府的关系，从而维护晋商的正当利益，凝聚晋商的人心，有效促进了晋商群体的团结。隶属于会馆的各个晋商虽从事不同行业的贸易，但当某一行业的晋商出现困难时，“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籍端推诿，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如遇晋商遭受无理压榨，会馆会挺身而出，代表晋商进行交涉、诉讼。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官府提高了潞泽布商的税收，潞泽会馆以商团的名义将其告至河南府，历经一年的周折后终获胜诉，减免了税收。会馆代理晋商出面协调维护了市场秩序以及晋商的正当利益。晋商会馆以“同向同源”为纽带，整合客地晋商，使漂泊在外的晋商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坚固堡垒，实现了维护晋商正当商业利益的目的。

以义制利、诚信为本

在长期的商业贸易中，晋商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为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市场的信任。晋商会馆作为晋商议事、联谊的集会场所，其神灵设置、建筑装饰直接体现出晋商对于商业贸易的种种态度。其中，会馆主祭关羽的神灵设置以及丰富的建筑装饰体现了晋商对于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推崇。

其一，晋商会馆崇祀关羽，意在以关羽忠义的高贵品格感化晋商，劝勉晋商要以义制利。晋商会馆主祭关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关羽是三晋大地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人物。晋商在会馆奉祀关羽是借祭祀家乡名人从而笃乡谊，加强晋商团结。其次，在晋商看来，关羽能够驱邪护安、护佑晋商在客地商贸顺利。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关羽忠义、正气的优秀品格与晋商所倡导的“以义制利”相一致，这也是晋商孜孜以求的道德品格。关羽“精忠贯天地，大义炳日星，浩然之气，亘古常留，使天下后世之人莫不尊亲”，正是晋商学习的楷模。晋商会馆主祭关羽就是要借助神祇的威慑作用劝勉晋商要“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知尊君亲上之大义而守己安分，不流于非辟，不入于回邪”，使晋商时刻牢记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

其二，晋商利用丰富、多样的会馆装饰时刻告诫自己要以义制利、诚信为本。晋商会馆的装饰有匾额、楹联、雕饰、彩绘等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透露出晋商在宗教信仰、行商坐贾、人生百态等多方面的感悟，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其中一些装饰反映出晋商对于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追求，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作为会馆戏台的装饰，戏台上的匾额、楹联往往借戏喻理，借助戏曲演古鉴今的功能，劝勉晋商要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社旗山陕会馆戏台被称为“悬鉴楼”，即将戏台上所扮演的故事喻为高悬之镜，使晋商在欣赏戏曲的同时能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做到守信用、明得失。洛阳潞泽会馆戏台明间金柱楹联曰：“人为鉴即古为鉴，且往观乎；鼓尽神兼舞尽神，必有以也。”劝勉晋商要以古为鉴，具有警示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依附于会馆建筑的雕饰也体现出晋商对于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追求。开封山陕甘会馆正殿两侧悬鱼分别写有“公平交易”“义中取财”，意在提醒商人要时刻遵守商业规则，义中取利。

管理严格、奖惩分明

晋商的商业活动在清代发展至鼎盛阶段，晋商的规模及其涉足行业逐渐增多，同时，晋商会馆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会馆在晋商商贸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由会馆设立的章程条规成为规范晋商行为的重要工具。这些章程条规经全体晋商同仁商议后制定，主要针对会馆的日常管理以及晋商的商贸活动而设立，或刻石以记，或刊于会馆志，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这些章程条规规制缜密，执行严格，保证了会馆各项事务的正常运转，确立了晋商商贸活动的行为规范，体现了晋商管理严格、奖惩分明的精神。

其一，对于建筑使用、祭祀活动、经费管理等会馆日常事务，晋商均设立章程条规予以严格管理。首先是会馆各建筑使用的规范。汉口山陕西会馆规定：“本馆重地，理宜洁净，平素日期，勿许闲人入庙游览；本会馆不准外帮借馆演戏，如有徇情私借情事，从重议罚；馆内灯彩家居，一概不准出借庙外，如违者议罚；馆内不论粗细货物，概不准在内晾晒，以昭肃敬。”晋商会馆是晋商聚集议事的场所，对于非本会馆成员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次是会馆历年祭祀活动的规范。祀神是会馆的主要功能，历年祭祀活动乃会馆一年事务中的大事。为了保证祭祀活动有序、顺利的进行，晋商会设立条规，规范祭祀活动的各项工作。有的会馆会具体规定每年的祭祀时间，如城固山陕会馆规定：“以后仍照旧规，拔取厘头，于每年九月二十二日，合邑客商云集麇至，香花缭绕，三日乃散，称盛举焉。”有的会馆对于祭祀演剧活动有详细规定。汉口山陕西会馆规定：“本馆晚间锁门，平日以十点钟为度，如遇筵会、灯戏，以十二点钟为止；会馆重地，灯火最宜小心，嗣后我各帮字号，如遇在馆做会演戏，客散戏忠，主人务将庙院戏台一应灯烛亲查熄灭，始准回号。”第三是会馆经费收支的公示。会馆经费多源于晋商捐资，是维持会馆日常运营的公款。晋商对会馆经费有严格的管理，从晋商捐资、会产租金等收入再到会馆维护、祭祀、宴会等开支，各项收支无论金额大小皆有明确记载，并公之于大众，接受全体仕商的监督。佛山山陕会馆将会馆重修过程中众多山陕商号的具体捐资数额以及砖瓦木料等各项支出勒碑公示于众。北舞渡山陕会馆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正殿、拜殿等建筑，并勒碑记录各字号的捐资数额以及重修工程的具体支出数额。上述章程条规体现了晋商对会馆细致而又严格的内部管理，避免会馆各项事务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保证会馆的正常运转。

其二，以会馆的名义制定章程条规，有效规范了晋商的商贸活动。为了规范晋商的商业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会馆会对晋商商贸活动制定具体的商业规则和处罚办法。这些条规具有全面、及时的特征。首先是全方面规范晋商的商贸活动，对晋商的商贸行为予以详细规定。对于开市时间，广水山陕会馆布帮规定：“春秋二季开市，遇着庙僧，咨会各行某聚会，公择日期，议定时价开庄。”社旗从事杂货行的晋商于乾隆五十年（1785）重新设立行规，并将新设立的行规刻碑立于山陕会馆内。新设立的行规共十八则，详细规范晋商在商品买卖、店铺管理、祭神仪式、价格规范、店铺管理、礼仪态度等方面的行为。其次是晋商能针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更新条规章程。雍正二年（1724），随着商业贸易规模的扩大，旅居社旗的晋商逐渐增多，为了避免部分晋商在称重过程中缺斤少两、独网其利，同行晋商于会馆商议后重新规定：“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悚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改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官究治。”晋商依据市场的变化颁布条规，及时革除戥秤不一的弊端，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更體现了晋商对自身的严格管理。

当然，对于违反章程条规之人，晋商会馆也会设立惩罚办法。惩罚办法丰富多样，主要有罚银、罚席、罚戏等，如北京颜料会馆规定：“倘有无耻之辈，不遵行规，缺价少卖，隐藏篓数，异日诸号查出，甘心受罚，神前献戏一台，酒席全备，不得异说。”不仅如此，如遇严重违反章程条规，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时，会馆更会严厉处罚，甚至会禁止晋商从事商贸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以会馆名义制定的章程条规对全体晋商一视同仁，即使行帮会首、会馆董事违反章程条规，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水山陕会馆布帮规定：“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如有窄短布匹，徇情买进，借云以扣机户短尺钱文等语搪众。一经查实，以收布庄首，认赔受罚，决不徇情，以杜弊端。”由此可言，正是这种管理严格、奖惩分明的精神使晋商得以在纷繁复杂的贸易活动中脱颖而出。

慈善济民、扶危济困

晋商以贸易为业，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热心公益事业，始终坚持救济弱者、回报社会，这体现了晋商慈善济民、扶危济困的精神。

晋商的公益活动多以会馆的名义进行，由会馆支出经费，为晋商、当地百姓、社会做出了诸多善举。

第一，各地晋商会馆多会购置义地，使得漂泊外地的同乡人士能及时入土为安。汉口山陕西会馆购置义地，设立瘗旅公所，于每年七月三十日举行祭祀活动，另外，“每年清明、中元、寒衣三节，虽无诵经之说，亦必施食超度，神鬼均安。”

第二，晋商会馆热心于当地社会事务，建桥筑堤。汉江堤坝襄阳段因常年受江水侵袭，亟待重修，山陕会馆联合当地其他会馆及时慷慨捐资修筑汉江堤坝。其中，“山陕馆共捐钱叁仟柒百壹拾贰串九百文”，是捐资数额最多的会馆。重修之后的堤坝不仅使当地的百姓免于受水害袭扰，也有益于襄阳当地商人水陆商贸的正常进行。

第三，如遇水灾、旱灾，晋商会及时捐资助赈。光绪十六年（1890）华北多地遭遇水灾，“汉口裕隆全盐号以北省水灾，筹赈孔亟，捐洋四十元，嘱文君国华由元和轮船寄交本馆协赈所。其原函略谓：今秋号中在会馆关帝庙春秋楼敬献对牌一副，悬挂之日，本拟演戏以表敬忱，因念北省灾黎颠连困苦，特以戏资移助赈款，伏乞察收云云。节梨园之巨费，拯曹宅之孑遗，恺恻慈祥，众所钦仰，神灵赫濯，当必鉴此善心正不第数万饥民同声颂祷也。”除上述慈善行为外，晋商会馆还会兴办私塾，热心教育事业；购置院落，及时救治孤寡无助或患病的人士等。总之，晋商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下，慈善济民、扶危济困，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

总之，晋商精神是晋商在商界成功的经验和法宝，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剖析晋商会馆所蕴含的晋商精神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晋商文化的认识，探究晋商会馆的文化价值，而且亦可为当前市场经济建设、道德建设等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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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民国北京会馆剧场及演剧活动研究”（项目编号：21CZS082）；2021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晋商会馆戏曲文物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1W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课题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晋商会馆与晋商精神研究”（课题编号：2020YJ075）。

【作者简介】高扬励（1992—），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戲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