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最早一批将艺术审美与人生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面对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空虚昏暗的境况，梁启超企图通过艺术介入生活的方式，来为国人建立一种新的人生信仰，塑造新的国民性。梁启超并不是抽象地、空洞地去谈论美学与艺术，而是始终面向不断变化的人生境遇，企图通过艺术与审美来使个体走向趣味人生，使社会走向进步。

关键词：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与人生

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消费主义的横行，这使得艺术为了满足被消费而呈现着大众化、无风格、平面化、重感性官能刺激等特点。韩炳哲在《美的救赎》中提出“平滑”作为当今时代的标签，同时也是普遍的一种艺术风格。他认为，“消费文化使美越来越屈从于刺激与兴奋的模式。美的理想挣脱了消费性。任何美的增值都这样被消除。美变得平滑，并且屈从于消费行为”[1]。在这里，“平滑”意味着反思性、深刻性、矛盾性的消失，呈现出一种肤浅化的倾向，且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个体人生追求与艺术创作层面。

面对这样的困境，笔者在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中找到了一剂良方。梁启超的“趣味”“是一种由情感、生命、创造所熔铸的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主客会通的特定生命状态。这种状态既是特定主体之目的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感性契合。在趣味状态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和谐自由的。主体因为客体的完美契合而使自己的情感、生命与创造获得了最佳状态的释放，从而进入到充满意趣的精神自由之境。”[2]89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梁启超的人生实践，作为从旧时代走出来的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率先举起变法大旗，成为一名政治改良家。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剪掉象征着传统士大夫的长辫，成为一名新型知识分子，继续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奋斗。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趣味主义人生观，直面现实社会，真正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由于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并非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而是零散见于他的论文、演讲稿等文章中，因此，下文主要选择其有重点提及趣味与艺术、人生关系的文章，首先进行趣味主义美学观的分析;其次从消费社会角度切入，探讨如何践行趣味主义以及重新审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

一、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

梁启超虽然整个人生都在践行着他的趣味主义美学观，将人生与艺术统一于趣味，但他首次提出“趣味主义”并且加以详细分析论证是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一篇演讲稿中。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3]3662由此可知，梁启超将趣味作为他的人生信仰与根底，而超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物质层面的对于艺术或其它事物的喜好，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本体。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足，有了趣味，便不计较成败得失，而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去享受做事的過程，因此梁启超说他自己“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3]3662。梁启超认为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是精神的干涸与思想的枯萎，一个人若成天浸淫在这种状态中，便容易滋生颓唐落寞的情绪，从而做出有损于自己以及社会的事情。趣味在梁启超看来并非暂时的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贯彻一生的，人生应该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给“趣味”下一个定义，但他指出可以作为趣味之主体的是劳作、游戏、艺术、学问[4]3749。因为这四项是可以贯穿整个人生始终的。如拿劳作来讲，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在劳作上的体现可见于他的《敬业与乐业》一文，何为敬业？他认为是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用全身心的精力、心无旁骛地去做[4]3760。何为乐业？梁启超认为凡是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原因在于：首先，凡是职业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曲折，而人在这当中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便会产生快乐之情;其次是每一种职业都离不开奋斗，快乐就在奋斗的过程中;再次是与同业人竞争获胜而得到的快乐;最后是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便可以去除掉许多游思妄想。人生若能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得趣味，便是有价值的人生[4]3762。在《美术与生活》中，他提到趣味的源泉有三种：第一是对境之赏会与复现，即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与回味，来获得人生的趣味;第二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即通过说出别人的痛苦来减少自己的痛苦，说出别人的欢乐来增加自己的欢乐，以此来打开心门，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第三是他界之冥构与募进，即对现实环境的超越，肉体虽为现实物质世界所困，但精神却常常对于环境宣告独立[4]3756-3757。梁启超进一步分析，趣味的第三种源泉“他界之冥构与募进”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只不过在于个人的感官敏锐程度，感官越敏锐，则越容易被环境所激发，趣味自然也越浓。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如何激发感官以获得趣味呢？梁启超认为是文学、音乐、美术这三种艺术。换言之，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说，艺术的作用就是恢复日常生活中麻木的感官，使人从无趣变得有趣，即通过审美来吸收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健康，从而成为有趣之人、实现有趣之人生。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不仅强调个人的趣味人生的实现，更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个人对社会真理的追求，也即他的趣味人生实际包含着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实现价值这一层含义。这是由他当时面临的深刻的民族危机决定的，他将趣味主义美学观连同他的其他学术思想一起，作为唤醒民众的精神武器，参与到救亡图存的历史事件当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与艺术的关系是这样的：艺术是趣味的主体与源泉，同时也是达到趣味的手段;趣味与人生的关系是这样的：趣味是人生的目的与原动力，人生以趣味作为根底。这样，艺术、趣味与人生就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同时也就实现了梁启超的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正如金雅教授所言：“梁启超美学思想关注的中心就是美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美对于现实人生与人的建设的价值与意义。”[2]286综合来看，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既是美学观同时也是人生观，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一部分，他的美学思想体现出远功利而入世的价值取向，通过艺术补给趣味养料最终指向的是对于现实生存的关怀。同时，趣味主义美学观还代表了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始终，使得个体有能力抵制诱惑、越过苦难，从而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而这种精神状态在消费社会当中，具有保全个体完善性、独立性的重要价值。由于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涵盖内容涉及到整个人生，讨论范围也相当广泛，上文仅仅围绕趣味主义的相关内容以及与人生的关系进行论述。下文则从消费社会语境出发，具体分析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何以在当代发挥精神引领作用。

二、趣味主义美学观之于艺术与人生的意义

当今社会横行的消费主义的一大特征是资本与大众传媒的联合操控将大众于无形中塑造成欣快上瘾的消费者，并使其争相通过购买力来展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其实质是享乐主义人生观，培养的是自恋自私型人格。消费者通过不断购物来填满内心的空虚，然而这种被华丽物质包裹下的内心却不堪一击。斯宾诺莎在《知性改进论》中说：“当人心沉溺于感官快乐，直到安之若素，好像获得了真正的幸福时，它就会完全不能想到别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快乐一旦得到满足时，极大的苦恼立刻就随之而生。”[5]消费社会发展至今，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祛魅”的结果，人们安于享乐、及时行乐，放弃了宏大价值与人生追求。面对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的消费广告，我们不禁想到一个隐秘的事实，消费社会把个人的人生追求消解为一次次享乐型的购物与自我炫耀，人的价值仅仅靠消费量的多少来衡量，精神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在一件件炫丽的商品面前，显得那样虚无缥缈。

伴随着消费社会所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讲演》中，正式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该命题涵盖三个层次：亚文化的勃兴、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品的谋划、符号和影像化倾向[6]。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字面意思看起来似乎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往越来越美好的方向发展，但若稍加审视便会发现，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背后，其实质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异化。更进一步讲，艺术和美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美学被资本所利用，成为生产制造美的符号的工具与噱头。在这种情况下，“审美的感性活动已从主体解放的路径，转变为控制主体的‘武器”[7]。艺术异化为人们炫耀消费、自我彰显的工具，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次展览，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看什么，目的只是拍照上传到社交网络，以显示自己的品味与消费能力。美学更是成为各行各业、各种琐屑事物的营销工具，仿佛凡是能够通过感性形式来呈现的事物以及彰显自己品味的东西都可以与美学挂钩。

面对被异化的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通过维护现代艺术的自主性以建立审美乌托邦的形式达到世俗拯救的功能。然而这一观点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暂且不论，就他们以维护现代艺术的自主性这一点而言，最后倒可能变为少数精英主义的游戏，而想要达到整个社会的解放功能，恐怕难以承担此任，放在中国的社会现实语境中，更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笔者认为，现实当中发生的问題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够解决，同样，在中国出现的被异化的艺术、审美与人生的问题，依靠中国自身的理论可能更具有可实现性，毕竟中国是在继承与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中走过来的。因此，相比于西方企图建立审美乌托邦式的幻想来拯救人生、拯救社会不同，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以直面现实的勇气，立足于生活实际，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达到趣味人生的目的，看起来更加坚实可靠。

那么，为何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能够作为消费社会下指导个体正确处理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良方呢？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如前所述，梁启超是将“趣味”作为精神层面的信仰来追求的，而艺术是达到趣味的手段，最终指向的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趣味人生的实现。在这当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对于个人精神力量的培养与精神追求的贯彻。这与消费社会中个体沦为被动地满足于物欲的消费者形成一股抗争力量，追根究底，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在消费社会下个体如何正确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之不可为”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中，梁启超给出了答案：他将“责任心”与“趣味”作为人生观的基础以及个人修养的养料，重点在于情感。这两种主义与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相反。功利主义每做一件事都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是不为什么而去做事;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都要追问结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是不管他有什么效果[3]3569。梁启超指出这两种主义虽然可能是阻碍中国物质文明发展的原因，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又很大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态度。“知不可而为”是在做事时将成败得失抛之脑后，只是埋头认真去享受做的过程。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一方面，成功与失败本就是相对的概念，于每个人而言都不同;另一方面，成功意味着圆满，而宇宙进化的结果才是圆满，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相比于宇宙的终极圆满而言都可以算作失败。“为而不有”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以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这两种主义都是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两者加起来可以说是“无所为而为”，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益的观念转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便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的践行路径。由此观之，梁启超告诉我们，面对消费主义，我们需要通过“无所为而为”来灌注生活的趣味，培养精神力量，这样才不会被消费所捆绑。

其二，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所涉及的艺术，是他达到趣味人生的一种方式，因此，必然也是在精神层面具有引领、超越的价值，像文学、音乐、美术一类。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功能。“熏”是从空间维度来讲，意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效，不仅对个人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蔓延到整个社会;“浸”是从时间维度来讲，对人具有终生的影响;“刺”意为刺激，即小说可使人在刹那间产生情感而无法自制;“提”相对于前三者外部影响而言，是由内而外的境界的升华，即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已内化为读者的价值观，从而指导人生实践[8]。从小说出发，梁启超论述了艺术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作用，在他看来，艺术是人生实践的精神补给站，通过欣赏艺术获得了精神能量，从而有更大的动力去投身社会实践，而这是一个贯穿个体生命以及整个社会的精神工程。惟其如此，个人才能在社会中实现价值，社会也才能走向进步。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就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来看，最终将艺术审美观照与人生审美实践实现有机的统一，这才是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的核心。这与消费社会之下，被异化的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性质有着本质不同。笔者认为，在如今消费社会语境之下，艺术与人生关系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通过艺术制造的幻象来逃避现实;另一个方面是借用艺术的“能指”符号来进行自我彰显、自我炫耀，很少去关注艺术的内在“所指”价值，这二者皆为消费主义趁虚而入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的是，艺术通过展现一个完整的独立于日常生活的形象世界来让我们走出平庸忙碌的日常，对我们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以此来帮助我们获得暂时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但在这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指望艺术能帮助我们获得人生的真正解脱，若艺术真能承担此重任，那王国维必将走得更远。只有从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艺术对于人生的最终意义并不在于超脱生活，而在于更好地服务于生活，或者说帮助个体以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去生活，去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三、结语

本文立足于现实，从消费社会语境出发，分析了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在艺术与人生关系异化的情况下，所提供的理论指导意义以及对当代社会具有的价值。文章指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的核心在于实现艺术审美观照与人生审美实践的有机统一。那么，如何做到二者的统一呢？即通过“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来践行趣味主义，实现趣味人生。这种方式与消费社会之下被异化的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一种抗争力量，帮助我们通过艺术建立起精神世界，从而抵抗消费主义的侵袭。同时，面对被消费侵袭的日渐干瘪的生命，趣味主义美学观也成为丰富我们生命实践的血和肉，滋养着我们。梁启超一生秉承着趣味主义，奋斗在救亡图存的最前线，他的人生实践以及他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后代，就是他践行趣味主义的最好证明。诚如金雅教授所言：“对于梁启超来说，趣味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创构，更是直面时代与民族现实的一种思想武器。”[2]83

梁启超并不是抽象、空洞地去谈论美学与艺术，而是始终面向不断变化的人生境遇，企图通过艺术与审美来使个体走向趣味人生，使社会走向进步。而如今面对消费主义浪潮的侵袭，回过头来重新思索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不消说是我们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韩炳哲.美的救赎[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66.

[2]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1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1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0.

[6]刘乃歌.消费文化与艺术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41.

[7]周宪.美学及其不满[J].文学评论，2020（6）：63-71.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864.

作者简介：温雅，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