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真真

两千多年前，经过孔子的评述、孟子的转述以后，沧浪之水已经由自然之水上升为人文之水，并成为含义隽永的文化语码。沧浪文化的精髓在与屈原共话的渔父口中得到了提炼，那就是通过《孺子歌》传递出的“清正”“廉洁”以及舍生取义的坚持。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沧浪文化中汲取养料，在清廉精神的指引下，在沧浪之水的涤荡下，保持着灵魂与肉体的双重高洁，真正做到了“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沧浪文化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浸润，它的思想主旨与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成为高蹈遁世的隐者的精神依归。

沧浪文化源远流长，是汉水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从四千年前大禹到沧浪治水，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于沧浪水边闻《孺子歌》，再到两千三百年前屈原与渔父在沧浪水畔含义隽永的对话，沧浪文化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及“沧浪”的是《尚书》。《尚书·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这里的“沧浪”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名词。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中对“沧浪之水”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汉沔之水中下游通称为沧浪之水，二是孔子听《孺子歌》的位置在武当县东北的汉江上。结合《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等文献资料对“沧浪”二字的解释不难看出，“沧浪”原本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指汉江中下游的一条古水名，并不具有什么特殊而深刻的含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沧浪之水逐渐脱离其地理意义的束缚，扩展到一种精神文化意义的领域，与隐逸思想和清廉品质不谋而合，成为一种象征符号。

“隐逸”——沧浪文化之根

沧浪之水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其与隐逸思想的重合。隐逸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古籍中对“隐逸”一词有着明确的界定，《说文解字》释“隐”为“弊也”，孔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里的“隐”为“隐逸避世”之意。简而言之，隐逸是有志之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生选择，是一种淡泊名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坚定自我信仰的生活态度，也是众多文人骚客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隐逸文化的主角是“隐士”，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或因官场混乱，奸佞当道，怀才不遇而隐；或因受时代潮流、社会风气所惑而隐；或因躲避政治迫害，为隐而隐；甚至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为官而隐。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隐逸思想的主导下，隐士总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内心苦闷的情感，“纵情山水间，心游尘世外”，表达他们归隐的愿望和决心，抒发他们对世事的洞察和评判。

为了隐居和修行，隐士的处所往往在山林田野，这样就能远离俗世的喧嚣，不受官场斗争的侵蚀，从而独善其身，获得心灵上的轻松愉悦。在处所的选择上，隐士们并不要求物质条件的优渥——相反，越单纯的生活环境越能起到磨炼心智的作用，他们更看重精神的富足，像终南山、天门山这样风景旖旎、景色秀丽的名山大川就是隐居的圣地。武当山下、沧浪水畔的古均州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了隐士遁世的绝佳场所。

在沧浪水畔隐居的士人中不乏名人贤士，据史志和民间传说记载，张良、陈抟、吕洞宾、张懋勋等著名隐士都在沧浪之滨留下过他们的足迹。被誉为“睡仙”的陈抟老祖曾在武当山潜修长达二十余年，留下了许多充满神异色彩的故事。这些隐士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江边邂逅的那位飘逸睿智的渔父。《楚辞·渔父》中记录了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篇章虽短，却塑造出两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文中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他劝屈原与世俗同流，应“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而屈原则强调“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要保持身体与灵魂的双重高洁。渔父传递出的是一种道家的隐逸思想，那就是从“身隐”到“心隐”，解除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最终达到“天地与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漁父在飘然而去之时吟唱了楚地脍炙人口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虽然屈原与渔父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的结局是“渔父遂去，而原亦不复与言，各行其志也”，但在渔父的吟唱中不难感受到其对屈原高尚人格的赞颂。屈原与渔父，一个心系朝野却不得不退隐，一个随遇而安、乐天知命，主动选择了隐逸，他们都在沧浪之水的涤荡下彰显了中国古代士人的风骨和担当。

从先秦时期至今天，沧浪水畔一直备受隐士的青睐，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因为江河湖泊之地，食物较为充足，物资基本可以满足隐士生活的需要，即便遭遇灾荒，隐士们大多安贫乐道，也会将其视为磨炼心智的机会；其次，均州地区距政权核心地带较远，隐士隐居于此，既可远离俗世，获得心灵的暂时休憩，又能“身在山林，眼观宫阙”，一旦时局有变，可以随时回归仕林；另外，此地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景色宜人，隐士既可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也能养气炼气、探寻仙踪神迹，求得养生之道，还能在清新自由的环境中研习学问，修身养性的同时获得创作灵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道家文化还是儒家文化中，水都是常用的“比德”对象。孔子曾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也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流水滔滔，阅尽世间万物，将其悠然、淡泊、崇高、安宁的自然品性融入儒家“仁义”“至德”的核心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成为一种淡然、旷达的处世哲学象征。正因为如此，沧浪之水才让隐士们心生向往之情，在这里隐居修行更有利于实现隐逸的真正目标。

除了吸引隐士隐居以外，沧浪之水还是滋养隐逸思想的沃土，这是沧浪文化与隐逸思想更深层次的碰撞。始建于宋朝的沧浪亭是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雅士抒发情感的见证者。成立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兰心诗墅创设于沧浪亭上，诗人相聚亭中，把酒言欢，互诉衷肠，面对着滚滚沧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诗社成员之一的王丽川曾写下《春日隐居》三首。诗歌言志抒怀，充斥着闲适恬静的田园情调。在鸟语花香的春日，诗人信步来到沧浪水畔，面对湖光山色，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昔日汉水渔翁隐居于此的场景，不由得对自己远离城市、定居山林的选择感到无比欣慰。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沧浪亭中，诗人与先贤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实现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拥有快意人生的可能。诗社成员创作了一批关于均州沧浪的诗作，并收入作品集《兰心诗钞》。据统计，《兰心诗钞》中以均州沧浪亭为主题，或直接写到均州沧浪、沧浪亭的诗篇多达22首，诗作不仅反映了均州地区的风土人情，还抒发了在沧浪之滨生发出的隐逸情怀。

“清廉”——沧浪文化之魂

与沧浪之水的文化精神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清廉”。沧浪之色，是清澈无比的暗绿色，这段水流也因此而得名。沧浪地和沧浪水早在命名伊始就为沧浪文化奠定了自然物质基础。众所周知，四千年前，大禹曾在沧浪治水。大禹留给沧浪的，不仅是治水的丰功伟绩，还有他公而忘私、清风正气的优秀品质。

在沧浪之滨，另一位清廉品质的践行者是屈原。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屈原的楚辞中，《招魂》有云：“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沬。”意思就是“我年幼时禀赋清廉的德行，献身于道义而不曾稍微减轻”。在屈原年幼之时，已经将“清廉”作为为官为人的终身选择。《卜居》则云：“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要廉洁正直，始终保持清白。可见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廉洁精神的倡导者，他的美政理想的核心之一便是廉政、廉洁。

在沧浪江畔，屈原没有听从渔父的劝说，他执着于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一条正道直行的道路。他是清白的，也是清醒的，对他而言，清白与清醒比生命更加重要。临别之时，屈原耳畔响起了渔父吟唱的《孺子歌》。《孺子歌》的主旨之一与清廉高度契合——只有清水才可濯缨，浊水只可以濯足。同时，自己清廉正直、高雅脱俗，自然会有人来濯洗冠缨；而如果自己堕落自辱，那么别人来这里也只有“濯足”。以渔父来说，“沧浪之水”只是外物，而对于屈原来说，“沧浪之水”意味着清澈、无垢，认为既然要保持清白，那就一丝一毫都不能沾染污垢。后人对屈原的深切怀念，其实质也是对其廉洁品质的传承。

廉洁是沧浪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随着沧浪文化的广为传播，受其影响的世人无不对廉洁精神推崇备至，“清”字频繁出现在文人的诗作中。明代杨士奇在沧浪江边与友人依依话别时写道：“须令郡人说，堪比使君清。”诗中的“清”字，是对朋友的悉心叮咛，是对为官者本分的重申。清代诗人沈冠写道：“清绝沧浪水，传名自禹经。澄潭浮鸭绿，映壁妒鸦青。”清澈的江水与清廉的思想、清白的操守、清正的品行相互映衬，熠熠生辉。

在沧浪江畔廉洁精神的践行者中，有一个人的经历颇为曲折离奇，他就是影视作品中臭名昭著的陈世美的原型陈年谷。与民间传说不同的是，陈年谷官场上一帆风顺，政绩颇丰，其道德品质也没有什么污点，更没有做出贪图富贵、杀妻灭子之事。他之所以被丑化，是因为在顺治十五年，他的同窗好友仇梦麟、胡梦蝶从均州到京城找陈年谷求官，陈年谷为人正直，对他们的要求自然不会答应，对其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结果这两个奸佞小人故意编撰戏曲《铡美案》，含沙射影地把陈年谷丑化成一个忘恩负义、不念旧情的人。

陈年谷因为清廉正直得罪了小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他虽气愤，却不气馁，誓将清廉践行到底。在沧浪绿水的滋养之下，在沧浪文化的熏陶之下，他早已将清廉刻在骨子里，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在题为《沧浪》的诗中，他这样抒发自己的心声：“沧浪绿水曾濯缨，学馆青山读诗经。均州城廓枕春流，月夜更深濯吾心。”诗中提及濯缨的典故，沧浪绿水不仅能濯缨，也能帮助人们洗净铅华，像屈原一样保持灵魂的高洁。由此看来，一方水土和一种文化形态，确实能对读书人的精神品质产生直接的影响。

沧浪之水的文化精神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时至今日，沧浪之水的文化精神对世人的影响依旧深远。如今，在沧浪河畔已难见孤高寂寞的“渔父”，但武当山上的山林茂密、人迹罕至之处，至今仍有一些“世外高人”在此隐居。与以往不同的是，隐士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古代，隐者多为士人，他们的隐居原因多与人类自身对社会性与政治性存在和要求的压抑、缺失有关。在当今，放弃世俗的喧闹，守得那一份清苦的不一定是仕人，有可能只是平凡百姓。他们隐逸的原因也鲜少与仕途失意有关，更多的是出自个人情感的羁绊、事业的不成功，或者纯粹是一种随性而至的人生选择。这种转变的原因大抵是因为现代社会給人们提供了太多涉入社会和实现自我的路径，隐逸的驱动性被逐渐弱化了。

尽管如此，沧浪之地作为心灵净化之地的作用始终没有改变。在沧浪之畔生活着的人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质朴的本色，既坚守自律的品质，又用科学、灵活的方式处事，在消散压力的同时突破权利欲望的诱惑，从而获得个体生命的真正自由。

而作为沧浪文化的灵魂，“清廉”早已成为无数人的处事准则。孔子沧浪听歌的传说之地——古均州就出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清官，除了前文提到的陈年谷外，道光年间的一代廉吏贾洪诏的事迹也非常令人敬佩。他为官一方，以清廉、勤谨自持，政绩彪炳，深受百姓爱戴。晚年回归故里，笔耕不辍，修撰地方志，也留下了大量的文章、诗词，其撰写的家规、家训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处事的范本。千百年来，人们歌颂赞美屈原、贾洪诏，不遗余力地要为陈年谷平反，并以他们为榜样，其行为本身就是对清廉精神的认可和肯定。

今天，清廉文化早已浸润中华大地，各级单位积极开展党风廉政政策宣教活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廉洁文化宣传廊。“涵养廉文化，沧浪拂清风”，沧浪文化精神的魅力在于实践和传承，在于历久弥新。

沧浪文化精神中凸显的隐逸思想和廉洁品质深深感召着每一个接受过沧浪之水滋养的士人，他们努力保持着“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的人生境界，不完全排斥世俗，亦不完全沉入世俗。知识分子们在大道衰亡，沧浪水浊之时，选择了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等待时机，入世报国；在大道崛起，沧浪水清之时，选择了在浮华尘世中发挥所长，积极进取，同时不忘初心，保持清廉的本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失意之时很少自暴自弃，或者走向极端，沉入虚幻世界之中，反而是“知世俗而不世俗”，在劳碌奔波中停下来，享受心灵的超脱，保持自身的洁白，将入世之志隐藏起来但不抛弃，等到“沧浪之水清兮”之时，便是入世之时。沧浪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合乎知识分子的心境，以儒道互补的姿态指引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参考文献

[1]肖玉峰.先秦隐逸思想及先秦两汉隐逸文学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2]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董丰均.清廉是沧浪文化的灵魂[N].十堰日报，2016-09-19（A03）.

[4]田运科，李垣璋.《兰心诗钞》均州沧浪诗作的创作背景分析[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1）：42-48.

[5]王永国.沧浪地源考[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