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屹

孟子，姬姓，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后世影响巨大。后世宋明巨儒中的部分思想一脉相承于孟子思想，例如“阳明先生”王守仁的“致良知”思想即受孟轲的“四端说”的影响。在《孟子》中，孟子的心性论思想贯彻始终。而“尽心知性”说即是其中一项重要命题。“尽心知性”说作为孟子心性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曾子以及子思思想的一脉相承。“尽心知性”思想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华民族修身养性文化的形成也具有独特作用。

“尽心知性”思想的基本概况

孟子个人师承孔子的孙子孔伋的门人，后人多将孟子与孔伋同时归于思孟学派，因此孟子的思想也多受子思影响。在子思（相传）的著作《中庸》的开篇中就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天命就是“性”，遵循天性就是“道”。简单而言，这其中的“天命”与“天道”密不可分。“天命”现出“天道”，即是“天道”的表现形式。这里的“天道”即为所谓的“一”，此概念颇似道家《老子》中所提及的纯粹、最终而不可分割的“一”。“道”本可主宰万物，但主宰之用却以“天命”或“性”来表示。人类身处世间，同样不得不受“道”的支配，而由此“率性”（即遵循道）即是按道行事。子思由此阐发了“性道一体”的思想。而孟子的思想也从子思这样类似“体用合一”的论述中展开。

现今后世学者在研究“尽心知性”思想时，多从《孟子·尽心上》中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句出发进行解读。该句意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会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会知道天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或长寿，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该句虽较为简短，却提出了八个重要概念。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修身，立命这八个概念中又分别衍生出心、性、天、命这四个看似存在巨大差异但却实则共通的概念。心，性，天，命皆可谓同出而异名。心，何谓心？《尚书·大禹谟》中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处的“道心”，是指人天生的仁、义、礼、智、善之心，与所谓的“人心”相对。性，对于我们而言，又是我们的本性，或者佛家所说的自性光明。天，于宇宙规律的大尺度看，就是天道的本体。而对于“命”的理解，则偏世俗化。在《孟子·尽心下》中有云：“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仁、义、礼、智本来可以归于“命”的范畴，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可归于“性”，即性所本有，因而真正的君子不会将其归于“命”。因此，此处的“命”相较于为世人流传的本命，更应该理解为道体之流行即天命。

由此可知，孟子的“尽心知性”思想偏重于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并由此衍生出了较为完整的自省知性之方法。“尽心知性”思想中提出了所谓“路径”之说，并阐明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的具体思想。即仁，义，礼，智皆为本体或本能之为。

而在我们谈到孟子的“尽心知性”思想时则需要进一步论及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在其著作《孟子·公孙丑》中通过“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景设置来反映出恻隐之心存在的普遍性。而由此发端，孟子进一步向我们揭示恻隐、羞恶、辞让以及是非这“四心”存在的普遍性，同时告诉我们这“四心”其实是人类本身内在倾向的表现。由此可推导出，仁、义、礼、智这四种人类本心本性所自有的属性的外在自然表现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由此“四端说”，孟子进一步阐发“尽心知性”之说。

前文提及《孟子·尽心上》中的“尽心”“知性”“知天”可看作一种目标，“存心”“养性”“事天”又可视为方法、途径或者是一种功夫。“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可看作一种安定淡然对待生命的态度。尽心、知性已完成，修行已到家，已如佛家所语“看破凡尘，安然处之”，对天命之生死也已明晰，自然等待即可，任其是殀还是寿。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行为以及言语要符合天道，坚持内心的法度与天理之原则，命数未尽已尽又何尝是个需要过度思考的问题？肉身之“命”的永存与否只用安然等待，而不用煞费苦心。重要的是存养内心不生不灭的自我本性。我们可以将此处的“命”与另一种“命”，即我们不生不灭的本体之性联系起来，孟子认为将本体之性时刻存养就无须过多思度生死。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本体之性永存后，肉身之“命”的存在与否就不用过度关心。因为肉身之“命”早有天道之安排，某些定数类的规则是无法轻易打破的。后世佛家中所讲的证得菩提，得佛果后可使“命”不生不灭，此处的“命”其实就是儒家中的“天命”。在这相同之处中，我们也可更好理解“尽心知性”思想。

回到“尽心知性”这四个字的本质含义上，“尽心”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将自己善良光明澄澈的本心发挥至极致，而“知性”则同时伴随明晰自身本性。由发展扩充前文所提及的“四端说”中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特质，即可认识清楚自身本性。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尽心知性”是修身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为古圣先贤的必经之路。而在《孟子》的其他思想中，我们也可总结出部分如何“尽心知性”的方法。简单而言，可概括为“寡欲”“内省”“养气”三个步骤。

“寡欲”即尝试减少欲望。一个人的心里有大量欲望，纵使其本性有再多善之根，恐怕也难以达到“尽心知性”的地步。因此修行“尽心知性”最好且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正如佛家中所讲的众生根性不用，因此佛陀说法四十年也因人说法。而在所谓的声闻，缘觉乘时，明心见性的最好方法就是远离戒除过度的邪欲。在《孟子·尽心下》有这样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看出孟子对“寡欲”的明确肯定。孟子在一生中也曾仿效孔子周游部分国家以劝说国君施行仁政。而在战国时期如此混乱的背景下孟子依然能“獨善其身”的原因莫过于孟子通过“清心寡欲”时刻保持着对理想古制的信念与无上人格的独立。孟子对于仁政与君子人格的坚守，使其一直能犹如概括佛教《华严经》内容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样不沉溺于物欲之中。

“内省”，即孟子所说“反求诸己”。正如前文所说，为实现“尽心知性”，我们需要时刻自我审视，观察反思自身言行是否符合“天道”与“本心”。明代末年倡导儒、释、道合一的临济宗高僧弘觉禅师曾言：“自省吾身，常思己过。”而这也正与孟子的思想内核相同。正如孟子在《孟子·离娄上》提及的“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任何事情没有取得预计的结果，都应该反省自身寻找自身错误，然后再予以改正。之后再通过自己符合正道的行为引导世人归之而同样行之。这种类似后世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提出的“教师的个人模范作用”，通过自身良善行为使周围人群学习的思想是十分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的。这样的行为既通行于管理国家，也适用于个人与周围人群的修身养性之中。同时《孟子·告子上》中有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里的“放”即可理解为物欲横流而遮蔽了人心，使其不断造作，而“求”就相应的是“找回光明本性”。孟子也曾以“夜气”作比喻将人的澄净本性比作一种清澈干净的气息。山林这种自然环境在白天受到人类的侵扰而被破坏，难以产出干净之气息。夜晚山林虽阴气十足，但却因罕有外界干扰而产生了清明之气。因此，人类的内省也正如山林平静时而能产生干净之气一样，是具有无上积极意义的。

养气，虽为养气，但实则还是养心。前文所提及的寡欲，自省属于道德修养的初级乃至中级阶段，而养气则属于真正的高级阶段。养气，需要修行人士不仅认识何为正道，同时还需在生活实践中持之以恒地躬行，直至自身产生一种唯物主义上定义为精神层面积极影响的“浩然正气”。后世佛教中同样具有“炼气”法门，此法门由佛陀“密行第一”的弟子罗睺罗亲证。罗睺罗尊者通过自己证得阿罗汉果的经历证明了佛教修行者通过“六度”这样的正道躬行可以成就正道。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明何为“浩然之气”之前曾直白地说明了自己的两个优势，一个是“知言”，一个就是“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正气”？书中有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在我们“尽心知性”的实践躬行中，应时刻以义和道为辅助，不盲目，不无知，通过长期而不间断的积聚累计，最终使正义具象化为至大至刚而充满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佛家中所讲“芥子纳须弥”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证得佛果使自性光明澄澈而充溢于世间，即使是八万四千由旬的须弥山也可被装下。

“尽心知性”思想的渊源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一位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想家，其“尽心知性”思想与其他“心性论”的主体思想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意义。据史料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的弟子门人。而现今在讨论关于孟子的思想渊源时，一般都会论及孟子受业于何人的问题。但根据现存史料的综合考证，尤其是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可推定孟子应该是受业于子思门人。另外我们需要知道，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被时人评为“显学”，故战国时期尚存大量存世资料与后传弟子。因此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具备系统学习先前儒家诸位大师的思想的机会。因此我们在讨论“尽心知性”思想的同时，应尝试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孟子生于战国时期的邹国地区。邹国地区今属于山东省邹城市，与孔子之学盛行的鲁国同属齐鲁文化区。同时邹国距离孔子故乡陬邑较近，两地之间存在部分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孟子自儿时起就处于浓厚的儒家地域文化的氛围中。

自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初期的儒家先贤都在追寻完善所谓的“修身之学”。自《礼记》中概括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思想中君子形象的绝佳概括，而作为子思门人学生的孟子也继承了这一“修身之学”的理想目标并继续尝试完善。

从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关于修养自身品性道德的部分语句也可看出孔子本人对主动修养君子人格的重视。从《论语·里仁篇》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到同样出自《论语·里仁篇》的“德不孤，必有邻”再到《论语·卫灵公》的“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无时无刻不在告诫着人们主动修养自身道德情操的重要性。《论语·里仁篇》中曾有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这一句中，孔子告诫我们在遇到真正的贤德之人时要做到“自省”以使自己不断修行以达到贤德的标准。在前文中我们就曾提及孟子“尽心知性思想”中的内省方法，故可推知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良好传承性。同时在《论语·学而篇》中曾子也曾提到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可以看出孟子思想与先贤曾子的思想的部分关系。

我们也曾提到子思在《中庸》开篇就提及“率性”与“修道”，而这强调的则是个人在修行时需要“整饬”自己的本性使其更好地符合天道的要求。而这与孟子强调的本体论思想也存在部分相同之处。

综上所述，孟子的“尽心知性”思想对于孔子、曾子的思想存在着良好而系统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尽心知性”思想的现实价值

“尽心知性”思想与其他孟子“心性论”思想自提出之日起就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以来，不断发展的佛道思想不断冲击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不断尝试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民族基本性格特征。自唐代韩愈与李翱的思想为理学的发展创立先声后，理学于北宋时期快速发展起来。从程颢、程颐兄弟到朱熹再到陆九渊，理学不断继承着先秦孔孟之学的基本内涵与精华部分，并以“天理”之概念继续加深修养心性的重要性。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后，其重气节与自我修养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人士大夫乃至民族整体的性格，并成功重塑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自我道德情操的修行的特点。清末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儒家思想因时代发展而多次遭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模式的广泛推行虽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但国人的精神生活却因此变得非常空洞。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横行，社会上似乎蔓延着佛家所讲的“利来利往之船”。因而在此时，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就更应受到重视。

从日常处着手考察自身行为是否符合天道与本性，并不断加以改变自身的不正行为，这对公民自身道德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作用。孟子的修养心性之说虽看似历史久远且繁杂，但于当今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快节奏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视之，却发现其从日常着手的特点尤为珍贵。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下，公民道德修养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实践孟子“心性论”相关思想，公民自身可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参考文献

[1]陈晓芬，徐儒宗.论语大学中庸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杨伯峻.孟子译注（典藏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劉树升.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及当代启示[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4）：73-79.

[5]曹继华.孟子心性思想的价值内涵及时代赋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35（05）：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