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瑶

一、室内乐《花夜》的创作背景

21世纪初期，我国西南地区作曲家杨晓忠创作出了室内乐作品《花夜》，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题材特征和现代艺术气质特点。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杨晓忠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试图探索我国民族气质最感性的表达方式。[1]因此在创作这首作品的过程中，他主要选择了西南羌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题材进行表现。在2001年，经过长达几年的酝酿、创作与修改，最终创作出了这部具有独特魅力的代表性作品。“花夜”一词，正是来源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羌族的传统婚礼习俗称谓。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羌族而言，花夜是他们婚礼前晚所举行的重要活动。这一夜出嫁前的新娘为了表达对父母养育之恩和不舍之情，会邀集很多亲密的姑娘们到家中进行婚前出嫁和准备活动，并且通过守夜向父母亲人作告别。在这一夜中，他们会演唱属于自己民族的歌曲——“花儿纳吉”“盘歌”“格妹呦呀”等，这些传统歌曲都是他们的婚礼歌曲内容，这一重要的环节与活动，也因此被称为他们婚礼的“花夜”。

作曲家杨晓忠先生被这种朴实、传统的“花夜”文化所感染，在他的作品中也散发出浓郁的少数民族特征、朴实无华的现代气息和浓郁的地域性人文特征，具有新颖的魅力。而且作曲家运用写意的传统手法，在作品中营造出西部羌寨夜晚和依依惜别的美好景象。[2]经过他的创意性表达，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气氛被很好营造出来，作品中也很好的展现出朴实无华的民族风情和少数民族歌调特征。通过对于不同乐器的组合和特殊音色的运用，不仅很好的表现出羌族姑娘在出嫁前倾诉对父母的眷恋，对养育她家乡的热爱，和对出嫁后未来生活的憧憬之情，还深刻揭示出了抽象、暗示性的民族文化内涵。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作曲家对于羌族生活的了解，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身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情感。室内乐《花夜》作为我国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一部新作品，不仅展现出室内乐创作中的现代技法和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新模式，也揭示出作品中中外不同文化进行结合的新路径，而且也表现出作曲家自己独特的个性化风格特点，展现出西方艺术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对其产生的影响。

二、《花夜》中的民族音乐特点

首先，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很好的展现出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羌族婚礼仪式特征，并且以“花夜”作为整个创作表达的切入点，融合了现代民族作曲家所独有的思维观念、表达方式，并且将其与西方现代室内乐写作技术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展现出丰富的情感感染力与戏剧性表现力，既很形象、具体的彰显出少数民族——羌族音乐文化中的独特元素特征，又使这部室内乐作品具有崭新的文化内涵，从而让欣赏者获得耳目一新的体验、感受。

其次，作曲家还擅长运用羌族常用的羌笛进行民族特征的表达。除了羌笛的曲调徐缓悠长外，这部作品中还具备没有明显乐句划分的特点。鉴于羌族音乐的个性化特点和特殊的音程造成的明显个性化乐句特点，羌笛演奏作品乐句的气息也比较灵活多变。也正是由于羌笛在全曲中不规律的气息体现方式，造成了不同于传统民族吹奏器乐的音色特点。如在这部作品中，羌笛的长短乐句交替也造成了长笛声部的气息不规律特点，其间所运用的大量长气息的句子，不仅没有明显的乐句特点，也没有明显的段落结构特点。如下谱例：

这种乐句划分方式，使得作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产生一种延绵不绝的音响效果。羌笛的气息运用，不仅能够让作品中的少数民族韵味很好的延伸出去，也可以让作品具有重要的音色效果。

比如在最后一部分中出现的最常态的羌笛音调(见上谱例65—80小节)，不仅揭示出了传统羌族曲调特点，曲调中具有某些羌族传统民歌的缩影，也同时展现出作曲家对羌族民间音乐的运用和再创造。

再次，作曲家还在研究与积累羌族生活习俗的基础上，自然流露出对羌族人们传统“花夜”婚礼习俗的淳朴感受。因此，创作的旋律不仅具有很独特的音色、音响特点，也展现出最原始，淳朴的羌族民风特点，所有的原始素材运用与作品创意都展现出最本真的民间、民族文化特点。这首作品中不仅羌族音乐、曲调的运用显得独特、新颖，而且还展现出与现代技法结合的特点。作曲家在运用特殊的技法方式方面，大量的运用了独特的音色素材，将其作为民族音响、特色气质的延伸方式和途径，从而在结构逻辑与段落划分上都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例如在这首室内乐的第一部分(25—34小节)中，长笛声部使用了特殊的花舌演奏方式，并且使用了连续的音调上行；在弦乐声部则保持着民族音调中的双音演奏方式，通过特殊的节奏特点、特殊的拉奏方式，将全曲都推到一个全新的高潮点。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中，使用了特殊的弦乐震音音色做铺垫，不仅展现出结构过渡的作用，也起到过渡第二部分长笛声部(如下谱例61—64小节)音色的作用，然后通过几个不规则的长线条的下行，揭示出作品的情感运动特点。

与之配合的则是弦乐声部，作曲家通过设计特殊的拨奏和泛音，造成一种特殊的音色，将整部作品的情绪逐步从高潮退下来。

最后，在这部分作品中除了具有浓郁的民族气质外，还有将生活中的常态音响融入作品的设计。因此，在融入现实音响作为作品间的音色、结构过渡，既能够体现出之前的音色影响力，也能够为后面的新颖音响做一定的铺垫。这部作品中的插部也是运用了特殊的音色(如下谱例27—28小节)效果，作曲家通过在插部段落中的音色设计为最后一部分的新颖音响，比如隐伏八度、六度、五度音响，都在这部分音色中有所体现。

插段中作曲家还将羌族曲调中常见的基本音响材料比如大二度、纯五度、增四度等作为特殊音响进行使用，尤其是进行横向的运用，不仅可以将长笛声部的音色进行特殊处理，还体现出作曲家在不同的音乐部分使用不同乐器音色进行对比的创意。此外，在作品中进行特殊旋律线的设计，也使其具有音色对比与连接性的作用，产生很大的作品推动力。作曲家不断在作品中寻求特殊的技法变化，从而在音响上产生一定的新颖性和推动力。

三、中西结合的思维观念与表达

室内乐作品《花夜》中，不仅展现出特殊的民族形态和民族气质特点，在这部作品中，还表现出作曲家将独具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音乐素材与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完美结合的特点。作曲家还在创意性的结合、表达过程中赋予作品更新的深层意义。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对于羌族音乐素材的运用是富有创意性的，采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将羌族音乐元素巧妙的融入作品，虽然也有直接运用羌族民间音调的乐句，但更多的是先将羌族音乐做了归纳、整理，然后在提取其音调风格精髓的基础上，创意性的运用于作品中。

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还从听众的视角对西洋乐器演奏技法和特殊的作品效果进行体验性表现。作曲家从感受中国少数民族特殊的传统音乐色彩与音乐文化的特征对作品进行了创意性表达，并且赋予了其全新的形象特点和文化涵义，从而推动作品的音响不断在变化中向前推进，延伸了羌族音乐的精神、气质。作品中的极强音乐推动力，来自于作曲家很好的使用独特的西方创作技法以及对作品音色、音响的特殊组合。作曲家在创作这首作品时，既不拘泥于现代气质，也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局限和少数民族音乐特征的束缚，一方面没有拘泥于少数民族——羌族音调本身，注重在作品中对民族文化内涵的准确表达；另一方面也从中体现出民族音乐与西方技法结合的特点，从而将来自中西方的具体艺术表现技法与来自中国民间的民族音乐素材运用在作品中。作曲家在掌握地域性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规律基础上，还深入的理解了民族音乐的精神实质，在创作中关注从民族性格和审美观念的角度去领会民族音乐的独到之处，从而创作出风格自如而准确的作品。

室内乐作品《花夜》的创作成功，不仅是作曲家从独特的音乐视角进行中西方表现手法的运用结果，也是采用细腻、精致的创作技巧对作品内涵进行表达的典范。这部作品中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显示出作曲家内心的强烈情感特征，揭示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揭示出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积淀特点。室内乐作品《花夜》中，深刻体现出作曲家的创作观念特点，也体现出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中，探索中国素材与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道路印记。中国作曲家在寻求作品的风格创新时，不仅关注“中国现代音乐”的探索，也关注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诠释。室内乐作品《花夜》中所表达的精神既不是其传统音乐的精髓，也不是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单纯体现。因此，作曲家的风格创新与创作观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现代室内乐作品的风格创新和创作极具代表性、前瞻性的现代民族作品方面。

结 语

我国现代作曲家杨晓忠在进行《花夜》的创作中，比较注重把精力转向更为广阔的视角，为作品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创作空间，体现出民族性、理论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特点，从而很好的把握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结合特点。在运用民族素材与现代技法结合方面，作曲家还注重寻求中国音乐元素与西方音乐美学的兼容，这种新颖的创作观念不但突破了民族的传统局限，也融合了更多的音乐文化元素。

作曲家杨晓忠在运用个性化的、独特的技法方面，展现出了他对作品结构和音色音响的掌控情况，同时揭示出他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性民间音乐的理解。[3]这种创作一方面深刻领悟了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曲家在寻求多元文化交汇中的努力，这种创作、创新通道的探索，也揭示出不同风格文化在现代语境下进行融合的创作理念特点。[4]室内乐《花夜》是21世纪中国室内乐创作的典范，也是在世界乐坛获得成功的代表性作品。

注释:

[1]梁奕飞.现代与传统的“美丽”诠释——解析室内乐作品《花夜》[J].大众文艺,2016(12):157—158.

[2]黄晓诗.杨晓忠钢琴作品《楼兰臆象》新疆音乐元素与意境表达[D].福建师范大学,2017.

[3]扈 滨.交织的素材、线状的结构、多元的文化——杨晓忠与他的《移动的背景》[J].大众文艺,2011(21):154—155.

[4]韩真珍.新传统,新现代——室内乐作品《青色》纵向语言简析[J].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4(01):1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