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刚，张子傲，常 芳

(1.大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5；2.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文学院，威尔士 兰彼德)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以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对外译介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指导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不断推动中国民族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国务院关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倡导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巩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已有品牌，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民族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成绩瞩目，但也有不足。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一、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成果丰硕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民族典籍，包括上古神话、英雄史诗、小说诗歌、民间传说、戏剧、口传文学等，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一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1]。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带来机会和动力，也为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带来难得的机会。

1.研究课题立项收获颇丰

2005年，在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上，汪榕培提出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典籍英译科学研究工作。2008年，广西壮族史诗布洛陀的英译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0年，东北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获得教育部立项。之后，中国民族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课题与立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格萨尔》文学翻译论，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蒙古秘史》的多维翻译研究——民族典籍的复原、转译与异域传，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跨民族翻译和传播研究，《玛纳斯》的翻译传播与‘玛纳斯学’的发展研究，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等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英译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英译与研究：以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为例，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英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以维吾尔木卡姆和柯子克孜玛纳斯为例，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与神话》英译与研究等等。另外，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启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

2.研究论文丰富了民族典籍英译理论

研究论文是反映一个研究领域的重要指标，本文将从论文的发表的角度，探究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现状，虽然有管中窥豹之嫌，但也不失为以小见大的方式之一。

论文的种类包括学术期刊231篇，学位论文9篇，会议论文7，报纸2，学术专辑8，特色特刊21。目前论文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2012年为初期发展阶段。2006年以前民族典籍英译研究论文发表的非常少，从1986年到2006 年只有18篇。2006年以后翻译领域的一部分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汪榕培和王宏印培养了一批研究民族典籍的博士生，成为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后生力量，而且有些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2007 年，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目的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2008年，汪榕培提出重视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研究。之后，翻译学科的设置给民族典籍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空间，一些期刊如《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外语》《燕山大学学报》《民族翻译》《贵州民族研究》等开辟专栏刊登发表典籍翻译论文。2002年，第一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师大召开。2012年十月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其后，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论文数量骤然上升。

第二阶段，2013-2022年是平稳持续发展阶段。2012年以后，论文数量每年递增，尤其2017年增幅最大。这个上涨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方面的重视，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从2006年起，颁布了5期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要努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国家政府的政策和方针使一些优秀的民族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

3.学术会议提升民族典籍英译学术地位

2002年，第一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师大召开。此后，定期召开研讨会齐聚各路学者探讨民族典籍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思考。典籍翻译包括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而真正意义上的首届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讨会2012年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这次会议对于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意味着民族典籍翻译开始在学术界立足。民族典籍英译分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2014年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民族典籍研讨会的定时召开促进和发展了民族典籍的外译研究，新观点、新思路、新成果不断呈现，民族典籍翻译发展势头迅猛。难能可贵的是，王宏印、李正栓、段峰等教授不断尝试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民族典籍翻译的焦点和更加深入的问题。他们的坚持和执着把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带到一个新高度。

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研究团队也已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2006年以来，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南等主要研究团队。民族典籍涉及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格言诗、赫哲族伊玛堪、达斡尔族乌钦、鄂伦春族摩苏昆、满族说布、锡伯族史诗《西迁之歌》、壮族嘹歌、土家族典籍《梯玛歌》和《摆手歌》等。这些民族典籍译者都是中国外语工作者。以上译著都已经出版，使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相应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随之出版。

二、研究分析和评价

民族典籍英译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学术论文能够体现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下面以学术论文为个案，评估一下民族族典籍英译发展的特点、模式和不足。

1.总结概括类

这类文章主要是对少数民典籍英译的回顾、发展和前景展望。文章往往从现状谈起，然后揭示存在的困境和问题，比如：翻译文本的缺乏，基金的缺少，翻译人员的素质过低，继而探讨到底由谁来翻译的问题，国家政府的关注等。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主要集中于翻译人才和团队的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这类文章有助于了解民族典籍英译的整体发展情况，但是往往探究的深度不够，文献综述不全，学术性不强，缺乏历史文献式的探讨，也缺乏横向的比较。李正栓、王心写的《民族典籍翻译70年》[3]较为出色。文章从新中国成立17年、“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阶段，梳理了社会文化语境、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以不同地域作为考察区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典籍在国内外的翻译历程，总结研究成果，为今后的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参考。

2.翻译方法和原则类

这类翻译实践文章最多，文章从各个角度评述翻译的方法，最常见是从语言学角度，从词汇、语法，句子对等及忠实论及翻译的对等问题，语篇层次涉及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语篇三大概念，还有语用学中的顺应理论，社会语言学的符号，跨语体的风格，文化交际的文化视阈，再者从文学角度谈翻译中的审美和艺术性。具体方法都是围绕着一个古老的话题：“同化”和“异化”。有的换种说法，比如“文本中心”还是“文本相关”，“原语为主”还是“目的语为主”，中国英语等等，其本质还是同化异化的问题。这类方法的探究过于老套，缺乏新意。但是，以下两篇论文是对新的翻译方法评述。《〈布洛陀史诗〉对外传播的文化阐释与深度翻译》[4]从文化角度探讨了深度翻译，将民族志诗学研究方法引入翻译学研究，为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以及民族典籍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基于口头诗学视角的纳西族东巴经典籍英译探究——以叙事长诗〈鲁般鲁饶〉英译为例新[5]以口头诗学理论为视角探讨《鲁般鲁饶》的翻译策略。由于少数民族史诗的口头程式特点，所以，从句式、节奏和韵律分析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会更加符合大多数少数民族史诗的特点。

3.翻译理论类

这些论文涉及动态对等、目的论、文学起源论、模因论、接受美学、生态学、社会符号学等翻译理论，但是鲜少有深刻的探讨。很多文章蜻蜓点水，有的文章论述较为深刻，如李明的《论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伦理原则》[6]从译者责任谈起，探讨了“平衡和谐”生态翻译伦理原则，分析译入语生态环境和翻译群落，旨在提高译本适应更大范围生态环境的能力。对译者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研究，提出作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中介人即原文的受体也是译文的主体，应具有多元文化观，一定的双语语言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强调，但对于翻译的其他因素研究较少，“论”的能力有待提高。不过，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影响翻译的多种因素，将眼光投入到更深、更广的语境中。比如从话语体系的视阈讨论典籍的翻译，探索在新时代下对外话语的体系构建，这势必会涉及翻译与历史、权力、功能、诗学观、意识形态等问题。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即对原文的改写(rewrite)，可以带来新概念、新体裁、新文学方式。翻译也是文化“改写”，能够在另一种文化中投射作者和/或(系列)作品的形象[7]。为了有利于向西方读者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需要冲破西方话语的霸权，扩大中华文化的话语权。适度异化和阐释的翻译方法是获取文化话语权，确保民族文化“传真”，彰显民族特色的有效方法。因此，有很多作者主张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坚持异化为主，同化为辅，体现中国要用自己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民族典籍外译的理论有待提升和发展，需要更多的批评和对话。现大多民族典籍英译多关注于两种语言的技术性转换而忽略了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

4.研究方法类

翻译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民族典籍翻译需民族学和翻译学科的对话。方法主要有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民族史学等。本文所调研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献法、文本分析为主，自我经验较多，实证性研究少，方法的规定性成分含量高。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客观条件有关，由于绝大多数译者不了解民族语言，翻译的研究始于汉语的译本，所以缺乏对民族源语文本的考察，翻译上流失属于另外一回事，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限制。马克本德尔在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时就提倡深入到少数民族第一线，与少数民族语者结合，直接了解和调查与文本相关的情况[8]。强调翻译的研究应当是一个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首先第一步就是初始数据的收集，而这部分就包括收集原始作者，文本的来源，副文本的起源和内容等资料和数据。相比之下，国内译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较少，从文本到文本，研究方法的单一，使得翻译产品丰富度和深度大打折扣。跨学科的性质和21世纪科技的发展将推动新方法的出现，可以采用语料库、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

5.书评类

书评类成果占比不大，但评论详略得当，论点突出，开阔视野，使读者不但对所评之书有了解，还对民族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有更深刻的洞察。这里包括：《个案研究“评奥侬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英译本——兼谈民族典籍的民族性翻译》[9]，突出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贺大卫：壮民族志研究型译者》[10]《论戴乃迭英译〈阿诗玛〉的可贵探索》[11]从翻译诗学的角度，对戴乃迭英国歌谣体翻译《阿诗玛》做了分析，对于她的翻译风格和原则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风格对等译出诗歌的韵味。另一篇评述翻译的对等和忠实性的文章是《风格传神，译文生辉——评彝族典籍 〈赛玻嫫〉英译本》[12]。这两篇文章力求从民族典籍的翻译实践中透视出翻译的规律和原则，对从事民族典籍的译者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间接忠实：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一颗硕果——评李正栓新著〈藏族格言诗英译〉》[13]和《阐释性翻译理论对民族典籍英译的启示——以〈满都莫日根〉为例》[14]涉探讨了民族典籍英译中汉语作为中介语进行译介的可能性。这两部译著都是以汉语而不是源语为媒介所进行的翻译，属于“间接忠实”，直接忠实于汉语原文，而汉语原文和民族源语相比较，存在一定的源语文化信息流失。但是，作者肯定了以汉语为中介语的翻译模式，认为汉语作为原语与译入语的中介语可以保留间接忠实，也可以保障源语与译入语风格的统一，最大限度地提升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汉语中介翻译模式的提出对于民族典籍外译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

三、问题及展望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从译者、译作和译介的传播渠道三方面进行论述。

1.译者须具有跨学科多语种的学术视野

目前，中国民族典籍翻译者多数为外语专业出身，面临学术规范意识不足、学科发展方向模糊和多学科素养欠缺等挑战，这要求译者要不断拓宽跨学科多语种的学术视野。译者需要具备原语、目的语的双语，甚至多语言基础，还要具备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背景。民族典籍翻译具有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等交叉学科性质，要求翻译工作者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并非单纯的语际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斯坦纳将提出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翻译步骤。跨学科多语言的学术视野使译者易于亲近原语文本，对原文进行索取，并将其抛向译入语。译者本人决定对于原语文本“吸收”的优劣，给目标语翻译文本加入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新成分。译者频繁介入会导致超额翻译或者欠额翻译现象，译文要么不及原文，要么高于原文。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阐释，译者就必须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调解斡旋，使其相互交流，恢复二者的同等地位，通过相互作用以恢复平衡，达到理想的翻译。

2.翻译作品需要可持续性发展

翻译作品可以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丰富的土壤，其可持续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民族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首先，需要从源语题材不断挖掘，做田野调查，通过收集、整理、改编、翻译等工作使民族典籍作品不断问世，为民族典籍翻译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其次，需要与民族学、文学和民俗学有更多交流和对话，以发现更多的精品和优品。民族典籍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文献，其可利用挖掘空间还是存在的，在于探索和收集。借助翻译学和译介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对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文本的对照研究。第三，民族典籍作品的复译也可以进入民族典籍翻译的视野，像蒙古学巨著《蒙古秘史》和维吾尔族宗教典籍《福乐智慧》这样的典籍都只有海外的英译本，而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英译本。由此可见，并不缺乏典籍作品，缺乏的是研究视阈的拓宽。另外，对于民族典籍作品版本的遴选，版本翻译史的梳理，版本的民族学和史学价值的考察和探索有待加强。

3.译介传播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

中国民族典籍语际翻译传播研究鲜有关注，翻译作品多数在国内循环。即使少数走出国门的译作也很少能够融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其影响力非常有限。优秀的民族典籍翻译作品要想走向世界，首先需要考虑译介作品的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求得译文和原文的对等，但语内交际和语际交际不同的话语之间不存在绝对对等。这就要求译者寻求最切近的对等。译文最大限度地切近原文的同时，需要考虑目标语的可接受性。奈达认为，翻译的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15]。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体验也是译者的任务之一。其次，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应注重开发出版的多路径、多渠道、多模态。比如网上平台的使用、电子版本的发行和带有画册或音乐的多模态版本的出版。加强与国外著名出版社和学者的联系和沟通，争取更多的外国专家学者的同行评价以扩大市场流通影响，传播好中国的声音。民族典籍翻译的传播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发，以使其能够跨越语言、文化的鸿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复制、传播和生存。

四、结 语

通过对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情况进行梳理、综述、分析和评价，重点不在评价民族典籍外译文本质量的优劣，而是基于此展开对民族典籍对外译介的文化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作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和桥梁，翻译传播的因素复杂，不可忽视翻译所生存的文化语境。民族经典的对外译介应遵循怎样的翻译行为、翻译态度、翻译标准和风格才能让翻译在迥异的文化语境得以移植并能成长和发展，是应该认真考虑并努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