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2022-04-07王相丁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2022年6期

张帆，王相丁

(大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6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1]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国家，如何继承和创造性地学习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而艰巨的大业，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国家治理的长期实践诞生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文章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和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对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积极启示，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对经济治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人自古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经济治理实践过程中，诞生了丰富的经济治理思想。中国传统经济治理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这些变法改革，虽然有的遭遇失败，有的备受争议，但都显示了中国人民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有着积极的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经济治理思想，以《二十四史》这部气势磅礴的史学巨著为例，《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汉书》中的《食货志》以及其他多部史学著作中都记载了历朝历代丰富的经济治理案例和思想，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启发。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义利方面的思想，如儒家三位先贤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对义和利的关系做出了阐述，“在义与利两者中间,儒家对义更为关注”[2]。在当前的经济建设中，同样需要注重义与利的关系，要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义利观，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如“无为而治”“以人为本”“仁”等思想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所启发。这些宝贵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对政治治理的积极意义

政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就高度重视政治治理。诸多典籍文献记载了政治治理经验和思想，如《贞观政要》《太宗实录》等，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治理思想在长期的古代社会是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服务的，但仍然可以从中挖掘精华部分，从而服务于现代政治治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有浓厚的清官情结和廉政情结，历史上的清官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尊敬和缅怀，他们以廉洁的、高尚的品格和正直的行为为国家、为百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官文化”和“廉政文化”对现代的政治治理有着积极的启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就清官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3]

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家学派主张依法治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慎刑恤罚原则、疑罪从无、重义轻利等都对现代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有积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中有诸多政治治理方面的名言，对现代的政治治理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启示，如“民惟邦本”和“政得其民”启示治理国家要让人民认可，让人民满意；如“德主刑辅”和“为政以德”启示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和“治国先治吏”启示我们要加强干部的选拨和管理。伴随着中国古代长期政治治理而诞生和发展的传统政治治理思想，其精华部分至今仍然彰显魅力，为现代政治治理提供着积极的启示。

三、对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

中华民族创造和发展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文化的良好治理是中华文化继往开来、傲立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高度重视文化治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历朝历代均努力推进文化的建设和治理，国家设立专门的部门主管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如礼部是古代官署之一，北魏始置，隋朝以后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举之法。礼部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文化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进步做出了贡献。科举制度打破了士族门阀的垄断，使得大量寒门中有学识有才华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国家决策层，为国家治理充实人才。“科举制通过一定的考试内容和方法来取士，这在客观上迫使人们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风气。”[4]通过科举考试，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教育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举措，古代对教育的重视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察举、征辟以及孝廉等选拔制度也对文化的发展和治理做出过贡献。

长期的文化治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思想，其精华内容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文化治理工作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化治理的精华部分，与现实的需要有效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四、对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社会的治理水平，社会成员可以更好地生活、成长和实现人生价值。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治理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其精华部分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依然有所启示。

儒家“礼”文化的精髓为后世所称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崇尚“礼”的国家，诞生和发展了以儒家“礼”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礼”文化。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和中国历史的前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精华部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礼”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各个方面在“礼”的约束和规范下运转，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有效治理。现代社会治理要重视中国传统“礼”文化，汲取精髓，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促进社会安定有序。

中国哲学强调的“和”，就是“度”，是中国极好的辩证法[5]。“和”文化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推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之一。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和”充满热情地向往并孜孜不倦地追求，如中国古代众多艺术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对“和”的追求，众多政治家对社会和谐做出不懈努力。中国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坚持“和”文化，积极地实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理念，传统社会得到有效治理。在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要积极地研究和运用传统“和”文化，“‘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6]

五、对生态治理的积极意义

当今世界在享受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和问题，生态问题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的生态观，足见中国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推动国家生态治理，汲取中华传统生态治理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积极地进行生态治理，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有丰硕成果，并将生态治理上升到哲学高度，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史记》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8]，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大禹治水对今天的防洪抢险、水利建设有深刻启示。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唐代诗人具有空前良好的自然生态意识，他们在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能保持一种健康、合理的态度,尊重物类的存在,并视其为伴侣与友人。”[9]中国古人重视生活环境的卫生和清洁，传统家教文化中有大量告诫家庭成员维护居家环境卫生的内容。曾国藩祖父留下的八字家训就专门强调了居室的清洁。重视法律对于生态治理的作用，秦代以降直至明清，关于环境卫生的法治建设一直都未懈怠。如《大清律》规定：“盗园林树木者，予以刑事制裁”。古代社会重视环境卫生治理的法治建设，为环境卫生的治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历代的环境卫生治理都取得了明显成效[10]。这对当今生态治理方面的立法、司法工作均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