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艳

(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器械学院，上海，201318)

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少年，而青少年的未来在于他们是否充满希望。希望的概念源于基督教，神学、哲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护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对此都有所涉及。[1]心理学领域关于希望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Karl Menninger关于希望感的临床价值的报告，该报告中明确表示医生有责任增强患者的希望感。[2-3]然而，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关于希望感的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到20世纪90年代，积极心理学在西方兴起，主张研究能使个人和社区繁盛的力量和美德，希望感再次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宠儿。随后，关于希望感的功能研究兴起，希望感被证明对学业与体育成绩，身体健康，增强心理治疗作用，提高心理适应性、生活满意度以及工作效率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4-11]由此促生了希望感的干预研究，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希望感，帮助人们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力量。

21世纪初，《希望理论：一个新的心理发展视角》的发表引起中国学术界对希望感的关注[12]，目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西方的希望感研究进行了述评，但都缺乏对干预措施的介绍，而在青少年的希望感教育过程中，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希望感干预的研究进行梳理，既促进国内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又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

一、希望感干预的主要理论基础

对希望感进行干预的理论前提是希望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变化着的现象。[13]它可能会变强，也可能会减弱，甚至会由于遭遇太多痛苦而丧失。[14]

(一)Nowotny的希望感理论

基于癌症临床经验，Nowotny将希望感定义为“个体对未来的动态的态度”，个体在应对未来方面的自信是希望感的重要方面。[15]Nowotny认为，高希望感的个体有积极的心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生活、自己做决定，相信自己会成功实现重要的目标。[15]不仅如此，高希望感的个体往往会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迎接新的挑战，而不是坐等消极的事情发生，他们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给自己设定有意义的目标，并满怀信心地去努力实现。[15]这一理论强调了自信、积极预期和主动投入对希望感水平提升的重要意义。

(二)Snyder的希望感理论

Snyder等人提出的希望感理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希望感是“一种积极的动机性状态，这种状态是以追求成功的路径(指向目标的计划)和动力(指向目标的活力)交互作用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成分：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16]

目标作为Snyder等人的希望感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个体有充分的价值，但目标实现时间的长短和难易不同。[17]另外，目标在本质上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实现的，或者是可以避免的。[18]因此，帮助个体设定合理的目标是希望感干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路径思维就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和计划。相对于低希望感个体，高希望感个体可以更加果断地确定实现目标的路径[19]，也更擅长制订出有效的、可替代的备用计划[20]。因此，在希望感干预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干预对象设定具体可行的、有意义的目标，还应训练他们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

动力思维是个体使用所生成的路径来实现目标的意愿，即推动个体执行计划的动力。当个体在按照原有的路径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动力思维会帮助人们调整到最佳状态来寻找可替代路径。[21]换句话说，当个体制订好实现目标的方案之后，如果没有动力来实施这一方案，目标便实现不了。因此，激发个体的动机可能是提升其希望感的关键环节。

二、希望感干预的措施

如前所述，希望感在心理健康、医疗卫生、组织行为学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如何提高个体希望感水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关于增强重症病人希望感的策略研究。Miller对60名经历过心脏病发作或心脏手术的病危患者进行访谈(在病人经过抢救2—3天后)，由此发现了9种激励希望感的策略：认知策略(运用思维过程来缓冲威胁性感知)、决定论的态度、人生哲学、精神策略、与照料者的关系、家庭纽带、控制感、目标实现和多方面的策略。[22]与之相似，Herth访谈了30位晚期病人(包括癌症患者)，发现了7种激发希望感的策略：人际关系或交流、无忧无虑、个人归因(决心、勇气和宁静)、可实现的目标、精神基础、能够使人振奋的回忆和价值认定。[23]两者都提到了人际关系、精神策略以及目标实现对于维持希望感的重要意义，这可能成为提高希望感水平的主要着力点。[13]

(一)会话干预

1.癌症群体的希望感干预——Hope-In

基于Nowotny的希望感理论，Rustøen 和Hanestad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Hope-In这一希望感干预项目，主要应用于癌症患者，该干预项目采用群组法，其特点是认知(如谈论希望感的特质、问题解决策略，识别消极情绪)、情感(如交流感情、体验和自己一样处境的人的团队意识、利他主义情感)和行为技术(如放松训练、制订活动时间表、设定目标、寻求信息)相结合。[13]简而言之，Hope-In包括了8次长达2小时的会话，在8周内完成。8次会话的内容和目标如表1所示。

表1 Hope-In各个阶段的目标和内容[24]

如前所述，Hope-In主要是针对刚被诊断为癌症或癌症晚期的特殊群体[13]，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希望感给予他们应对死亡、孤独和痛苦的力量[24]，因而其会话的内容也致力于增强癌症患者的希望感，使他们能够好好生活。尽管Rustøen等人认同Nowotny的希望感理论，认为希望感是一种情感，只是兼具情感和认知属性，但是，由于认知对情感和行为具有调节作用，他们所用的干预措施仍主要是通过认知技术来增强癌症群体被试的希望感。[13]虽然由于其会话内容的特殊性，这一措施的普遍适用性受到限制，但却为青少年希望感干预提供了借鉴，在青少年希望感干预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社区团体希望感干预

Cheavens等人基于Snyder的希望理论，设计了一套希望感干预方案，干预对象多数为社区中想要提升自身希望感的青年居民。干预也以小组形式进行，小组成员在4—8名之间，每个成员带着某个特定目标参与研讨会；每个小组由两名优秀的临床心理学博士担任领导者，他们会要求被试每周完成一项任务。[25]与HOPE-IN相似，整个干预共8次会话，每次2小时，不同点在于Cheavens等人的干预措施更加细致和有条理。他们将每次会话分成四个环节：第一环节大约持续30分钟，被试回顾家庭作业，并尽量去帮助其他在家庭作业上遇到困难的组员；第二环节大约持续20分钟，实验者通过教授被试一项与希望感有关的技能来对其进行心理教育，所授技能涉及三大类——目标、路径和思维；第三环节大约持续50分钟，实验者与被试一起讨论如何将这些技能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鼓励被试提出问题并帮助其他组员运用这些希望技能来解决问题，同时聚焦于与希望技能相关的主题谈话。[25]每次会话的最后10分钟布置下一周的家庭作业，最后一次会话中，被试需完成一系列后测问卷。[25]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干预显著提高了被试的动力思维水平。[25]

针对健康群体的希望感干预措施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小组会话主题可以根据干预目标来设定。Marques等人基于Snyder等人的希望感理论开发了“Building Hope for the Future”项目，旨在提高大学生的希望感。该项目共持续5周，每周的会话主题分别为“学习希望”“建构希望”“制定积极的特定的目标”“勤能补拙”“回顾并应用于未来”[26]，这一模式会在之后的“Cross-Cultural Advancements in Positive Psychology”中得以重申[27]。可见，希望感干预的对象逐渐从病人群体转向健康的青少年群体，意义在于挖掘青少年的潜能、增强其力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简单的希望感干预显著增强了青少年的希望感等积极心理力量，并且这种效果可以持续到第18周。[26]

(二)心理演练

心理演练是指个体为事先形成的观点或计划好的行动建立心理表征并加以练习的技术。[28]已有研究表明，这种干预技术在中风康复、骨科康复以及音乐学习中都有积极作用。[29-31]有鉴于此，基于Snyder等人的希望感理论，David等人开发了一个希望感干预项目，以大学生为被试，基本流程如下：第一，选定一个自己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最想实现的目标；第二，接受大约20分钟关于希望感的心理教育，内容涉及希望感的定义、设定具体清晰的目标的重要性，以及有关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的相关知识；第三，基于希望感的目标地图训练，在20分钟时间里，让被试在纸张右边写下自己的目标，在目标左边绕着整页纸写下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步骤，在每个步骤下面写下一个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在阻碍旁边写下一个备用路径；第四，希望形象化练习，大约持续20分钟，要求被试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一步步实施之前在目标地图上写下的步骤，想象自己遇到了阻碍并克服，这一过程要求被试调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感官，想象越生动越好。[32]该项干预的对象为健康的大学生，且整个干预过程只持续90分钟。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组被试的希望感水平、生活目标均有提高，而且一个月后他们也报告了在之前选定的目标上的进步。[32]

Feldman等人将上述干预进一步完善，在干预的最后一个步骤中，增加了紧张的短暂运动这一环节，目的在于模仿成功和进一步增强积极情感(例如，鼓掌、手舞足蹈，或者尽可能高地舞动双手5次)。[33]希望形象化练习结束后，研究者向被试提供简短的“口头说服”作为一个工具来加强自我效能感，告知被试“你在研讨会期间的表现显然证明了你过去非常成功，实现了研讨会的目标，符合研讨会的程序。我们对你的成功非常有信心”，完善后新增加的环节更能强化心理演练的效果。[33]

(三)团体心理辅导

与上述主要运用会话法进行的干预不同，田莉娟采用团体游戏的方法针对中学生进行一项干预研究，干预过程包括8次提升希望感的班级辅导训练，主题分别为“相约相识”“学习中的希望培养”“归因中的希望培养”“同伴关系中的希望培养”“亲子关系中的希望培养”“朝向理想的自我奔跑”“控制情绪中的希望培养”与“回顾和展望”，每次团辅活动都采用“目标策略”“动力策略”“路径策略”和“障碍策略”四种模式，每次设计3—5个与主题相关的游戏，并布置作业。[34]结果表明，这种团体干预训练可以同时改善个体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不过对路径思维的改善尤为显著。李永慧也尝试运用团体心理辅导与临床个案咨询相结合的方法来提升大学生的特质希望，结果表明，通过灌输希望、确立目标、改善路径思维等一系列方案，大学生被试的特质性希望得到提升。[35]

三、希望感干预效果的评估与测量

从所查阅的文献来看，希望感干预效果的评估主要是通过问卷法进行的，通常干预效果测量与基线测量所使用的问卷相同[26，32-33]，运用广泛的问卷主要有Nowotny希望量表(Nowotny Hope Scale)[15]、成人素质希望感量表(Adult Dispositional Hope Scale，ADHS)[16]、成人状态希望感量表(Adult State Hope Scale)[36]等。问卷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干预方案的设计、干预对象等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干预项目对增强个体希望感等积极心理力量[26]、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的作用[33]。除了问卷法，Hope-In的干预方案本身就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让被试评估干预项目，可以说，研究者综合运用了两种方法评估这个干预的效果，这也是其他干预可以借鉴的评估方法。

四、总结与展望

如前所述，目前针对特殊群体的干预还比较少，针对健康群体的干预大多是基于Snyder的希望感理论，干预的过程基本上分为了解希望感理论、设定目标以及寻找途径实现目标三个主要部分，偏向于通过认知改变来提升个体的希望感。

相对于国外，国内关于希望感的干预研究更少一些，因此，以后的研究仍需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关注。

首先，在干预的理论基础及测量工具上，应考虑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概念结构问题[17]，编制适用于特殊群体的或一般化的量表，以为干预提供基础。

其次，在干预的对象上，应拓宽希望感干预的应用范围，不仅要将其应用于青少年群体中，还应注重提升儿童的希望感水平。有研究表明，成长过程中忽视、虐待、丧亲等都会降低儿童的希望感水平，希望感水平从儿童后期到青春期便开始下降[37]，这就意味着儿童是希望感干预不可忽视的群体[27]。

最后，在干预的手段上，中国人讲究含蓄，西方较多采用的会话讨论方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人群体，应对方式进行创新。如采用团体心理辅导[34]、潜意识层面的希望感干预方案(沙盘疗法)[38]。此外，应探索多种干预技术的最佳组合，考虑如何将“建构哪些令人强大的因素(build what’s strong)”和“纠正哪些令人犯错的因素(fix what’s wrong)”结合起来[39]，探索会话、心理演练和团体心理辅导组合的最佳顺序。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些新的方法与技术，如生物反馈训练、神经反馈训练等。也可以尝试通过提高父母和教师的希望感水平来影响学生的希望感。[27]总之，与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多元化干预模式远比单一的会话或团体辅导的效果更优[40]，对学生而言，建立在父母、教师以及家校沟通基础上的干预效果要比单一地对学生进行干预效果更好[40]，将希望感干预融入课堂教学情境中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