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线上下的风物人情总是被吸引进采风者的经验感受中，散文赋予这些经验和感受以现实的记忆和温度，而这些经验和记忆并非单纯的个体感受或絮语，相反，它具有地方的时代性和集体性，以一种自觉的生命力展示个体感受之外的多种可能性，相比较小说和诗歌，散文在自媒体时代更容易更新个体的现实感和体验感。当代散文名家王剑冰先生在青海高原写就的《江源在上》就是这样一部能够更新和唤醒现代人生命体验的著作，这本书以深刻细致的笔触讲述了2017年“源文化”考察小组两次深入三江源腹地采风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我们描摹出海拔3000米以上的风土人情。这里生存的艰难与生活的幸福并存，物质的贫瘠伴随资源的富有，生命之轻陪伴情谊之重，微弱的悖论中一切都是不可复制的独特。这种独特对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言并不代表出众的意义，只是引导他们走向自己，走向自我与世界的自然的关联，确如王剑冰先生一行在文扎先生带领下开启的“源文化”之旅，当然，这段旅程本身在王剑冰先生的描述中也是独特和重要的。

“江源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表述，江源像人一样被尊重、被敬畏，长江、黄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人格化的存在，尤其是黄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塑造为母亲形象，生长生活在中原腹地浸润于中原文化的作者对黄河自然有不一样的情愫，但是在江河源头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现在终于站在了黄河源头，我怎么会想起母亲？我怎么能不想起母亲！迎着凛冽的寒风，我早已泪流满面。”（《大河之源约古宗列·六》）一问一答中作者确定了自己与黄河在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作者到达黄河源头之前是一种不连贯的感性关联，可就在抵达的那一瞬间眼前之景便成为了精神的抱慰，这不仅意味着个体终于在人与自然的修饰关系中找到了一种实体的存在感，而且集体的生命也能在此找到源头。只是不止于此，江源在一切自然之物的变容中不自觉地书写着自己的故事，比如那些流传在山水云间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还有那世代口耳相传的地名人名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比如黄河在藏语文中被称为“孔雀河”，黄河源头约古宗列被称为“炒青稞的锅”，这样的称谓在王剑冰先生的认知中是陌生而新鲜的，因而在写作中被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表征而描写出来，相比较地名、人名在汉语中的意思，他更看中其文化的意义和意味，这是一位写作者的本能和素养，也是一位写作者转换个人经验的修辞方式。我无意于解释和说明藏族文化中江源的重要意义，因为“江源在上”这种人格化的表述方式已然将源头的重要性融合到个人情感的具体表达之中。尤其“在上”一词摧毁并复活着一种现实——除了江源，一切都不足以称道，为了江源，一切都值得付出。“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吃完半生不熟的早饭，大家开始收拾，并且专门将所有垃圾装袋。每个人都做得仔仔细细，不让这里留下一丝污染。”（《大河之源约古宗列·九》）这种身体力行的环保观念不仅折射出人们对江源的重视，也在体现“在上”这种朴素的世界观和生态观。

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源，江源自身也演绎着复杂的精神史，为了探寻和说明其复杂与悠久，文扎先生多年奔走在江源深处：“他的构想就是以长江源生态流域为主线，以尕朵觉悟雪山及嘉洛‘十全福地为核心，以‘嘎嘉洛文化为主题，连接称多、玉树、曲麻莱、杂多和治多，建立和推动长江源‘嘎嘉洛文化圈，打通长江源‘嘎嘉洛文化长廊，为《格萨尔》史诗文化的开发研究和兴盛打造广阔的平台。”（《嘎嘉洛文化之光·四》）江源文化的丰富性首先在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由于海拔高路途遥远且危险，千百年来鲜有人抵达和亲临真正的江源，因为缺少感性体验的在场也恰好造就了江源本身的神秘性，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江源只有想象和憧憬。近些年来我们对江源的了解更多依赖于多次科学考察的结果，我们获得了不少有关江源的地理信息和自然生态知识，可是对于江源文化的了解和探究，依然依赖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以及少量的田野经历，这就导致我们对江源的理解依然是碎片化的局部性的不成体系的，甚至某些时候作为自然的江源和作为文化的江源在我们的理解中处在一个分离的悖论的位置。这种背景下，文扎先生提出构建嘎嘉洛文化和源文化这种具有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概念便具有了人文地理学的意义，对于我们从人文角度了解江河之源更是大有裨益。王剑冰先生用“嘎嘉洛文化之光”形容他所了解的文扎先生，这极高的评价或称谓与其说是对文扎先生的喜爱和敬佩，不如说是被江源之行和江源文化所打动，因为对文扎先生而言，探寻江源的秘密搜集江源的文化是他毕生义不容辞的使命。不论是作者还是文扎他们都以偏向自然的修辞确认人与物、人与自然、自然界万物之间某种内在的统一。

不同于小说的虚构，散文给我们讲述的是客观存在而未读到的故事，《江源在上》一书中，王剑冰先生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三江源腹地并不丰富的景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源冰川，“现在的冰川呢？冰川一点点往后退了，一直退到了格拉丹东雪峰附近。文扎的身后，竟然是一片高高低低的石滩。多么让人心惊。冰川不是山体，是一座冰结的水库”。（《各拉丹冬·四》）作者实地看到的冰川与我们想象中和影像资料中看到的冰川大相径庭，一个赤裸裸的现实便是冰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冰川和冻土的融化会让人有一种废墟感，这个废墟感是有关大地、有关生物链和人类未来的，但这种废墟感不是用来摧毁个体的价值和现实的，而是一种观念上的警惕与防范，比如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抑或也是一种反思和醒悟，“如此想到，世上很多事情，即使是套上了科学的光环，也还是带有不确定性。什么都拼不过时间，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在时间面前露馅”。（《各拉丹东·四》）这样的感叹必然是发自生命深处的深沉。

探源之路伴随长久的辛苦和短暂的喜悦，作者不止一次写到“前面无路可走”，可是无路可走并不是最大的艰难，最大艰难是缺氧。行走在高原深处，缺氧会给人带来诸多身体的不适和一些迷人的幻觉：“身上陡然热起来，那么热，穿得不能再多，却在这个时候觉得热。越热越燥，抓了一把雪，在这个地方，雪都懒得融化。我来到水边，一只手带回一点水放在嘴里，那个凉。我知道生命还在，刚才那是暂时的恍惚。”（《各拉丹东·六》）作者用清晰的表述描写自己在缺氧状态下感受到的现实，这种真实的幻觉总是能够以尤其清晰的方式进入个体的意识反应，轻盈如梦却也是不可简约的身体反应。缺氧状态下，所有的感受都受制于呼吸的节奏，思维和意识像一张纸一样飘动在带有光斑的天空中，清晰与模糊、入梦与清醒、沉重与轻盈，众多截然相反的感受毫不违和地糅合成另外一种短暂的感受，这或许也是江源独特的待客之道。对于长久生活在内地的作者而言，每一次每一种的高原反应都是深刻的记忆，那些表象的迷雾正是幽深的自然存在。或许正因如此，王剑冰先生用文字带领我们了解和体验着三江源，而他自己也在这一路颠簸中将记录性细节注入到了叙事之中。比如他筆下高原的花草动物，比如他记录的探路拖车夜宿草原，比如他讲述的文扎、高屯子、欧沙、索尼，比如他描绘的高原上的小江南囊谦，无一不是了解高原、了解江源的透镜。只是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谈论三江源时附加了一些生态的意义。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我们对三江源乃至高原生态的了解都比较抽象，而事实上我们需要用智识和情感上都能接受的方式去谈论问题，而非抽象、量化及科学的话语。在此意义上，《江源在上》这样的散文恰好弥补也打开了我们了解和思考生态问题的途径。

行走中江源的物景与体验或消解或更新着作者的认知，景观的差异时常界定着文化的差异，陌生的物景唤醒着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离开江源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收拢进入记忆深处，那些猝不及防的天意成就生命中美好的相遇。其实，王剑冰先生笔下的人和物皆是我熟悉或熟知的，2017年我们一同从西宁前往治多参加文扎先生发起的源文化研讨会，在机场去往治多的路上才知道我们都是铁塔湖畔的学子，他再上高原采风，我刚刚结束十年中原求学回到青海。四年之后，源文化丛书集结出版，我被记忆拉回到高原雨雾中同车闲聊的场景中，思绪回到八月的嘉洛草原，我们心照不宣地接受着高山反应带来的奇妙感觉，江源的一切时而浮现在眼前。

（本文为青海省“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文艺优秀人才阶段性成果）

邦吉梅朵 1988年生，又名祁发慧，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目前就职于青海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 范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