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艳

(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山西 汾阳 032200)

朝鲜自李朝(1392—1910)时期就频繁且定期派遣使节出使我国明、清王朝。1644年清入关定都北京，时称“燕京”，故往来中国的朝鲜使臣被称为“燕行使”。通常一个燕行使团人数可达三百多人，使臣分为三类：一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包括正使、副使和书状官，合称“三使”。正使主要代表国王出席各种活动，如觐见皇帝、呈递国书、领受赏赐等。正使一般由王氏宗亲或高官担任，书状官则要精通文学，主要是记录见闻和起草报告。二是正官及随从成员，包括译官、军官、御医、画员、日官、伴倘随从等，约30余人。三是具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如负责购买医书的医官、负责学术交流的文人、负责采购书籍的使臣。[1](P315)不同时期燕行使出使目的也不尽相同。1637年以来的使行有“冬至行”“正朝(大年初一)行”“岁币(贡物)行”“圣节(皇帝生日)行”四种类型。清朝时，四种使行被合并为“冬至使”一行，这一类型的使行派遣行为一直延续到宗藩关系结束的清末。

一、燕行使臣在中朝交流中的作用

(一)巩固了中朝宗藩关系

燕行使臣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从主观上说，是清朝和朝鲜外交政策变化需要依靠燕行使臣的结果。同时，在中朝交流中燕行使臣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首先，清初清政府在处理中朝关系时提倡德政教化、以和为贵，体现了儒家追求和谐的精神，以巩固多民族政权的统治，建立牢固的宗藩关系。由于清初中朝关系处于磨合期，在对朝鲜招降时，太宗不无感慨：“以威慑之，不如以德怀之”。[2](P48)顺治皇帝开始则着手调整对朝政策，一些德政措施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朝政策也比较开明，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时，清政府都尽力援助。如1697年朝鲜爆发灾荒，康熙帝特许开市，并且允许燕行使团换取谷物带回国。[1](P323)在贡物方面，清统治者也多次下令减免岁币贡物以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康熙帝于1718年(朝鲜肃宗四十四年，康熙五十七年)下令把附贡作为正贡，敕谕礼部：“朝鲜王朝谢恩进贡礼物不必收受，此项贡物来回陆运艰难，著留抵下次常贡。”1724年(雍正二年)，朝鲜因清颁赐减贡，遣使谢恩并且进贡礼物时，雍正皇帝诏谕“停止收受，准作年贡”。[2](P49)清后期派使入朝次数逐渐减少，对朝鲜国王的册封也不再专门派使，而是由燕行使臣把记载皇帝即位、皇后册立、帝后崩逊等一些重大事件的诏书和咨文带回朝鲜。在回赐方面，清统治者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赏赐力度，赐品一般以锦锻布匹为主，加之大量的史学书籍。贡物的消减和清朝派使的减少，在简化手续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朝鲜的负担。回赐品的增加，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

其次，从朝鲜角度来说，朝鲜对清政策的变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屈从抵触”到“诚意接受”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从清入关开始。1636年“丙子之役”后，朝鲜军臣对清朝十分排斥，加之朝鲜国内始终把汉民族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国家政权视为正统，这决定了其对明、清两朝的不同文化心态。这一时期朝鲜人的“小中华”意识开始萌芽，一些朝鲜人宣扬“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清朝爆发“三藩之乱”时，朝鲜有人认为清朝灭亡在即，甚至主张北伐。康熙帝八年平定叛乱，巩固了统治，国势日渐上升，燕行使者亲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对清朝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北伐论不告而终。思想的变化影响到其外交政策的变化。朝鲜一直有国王受清朝册封的传统，虽说册封只是一个仪式，但皇帝为了巩固王权，往往从现实利益出发采取谨慎的外交方针。朝鲜英祖在对外政策上即主张诚实以待，继英祖之后的正祖对两国之间的宗藩礼仪更是谨慎对待。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曾不顾大臣劝阻，带病迎接清使，可见他对清朝的诚意和谨慎之心。[3](P273)这个时期的朝鲜王朝严格遵守宗藩礼仪，中朝关系回到礼治的轨道。

(二)加强了中朝经济贸易的交流

朝鲜与中国毗邻，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交往和贸易的一大对象。为了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中朝两国严格实行关禁政策，对平民交易作出限制。燕行使作为中朝交往的中介，不仅与清朝有政治上的外交往来，还进行着频繁的经济交流。燕行使臣每次入清必呈纳方物岁币，清朝政府也依制回赐物品。在中朝经济贸易关系中，除了边市贸易和平民走私贸易，使行贸易也持续不断，它是中朝贸易的主渠道。

使行贸易一般在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中进行，因此也称“会同馆贸易”，朝鲜方则称为“燕行贸易”。会同馆贸易没有时间限制，燕行使团将人参、皮毛、海带、棉布、纸张、杂货等朝鲜商品运到北京，到礼部核实之后开始交易，会同馆中的一些御用商人和私商乘机收购所缺货物。一个使团带到北京的商品价值非常大，据张存武先生推算，“1766至1812年间，朝鲜燕行输入清朝物资及银两共有947.3万两，平均每年接近20万两”。[4](P126)

此外，因朝贡贸易派生出的贸易活动还有以下几种：一是延卜贸易，即延接货物。每当燕兴使团回国，所带货物过多时就会雇佣中国马车，在义州前来接运货物的朝鲜人便趁机交易。二是栅门后市，即燕行使臣来清朝办理入境手续时，在清朝凤凰城附近进行的贸易活动。三是余马交易。朝鲜政府为防止马匹受伤而影响行程，会派一些空马以便替换，一些燕行使便会利用余马载物在栅门交易。四是团练使后使。每次朝贡活动结束后，朝鲜团练使在盛京交卸货物后，卸下的人员则趁机贸易货物回国。[5](P73)因此，朝贡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经济上的贸易往来。除了朝贡贸易，各种技术也随之进入朝鲜。李朝建立后，更是充分利用朝贡贸易通道充分吸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医学上，燕兴使团中有专门的医官来华负责购买医书和药材，清政府也开放了朝鲜使团在中国贸易药材的市场。中国的纺织技术、陶瓷、军工等技术随之传入朝鲜。

(三)加强了中朝在文化上的交流

自秦汉建立了大一统王朝，中国以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经济影响着周边国家，以至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这种文化深刻影响着朝鲜的方方面面，激发了诸多朝鲜人对中国的好奇心，贵族、官吏，甚至文人学者借助燕行使或随行军卒的身份来到中国体验先进文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中转站作用。

1.中国书籍传入朝鲜。书籍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燕行使臣进行的书籍交流不仅使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更加稳固，而且深刻影响着两国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清代中朝两国的图书交流，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燕行使臣之手，一是应朝鲜王朝要求主动购书，二是作为使臣奏请清廷赠书。此外，还有少量接受私人赠书，散见于部分“燕行录”中。

在主动求购方面，由朝鲜燕行使团中有专门人负责购买专业书籍，比如御医有负责购买医书的任务。他们购买书籍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北京琉璃厂，书籍种类繁多，有理学著作、小说、诗文集、汉译西学书、地理类、医学类等。虽然这些书籍的传播很零散，但对朝鲜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很多燕行使者回国后便开始著书立说，对朝鲜封建腐朽的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提倡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朝鲜国内曾兴起一股“北学”思潮。

在接受清廷赠书方面，据史料记载，最大的赠书活动主要有三次，分别在在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1723年(雍正元年)和1729年(雍正七年)。[2](P114)这些官赠图书主要是儒学书籍，包括理学和诗词文字等，没有正史文献。诸多儒家图书传入朝鲜，对朝鲜学者产生极大影响，使得朝鲜改变了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

2.中国思想传入朝鲜。朝鲜王朝统治者也奉行以儒治国的国策，因此燕行使臣奉王命首先购买是清朝儒家经典及其相关史学著作。加之朝鲜学者出使清朝后对汉籍的钻研，使得清朝儒学思想在朝鲜得以进一步传播。如18世纪的朝鲜实学积极主张接受清朝文化，世人称为“北学派”，他们能推动朝鲜王朝知识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清朝实学的影响。

二、燕行使与中国文人的交流

燕行使臣中不乏文人学者，他们与一些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清初时，燕行使臣来朝往往敷衍完成任务后游览山川就回国了，一些文人学者也只是拜访几位老友。但到1765年(乾隆三十年)，来华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为两国文人的积极交流开了良好先例。自他之后，燕行使臣、随行人员、译官都积极参与到中朝文化交流中。

1765年，朝鲜知名实学代表洪大容，经由其叔父洪檍的推荐，以燕行使的身份，于11月2日踏上燕行之路；12月2日到达北京，在北京呆了56天，于1766年离京。这次燕行经历中，洪大容与清朝学士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燕行使洪大容的“华夷”思想发生变化。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洪大容来中国之前并不认可满清统治，之后，其在著作《湛轩燕录》中提到：“本朝入关以后，削平流贼，到今百有余年。生民按堵，其治道可谓盛矣，惟礼乐名物，一遵先王之旧，则天下论之士，庶可以无憾，亦可以有辞于后世矣。”[6]可见洪大容虽然提出“礼乐名物”没有遵循旧制，但他实际上承认了满清统治下中国的繁荣局面，可以说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加上洪大容在中国三个月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先的认识，奠定了他实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洪大容与清朝学士严诚、陆飞等人就朱熹理学和陆王心学展开辩论，通过笔谈交换观点，对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说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他的思想也更加开明，此次燕行成为他实学思想的转折点。洪大容提出施行“贤政”必须以改善经济为前提，主张仁、义、礼、智传统道德是经济、词章的前提。回到朝鲜后，洪大容将自己的燕行感受写在《湛轩燕录》中，号召人们“北学”(即当时中国的文化)，并学习通过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他指出增强国力，发展文化，必须积极主动地“北学”。

公元1780年6月(乾隆四十五年)，朴趾源作为燕行使前来祝贺清朝乾隆帝寿辰，来到清朝北京、热河等地，同年10月末回到汉阳。在中国的五个月，大大改变了他原来对清王朝的认识。他感叹于清王朝丰富、先进的文化，并将在清朝的所见所闻仔细记录，写成《热河日记》一书，共26卷10册。朴趾源在书中主张学习清王朝的先进技术，对朝鲜的腐败、思想僵化进行了抨击。他的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众多追随者，形成了“北学派”。洪大容和朴趾源的实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李德懋、柳得恭等学者，他们纷纷来到中国学习交流。越来越多的朝鲜文人接受了清朝的先进文化，形成了新的思想，即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

三、“燕行录”的重要价值

就广义而言，凡是来到中国的朝鲜人所著之书，都可以称为“燕行录”；就狭义来说，则专指朝鲜国王派遣到中国的使臣所著的书。笔者以为“燕行录”应该以狭义定义，否则凡是涉及中国的诗文都可以称为“燕行录”，那么其内容的繁杂导致“燕行录”没有边际可循。“燕行录”既是一本书的专名，也是朝鲜使臣多人多种书的通称。判断是否是“燕行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二是作者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使臣、使团中的某个成员，或者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某个官员。

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优点。“燕行录”中大量记载了使臣在中国的见闻，但由于这些内容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所以在中国书中不曾记载，导致了我们对明清时期的人们的生活茫然无知。而“燕行录”是燕行使臣在好奇心驱使下做的详细记录，是真正的“对中国的侦查记录”，是国王派遣使臣的首要目的，也是朝鲜国家和人民最关切的部分。因此，它不仅是清史馆修史的重要原始资料，而且可以充当民俗研究的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例，他的日记涉及古今之大事，从国家制度到人物、书画及京华景观，对认识清朝尤其是康熙时期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是各种“燕行录”价值总和的缩影。金昌业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月二十八日，宿凤城。此至栅门皆平芜，一望无隔。……栅门就在风凰城东五里，距鸭绿江一百三十余里，而皆空其地不居，似古之欧脱，盖防彼此奸民相通之路也。……在数里外望见栅门内有自物堆积如丘陵者，乃去核棉花，皆历行所买，其数无虑累十万斤，壮哉！清人稍稍来集，与译辈而语，彼此有喜色，皆栏头也。”[7](P116)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至康熙五十一年，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已成规模，口岸法制初见其形。随着两国边境贸易发展，栅门转变为两国贸易之通道。燕行使臣入境后，沿路由政府供给食品和住处，关外中国之地，已被中央有效的管理起来。鸭绿江中朝贸易以栅门出现为标志，金昌业的日记对研究中国贸易之发展有重要意义。

“燕行录”所记内容害怕被清人査看，因此有一些所忌讳的。比如金昌业日记记载：“二月初三日。通官日：似闻使臣于轿内看书，何谓无书也。首译日：使臣路中所看不过是日记也，日记中说话有不可使彼人看。若或收纳日记，事将可虑，余遂造一册，使遇文将渡江以后明晴及宿歇程道，连夜抄书，以备意外之事。待晓作行，皆株马治饭。达夜骚扰，更不得接目。”[7](P128)这里所用“日记”一词极为准确，是18世纪的人在说日记的保密性、私密性。可见朝鲜时代的五百年间，“燕行录”作为日记，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献体裁，是朝鲜独特的文化现象，对今天学术界的研究很有价值。

总之，燕行使臣与“燕行录”对历史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读“燕行录”不仅可以发掘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发展状况，其中记载的从朝鲜王京到清北京三千里路程的山川地貌、历史古迹、每日行程、方向、地理位置、气候等，也是年代学、气象学的第一手资料。另外，因国界或会谈等问题至中国的纪行录也属于“燕行录”，这样“燕行录”就完整反映了一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兴衰。朝鲜使臣无所顾忌地对见闻一一记录，其中的细节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眼界。

四、结语

以燕行使臣为切入点，考察朝鲜王朝对中朝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揭示燕行使臣“华夷观”的变化，有益于我们思索在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朝两国相互认同、相互了解的变化轨迹。通过燕行使臣留下的众多“燕行录”，可以看到燕行使臣进步的思想意识和积极探索的科学实践精神，进而发现这种看法和认识对社会变革所起的积极作用。今天，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应该继续发扬燕行使臣的精神，互相尊重两国的历史和文化，不断推进两国之间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促进两国共同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