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玲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 科研处，安徽 亳州 236800)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中央层面首次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概念。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指导“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新阶段、新形势、新挑战主动做出的战略抉择，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唯物史观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作为指导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这一最现实的“社会存在”作出的战略抉择，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抉择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它的产生发展由物质生产实践决定，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52)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呈现出相应的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概念的提出，绝不是突然搬来的“飞来峰”，必然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它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3]就发展阶段而言，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时间轴之中，这一大时间轴由多个时间段组成，新发展阶段就是其中之一。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虽然从产生时间看，新发展格局提出时间略早于新发展阶段；但从逻辑看，新发展阶段要“先在”于新发展格局。正是新发展阶段的客观特征和现实需要，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发展环境而言，“十四五”规划用了六个字来概括当前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虽然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国际来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选边站队”“拉帮结派”，频频施压，我国可能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加之为应对制造业“空心化”困局，一些发达国家采取诸多举措刺激制造业回流，国际大循环的动能明显减弱。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改革任务艰巨、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基础不稳、民生短板、治理弱项等问题依然存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模式优势已渐渐失去，仅仅依靠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思路不合时宜。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应对我国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之举。就发展条件而言，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位。创建了完备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消费潜力巨大，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总体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韧性强劲，市场空间广阔，已经具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在条件。正是依据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等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综合前瞻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央做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

(二)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继承创新

社会意识虽根源于社会存在，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但社会意识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想，而是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问题的探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问题，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如何实现现代化，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但一以贯之的思想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积极因素突破了地域限制，包括党内与党外、国内与国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44)计划经济时代，“国外的积极因素”一定意义上指外援，很少涉及国外市场和资源的概念。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逐渐突破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理解，打破了把经济体制视为社会根本制度的错误认识，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P373)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可能。正确处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内部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特点，两者关系亦有不同侧重点，这从国家规划建议的规定中可见一斑。“十一五”规划强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三五”规划强调要“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在此基础上，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概念，要求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直至2020年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新发展格局概念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理论的继承、提炼和升华。

(三)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也可以是积极主动的“反应”，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够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无奈选择，也不是被动应对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消极之举，而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主动掌握发展规律、把握发展主动权所下的先手棋，是在“危机”中育的“先机”、“变局”中开的“新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毛泽东在谈到领导时，曾经以桅杆作比喻：“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6](P394-395)这就要求进行领导、作出决策时，需见微知著、把握事物规律，才能掌控发展全局。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内外循环畅通，才能集聚长久发展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即是把握大国经济规律、立足现在、面向“十四五”乃至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做出的战略决策，既能预见未来，也能指导现实。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辩证法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既是普遍联系又是永恒发展的，世界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图景通过一系列的基本环节和基本规律得以实现。新发展格局内涵非常丰富，充满了辩证智慧。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关于内因与外因、整体与部分、运动与静止之间的辩证逻辑。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和根本动力。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决定论”排除形形色色的“外因决定说”，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中介影响内因，内外因相互作用，从而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7](P302)完全否定或者片面夸大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都是错误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与内因和外内的辩证关系相契合。首先，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且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就抓住了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基本原理。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从内部寻找，依靠自身力量凝聚发展动力，依靠别国、依附别国、跟在别国后面亦步亦趋，奢谈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发展路径和发展动力。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正视了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内、外因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当今世界，纵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维沉渣泛起，但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依然是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搞贸易保护主义、排斥他国的做法不仅不智，而且也难以为继。搞封闭发展，封闭久了，只能是死水一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只会越开越大。正视、重视国际大循环这一外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不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要求相冲突，反而能够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契合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整体与部分即全局与局部，是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整体和部分是相互蕴含关系，不能离开部分去界定整体，也不能离开整体去界定部分。但二者之间又有主次，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从属于整体。“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7](P175)经过优化组合后，整体功能能够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整体也可以实现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大循环”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或者全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相对于全国市场的大循环而言，各省市、各地方的循环只能是部分或者局部，部分从属于整体，局部服从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国内大循环不是各地搞自我封闭的小循环。如果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市场、资源条块分割，互相内耗，那么国内大循环这个整体的功能便难以实现。因此，要求各地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协调，相互配合，在充分发挥部分的功能基础上，构建畅通无阻的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大循环，使国内大循环的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的功能之和，从而切实发挥全国统一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反映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中，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方式，物质与运动密不可分。物质的运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这并不排斥相对静止的存在。新发展格局体现的正是动静结合的相对平衡状态。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中的“循环”一词即指事物周而复始的运动或者变化，循环本身体现的就是流动、运动、变化。资源、要素、市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只有在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和商品严重堆积，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不畅，从而引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国民经济的循环运动遭到资本主义固有本性的阻滞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或者集体所有，从本质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受到阻滞的问题。这并不是由其固有本性决定的，而是由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来加以疏通、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这是由事物是永恒运动变化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所决定的。事物不仅是永恒变化的，还是相对静止的。新发展格局中的“格局”一词，体现的正是相对静止的概念。格局本义是指事物的结构、样式、布局，可引申为局势、态势。新发展格局要求国民经济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畅通的基础上，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国民经济运行相对平稳。国民经济循环正是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这样一种动静结合的循环流动状态。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方法论要求

新发展格局的唯物史观逻辑和辩证法逻辑，要求在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时，要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

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方法论上必然要求坚持自立自强，牢牢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国内市场实现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这是由事物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和抓主要矛盾的哲学逻辑决定的。“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1]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时期，必然衍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但相伴而生的是有效供给不足、供需不匹配等结构性矛盾。要坚持以改革的办法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实现高水平的供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8](P48)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攻破“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关键举措。扩大内需必须培育消费潜力。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大小是衡量一国消费潜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1]从绝对规模看，是世界最大。但从相对规模看，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约30%，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有很大差距。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并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内需还要释放消费潜力。坚持就业优先，不断完善就业体系，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更高水平更充分的就业。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人民群众“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后顾之忧，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二)开放发展是必然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两点论，而不是“单循环”“一点论”。“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8](P48)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必须坚持开放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道。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产业链条、市场体系已经深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世界的各方面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求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顺历史潮流而动，毫不动摇地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把自己囚于自我封闭的孤岛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当前对外开放的重点要从单一的商品、要素、资源的开放流动，转向商品、要素、资源开放与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并重，进一步形成吸引国际投资、人才等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经济特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形成合作共赢新格局。对外开放过程中，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一底线，确保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人民安全等多方面安全，筑牢国家发展的安全屏障。在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既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也能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

(三)发挥比较优势是有效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各地都一个步调、一个节奏、整齐划一，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非只有一条路径、一个模板。新发展格局不是各地区的自我循环，不是省内、市内、县内循环，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这种国内大循环要求各地立足自身基础、条件，坚持分工与合作，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实验，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从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长三角区域要“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全国“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圳要“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9]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引领下，各地立足比较优势，找准自己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战场中的定位，努力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例如，上海提出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战略链接，浙江明确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力源和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安徽强调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双循环的战略链接。[10]构建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各地立足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探索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的重要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