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伟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恶之平庸”或者是“平庸之恶”，是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重要观念。由于“恶之平庸”这一翻译更贴合汉娜·阿伦特的本意，因此本文采用这一翻译方式。艾希曼身上所体现的“恶”何以诞生？又为何“平庸”？结合阿伦特的其他思想不难得出“恶之平庸”从其诞生到表现出“平庸”的特性均在相当程度上肇因于现代性的结论。因此，从现代性入手解读阿伦特的“恶之平庸”思想，可以更深入的体会“恶”之所以“平庸”的原因以及作为抵抗手段“思考”的必要。

一、艾希曼的“恶之平庸”

作为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艾希曼的“恶”是毫无疑问的。也正因此，阿伦特提出艾希曼的“恶之平庸”这一观点立刻为她招致了许多麻烦，甚至导致她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或者是在为战犯开脱罪责。[1]艾希曼的“恶”平庸的原因可以从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看出：他宣称自己只是“履行职务”，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他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执行公务者，谈不上罄竹难书、罪无可恕。

也正是由于艾希曼为恶时的“不思考”(thoughtlessness)，阿伦特才断定他是一个“平庸”的为恶之人。也就是说，他并非是当时许多人所渲染的具有“邪恶”思想的恶魔，而是他的辩护律师所描述的机器上的“齿轮”，或者是大屠杀中的一个纯粹工具，其所扮演的角色与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并无不同。显然，杀人的凶器是不会被认为有罪的，因为其不具备“恶”的思想，亦没有为“恶”的动机。

如此分析，阿伦特对艾希曼“恶之平庸”的解释似乎没有多少值得争执的地方，至少在她是否是“纳粹同情者”这个问题上不该有疑问。毕竟阿伦特并未否认屠杀犹太人这件事情的“恶”之性质与程度，亦没有宣称艾希曼无罪，或者说“无恶”。然而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为何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现代性与“恶之平庸”的关联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深陷现代性之中的人不愿意承认现代性会带来如此“平庸”却又如此程度的“恶”，因为他们本身便身处现代性之中，也不愿意否认现代性在这一维度上的伦理价值，从而充当了现代性的自发辩护者。

二、“恶”与现代性

(一)从根本到平庸的恶

讨论“恶之平庸”时，应先考虑阿伦特之前提出的“根本恶”。虽然这一概念源自康德，但阿伦特给出了与康德截然不同的定义：“根本恶”是与“让人之为人变得多余”有关的某些事物，[2](P166)或者更直白的说，就是泯灭人性(humanity)。而“根本恶”与阿伦特后来提出的具有“平庸”特性的“恶”虽然看似不同，但并不对立：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一种，只不过是对同一种“恶”在不同角度的揭示。[3]引入“根本恶”概念可以更好的明确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中的“恶”究竟是何属性，又源自何处。以艾希曼为例的话，作为大屠杀责任人的艾希曼确实具备“泯灭人性”的特性，因此他的“恶”也确实是“根本恶”的具现。结合上文中艾希曼之恶的“平庸”，他的“恶”既“根本”又“平庸”的统一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根本恶”和艾希曼的“恶”在多大程度上同一。如上所述，艾希曼的“恶”是“根本恶”的具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恶”和平庸之“恶”完全是一种“恶”。在阿伦特的论述中，“根本恶”或许更侧重于宏观角度——这在她提出“根本恶”的语境中可以发现这一点。而以艾希曼为例的平庸的“恶”则不同，这种“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根本恶”的结果，亦是“根本恶”的直接反映。“根本恶”并不等同于“恶之平庸”中的“恶”，前者更像是以纳粹为代表的破坏人类尊严之潮流的总体概括，而后者则是“人类之尊严何以被破坏”的具体揭示。既然无论是何种恶都始终围绕于“泯灭人性”这一话题，那么“恶”的同一也就很显而易见了。除此以外还需要肯定的是，现代性始终贯穿于这两个概念之间，这也是“根本”而“平庸”的“恶”在很大程度上同一的证据。

(二)根于现代性的“恶”

既然“恶之平庸”中的“恶”源自“根本恶”，而如开篇所述，现代性是这一切的肇因，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论证这种“根本恶”来源于现代性。这一关联可以通过大屠杀的现代性因素被论证：利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无所图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与古代为了掠夺或者单纯报复性的屠城完全是两码事，毕竟纳粹本身便是现代性文明的产物，[4]更遑论其暴行了。

但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一点，那就是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为“根本恶”负责？这一点可以从艾希曼的所作所为中观察到。作为一位忠心耿耿的“齿轮”，艾希曼更多是想要高效完成“任务”以讨好上级从而获得升迁。然而是什么让他在讨好上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导致如此之多犹太人死亡的能力？在阿伦特的观念中，“根本恶”属于20世纪“恶”的全新形态，[5]即以纳粹为代表的势力为了达成其恐怖目的选择了前所未有的手段，方才导致了如此激进的“恶”得以实现。不难发现，从纳粹自身到其目的乃至手段，无一不是现代性的产物。我们不能忘记，为了达成“无犹太人的德意志”这一目的的犹太人大屠杀只有基于高效运转的现代治理体系方能达成，科技手段也是大屠杀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正因此，阿伦特实质上将“根本恶”的实现归于了现代性自身，这也是她被部分人认为是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原因之一。毕竟既然现代性自身孕育了“根本恶”，而且这种“根本恶”可以被视为现代性自身危机的彻底爆发，那么现代性自身必然是要被从外部整体否定的。由此，现代性作为“根本恶”的根源这一点已经被阿伦特所确证，“恶之平庸”源于现代性这一结论也就自然被推了出来。

三、现代性与“恶之平庸”

(一)为何“恶”会是“平庸”的

既然“恶”之根本性的原因被阐明，“恶之平庸”和现代性的关联自然也应当得到证实。固然，阿伦特并未直接将“恶之平庸”归结于现代性而更加强调“不思考”，但“不思考”本身就与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有相当大的关联。如前所述，现代治理体系是大屠杀得以达成的原因，而这也导致每一个科层制中的参与者都陷入“恶”之中。冗长且成体系的程序将大屠杀彻底分解，包括艾希曼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看似无害的“齿轮”，然而如此之多的如艾希曼一般的“齿轮”组合之后，便是一架杀人机器。

为何现代性能够让如此之多的人会在“不思考”中犯下如此的“根本恶”，以至于让“恶”变得“平庸”？这正是由于现代的治理体系太过于高效而且严密，以至于蜕化为“无人之治”。[6]在这样一套体系下，没有任何人会为整个体系的“恶”负责，作为治理对象的人的属性也在这一套庞大的机器中被异化，不见踪影。在纳粹的行政体系下，犹太人是何等的存在？纳粹的行政机器有的人负责甄别谁是犹太人，有的负责修建隔都，有的人负责运送……甚至在屠杀犹太人最重要的文件《最终解决方案》中，都没有直接提出要将犹太人“屠杀”掉。不仅如此，纳粹还利用了“伟大事业”等号召作为幌子，从而回避了“最终解决”的目标是活生生的人这一问题。科层制从参与者到对象的“非人化”意味着将社会事务细分为无数部件，无论部件的操纵者还是部件本身都是人类，然而他们在科层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人。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无人为社会事务最终所指向的人负责，间接导致的则是参与者自身的道德盲视。

但如果这种“恶”仍然仅仅局限于大屠杀的参与者，那么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殊异”而非“平庸”的。也正因此，阿伦特发现了“恶”在其他群体中的具现，这也昭示了“恶之平庸”究竟有多么平庸。

阿伦特找到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犹太人中的领袖。在二战中，几乎所有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领袖都和纳粹有合作，而他们也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在二战之后，却极少有人针对他们追责——更遑论如对待艾希曼一般了。[7]毫无疑问，对于许多犹太人的死亡而言，这些领袖的合作无疑是一个必要因素。但是为何这些领袖的“恶”如此深刻，却又无人负责？答案不言而喻：这些领袖自身多少也被纳入了庞大的现代性机器之中，以至于他们自己和事后的旁观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究竟在扮演何等角色，这也可以看出现代性所造成的“道德盲视”有多可怕。

(二)阿伦特对现代性的肯定部分与“恶之平庸”的关联

需要承认的是，“恶之平庸”在多大程度上肇因于现代性仍然是有疑问的，应当考虑的是阿伦特本人并不完全否认现代性的价值，尤其在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方面上。[6]因此我们应当拷问现代性的这些局部，以反思这些被肯定的部分是否也是“恶之平庸”的根源。

普遍主义是阿伦特所肯定的现代性价值之一，也是基于普遍主义的“世界公民”身份，让阿伦特对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态度显得冷酷。虽然普遍主义有其益处，但实际上现代性所带来的科层制本身也具有普遍主义的特点，以至于让人类陷入普遍性的“恶之平庸”。正是在纳粹德国普遍的反犹主义下，艾希曼才觉得其职责理所应当，甚至主张对犹太人的处理乃至屠杀是“决定命运的战斗”这种概念是“中肯”的。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普遍，艾希曼不再是他人所宣称那样的“反犹主义代表”，而仅仅是“平庸”的一员。现代社会普遍的命令与服从取代了阿伦特所期许的公共空间交往，[8]对犹太人的共情也因此变得不再可能。普遍主义固然可以带来“世界公民”性的意识，但同样会带来现代性“恶”的普遍。阿伦特对普遍主义的接受仍然是选择性的，她只接受普遍主义的善而拒斥普遍主义可怕的一面。

在个人主义上阿伦特的观点也并无不同。固然现代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价值，但阿伦特对“根本恶”的定性中同样蕴含着个人主义的危机。“根本恶”会让人之为人变得多余，而这源自于一个假象，即阿伦特所说的“个体的人无所不能”。正是由于一个个体已经看似“无所不能”，其他个体才显得多余，甚至不再具有价值。这种“无所不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极致，自然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当然，这种“无所不能”同个人主义理应是相悖的——因为独立个人的无所不能似乎意味着每个个人的殊异性被否定。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个人的认知中，自身的“无所不能”已经是相对他人的殊异。或者说，在“根本恶”的肇因者看来，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个人”，也正是为了贯彻这种意志，千千万万个艾希曼成为了这一个人意志的价值理性实践所依托的工具。多么荒谬！但这确实是个人主义在一些角度上发挥到极致的奇怪后果，一如尼采的“超人主义”被纳粹扭曲后所呈现出的面目那般。

由此，阿伦特固然肯定现代性的意义，但是这种肯定也是包含怀疑的——这些意义本身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但并不是方方面面都能得到阿伦特的肯定。至于这些得不到肯定的部分，自然也就是“恶之平庸”的肇因之一了。

四、思考：在现代性中抵抗“恶之平庸”

如前所述，艾希曼犯下“恶”的原因正在于“不思”，那么思考自然也就是抵御“恶之平庸”的手段。这一手段在现代性视域下有怎样的伦理意义，是值得我们考察的。

“根本恶”之所以根本，在于其摧毁了人的尊严与思想。艾希曼所履行的职责——屠杀犹太人——意味着犹太人的尊严被根本否认，艾希曼本人的思想亦在这种根本而普遍的“恶”中被彻底磨灭。现代性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恶”得以实现的可能与实现的便利，更是会导致人类思维能力的衰退——人类在现代社会体系中不再需要对许多事情进行思考，以至于思考本身成为“多余”的。对于古代的屠杀者而言，下令者、组织者乃至执行者往往是统一的，他们大多都需要面对被屠杀的人，因此，他必然会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为何而做。但艾希曼面对大屠杀的表现则完全不同——他看起来没有任何思考自己行为的必要，连作“恶”的行为都缺乏为“恶”的动机。艾希曼不需要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仅仅需要知道自己的做法能够讨得上级欢心来换取自己的前途，也默认了自己所残害的对象——犹太人是“有害的”这一纳粹所灌输的普遍认知。在这种看似一切都理所应当的现代社会中，思考仿佛变得多余。这正是现代性所制造的假象：思考在许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在假象中放弃了思考的人最终成为了“根本恶”的支持者乃至合谋者，同时也是“恶”的践行者。[9]

这种假象的存在促使思考活动伦理意义的生成。纳粹是不道德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毫无疑问，但在艾希曼的认知中却截然相反。在纳粹之下，其自身本身便是道德的具现，而犹太人才是不道德的代表。纳粹所规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学说自身便是反道德的存在，故看似没有伦理价值的单纯思考——或者说，怀疑，也就具备了反抗纳粹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并不随着纳粹被消灭而消失掉，因为如果人不具备思考的意识，则其道德信念的转变仍然是“无意识”的存在，这种“无意识”下所转变的道德信念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10]尤其是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意味着其道德信念可能仍然潜藏着不道德的一面——一如艾希曼离开纳粹统治多年却仍然认同消灭犹太人的“正当性”，这也是深藏于现代性之中的新的危机。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会导致思考活动的衰退。因为自然科学往往都存在相对公认的真理，因此强调真理的唯一性而不必对此怀疑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准则。19世纪，历史学和社会学开始强调实证主义，但社会问题真的是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吗？诸多传统观念中的负面因素难道是亘古不变的吗？甚至可以追问，自然科学的“唯一真理”难道是永恒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也正因此，20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潮渐渐让出了曾经属于自己的领地，因为真理本身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而相对性则意味着其必然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适用。自然科学式的真理——亦或者说纯粹的“理性”在道德上的指导意义是理应被怀疑的，因为完全理性存在者是将现实世界的人设想为抽象的人，忽略了个人生活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个人的道德价值被抹平在普遍化的绝对命令中。[11]故不难得出结论，思考活动必然有其伦理价值所在，思考背后的怀疑倾向理应担负起“去伪存真”的责任。

五、结语

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身处现代性之中，这点毫无疑问。因此，现代人是否在许多时候也不由自主的成为“恶之平庸”的实施者？这种“恶”大概远不如纳粹的“根本恶”那般，但是现代人是否曾经身为“恶”开展的一环而不自知？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强调思想的意义所在。人类绝非要抵抗现代性本身——即使是阿伦特自己也承认现代性的一些价值。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危机，我们仍然需要发自内心地去反省，去怀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