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燕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烟火漫卷》是迟子建的全新力作，文章通过对众生独特的个体生活经验勾连出哈尔滨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理空间特征。文本以刘建国“寻孩”和黄娥“寻夫”等事件为主要线索，以哈尔滨为故事发生的主场、四季流转为叙述时序、“追溯”式手法为主要叙述方式，[1]建构起一个理想的温情世界——哈尔滨。

一、哈尔滨与众生

《烟火漫卷》中登场人物近30个，人物行动在与哈尔滨的相遇互动中得以展开。与此同时，哈尔滨的具体图貌通过人物的行动得到呈现，城市空间和人物行动相结合，构成独具北国风情的众生图样。

书中，人物或通过空间上静态的榆樱院和动态的爱心救护车被串联起来、或通过“寻孩”“寻夫”事件被联系起来、或通过人物间的血缘关系被衔接起来，同时，这些空间、事件相互交织，人物也得以相遇互动。一方面，依托静态的榆樱院，文本向读者展现了小奸小恶的郭老头和陈秀、情路坎坷的大秦和小米、奋发归来的小刘、活泼利落的胖丫、黑心制假的租户。另一方面，文本通过动态的爱心救护车展现生死离别时的人生百态，既有倾尽家财求丈夫一命的妻子，也有不在乎老父生死只在乎财产分割的冷血兄弟。借助“寻孩”事件，文本联系起自然纯真的黄娥、天真无邪的杂拌儿、乐于助人的翁子安、饱受失子之痛的于大卫和谢楚薇、承受无妄之灾的武鸣、伪善无德的翁子安舅舅。通过“寻夫”事件，文本引出了理解妻子的卢木头、无心却引祸的刘文生。通过对刘建国亲缘关系的梳理，文本展现了刘建国父母一辈被无故迫害的历史、刘建国的大哥刘光复和嫂子蔡辉平淡的婚姻以及大哥病后全力拍摄东北纪录片的故事、刘建国的妹妹刘骄华和老李不走寻常路的婚姻以及刘骄华退休后的生活。文章从于大卫的亲缘关系着笔，引出了于大卫的父亲于民生、母亲谢普莲娜、母亲的前夫伊格纳维奇等父辈的爱情纠葛。依托对父辈爱情故事的讲述，文本将哈尔滨的异域交往史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也展现出这座城市强大的文化包容力。除了众多的人物，作家还在文中全方位展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图貌，从松花江到青黛河，从南极城到师大小吃街，从阳明滩大桥到斯大林公园等。文中提及的地理名称超过30个，城市景观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更是小说不可忽视的叙事组成部分。正如迟子建所言：“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2]

迟子建意在以哈尔滨的人物群像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现代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阵痛”[3]确实在文本中有所展现，但却不是作家着力表达的重心。作家笔下的人物大都以价值理性推动自己的行动，如此设定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了人心的冷漠和道德的丧失，但只有少部分人选择了泯灭良心的道路，大部分人还是坚守着心中的善与真，或者说，作家认为大部分人对真与善的坚持可以安抚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伤痛。

二、希望与纯粹并存的温情世界

从《北极村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白雪乌鸦》到《候鸟的勇敢》，迟子建以其温情、灵性的笔触打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温情世界。不同于同时期的莫言、余华等作家以血腥暴力的先锋姿态出场继而转向现实主义书写。迟子建的作品风格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清丽爽健，《烟火漫卷》延续着这样的风格打造出了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情的哈尔滨。

(一)无常命运的“有常”把握

《烟火漫卷》中的人物会不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如黄娥丈夫的突然死亡、刘建国携娃而娃被偷、刘光复确诊癌症等。面对无常的命运，他们会痛苦、怀疑，但“善和真堪为生命自我救赎的精神资源”，[4]他们对自身信念的坚持，最终会化成星火，照亮自己或他人的夜空。

刘建国出于好心带于大卫的孩子铜锤回哈尔滨，但铜锤却在火车站被弄丢，于是花费了四十多年去寻找，以至于整个哈尔滨都知道“寻孩者”刘建国。实际上，孩子并非是刘建国故意弄丢而是被人偷走，那人便是翁子安的舅舅，而翁子安就是当年的铜锤。翁子安舅舅在得了晚期肺癌后让翁子安找到刘建国，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恶，并准备把自己手中煤矿公司的股份全部给刘建国作为补偿。这样的情节设置展现出两种内涵：第一，无望之事会因坚持而有希望。在没有监控的年代，人们可以找回丢失的孩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刘建国坚持近四十年的寻找，不仅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好人”刘建国，还让处于暗处的“偷孩者”知道孩子应该归还给谁并且让他时刻面临良心的谴责，终于，通过年复一年的坚持，刘建国换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孩子被找回。比对余华的《文城》就会发现，这样的情节设置让命运的无常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因为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够得到一个顺心的结果，而《文城》却血淋淋地展现出人在无常命运下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林祥富花费十几年寻妻，至死都未再见妻子一面。[5]反之，《烟火漫卷》传达出人生的希望，虽然漫长人生路上伴随着苦难和风雨，但只要心中有所坚信、行为有所坚持，那么命运终将给予回应。第二，良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偷孩”属于违法行为，不过翁子安舅舅已经通过种种方式逃离了法律的制裁，他完全可以带着秘密走向死亡，世间再无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但他为何选择在人生最后时刻向刘建国坦白？文中对翁子安舅舅的心路历程并未做过多的描述，但通过文中另一位癌症患者临终前的想法和行为可窥见一二。文中，刘建国的哥哥刘光复也身患癌症，无法挽回，他选择人生的最后时刻变卖资产完成自己的理想以求人生无憾。同理，对于翁子安舅舅而言，不说出他所犯下的罪孽，他就无法解脱，说出自己的罪孽是对他人生遗憾的补救。但为何“偷孩”会成为他的人生遗憾？他偷来铜锤是为了医治妹妹的癔症，偷来铜锤之后，他妹妹的癔症确实得到缓解，可以说偷孩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他为何要为偷孩子的行为感到悔恨？因为他是通过窃取他人的人生才达到这个目的，人类最基本的共情能力不允许他忽略其所作所为给同类带来的悲惨人生。刘建国四十年的光阴和于大卫夫妇深入骨髓的绝望如影随形地笼罩在他的周围，让他无法逃避。他内心深处的良心时时谴责他，使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选择向刘建国坦白真相、寻求谅解。

人们出于良心的坚持得到良心的呼应，无常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把握，人们内心深处的善与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抗衡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冷漠，这是作家将对世界的美好期待投射进文本的结果。

(二)对纯粹爱情的歌颂

文中的爱情故事更加强调直觉与精神契合而不是现实物质性的考量。前者体现在翁子安和黄娥的爱情，后者体现在胖丫和小刘的爱情。翁子安对黄娥一见钟情，他在榆樱院见到黄娥第一面就认定黄娥是他的终身挚爱，于是他开始暗中照顾黄娥母子的生活，即使事后知道黄娥与其前夫过往的种种也丝毫不介意。二者之间的社会身份和物质水平差异亦不阻碍爱情的产生。胖丫和小刘二人有共同的理想，职业上相伴相随，每天一起唱二人转，一起上课，努力提高自身修养，还一起将西方经典戏剧改编成二人转。即便胖丫发现二人转的发展前景已经日落西山，遇到了物质条件更好的对象小李，但她还是选择和小刘在一起。

过于注重物质的爱情最后不得长久。在文中，爱情双方过于注重物质利益导致了陈秀的悲剧。陈秀是小米的乡下婆婆，她因儿子离世而来到榆樱院，要求小米给自己养老送终。然而，住在隔壁的郭老头却喜欢上了陈秀，经过一番波折最终与其结婚，陈秀与郭老头结婚不仅仅是因为爱情，更是因为郭老头的房产。婚后不久，郭老头中风去世，陈秀以为自己可以得到郭老头的遗产，却不曾想郭老头在生前已经做了遗产公证，将所有财产留给子女，陈秀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通过以上爱情故事的对比，作家传达出这样的观念：在物质性因素不占支配地位的爱情中，人们才能获得幸福。

文中众多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实际上是作家对不断物质化的社会的另一种期待，即遵循内心的真与善，而不是以功利的视角考量一切，成为纯粹工具理性价值取向的奴隶。若人物完全以工具理性推动自己行为，那么刘建国不必寻孩半生，毕竟那只是意外事件，不是他有意为之。刘光复不必拍摄东北纪录片，应该把钱留给儿女，毕竟片子拍完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丝毫用处。胖丫应该选择小李，因为小李能给她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人物之所以没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作家在其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投射了自己的情感和道德想象，这是基于对人性本善的预设而构造出来的温情世界。

三、以生命伦理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意义建构

生命伦理人道主义是指遵循善和爱的原则，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尤其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生存的意义，尊重个人和个体。[6](P199-220)这一观念在作品中通常体现为对传统边缘化人物的反写，如土匪形象的反转，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心中对土匪的刻板印象，赋予他们真实的个性和情感。再如弱者形象的重构，在启蒙语境下对于无法趋向崇高理想的弱者形象，不论是作家还是评论者，总是给予强烈的批判。人们过于追寻人之外、生命之外的某些形而上的理想，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忽视了人和生命的本真存在。而新时期文学思潮发生转向，一些作家将目光投向人的个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与人的局限性和生命的脆弱性的和解。《烟火漫卷》虽然是对尘世中群体形象的速写，但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性的理解却贯穿其中。

尊重和敬畏生命是贯穿文本的主题。迟子建不仅关注人之生命的本真存在，也对其他生灵的生存状态抱有深切的关怀。首先，是对人类生命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这主要体现为刘建国耐人寻味的身份设置。通过刘建国的大哥刘光复之口，读者知晓了刘建国日本遗孤的身份。这样的设置不仅是出人意料，更是惊世骇俗，刘鼎初夫妇将刘建国捡回来时，正值抗日战争的尾声时期，是什么样的信念，让刘鼎初夫妇超越民族仇恨，收养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孩子？“生命本身是无罪的”，[7](P434)这是刘鼎初将刘建国托付给刘光复时所说，这句话也是对刘建国为何会被收养的最好注脚。刘鼎初基于最基本、最朴素的人性观和生命观做出了这个决定，这也恰好是生命伦理人道主义最核心的原则。如果说《活着》让“活着”本身具有了意义，那么《烟火漫卷》中刘建国日本遗孤身份的设定，则与《活着》中福贵的人生历程具有同质性，即生命本身就是其存在意义，在生命之上没有民族、阶级等附加成分。[8]若将这一情节设定与严歌苓《小姨多鹤》中的日本遗女多鹤的命运相对比，就更能显示出生命的纯粹和崇高。多鹤作为一个被买来的日本女人，其最大作用是为张家生儿育女，当她完成这一任务时，她在张家获得了小小的容身之地，但随着与周围邻居的日渐熟悉以及不断严峻的革命形势，她日本人的身份益发容易暴露，而身份暴露会给家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于是张俭将多鹤抛弃在人潮之中。[9]多鹤因其“可用性”——生孩子，而被张家买入，后又因其“不可用性”——可能会被他人辨认出身份带来恶果，而被抛弃。多鹤的存在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非作为人的存在。而刘建国的存在，是作为生命、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其次是对所有生灵深切地关怀。这以黄娥的话语表达最为典型：樱花树会因为铁丝绑着而疼痛；雀鹰意外死亡，猫儿因为它死去，而悲伤离去；七码头的水认得杂拌儿身上的胎记。这种将万物拟人化而产生的共情，源自于黄娥纯真自然的本性。除此之外，文中那群出狱后认真谋生，为刘骄华的老公老李出轨而鸣不平的罪犯们，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或许曾经堕落，但却能重新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而不是在惯性的轨道上游走。这也构成了反常态化写作，即通过对罪犯善行的描写，改变大众对罪犯的刻板印象，探索人性的多面性和多元性，从而实现直达人性的书写。

不顾外在因素拯救生命的行动、尊重一切生命的态度、对多元生命状态的书写，实际上是作家潜含的生命伦理人道主义信念在叙述中起作用的结果。

四、融合共生的理想寄托

《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具有无限的包容力，一切人和事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并且和谐相处，成为这座白雪之城的一部分。

(一)自然与城市的和谐共存

自然不仅仅是原始的、纯粹的自然景观，也包括直接以自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乡村世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乡村世界，相较于用钢筋混凝土所建造的城市相比具有更多的自然因素。二者在文学文本中往往以相互对立的姿态呈现出来，或是城市发展造成自然或乡村的失落，或是来自自然或乡村的人物迷失在城市之中。而在《烟火漫卷》中，自然和城市却实现了完美的融合，首先是自然风物和城市景观的和谐共生，其次是作为自然化身的黄娥所代表的朴实、纯粹的乡村文化和哈尔滨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的融合。

作为“大自然馈赠日历”[7](P17)的松花江和人工建筑阳明滩大桥相得益彰，前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水产，后者为人类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二者联合为人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自然和城市交融的图景。黄娥所生活的青黛河，亦不是全然自然、原始的乡村世界，也有小船、游轮等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生的工具。人与动物共生、风景秀丽的兴凯湖，让读者心生眷恋；群力广场虽是人工景观，亦是鸟与树木的天下；老会堂音乐厅虽是水泥钢筋建筑，但设计灵感来自冬日的冰锥子。除此之外，文本中在展现季节流转时，总是涉及自然风物，如秋日将至之时天空的高远、叶梢的微黄、昼夜温差的悬殊等。

迟子建说：“黄娥是天然追求自由的人。黄娥的自然状态，是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双重的自然，当然是美好的。”[10]在文中作为“自然之子”的黄娥最初是作为哈尔滨的闯入者登场的，她原本生活在“边城”般自在自由的七码头，与卢木头过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在生活。但卢木头因她而逝的愧疚感逼迫她以死赎罪，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托付杂拌儿的人，于是她想到了因坚持多年“寻孩”而闻名哈尔滨的好人刘建国。纯净朴实的“自然之子”进入城市，在远离故乡的“异域”开启了自己生命最后一段旅程。

不同于沈从文小说着重描写城市文明对纯净人性的异化，《烟火漫卷》中的黄娥进入哈尔滨之后却爱上了这座城市。她虽因坚持自己的称秤理念而被南极城干货铺的老板辞退，但很快又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的工作。黄娥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好像她在哈尔滨啤酒节期间做服务员时的穿着，在哈尔滨啤酒节中想要挣钱，就要穿着暴露，而穿着暴露有违黄娥的穿着观念。这样似乎就陷入了两难，即要么穿着暴露，要么放弃挣钱。不论选择哪一种，黄娥都不会快乐，因为前者违背了自身的精神原则，后者忽视了现实的生存需要。不过文中黄娥顺利化解了这个两难，她选择穿一件裸色长裙，乍一看像没穿，实则裹得严严实实。如此，既不违背自己的穿着原则，也满足了挣钱的需要。

当乡村向城市转型或者处于相对自然状态下的乡下人向城市迈进时，由于观念、环境等一系列生存要素的不同，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某种摩擦和碰撞。这种冲突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呈现模式多是对城市的不满与批判，读者和人物随着文本一同陷入失落与虚无之中。而《烟火漫卷》为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图景，即发现城市和自然的共性，寻找二者融合共生的可能，而黄娥爱上哈尔滨正是这种融合可以实现的隐喻。

(二)多元包容的文化历史观

这样一种融合共生的理念不仅体现在自然和城市和谐的二元关系中，也体现在哈尔滨的异域交往史和多种文化的和谐共生之中。首先，文中的故事时间与哈尔滨的历史时间暗合，哈尔滨异域交往史在父辈的爱恨故事中隐约浮现，既是其发生的背景亦是影响其人生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谢普莲娜波折起伏的人生中，读者窥视到了哈尔滨与苏联交往过程中的冰山一角。在对刘建国身世之谜的揭示中，文中勾勒出哈尔滨与日本的纠葛。谢普莲娜和于民生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后代于大卫对哈尔滨的认同，实际上是作家对两国关系的某种隐喻，刘建国身份设置亦有此意。其次，多种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和谐共生。这主要体现为靖宇大街附近多样融合的建筑风格和多种宗教的交错共生。黄娥为杂拌儿祈福之际，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士课街的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从圣母守护教堂，到文庙、极乐寺，祈福地点无关文化宗教，只求能实现与神的共同会话，求得杂拌儿平安顺遂。从黄娥和杂拌儿的行动路线中可见哈尔滨留存的异域建筑数量之多、建筑风格之多样，由此可以窥见哈尔滨文化之多元，也暗示着这座城市的强大的文化包容力。

迟子建对于历史的态度是开放和包容的，正如她所说：“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在后辈的写作者眼里可以是一只血脚印，也可以是一颗露珠。”[7](P301)而她发现的是一颗露珠。在《烟火漫卷》中，作家没有埋藏父辈们的血脚印，亦没有用红颜料扩大或加深这血脚印。中苏关系对谢普莲娜一生的影响，政治形势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影响，对这些宏大的政治政策在具体个人身上所留下的痕迹，作家没有选择忽略，而是选择如实反映。作家在苦难面前冷静克制的态度，为读者提供了自我思考的余地。

《烟火漫卷》中呈现出的哈尔滨是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既具有悠久历史，也具有现代气息；既有无限的自然风光，也有众多的人文建筑；既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异域文化的吸收。松花江与阳明滩大桥、中国传统门神图和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图的融合就是这座城市文化内涵的最好隐喻。

五、结语

烟火的漫卷，并非是炊烟的大范围飘散，而是指天地宇宙中所有生灵存在的痕迹。“除了人间的烟火，还有天上的烟火。天上的烟火是‘小鹞子的烟火’，比如晚霞。地下的烟火是‘卢木头的烟火’，是另一个世界的烟火。”[11]天上、人间、地下所有生灵、生命的一齐舒展构成了烟火的漫卷，它们的和谐共生共同造就了温情的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