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丹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南诏国主蒙氏的族源为哀牢，诸史籍，如《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玄宗纪》《僰古通记浅述》等，于此已多有记述。据《云南志》载，唐贞元年(785—805年)中，异牟寻曾献书唐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1]37。学界一般认为，“沙壶”系哀牢创始神话。南诏统治者在呈递给唐的正式文书中以“沙壶”为其民族文化本源，即认同哀牢为其族源，其态度必然是严肃认真的，结论亦当是正式的。然而，历史上哀牢分布极广，为什么南诏统治者一定要在“沙壶”前刻意强调“永昌”呢？以“沙壶”指代“哀牢”只是为了表达斯文的考虑吗？南诏方当自知：“永昌沙壶”的意义能够轻易为唐廷官员所知晓，并引起对方某种亲切感和深层共鸣；或者说，其时主流南诏文化和主流汉文化视域下“永昌沙壶”的意义当大体同一。后世研究者完全可能透过汉文史籍相关记载，尝试以南诏蒙氏为主位，揭示上述南诏蒙氏族源认同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化对南诏统治者文化根脉和历史文化心理的理解认知。

一、 “永昌”设治的历史沿革与历史文化内涵

华夏政权在哀牢地区设治最早始于约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谓“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2]188是也。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王贤栗内附，永平十年(67年)东汉以其地合嶲唐(今保山)、不韦(今施甸)二县为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古今注》曰：“镇慰哀牢人楪榆蛮夷”[3]2849。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内附，以其地置哀牢(今腾冲、龙陵、德宏州西部)、博南(今永平)二县；是年罢益州西部都尉，以其地合益州郡四县为永昌郡，治嶲唐。由于自西汉至南朝，中国西南行政区划皆有“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即“以部族区划为郡县区划，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4]40，汉廷最早“因哀牢王之地”[3]40而设置的嶲唐、不韦、哀牢、博南四县，便是那时主流汉文化视域中哀牢分布之核心地域。

蜀汉建兴(223—237年)年间，分东汉建宁、越嶲、永昌三郡之地设置云南郡，其中云南(今祥云、弥渡)、云平(今宾川)、邪龙(今巍山、漾濞)、来唯(今南涧)四县为东汉永昌郡故地，而东汉永昌郡嶲唐、不韦、哀牢、博南四县仍隶蜀汉永昌郡。

东晋分蜀汉永昌郡为永昌和西河阳二郡。东晋永昌郡下辖嶲唐、不韦、哀牢、博南四县，增永寿(今镇康、耿马)和雍乡(今镇沅)、南涪(今景东)等三县。元康末年(298年)“闽濮反，(永昌郡治)乃南移永寿”[2]191，哀牢王于此时移居永昌郡治[4]100，则嶲唐、不韦、哀牢、博南四县依旧是其时主流汉文化视域中哀牢分布的核心区域。

南朝时期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宁州(约为今云南省)及哀牢事务。及至唐朝，永昌故地才随着南诏的崛起和扩张重新回到主流汉文化和云南地方政权的视域中。《云南志》载：“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已后，渐就柔服。”[1]87南诏之柘俞城或永昌城即在东汉所设“永昌郡治”，“今之保山县城也”[4]473；永昌城“即今之保山县，并有施甸县和昌宁之一部”[4]473。又， “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1]60，盛罗皮卒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故最晚在727年南诏已取得永昌地并设治统治。南诏“永昌节度”极盛时向西达藤弯城(今腾冲)、些乐城(今瑞丽)，东南至拓南(今镇康、耿马)、芒天连(疑为今孟连)一带，辖境较东晋永昌郡在多个方向均有扩展。鉴于南诏政治体制的“仿唐性”，其羁縻哀牢所设的永昌节度亦当具有主流汉政权“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换言之，永昌节度所辖地域当即为其时哀牢诸种之分布区域，而今保山城区和施甸一带仍为哀牢之核心地带。

综上可知，自公元前2世纪末至8世纪中，尽管政权名号更迭，政区名号、辖区和治所变迁，“永昌”的所指对象始终不离今保山城区、施甸、昌宁、腾冲、龙陵，及德宏州西部等地方；则以上区域长期以来都是在主流汉文化视域下，或是在带有浓郁汉文化色彩的主流南诏文化视域下，哀牢分布及其文化的核心区域，是主流汉政权或南诏政权设治统治哀牢的核心区域，也是汉文化、南诏文化与哀牢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尤为重要的是，南诏羁縻哀牢诸种所设之“节度”不仅沿用了之前历代汉政权设治的“永昌”之名，其治所同样位于东汉永昌郡治之地。可以说，汉文化是“永昌”价值与意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汉文化就无所谓“永昌”；虽历经多次朝代变迁，“永昌”始终扮演着主流汉文化视域下，或带有浓郁汉文化色彩的南诏文化视域下，哀牢及其特殊地域文化的某种象征性的引领角色。

二、 永昌哀牢文化要质及多元构成

较早完整记录“沙壶传说”的汉文史籍是《华阳国志·南中志》：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舔之。沙壶与言语，以与龙陪坐，因名曰元隆。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之所贵也。’共推以为长。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像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居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2]186-187

哀牢种落众多，分布和活动区域极广，我们无法怀疑上述文字的主要内容作为哀牢诸部创始传说的普遍性，因此，透过这一象征着“哀牢文化”，即永昌哀牢文化起源的传说，仍可窥见本真哀牢文化的某些普遍要质：第一，“沙壶”是哀牢十子之母，故被以为整个哀牢之始祖，元隆则被以为第一代哀牢王。第二，哀牢种属众多，人丁兴旺，种属间有等级之别：既有作为各部落共主的哀牢王，其所属部落当为哀牢之大宗；又有各种属自有之君长，即“小王”，其所属部落当为哀牢中较小的支次。第三，哀牢诸种共有着捕鱼、邑居和农耕的生计、生活方式，以及其他一些生活习惯和习俗。第四，哀牢居地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其间高山嵯峨、大河纵横、溪谷密布。第五，由于地理环境所限，哀牢各宗支居地分散，相互往来有限，特别是与主流汉文化鲜有交流；对主流汉文化而言，哀牢整体上处在一个几乎封闭而又长期维持着自我循环的发展空间里。宗支繁多、稻作邑居、分散封闭可谓本真哀牢文化的普遍要质，而这也自当为“永昌沙壶”所象征的那种特殊的“哀牢文化”，即永昌哀牢文化所具有。

永昌哀牢文化的主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哀牢历史可上溯到至少公元公元前300年[4]21，其分布甚为旷远： “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2]188，西界在“澜沧江以西踰怒江至伊洛瓦底江地带”[4]219，南界则为“凤庆及临沧至西双版纳及以南近入海地带”[4]22。由于在公元前109年西汉廷于哀牢地设不韦、嶲唐二县后，哀牢方“转衰”，而东汉时期随哀牢王贤栗及柳貌内附之哀牢人口仍逾56万人，称邑王者达77人[3]2848-2849，加之哀牢诸种普遍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是“宗支繁多、稻作邑居、分散封闭”，因此我们可推断：作为哀牢分布的核心区域，东汉永昌郡所辖之哀牢至少在西汉王朝建立(公元前206年)之前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稳定生存和发展了。这些永昌郡先民和同时代其他区域的哀牢一样，均是主流汉文化大规模进入之前本真哀牢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西汉嶲唐、不韦二县所辖之哀牢，及随贤栗、柳貌内附并为东汉永昌郡所辖之哀牢，则更被主流汉文化视为永昌哀牢文化的最初创造者和拥有者。建初元年(76年)昆明族渠帅卤承杀哀牢王类牢于博南[3]2851，而类牢却并未被计入《后汉书》哀牢王序列中，则其时“哀牢王”所象征的永昌哀牢政治集团已明显衰落，开始从汉文史籍中隐去，而原属哀牢的闽濮、鸠僚等种落便在历史舞台上凸显出来，成了类牢之后永昌哀牢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新的代表。

濮是永昌哀牢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创造者。在由闽濮、裸濮、越濮、鸠僚、僄越、穿胸儋耳种，甚至身毒之民构成的东汉永昌郡居民中[2]188-189，称“濮”者便七而有三，其中又以闽濮势大，故《华阳国志》云：“南域处邛、筰、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2]204。至9世纪中，主要由闽濮发展而来的濮人各宗支，如朴子蛮、望苴子蛮、望蛮外喻部等，仍在南诏永昌节度发展着。朴子蛮是“汉晋时期之永昌濮人(亦称哀牢夷)，为永昌郡之主要部族，多见于记录，散居甚广，支系众多”[4]330，主要分布在今凤庆、景东、景谷、镇康及腾冲地方。望蛮外喻部和望苴子蛮同属一族，前者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尤其是永昌东南，今澜沧、西盟、沧源等地；后者为该族军户，又称越赕扑子，主要分布在永昌西南，即今腾冲。盛罗皮时代(公元前727年以前)南诏既已先行讨定永昌，以为其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又，《云南志》载：“通记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1]88，“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以望苴子为前驱”[1]60；永泰元年(765年)，凤迦异置拓东城，南诏“从永昌迁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于拓东城，分隶城傍，以静道路”[1]80，足见向来人物殷富的永昌于南诏之吸引力和战略价值，扑子蛮等濮系群体人口众多、实力突出当是事实。在哀牢政治集团隐去之后，永昌哀牢文化仍以永昌濮文化的形式存续着。

鸠僚也是永昌哀牢文化的重要继承者和创造者。西汉时期分布在中南半岛西北部的滇越、东汉时期永昌徼外的掸人均是永昌鸠僚的先民。永昌郡初设时鸠僚排名仅次于诸濮，位居永昌诸种之第二位。9世纪中，随着南诏崛起和扩张，黑齿蛮、绣脚蛮、芒蛮等永昌鸠僚诸种重新进入主流汉文化视域中。《云南志》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今景东)，杂类种也”，黑齿、金齿等各部“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1]62；“芒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指南诏军咸通三年(862年)与唐军于安南交趾城鏖战之事。，(南诏军中)亦有此芒蛮”[1]64，芒蛮主要分布在永昌城南至今瑞丽、凤庆、耿马、孟连等地。由此可见，经过东晋后数百年稳定发展至9世纪中，永昌地区鸠僚种属和人口皆已颇多，堪为南诏长期频繁军用，则鸠僚亦当具有较强实力。永昌哀牢文化也以永昌鸠僚文化的形式存续着。鸠僚之属与濮属诸部交错杂居，共同创造、享有并传承着永昌哀牢文化。

永昌哀牢文化还长期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主流汉文化大规模进入哀牢自西汉设置嶲唐、不韦二县始。然而，此前汉文化于本真哀牢文化却绝非截然陌生之存在，两种文化通过商贾往来早就有着长期接触。由蜀地经滇池区域、洱海区域向西通往古印度的“蜀身毒道”公元前4世纪以前既已存在[5]，而东汉哀牢聚居地方是其必经之地[6]，嶲唐、哀牢二县更当此道之要冲。哀牢地物产丰富，多出黄金、翡翠等珍宝，其“桐华布”便是张骞所见之蜀布。[4]211938年腾冲城西宝峰山曾出土汉五铢钱千枚，方国瑜先生叹曰：“(钱)当是蜀贾携至者。在一处发现有千枚之多，足见贸易之盛。”[4]20故蜀身毒道两侧周边的哀牢地区不仅是西汉与身毒之间贸易转运的枢纽，其间哀牢自身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贸易中。经过长期频繁的商贸往来，主流汉文化的价值取向、精神气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皆对周边哀牢诸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掸人东汉时便多次遣使朝贡，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庸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亦加印绶、钱帛”[3]2851；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庸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后获封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3]2851。方国瑜先生认为：“掸国当时已为永昌郡地，在哀牢王所领七十七王地区”，获封之“汉大都尉”，是郡县官职而非藩属封号[4]223。倘没有对汉文化的长期接触、了解和亲近，很难想象东汉初年会贸然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哀牢内附，也很难想象掸国国王会屡次觐见东汉皇帝并获封汉廷郡县官职。

汉文化之于永昌哀牢文化的另一种主要作用方式是设治和移民。前文已详述永昌郡的设治沿革。西汉孝武帝初置嶲唐、不韦二县既已“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2]188，可见成规模的汉族移民最初便是与汉廷在哀牢地区的郡县设治相伴而来的。据《华阳国志》载，担任过东汉永昌太守的有蜀郡郑纯、张化、常员，以及巴郡沈稚、黎彪[2]189-190，这期间虽有建初元年(75年)哀牢王“类牢之乱”，但永昌郡设置始终保持稳定，随内地郡县官员而来的家族成员，以及大量移入的汉民当为历代汉政权在哀牢地区统治的基础。至三国蜀汉时期，永昌地区逐渐形成了汉族大姓。《华阳国志》载三国蜀章武初年(223年)永昌郡事迹曰：

“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义，表曰：‘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伉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凯子祥，太康中献光珠五百斤，还临本郡，迁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为永昌太守……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2]191

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前，永昌汉族大姓部曲中既当有濮、僚构成。正因为李恢、吕凯、王伉等大姓家族在僚、濮诸种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才能于局势动荡之际迁徙大量濮民背井离乡至远地，才能长期维持永昌、云南，乃至建宁(今曲靖地区)的稳定。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了巩固统治，更把大量夷人分配给汉族大姓作部曲，并鼓励大姓以财货“聘策”夷人，使之“渐服于汉，成为夷、汉部曲”，而“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2]159。由于永昌汉族大姓家族始终保持和传承着主流汉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故得诸葛亮赞其“风俗敦直”，而与之长期接触或为其部曲的哀牢诸种亦必深受汉文化的濡染。据《云南志》载，诸葛武侯城(今龙陵)有神庙，“土俗咸共敬畏，祷祝不阙。蛮夷骑马，遥望庙即下马行走”[1]87-88，则迄至9世纪中主流汉文化在永昌哀牢地仍享有着崇高的威望。

《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其所载的“沙壶传说”更深刻展现了公元4世纪主流汉文化在永昌哀牢地区既有的殊胜地位。作为主流汉文化符号的“龙”以极具“主导性”和“威慑性”的形象出现在永昌哀牢创始神话中：不仅与沙壶共同成为哀牢“十子”之根脉，亦令幼子元隆肩负起了某种“天意”，凭借与龙特殊的亲近关系而超拔于诸兄长之上，成为哀牢多元文化的领袖。“沙壶传说”中的“龙”与主流汉文化中的“龙”均为至高无上的“天”的象征，二者在文化功能和价值上高度相似，则其时主流汉文化业已影响到永昌哀牢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沙壶”所指代的、本该为哀牢所专有的文化在深层结构中已经完美渗入了主流汉文化的决定因子。我们无法否认《华阳国志》中“沙壶传说”作为哀牢诸种创始神话存在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倘若没有汉文化在永昌地区的长期存在和模塑，哀牢仍可拥有自己的创始传说，但那绝不会是《华阳国志》中“沙壶”所指代的那种以“龙”为核心的“哀牢文化”。

三、 蒙氏族源自我认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本文认为，哀牢文化可有“本真哀牢文化”和“永昌哀牢文化”之分。哀牢曾建立过强盛的统治势力，据《华阳国志》载，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王扈栗(贤栗)：

“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茤。鹿茤民弱小，将为所擒。会天大震雷，疾风暴雨，水为逆流，箄船沈没，溺死者数千人。后扈栗复遣六王攻鹿茤(《后汉书》载是事云：“将万人以攻鹿茤”[3]2848)。鹿茤王迎战，大破哀牢军，杀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惊怖，引去。扈栗惧，谓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来，初不如此。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有受命之王乎’。”[2]188

方国瑜先生认为，哀牢集团的核心统治地带位于今之腾冲，从此乘舡(船)南下，就是循着大盈江或龙川江，到鹿茤地区(今伊洛瓦底江附近)[7]。是故，在永昌设郡之前，或者说在主流汉文化以较大规模进入到本专属于哀牢的那个特定历史空间以前，以扈栗为代表的哀牢文化创造者们既已长期生活在这个空间内，创造出了没有大规模主流汉文化参与和濡染的哀牢文化，这可谓是“本真哀牢文化”。及至永昌郡(节度)时代，辖区内本有的濮僚之民，特别是大规模迁入域内并长期发展的汉民，则实际共同创造并传承着“永昌沙壶文化”，此即《华阳国志》“沙壶传说”所表征的、以濮、越文化为主体、经过主流汉文化赋值和模塑的多元文化集合，亦可谓是“永昌哀牢文化”。“本真哀牢文化”与“永昌哀牢文化”并非是简单同一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传承、再创造和超越。“本真哀牢文化”的核心是濮—越文化，而“永昌哀牢文化”的核心还包括汉文化；倘若抽离了汉文化，“永昌哀牢文化”或者说“永昌沙壶文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考量，就历史民族学(2)历史民族学(Historical Ethnology)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与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研究对象相同，亦可称为历史人类学。[8]“求历史事实之意义”的旨归而言，异牟寻时代蒙氏族源的自我认同当有着以下多重内涵。

其一，鉴于主流汉文化之于“永昌沙壶”的决定性意义，南诏在与唐廷往来的正式文书中使用“永昌沙壶”的表述不仅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本源严肃和正式的确认，也是对东汉以来永昌哀牢聚居地方主流汉文化存在、威势及其特殊地位和价值的认同；而“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便是向唐廷昭示：与元隆相仿，蒙氏不仅是本真哀牢文化的传承者，还是主流汉文化的认同者和悦纳者，也是那种以濮—越文化为主体、并为主流汉文化长期模塑的区域多元文化，即“永昌哀牢文化”的深切认同者、悦纳者和忠实传承者。

其二，由于永昌哀牢文化是以濮—越文化和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集合，“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便是向唐廷昭示：像元隆一样，蒙氏生长在永昌哀牢文化的土壤中，深刻理解着永昌哀牢文化的多元特色，对多元文化生存氛围的敏锐、适应和从容自家族发端之时便根植和熔铸于蒙氏或者说南诏主流文化的血脉里；蒙氏自身具备与生俱来的多元文化调试和整合能力，就像元隆之于其九个兄长或其他哀牢小王一样，作为多元文化深切感知者和称职协调者，完全可以平衡好所辖区域内濮、越及汉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保实现区域内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协调发展。

其三，蒙氏“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以“沙壶传说”指代“哀牢”，弱化“哀牢”而凸显“沙壶”，也向唐廷清晰地表明：蒙氏还是本真哀牢文化的深切反思者，绝不会重复之前哀劳王因拒斥主流汉文化而“违天意，遭天诛”的历史错误；而是要“本永昌沙壶之源”，效法元隆与“龙”的特殊相处之道，“顺天意”，成为像他那样既亲近、悦纳主流汉文化，又代表所辖区域内多元文化与主流汉文化保持、发展好特殊的亲密关系，作为地方多元文化的引领者和与主流汉文化关系的协调者，把实现地方自身发展和维系、发展好与唐廷的特殊亲密关系有机地、创造性地统一起来。

南诏在呈递给韦皋的帛书中“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以“沙壶”与“永昌”并举，在历史、政治和文化上非常精妙地把自己族源与汉文化的渊源凸显出来，清晰地传递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信号，让听者瞬间即捕捉到了超越时空的丰富内涵：南诏迫切而真诚地期待与唐廷恢复传统的、亲善而密切的特殊关系，而自身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展现了以异牟寻为代表的南诏统治集团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同时还表现出其对主流汉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高超的表达和交流技能。唐廷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接收到南诏文书之后，显然充分领会到了蒙氏“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宏富而微妙的内涵，感受到了南诏对汉文化的善意，以及南诏恢复与唐廷关系的迫切、真诚和能力，于是坚定地走上了与南诏恢复和建立新型同盟关系的道路。贞元十年(794年)，唐与南诏玷苍山会盟恢复了天宝战争之后中绝的同盟关系。这一重要战略目标的达成即当与之前“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的微言大义存在着某种历史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