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霞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在众多儿童文学门类中，儿童散文与自然生态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云南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特色，有着“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除此之外，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省份，26个民族在红土高原融洽共生，一同创造和丰富着云南多姿迷人的文化。云南立体多元的自然生态和瑰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儿童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云南的儿童散文扎根大地，异彩绽放，近年来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及作品，如乔传藻、吴然、湘女(陈约红)曾分别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散文奖，其中吴然更是三次获奖。还有多位作家以儿童散文获得“冰心散文奖”等奖项。云南儿童散文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表现自然时，艺术上常化繁为简，文风平淡朴素，语言清新明快，创作呈现出稚趣盎然、童真纯净的特点，这是云南儿童散文的整体特质。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儿童文学作家们或直接书写大自然的鸟语花香，或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人在自然中的童真童趣，或截取自己孩提时代在乡间的趣事，以散文的情致再现童年时代的亲情友情，在表达对故乡与亲人怀恋的同时，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大地和谐共生的问题。虽然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人生经历、儿童文学主张、美学兴趣与艺术追求不尽相同，但对云南大地的虔诚书写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基本内容，是作家关怀童年生命，丰富童年精神生态的重要途径。云南儿童散文内蕴的大地精神也由此得以凸显。

一、乡野：童年生命的成长地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年)的《沙乡年鉴》是一部坚实的生态伦理学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立足生态整体主义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其富有远见地指出大地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动物都同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在这个共同体中既独立存在又彼此依赖。他呼唤人们对土地保持热爱和尊敬，并指出土地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生态和文化价值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一度让人们忘记了林务官的提醒，自以为我们是“土地—群体”中的征服者，拥有猎取战利品的特权。遗憾的是极力掌控和占有土地的行为，并没能让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真正幸福起来。相反，由于人类的恣意妄为给大自然带去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如耕地面积缩小、物种锐减、全球变暖、森林和草场退化等，已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影响到人类的精神世界。“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1]自然生态对人类世界由外而内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童年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儿童有着向往和亲近自然的天性，大自然为孩子带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陶冶了他们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情操，激发着儿童的好奇和探索精神。可这样的天性却随着与自然接触机会的减少而衰退，甚至丧失。相较而言，乡土世界在云南大地较完整地保留了其质朴自然、清新恬静的一面。对此，儿童文学作家们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的美学理想，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亲近自然和乡村的情感态度。由此，“乡野”作为童年生命的成长地，被儿童文学作家们以散文的情致不断地书写。

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有着立体的自然生态和多样的气候特征。复杂丰富的地貌特点造就了红土高原独特多元的审美景观，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莽莽苍苍的丛林、浑厚深沉的高原、广阔丰茂的草原、邈远空灵的雪山，七彩云南广博丰饶的自然生态激荡着儿童文学作家的内心，他们以自在的畅想，个性的笔调，书写着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在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中，前辈作家刘御的儿童文学创作就与自然缘分匪浅。出于对孩子真诚的爱，早在解放区时期刘御就积极收集和整理儿童文学素材，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他用歌谣形式写的诗《新歌谣》和《边区儿童的故事》在彼时的陕甘宁边区流传广泛，受到了儿童读者的喜爱。在儿童散文的创作上，《小红鱼》是一篇颇能显露作家个性的作品。作品中，刘御真诚地回忆了他童年时期在乡下私塾读书写字的成长经历，乏味的古书和生机勃勃的乡野在作家笔下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刘御喜爱自然，渴望亲近自然的理想和追求也因此得到凸显。事实上，他的一系列儿童文学创作就充分地说明了作家于自然中感知生命律动，在乡村民间发掘童年成长活力的写作态度和立场。张祖渠是另一位从自然中不断汲取创作营养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从写作题材来看，他的儿童散文创作可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回忆自身童年时代的生活，另一类则是感悟当下的现实生活。前者以书写彝族阿细人爱鸟护鸟，从内心深处纯粹地热爱着大自然的《绿荫深处的邻居》为代表，后者如《信的故事》《老山拾英》等，这两类儿童散文都有着突出的乡土气息，都是在乡间大地上开出的绚烂之花。

云南丰富的自然生态与吴然的儿童散文创作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双向奔赴，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自成风格。吴然将自己对儿童的爱、对童年真诚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感悟、思考与文本实践全部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儿童散文这一文体上。他之于当代云南乃至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儿童散文创作上。从1984年出版第一本儿童散文集《歌溪》至今，吴然已出版了《小鸟在歌唱》《小霞客西南游》《天使的花房》《玩月亮》《我们去香格里拉》等多部儿童散文集，多次荣获各类儿童文学奖项。他的《新年礼物》《珍珠泉》等70多篇(次)散文入选中小学课本，是作品入选教科书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立足儿童视角，以云南大地为抒情对象，对其进行温情童真的吟咏，是吴然儿童散文创作的鲜明特点。吴然的儿童散文篇幅精简、语言清新、文风俏皮，富有童趣。读之，云南大地上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和谐场景便鲜活地浮现眼前，耳畔还会不时传来阵阵“溪流的歌声和小鸟的欢鸣，当然，还散发着树林和野花的香味”[2]64。这个“白发男生”将生命中最纯粹的爱给了生养他的红土高原，正是这份真挚的爱，让他数十年来都保持着童心，用孩子般清澈洁净的心灵，童真地赞美彩云之南，牧歌般地吟咏乡野大地的诗情画意。

集中阅读吴然的儿童散文后我们会发现，“乡村”是一个重要意象频繁出现在作家笔下。一条爱唱歌的溪流，“村里”的人们叫它“歌溪”[2]129；“村子”前面有座小山包和石板铺的小路，路的尽头有一眼“珍珠泉”[2]132； “村后”有片密密的树林，斑驳阳光透过树荫，照亮了爬满石壁的过山藤，石壁下有一眼很小的泉水，唤作“一碗水”[2]134。在吴然的儿童散文中，回忆在乡村民间的童年生活的篇章数量众多。在饱含真情的写作中，作家营造了一个由乡野世界构成的童真童趣的恬静世界，写活了童年生命在乡野中自由自在的成长，朴素的人情道理也自然而然地缓缓呈现。《走月亮》一文，写的是作家儿时与阿妈一起在洱海边乡村小路上“走月亮”的情景和感受。月光皎皎，温柔美丽的阿妈牵着“我”，快乐地走在洒满月亮的小路上。孩子和母亲相伴而行的日常画面被吴然刻画得诗意馥郁、清新灵动。整部作品交织着天真的童趣和浓浓的亲情，童年生命在那纯净而朦胧的月亮的陪伴下，无忧无虑、自在快活。《妈妈教我一个字》是一曲对母亲的赞歌。在作家真挚的文字间，无私的母爱力透纸背，伟大的母亲给“我”以生命，亦师亦友地陪伴童年的“我”长大，使“我”认识了美丽的人生，懂得了爱的真谛：爱是给予。吴然对爱的理解与思考源于受母亲的影响，更来自自身的深刻认同。见过吴然的人都会被他慈祥和蔼的笑容所打动，我想那是他心中对自然和生命有大爱的最好证明。是浑厚的大地、本真的乡野滋养了吴然，让他始终保有一颗纯澈和富有爱的心灵，源源不断地化作清新自然、诗意纯真的儿童散文，去滋养童年生命的成长。

二、游戏精神：对童年和生命存在的理解与尊重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道：“自然是人的本来创造者。”[3]人类生命从出生到老年的几个生命阶段，童年期是最自然的生命形态，是人和自然交融程度最为紧密的时期。儿童游戏是童年生命体验和亲近自然的重要方式。在自然中闲逛、嬉闹，感受蓝天白云、花草树木、鸟语花香的美好，率真地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相处、交流，是游戏精神融入童年生命的表现。

游戏精神对生命成长意义重大。在游戏时，儿童的生命情感得到释放，认知和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和建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极大地得到了激发和提升。但在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被发现之前，游戏在我国作为“经世”“明志”的对立面遭到贬抑，以游戏为天性存在形式的童年生命并不被视作有价值的独立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说游戏在儿童生活中不断被认可、被接受，是童年生命不断被视作独立的、有价值和尊严的存在，是不断被解放和接受的证明。然而，荒野与土地的日渐委顿极大地减少了儿童游戏的场域，损害了童年游戏内容的丰富性，改变了童年生活的节奏。对于从小在大自然中快乐成长起来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而言，这是一件令他们沉重和隐忧的事。于是，他们以万物有灵的虔诚心意，自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立足生态整体主义去亲近自然、书写大地。用散文的情致童趣地表现红土高原的神秘、野趣和多姿，借此关怀生命成长，丰富童年精神生态。可以说，游戏精神的真正蕴涵，是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生命的真正理解、尊重与关切。

刘绮是较早向外地介绍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就参与收集整理了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和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为云南民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刘绮的儿童散文集《结婚游戏》，是作家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一次回望。集子中的25篇作品，都弥漫着刘绮深情的童年记忆，时而沉重时而欢愉、时而苦难忧郁时而天真活泼。从题名就可看出刘绮写作中的幻想精神和游戏趣味：大概每个女孩子儿时都会幻想着长大(结婚)吧！刘绮以哀而不伤，惆怅又不失俏皮的写作手法反顾童年，对生命存在抱持着诚恳的尊重和理解。被云南文艺界称为“文学三头鸟”的彝族作家张昆华，其儿童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和散文。用诗意清新的书写表现云南瑰丽的自然和人文风情，是他儿童散文创作的鲜明特色。《杜鹃醉鱼》便是这样一篇洋溢着民族风情和游戏趣味的儿童散文。迪庆高原上，机智的藏族猎人格桑顿珠竟然用杜鹃花把鱼给“醉”翻了，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情境。此外，整篇作品还灵动地绘就了高原湖泊碧塔海与杜鹃花丛彼此映衬、美妙绝伦的宜人风光。在张昆华笔下，自然、动物、植物与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趣味十足的生命世界。

湘女(陈约红)的儿童散文创作意境优美、含意隽永，文风秀美婉丽。《长翅膀的山》《会飞的孩子》《好想长成一棵树》是她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散文集。这些儿童散文集从题名到内容，都显露出作家富有趣味的写作追求，毕竟只有纯真的孩子才会幻想长出翅膀，无拘无束地腾飞和翱翔。整体考察湘女的儿童散文创作后会发现，她的写作内蕴着这样一个写作题旨：自然是生命保持活力和获取游戏精神的场域。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应给予其他生命形式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好想长成一棵树》是湘女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奖作品。作品以云南大地上的树木为书写对象，将自然、树木、人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湘女立足少年儿童的心理和阅读趣味，以散文的抒情笔调，创造出真实的自然氛围和审美的情感体验，表现了作家持守的万物有灵、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凤凰花开》一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大山深处的女孩小凤，她小小年纪便成了一位母亲，她的乐观坚忍如红花灼灼的凤凰树，她的能干精明亦如繁茂火红的凤凰树。凤凰花与小凤的生命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契合，共同闪烁出生命的光芒。《不会死的树》中，遭山火燃烧却毅然存活下来的老树，用自己的生命给大山和金丝猴们带来了无限生机，这份无私与博大的生命奉献让人肃然起敬。《竹娃娃》中的竹子就像活泼的孩子般俏皮可人，那是竹子与人类生命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真挚倾诉。在《好想长成一棵树》中，湘女自觉地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视野，以树反思人类因贪欲给自然带来的破坏，并从树的境界、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隐喻万物一体以及人是自然之子的生态伦理意识。

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儿童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游戏精神，是他们真正敬畏生命、理解儿童和尊重童年独立性的表现。但要令自己的写作富有游戏趣味，受到儿童读者喜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富有游戏精神的儿童散文创作，既要求成人作家在创作中返归儿童生命的本真状态，“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4],“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5]，又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清醒地保持成人的独立性，将成人作家丰富的人生经验、情感智慧圆融地嵌入作品的叙事和描写中。那些真正具有游戏趣味的儿童散文，在赋予了作品童心洋溢的趣味外观之余，也将宽广的智慧和情怀沉入其中。以此作为观照，我们发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儿童散文能娇艳于云南儿童文学花苑，并由此成果丰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大地：童年生命和人类永远的精神原乡

生命的根基在大地。作为一种资源，大地在养育我们身体的同时也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世界。人类从大地中得到的，是身心的愉悦和智识水平的提升。然而，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让人的物质欲望空前膨胀，成人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准则同时也影响了童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童年生活与大自然的疏离、现代童年日趋加重的孤独感以及一些孩子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等等。童年生命成长中的失落、彷徨等诸多问题，引起了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关注与重视。为此，他们自觉地让写作贴近自然，将心灵状态复归童年,从广阔大地中寻找身心得以栖居的诗意。儿童文学作家们用散文的情韵，将这份根植于大地的诗意情怀灵动地化作童真稚趣的抒情篇章，缓缓地流淌进儿童的精神世界，无声地滋养和丰富着儿童个体的成长。钟宽洪、普飞、张焰铎、乔传藻等作家的儿童散文，都不同程度地把大地视作心灵之灯和精神原乡，去守望生命成长的童真与诗意。

彝族作家普飞的儿童散文《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不足千字，云南大地的多姿多彩却充分得到显现。普飞以孩子的纯洁目光和心灵，观察所置身的大地，凸显出它的清新美好。这样一片多姿多彩的大地，却因为一座富有想象力和趣味的彩虹桥，更显立体多元。因为有了彩虹桥，几个彝家孩子在了解世界时，比平时多了一重视角——站在彩虹桥上俯视，神奇的大地迸发出了更加迷人的光芒。六娃是普飞着墨较多的彝家孩子，因为身体上的残疾，他没能像其他五个孩子一般走上彩虹桥俯瞰大地的美好风光，可这并不妨碍他用纯真的心灵去探知大地的神奇与精彩。这篇文章篇幅短小却含义丰富，它引导着我们如孩子般细腻清澈地去观察并体悟自然世界，谛听风声鸟声流水声。普飞的儿童散文还有《蓝宝石少女》《七弟的翅膀》《迷人的火把节》《哑孩》等，这些作品在写作上也都从儿童视角出发，童真稚趣地去感知边地云南迷人的风光，以大地的广阔与包容般的情怀去滋养童年生命的成长。

集学者、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于一身的乔传藻，数十年辛勤地从自然和人类生活中汲取阳光雨露，再以他的艺术心灵和审美理想虔诚地为少年儿童营造着一个清幽雅致、富有柔思的儿童文学世界。乔传藻的儿童散文情味深浓、童趣盎然，散发着大地芬芳与生命光芒。他将人情、诗意、自然之美和理趣有机地交融，这是《守林人的小屋》《一朵云》等儿童散文集共同具有的审美特色。乔传藻纯粹地爱着山野、森林和动物，他把自然的活力与魅力真诚地带到了所有有儿童的地方，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为童年生命成长源源不断地注入源自大地的能量。20世纪80年代，由云南“飞往”全国的“太阳鸟”作家群，其命名就来自乔传藻的儿童散文名篇《太阳鸟》。这是一篇有着鲜明生态追求的作品，太阳鸟体小灵活，羽毛艳丽，是一种从叫声、毛色到秉性都让人联想到太阳的鸟类，它对阳光固执地钟爱，平时只拣拖着阳光的花枝飞去。但有一次，为了测试日食天阳光被遮挡后太阳鸟会做何反应，“朋友”设计捕获了一只太阳鸟。被关进笼子的太阳鸟惊慌扑腾，更因为冷铁似的月影渐渐向太阳靠近而烦躁不安，最后决绝地扑击起鸟笼来。这令“我”的内心大受震撼，深感“我”根本无法把太阳鸟从森林带回城市，因为太阳鸟是太阳的女儿，它的家只在森林，人力是拗不过动物天性的。借由太阳鸟，乔传藻对人类进行了观照，他不止一次地表明尽管“写的是大自然，自己心中想的却是人”(普里什文语)。虽然现代人因为各种原因让自己成功涌入了塞满机器和建筑物的“水泥丛林”，可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却经常让人们身心疲惫，一有闲暇都期待奔赴一段恬静宜人的田园时光，这同样也是人类崇尚自然、亲近大地的天性使然。对于童年生命的健康发展，乔传藻有着自觉的人文关怀——他以太阳鸟为例，善意地向读者传递着大地(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

乔传藻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散文《醉麂》就充分体现出儿童散文的稚趣与灵动，诗意地表现出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美好愿景。作家以俏皮趣味的散文笔调，写活了憨态可掬、宛如孩子般天真活泼的小黄麂。小家伙误打误撞进入了卡色村，一时贪嘴偷喝了美酒，终因醺醺醉意呼呼大睡起来。醒来后，小黄麂发现自己被一群笑意盈盈、可爱善良的小学生包围，人和麂子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林人的小屋》是一篇关于守候的儿童散文。森林深处，忠诚的猎狗和守林老人相依相伴，齐心守护着莽莽森林。可惜人与狗、人与森林共同相守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充满贪欲的人来到这片森林，垒起红色的砖房，篡夺守林老人的工作。先前的小木屋不见了，守林老人也已离去，剩下黑狗孤零零地继续守护着森林，等待着老人的归来。“坚守”，是这篇儿童散文的主题。作家安放在《守林人的小屋》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当下社会人们的生存情绪的切实把握，是对人们空荡的精神世界的观照与反思。当我们理解了黑狗对老人的坚守和森林对老人的等待，也就懂得了乔传藻文字中散发的善意警示：守住自然与大地吧，那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原乡！同《守林人的小屋》一样，《一朵云》既是乔传藻笔下的一篇儿童散文，也是其一部儿童散文集的集名。作家将这篇散文放在集子的最后，是因为那是他生命成长和文学创作的出发地，是他永远的精神原乡。现实生活中，“一朵云”是滇东北地区一个紧挨在藤条河边的村庄的名字，是作家出生的地方。时光拂去，故乡甜水水的苞谷秆和父老乡亲待人的情意，一直散发着光亮和诗意，因此，作家的记忆总能搜寻到与这个村子相似的空间和文化讯息。但“一朵云”又有着超越一般地名意义上的内涵，在作家心目中它是自己心灵得以栖居的精神家园，所以他才会动情地写道：“遥远的边地有一个村庄，名字叫‘一朵云’，但愿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它！”[6]在《一朵云》中，乔传藻书写童年生命的成长离不开大地与故乡时是温情脉脉的，这与他在一系列森林和动物儿童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冷峻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他心中有关大地是人类永远的原乡的深刻思考。

七彩云南是博大而浑厚的，它瑰丽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源源不断地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丰厚的素材及营养。在这片大地上诞生的儿童散文，朴实真诚、诗意灵动，富有浓郁的大地精神。云南儿童散文是浑厚深邃、丰饶多元的大地上绽放的童真之花，记录着儿童文学作家们深厚诚挚的生活经历和明媚的童心与真情，传递着他们对儿童深沉的爱，对童年生命的尊重和对童年成长的关怀。岁月留痕，童心守望，祝愿如泥土般芬芳，似鲜花般娇艳的云南儿童散文，同足下的七彩大地一样，生机勃勃，永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