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东

（中央民族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081）

岭南，指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五岭，为分布于南岭山脉上的5 座山岭，即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骑田岭和大庾岭。南岭山脉横亘于江西、两广及湖南之间，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古人习惯上把南岭以南的广大地区称为岭南，或称岭表、岭外地区。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把秦朝建立的南海、桂林和象郡称为“岭南三郡”［1］464，明确了岭南的范围，即包括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区，宋代以前也涉及越南北部地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在人类利用自然条件能力相对低下的远古时期，地理环境对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造成了严重阻碍，延绵1400 多公里的南岭山脉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然而，这并不能阻挡两地之间的交流，岭南这个富饶美丽的地方，从远古时期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

一、商朝的贡纳制度

商代时期，中央王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也随之向四周扩展。《淮南子·泰族训》谓“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2］361，东海即东部滨海地区，流沙泛指甘肃、内蒙等地的西北沙漠地带，交趾为岭南地区，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辽宁部分地区［3］21。抛去其中的夸耀和想象成分，商朝的疆域范围也已经包含了广大的区域。

除了中心的王畿和统属的“四土”外，商王朝的周边还分布着众多的方国①。在治理方式上，商朝主要通过贡纳制度来实现对周边众多方国的控制。《诗经》载成汤建国后各方国来献享的情景，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玄笺：“享，献也。世见曰王……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孔颖达疏：“世见曰来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谓其国父死子继及嗣王即位乃来朝，是之谓‘世见’也”［4］627。由此可知，商王朝凭借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让周边的方国臣服，使其“莫敢不来”。这说明，方国向商王朝纳贡已经成为王朝国家的一种常规体制，因此才会出现“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4］623的盛况。《荀子·解蔽》说汤用伊尹灭夏“受九有”而“远方莫不致其珍”［5］215，晋人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说，诸侯叛桀附汤，“同日职贡者五百国”［6］64。除文献记载外，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也证实了商代贡纳制度的存在②。

对商代贡纳方国方位及名称、贡纳方物记载较为详细的是《逸周书》，在其《王会解》一文中，详细记载了商汤命令伊尹制定四方令的过程以及东南西北方位各方国名称及贡献物品的种类。书中载：“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献令。”［7］11b～12a这段材料表明，只要周边国家向商王朝进贡方物，就表示臣服，并得到“侯”，即方国的待遇，所谓“自古之政（注：余谓众诸侯贡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南人至众，皆北向”。商王朝并不贪图地方贡物，而更注重其政治象征意义，因此才根据各地出产情形，规定四方进贡方物的种类，其中“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7］12a。这则材料前半段为方国名称，孔晁注：“六者，南蛮之别名。”［7］12a可见，这六个方国的名称同时也是部族名。显然，正南方位这六个向中央王朝进贡方物的方国属于中国早期国家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正南方国范围大多在岭南地区

这些处于正南方向的方国，其地理位置及活动大致范围在何处呢？对此，《逸周书》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和线索。通过对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证实这些正南方国的活动地域大多在古岭南地区。

（一）瓯邓

目前，在利用《王会解》这则材料时，许多学者都将瓯邓分开，解成“瓯、邓”③，如此就与孔晁所注“六者，南蛮之别名”相左，因后边都是两字成组，如将瓯邓分开，则成了“七蛮”了。然而，如果将瓯邓联成一组，作为单独的方国或部族名称，除了《逸周书》外，后世史籍又多无载，而多以单独的“邓”“瓯”见诸文字，以至许多学者得出“瓯邓，地望无考”的结论④。事实并非如此，这实际反映了商代时期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发展过程，湖北襄樊以北的邓国人向南迁徙后与广西的瓯人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瓯邓部族。这个过程应该不会经历很长的时间，而且瓯邓之后又被“西瓯”等名称所取代，才会造成史籍对“瓯邓”记载缺失的假象。因此，瓯邓和岭南瓯人的地望基本是重合的。

邓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老方国，其肇始于原始社会后期，历经夏、商、西周，直至春秋早期为楚所灭，前后达十数世纪。古邓国地望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北10 余里的古邓城，其境土大致包括南阳盆地南部原襄阳县（现襄州区）境的汉水以北和新野、邓县以南地带［8］89-96。大约在商代时期，邓人中的一支从豫西往南迁徙，到达南岭一带，与当地的瓯人结合成为瓯邓。

瓯即西瓯。瓯之义，近人刘师培以为：“瓯从区声。区，为踦区藏匿之所。从区之字，均有曲义，故凡山林险阻之地，均谓之瓯。南方多山，且古多林木，故古人均谓之瓯，因名其人为瓯人。”［9］7西瓯之名，始见于汉代史籍。刘安《淮南子·人间训》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2］322“西呕”即“西瓯”，之所以称西瓯，颜师古注：“言西者，以别东瓯也。”［10］3848此后，西瓯之名见诸史籍逐渐增多。《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10］2969。《汉书·南粤传》曰：“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11］3851可见，瓯人作为越人的一支曾活跃于古岭南地区。

关于西瓯地望，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贵州（今广西贵港市），“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12］3b。唐杜佑《通典·州郡十四》亦曰：“贵州，古西瓯、骆越之地。”［13］98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贵州郁平县条引《舆地志》云：“故西瓯、骆越之地，秦虽立郡，仍有瓯骆之名。”［14］11a可见，西瓯活动的主要中心大体相当于秦桂林郡，汉郁林郡及苍梧郡一带。

今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西瓯活动的中心主要在古岭南地区。蒙文通先生认为，“汉之郁林、苍梧、合浦三郡宜皆故西瓯之地也”［15］85。张一民分析，“西瓯的活动地域应是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东。大体包括汉代郁林郡和苍梧郡，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16］135。蒋廷瑜指出，“西瓯活动的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即浔江流域）一带”［17］219。这些看法虽有微小差异，但对西瓯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一带的看法则是一致的，即大体相当于秦桂林郡，汉代郁林郡、苍梧郡一带。

（二）桂国

桂国之名来源于其地多产桂树，秦时置有桂林郡。《山海经·南山经》曰：“南山经之首曰昔隹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18］1可见，濒临西海，丽麂水源头的招摇山上多产有桂树。招摇山的位置，为今广西兴安县的猫儿山。猫儿山海拔2141 米，是广西乃至华南地区第一高峰，满足了作为昔隹山系首山的条件，同时山上及其附近一带也以产桂著称，也是漓江（即丽麂水）的发源地［19］44-58。《吕氏春秋》曾慨叹：“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20］6b

《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桂林八树，在番禺东。”郭璞注：“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18］318按番禺之东似与秦时桂林郡不相干，因桂林郡之位置多在其西也，实则不然，这与宋以前古人标注地图方位有关。据考古发现和专家考证共识，宋代以前的古代地图有时以南为正方位，而不是现今通用的以北为正方位［21］134。因此，此材料之“番禺之东”当理解为“番禺之西”，与秦时所置之桂林郡方向相符。

此外，宋人罗泌《路史》曰：“桂国见《四方令》经云：‘八桂在贲禺东’，盖桂阳也。”［22］26a可见，得名于桂树的桂国范围达到了湘南一带。张声震认为，桂国之地位于桂北，北到湘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带，东接苍梧部［23］120。如今，在这些地方及其周边仍留有浓厚的“桂”文化气息：湖南郴州北有桂门岭，桂阳县西有桂枝岭，临武县北有桂岭；广东乐昌县北、兴县西、曲江县西均留有桂山，连州西北留有圭山；广西地方历史上设有桂林郡、桂平郡、桂林县、临桂县、桂林府等行政区划，广西也称桂、八桂，贺州东北留有桂岭墟，漓江西段称桂江，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作为桂国分布范围的参考及佐证。

（三）损子

其名称来自于当地古时有杀首子而食的习俗，因称损子。《墨子·鲁问》载：“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24］402同书《墨子·节葬下》载：“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24］134按楚之南，当指湖南南部以及广西、广东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礼记》称‘南方曰蛮’。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今乌浒人是也。”［25］2834交趾为古时中原对南方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称呼。可见，在古时岭南，甚至岭南之西地方曾有食首子习俗的方国存在，名曰损子国。

东汉以后，这部分人又被称为“乌浒人”。《异物志》称：“乌蛮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统司之北，即乌浒蛮也，古有损子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其国有乌蛮滩，汉建武中，国废。”［26］5b关于乌浒之位置，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27］9a。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曰：“乌浒山在南宁府横州东南六十里，昔有乌浒蛮所居之地……”［28］2a即粤西与桂东南部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左江流域和贵港、横县、玉林、桂平、来宾、邕宁一带。又《后汉书·南蛮传》载：“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游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25］2839《通典》载：“乌浒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朗宁郡管。”［13］1005唐置朗宁郡辖县有宣化、朗宁、思龙、如和、武缘、封陵、晋兴等，其境约相当于今广西南宁市的邕宁、武鸣、隆安和崇左市的大新、扶绥以及防城港市的上思等县（区）。

以上记载表明，商代时期损子的主要居地在今广西横县、贵县、容县、玉林等地，活动的主要范围在古岭南地区。

（四）产里

其国先设都于广西后迁至云南。徐松石著《泰族僮族粤族考》说：“产里国，初都临尘，即今广西邕宁县西。后徙都于今云南车里。”［29］155产里的国都经历了从广西壮族地区迁至云南傣族地区的一个过程。临尘，其地为秦时所置象郡之治所，大概相当于今广西崇左宁明、扶绥、大新等地；车里，即今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壮族和傣族历史上同根同源，如今傣族的神话、民间故事里仍有其祖先西迁至云南的传说，可资佐证。

宋罗泌《路史》卷26《国名纪三》载：“损子、百濮、九菌、产里，并四方令。产里，一云语儿，也或作陆童，误。”［22］26b罗泌认为把“产里”认作“陆童”是错误的，但并未进一步说明产里名称的来源及具体范围。明万历《云南通志》最早将“产里”释为“车里”，其后天启《滇志》亦沿其说，曰：“产里即今车里，周公作指南车以导之归者是也。”［30］63此后，《滇略》《明史》以及清代方志、舆地史籍皆从此说，成为定论。

谢肇淛《滇略》卷3 载：“汤《四方献令》曰：西南产里（即今车里）、百濮，以象齿、短狗为献。”［31］1b《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载：“车里，即古产里，为倭泥、貂党诸蛮杂居之地，古不通中国。”［32］8157清冯甦《滇考》亦云：“一曰车里在八百东，即古产里，汤时以短狗象齿为献。周公赐指南车归，故名曰车里。”［33］66a这些记载都说车里之名来源于周公赐车，此说当不可信，但“车里”为“产里”，因其名来源于古傣语音译，“产”与“车”一音之转，用汉字记录时就极有可能讹写，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可见，古产里国之中心范围当在明代车里宣慰司之辖境。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24《普洱府》载：“车里宣慰司，即古产里。商初以象齿、矩狗献。至周复入贡。周公作指南车导之归，故名车里。”［34］9a《清史稿》卷117《职官志四·藩部土司各官·土司各官条》记云南宣慰使司时曰：“普洱府属车里，古商产里，顺治十八年刀穆祷袭。”［35］3414这两条材料更是明确指出，车里宣慰司为商代时期的古产里地。此外，《大理府志》亦有“产里为汤亳之贡国”［36］36之载，看来产里属云南，为古云南人之共识。所以，产里为含普洱府在内的明代车里宣慰司之地，是没有问题的。据《大清一统志》，普洱府“在云南省治西南一千二百三十里，东西距六百八十里，南北距一千二百四十里。”［37］1a由此观之，古车里方国之地域中心范围相当于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境。

（五）百濮

百濮是我国古代分布于南方的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曾活动于江汉地区，商周时期往西南地区迁徙。“百濮”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楚大饥……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38］3a-3b杜预释例曰：“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39］30a可见，百濮之称呼来源于其无统一组织，聚落众多而分散之特征。清代倪蜕著《滇云历年传》认为：“百濮者，犹夫百粤也。言其多，非一迹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谓之‘百’。今百粤即合浙、闽、两广而并称之，而濮亦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复同之耳。”［40］7后世史籍多以“濮人”称之。

武王伐纣时，濮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尚书·周书·牧誓》（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孔安国传：“濮在江汉之南”［41］336。由此可知，百濮曾活跃于江汉及其以南地区。《史记·楚世家》载：“濮在楚西南。”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又杜预释例曰：“建宁郡南有濮夷。”［39］30a建宁郡故城在今湖北石首县。因此，这个时期的百濮从方位看，位于楚西南、建宁郡南和汉之南，即汉江平原以南的鄂西清江流域和湘西澧水、沅水中下游［42］71。

舒向今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商周时期“濮”的活动范围北界已接近江汉地区，或已进人了江汉地区。他指出，“濮”的基本地区或曰中心地带，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面可能已到达长沙和长沙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濮”在“楚”的压力下逐步向西南转移，活动范围逐步缩小［43］75-81。

濮人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呈扇形散开，不断进入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如巴蜀地区，濮人进入了巴国境内。扬雄《蜀都赋》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44］1；左思《蜀都赋》载，“左绵巴中，百濮所充”［44］8。如云南、广西等地区，《逸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蛮，盖濮人也。诸蛮地与哀牢相接。”晋人孔晁注曰：“卜人，西南之蛮，丹砂所出。”宋人王应麟补注：“卜即濮也，沙今作砂。”按哀牢之地，汉置有永昌郡。《华阳国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45］458此后，进入西南地区的濮人便与当地原住民及其他迁入民族不断融合，重新分化和形成了许多新的民族。

（六）九菌

其名称来自于其地出菌蕈特产。《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18］521《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小人，名曰菌人。”［18］441朱右曾曰：“九菌，盖即九真。汉为郡，今安南国清化新平二府地。”［46］123九真郡为两汉郡名，汉武帝时期初设，秦时其地属象郡。公元前111 年，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宰相吕嘉之乱后废除了南越国，在其地设置了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九真郡设在南越王赵佗以兵威、财物获取的“西瓯、骆”地。九真郡，治胥浦（今越南清化西北），辖境相当今越南清化全省及义静省东部地区。九真郡西汉时辖胥浦、居风、都庞、余发、咸驩、无切、无编七县［11］1630，东汉时辖五县，改无切为无功［25］3532。

由上可知，商时之九菌主要活动范围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这里也曾是百越的分布地。

三、考古发现证实岭南与中原关系密切

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时期的岭南也没有隔绝于中国文明之外，它不是一座孤岛。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南中国占大半个中国，而岭南考古又同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向南连着南海诸岛，还可扩大到印度支那半岛，是真正的南方”［47］1。他进一步指出：“岭南有自己的夏商周，是秦统一的基础。南越不是后来产生的，秦汉设郡以前是古国和方国。东江、西江都有古城的大遗址。春秋战国看到的国家都很早，包括秦汉设郡的地方。”［47］5大多数学者认为，岭南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与中原地区，特别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文化方面的接触，商朝的疆域已扩展至南岭北部地区，其“形成发展时间与楚人进逼岭南大体一致”［48］424。卜工指出：“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血脉相连，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在岭南继续延伸是客观的历史事实。”［49］328

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商代时期的岭南地区已经受到中原文化较深的影响，并且双方之间有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往来。如1990 年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6 号墓出土了一件商代牙璋，表明商朝已与南海之越人有联系；广西武鸣元龙坡遗址出土有商末兽面青铜卣、广东饶平出土了商末铜戈，表明先进的中原青铜文化至少在商末就影响到了岭南地区；岭南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夔纹和雷纹，可能是仿制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的结果［50］107-109。此外，在中原地区的商周考古中也发现了来自岭南地区的物产，如郑州、安阳等地发掘出土了鲟鱼鳞片、鲸鱼骨、占卜用的大龟甲等［51］55。其中，大量的龟骨产自南海，为南方各国进贡而来，如“又来自南致龟”（《甲骨文合集》7076）；来自南方的“我”和“雀”每次进贡的龟甲都不在少数，“……卜，永贞，我致龟……其八百”（《甲骨文合集》9078）、“雀入龟五百”（《甲骨文合集》977 反）。蒋祖缘认为，这些龟甲、海贝、海蚌、鲸鱼骨等物品，应是作为贡品或交换品传到中原的［52］53。

由上可知，商代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通过互相影响和融合，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四、余 论

以上文献梳理和考古发现表明，岭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政权发生了联系，那种认为直至秦朝岭南地区才属于中国的观点值得重新反思。如果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从秦朝才正式起算，无疑就否定了岭南从先秦起始终是我国历史疆域的事实，也抹杀了百越民族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发南海和管理南海的历史功绩，难免授人以柄，被他人所利用，在某些时候陷入尴尬和被动。

实际上，从传说时代起，岭南就已经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和文化版图。《尚书·尧典》载，尧曾经“申命羲叔，宅南交”［53］119。宋蔡沈注：“南交，南方交趾之地。”［54］3《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帝教化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10］12；舜时禹定九州，“南抚交阯。”［10］43《大戴礼记·少间篇》亦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55］152《淮南子》则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2］127-128这些文献记载表明，传说的炎黄以及尧舜时期，其地已“南至交趾”，对当地采取了“抚”的治理方式，说明这一时期中原政治文化已影响到岭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发生了联系。

值得指出的是，舜帝通过南下巡狩的方式，既宣扬了王者的权威，同时也宣示了岭南地区是王土的一部分。《尚书》卷3《舜典》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汉孔安国注：“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孔颖达疏：“升道，谓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国，欲通以巡狩为名。”［53］132这说明，舜在晚年时曾南下巡狩，到达岭南苍梧之地，且崩于苍梧之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阅读了大量史书后，“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10］3293，通过实地考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给出了令人信服而准确的回答，在其不朽的著作《史记》中称：“（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0］441973 年长沙马王堆3 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该《地形图》在靠东部偏南的地方绘有九疑山，在山南画有一排九个圆形柱状物，九柱旁注“帝舜”二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图的测绘时间早于《史记》的成书年代⑤。考古工作者根据该图有关舜帝陵庙方位的指引，在湖南宁远县九疑山玉琯岩发现了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56］161。这个古舜帝庙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始建年代最早的五帝陵庙，也是我国唯一有文献可考的舜帝庙［57］。陵庙的遗址位置与马王堆《地形图》中所标的舜庙位置基本一致。舜帝南巡与苍梧古国的对话和交流，表明中原政权对岭南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岭南与中原政权之间有了松散的臣属关系。

商代时期，岭南处于中央朝廷五服制度的要服范围。五服制度不仅用于划分行政区划，同时也确立文化秩序，反映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族或各方国的亲疏关系。《国语集解·周语上》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58］6-7这说明，岭南相对中央王朝而言是“蛮夷”，属于要服，表明当地已进入中央朝廷的行政区划，且“要服者贡”，需要贡纳方物以表臣服。

岭南众多方国向中原政权进贡珠玑、玳瑁等高级享用品，说明拥有较高文明的岭南地区已经纳入中原政权的管理范围，成为中华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此后，双方的交流和互动更为频繁，1978年参加庐山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的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中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文化曾给南方以强烈影响；同时，南方古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被中原文化所吸收。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融合，共同缔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共同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59］57-58

总而言之，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证实了商代时期岭南与中原地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已相当密切，两地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自先秦起岭南就已属于我国的历史疆域范围。

注释：

①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理论由苏秉琦先生提出，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震中等先生不断建构和完善。一般来说，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独立政治实体，而方国是比古国更高级、成熟的一种国家形态。中国在距今约4000 年前已进入方国时代，一般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王国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在竞争中取得正统地位的方国就成为中央王朝/王国，并通过联合或武力征服使其他方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可见，方国时期的国家形式与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度的中央王朝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方国作为中国早期的一种国家模式，这个阶段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②相关论述可参考王贵民：《甲骨文所记商朝贡纳及所显示的相关制度》；王宇信、宋镇豪：《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415-424 页；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2004 年4 期，等等。

③如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6 页；周宝宏：《〈逸周书〉考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200 页；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333 页；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1 卷《先秦：南北朝隋唐五代》，晨光出版社，2007 年，第36 页，等等。

④如马大正认为其“居地无考”，见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20 页。

⑤关于《地形图》的测绘时间，学界尚有争论。周世荣、龙福廷撰《从“龙川长印”的出土再谈汉初长沙国的南界》（载《考古》1997 年第9 期）一文认为在公元前196 年—公元前168 年之间；曹学群撰《论马王堆古地图的绘制年代》（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年，第175-182 页）一文认为在公元前221 年—公元前181 年之间；吴乘园.《马王堆帛地图考》（载《地图》，1990 年第1 期）一文认为当在公元前221 年—公元前214 年之间。这几种说法，均早于《史记》成书的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